取而代之的是项英两次当选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任弼时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这时，蒋介石暂时还来不及对中央苏区发动新的“围剿”，使中央苏区有了一段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这样，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件日臻成熟了。于是，择定了11月７日作为大庆之日。
1931年11月7日，正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的那一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场设在瑞金叶平松山岗子。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是：项英、周以粟、曾山、朱德、张鼎丞、陈正人、邓发。项英是会议的主角，主持了开幕式。
全苏“一大”同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改瑞金为“瑞都”。这样，瑞金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11月19日，全苏“一大”选出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毛泽东当选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接着又选举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依然是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毛泽东身兼两职，从此“毛主席”之称一直未改。但实际上这次会议毛泽东被剥夺了实际的权力，两个主席只是徒有虚名罢了。毛泽东大权旁落了。在苏区中央局，给毛泽东保留了个委员的位置，在中央军委，也只给毛泽东一个委员的位置。这样，毛泽东这个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在当时枪指挥党的历史条件下是寸步难行的。
毛泽东只好带着妻子贺子珍，来到叶坪，过着并不轻松的优闲生活。对毛泽东而言，只能忍气吞声，他记住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1931年1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权力结构，因为周恩来的到达瑞金而发生了变动。周恩来是继项英和任弼时“三人团”之后，第三批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物。
33岁的周恩来的到来，理所当然成为中共中央苏区最高首长，也使项英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自然消失。
毛泽东这时真的病了。他在东华山一座古庙休养，每日教警卫员学文化，吹一吹筒箫，以排解心中的烦闷。无公可办，就这样消磨岁月。
毛泽东在这儿住了50多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的。
３月上旬的一天，突然发生的事情结束了毛泽东在东华山的休养生活。
由于战斗失利，周恩来让项英请毛泽东下山。毛泽东化悲为喜，病也不治自愈，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
1932年1月9日，以秦邦宪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要求：“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杭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的首先胜利。”
博古一心要打下一座大中城市作首都，作为中共中央总部的所在地，最后决定打赣州。而毛泽东坚决反对，并说：“一打准输”。
红军攻打赣州，历时33天。城未攻下，反遭很大伤亡，最后不得不撤离。攻打赣州，以失败而告终。
毛泽东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王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发展根据地，扩大建立苏区。但这个意见，未被多数人所接受。毛泽东再一次陷于少数，陷于孤立。
中共“江口会议”在《训令》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毛泽东两次成了“右倾机会主义”。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训令，重编了红一、红三、红五军团：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红五军团总指挥李振同。
并且决定以赣江为分界线，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夹江而陈，向北发展。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与朱德总司令一起随中路军行动。
1932年8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签署了一个通令，恢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10月，江西宁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一开始就发生激烈的交锋，前方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为代表，后方以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为代表。自然，对于毛泽东的态度，后方领导十分不满。会议批评了毛泽东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并认为毛不适合掌握军权。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经过几天激烈争吵的“宁都会议”，最终在后方首脑的大胜中降下帷幕，毛泽东被痛苦地剥夺了军权。撤销毛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两次受到沉重打击，被解除职务的毛不得已，提出要回后方“养病”。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临时寓所，毛泽东在此停留２天即福建汀州。在福音医院，妻子贺子珍分娩，生一儿子，叫毛岸红，小名毛毛。
院长傅连璋这时成了毛泽东的朋友，傅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
1933年初，博古、张闻天、陈云由上海来到瑞金。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随着他进入苏区，中共临时中央也就迁入瑞金。
博古等人一来就立即要求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掀起一股反毛运动。首先，开展对“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
斗争的起因，是因罗明在写给博古的一份报告中，称毛泽东是最好的领袖，而且与斯大林相提并论。这使博古火冒三丈。于是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罗明被撤职。
紧接着,博古又放了第二把“火”,批江西的罗明路线邓、毛、谢、古。
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结果四人都被撤销了领导职务。
博古的下一步就是架空毛泽东。中央苏区党、政、军三权，党权已在博古手中，军权由周恩来掌握，但政权仍在毛泽东手中。但毛泽东只是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
1933年2月10日，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毛泽东只能服从。
所谓的“查田运动”，是认为中央苏区农村有些地方划错了阶级，导致土地分配不合理。于是，要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运动，亦即“查田运动”。
毛泽东在王明路线的排斥下，身处逆境，但他还是决定按自己的思路，先搞调查研究、试点，尽最大的努力把苏区的查田运动做好。
他选择了苏区中央驻地瑞金县叶坪村。之后，毛泽东又把查田运动扩展到广大区域，亲自主持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
1933年2月，蒋介石集几十万大军合围，拉开了第四次“围剿”的序幕，总指挥为陈诚。
1933年9月，瑞金来了一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一次会议上，大家都很热情地与这位德国顾问握手。在介绍到毛泽东时，毛右手中指和食指夹着香烟，沉着淡漠地坐在那里，等博古介绍完毕，略停了一两秒，才把烟卷从右手换在左手上，从容站起身，略一点头，去握李德已经伸出的手，口里说：“幸会！幸会！”，使李德感到毛泽东态度很冷漠。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这样写道：
过了几天，在我住处召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洛甫、毛泽东、项英、刘伯承和另外二三个同志，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来，其中有青年团书记。三个有名的委员没有出席，朱德和周恩来在前线，王稼祥在1932年被弹片打成重伤，住在野战医院……
博古把我介绍给大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40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重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是很普遍的。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又说：“谁不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疱岁更刀，割也；族疱月更刀，折也。今臣之九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历来很著名的红军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的一部分也是毛泽东从历史中，也就是从19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他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的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毛泽东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看到，他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沉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有时开玩笑说，他的影响是利用了“民众的激情”，其实倒不如说是基于长期共同进行武装斗争的传统。由于这种传统毛泽东同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
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损害。1931年中央局的建立，1932年在宁都召开的扩大会议以及最后1933年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迁至瑞金，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报警信号。他的影响明显地减弱了……
1933年10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在德国顾问赛克特的协助下，制定了对红军第五次“围剿”计划。共出动兵力100万人。其中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50万人，分为３路：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30多个师，是围剿军的主力；西海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９个师、３个旅；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１个旅。
根据赛克特的建议，采取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新战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步压缩革命根据地，然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消灭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首先在黎川打响了。
1934年1月20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到会代表693名，候补代表83名。毛泽东主持了大会。
大会选举175名中央执行委员、36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李维汉、周月林等17人组成中央政府主席团。
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副主席为项英、张国焘。
朱德继续当选为中央革命军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
大会进行期间，获悉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消息，主席团决定将原定会期缩短５天。
此时蒋介石以东路军、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相配合，形成对中央苏区的合围态势。国民党在中央苏区构筑碉堡2900多个，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和红军打运动战，迫使红军打阵地战，这样，就避开了红军的和他们自己的的短处。采取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步步前进，蚕食苏区。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自由主宰战场，不冒风险。因此，各部军心大为稳定，俱能从容应战。
红军根据李德的指示，采取以碉堡对碉堡，损失惨重。到了10月，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日益陷于被动。结果“国土”还是丢了。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走“长征”这条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