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及
一
用"大国外交"一词来概括最近10年或者冷战结束以来的大陆外交政策是有很大争议的，这一点从作者在2000年至2001年间对若干大陆学者的访谈研究中可以得到证实。当时大约有至少1/3的学者反对或者至少对此一词汇有很大的保留。然而作者仍旧以此作为科研主题，理由是这种争论正好敏锐地反映着大陆外交思维的变化，从而影响着它的对外战略调整。
这种变化既缘于内部的因素，套用肯尼思·沃尔兹（K.Waltz ）的话说是"单位层次"（unit level）的因素；也有来自外部的因素，也就是"体系层次"（systematic lev2el）的因素。而对变化原因的推断，又巧妙地反映着论者所青睐的理论假设或者价值判断，无论该假设是西方理论指针里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 ）、"后学"（"post"schools ）观点，①[此处字母大写的"批评理论"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传统下，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代表性人物包括考克斯（R.Cox）、林克雷特（A.Linklater ）、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等人。自由主义则仅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制度主义。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德国哲学家康德（I Kant）、美国前总统威尔逊（W.Wilson ）。但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却接受崇尚科学主义、实证主义（posi2tivism）方法的现实主义方法，而且正是依托这种方法上的"科学化"，试图保留康德、威尔逊的精神。]还是更具中国特色的、较为实用或者较为理想的观点。出于这些不同的假设，对所提的战略建议也有相应的区别。
至于大陆外交思维近年来的实际发展，甚至说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整体面貌，虽然并非与科研论点亦步亦趋，有些时候是现实较为滞后，理论科研走在前面，专家"认识社群"（epistemic community ）作用显著；有些时候则是现实走在前面，政治家洞察形势，先指出"无论如何也是一极"，科研再跟进探讨，丰富拓展。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前进，不仅本身引人入胜，对现实的意义也非常可观。再加上特别是最近15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量地被介绍到大陆学界，引起的学习和论争也是前述辩证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一环。
了解这整个发展过程固然不容易，但却不只具有"国关"研究②[在东西方，"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政治"（in2ternational politics）、"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全球政治"（global poli2tics ）、"国际政治经济"（IPE ）和"世界政治经济"（WPE ）等词分别具有不同的理论意义，代表着人们对研究对象侧重点的差别。本文为便于表述，通用"国际关系"（IR）一词，但不表示忽略非国家主体的作用。]的价值。大陆的情况还是未来国关研究朝向理论/实践、普遍/特殊、结构/历史、客观/主观、结构/行动者（agent ）、价值规范（normative ）/经验实证（empirical，positivist）等最根本的难题进军的契机所在，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推进，与未来中西理论界的对话具有战略性意义。更进一步看，过去近两百年来，国际政治格局和它的论述（discourse）基本上被西方所主导，使得所有非西方的社会和行动者面临被世界资本主义和其政治结构单维度化（one -dimensionalize）③[借用批评理论学者马库斯（H.Marcuse ）的术语。]的困境，跟进补课可能丧失主体性并继而丧权让利——软弱挨打，激进反对又可能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关门主义——落后挨打。这是一个触及文明自我了解、相互沟通的最艰难深刻的问题。
作者研究这个外延极大的问题，集中在中国"大国外交"的变化与争论上，但并不企图"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历史之河是辩证进展的，我们只能取一瓢饮，以知其冷暖。自我了解之余，并与同行交换心得。如果能激发新的批评与想像，应该算是对整个进程有了自己的贡献。由于得到两岸许多学者的协助与指教，作者的研究成果——《建构中国：不确定世界中的大国定位与大国外交》得以在2003年12月由台北扬智出版社出版。谨扼要摘述心得，与本刊读者分享并请指教。
二
大陆正式文件中虽然有"大国"的自我称谓，却没有"大国外交"一词。学界直接援用"大国外交"的例子有限，但关于"大国战略"、"大国关系"的文章很多。在台湾同行，关于大陆"大国外交"的专论大约出现在1998年以后，到2000年底达到高峰。这大概与当时大陆领导层与西方大国元首密集互访，并开始接连主办数项大型国际高峰会议有关。之后台湾学界似乎出现"共识"，人们以为其内容想当然尔，讨论有减少趋势。这些文献有它们的特点和价值，但也有很多局限，引起作者试图突破创新。
大多数的台湾国关科研文献是政策取向的，这与大陆同行相同。但由于两岸关系限制，政策建议当然常常针锋相对。值得讨论的应该是比较具有理论取向的材料。由于台湾国关科研较早接受西方影响，使用的理论工具多半就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主流理论。当中大多数是应用最广义的现实主义分析。比较深入的"大国外交"研究则是取材沃尔兹发展的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亦称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沃尔兹本人曾在学术会议上公然说出"丹麦无足轻重"（Denmark doesn't matter）的断语，极其鲜明地显示新现实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下，"大国"才是国际体系的主要单位。大国的数量就是"极数"。
严谨的文献谨守格局（结构）制约行动者（单位）的命题，但对大陆近年出现的"参与体系"展现责任的思想趋势值得持续观察，因为沃尔兹本人也同意大国领袖的外交技巧有时能超越结构限制。但其他引用新现实主义的文献多数是相信大国必然角逐物质利益，趋利避害，击弱避强，稳步扩张。往前延伸，则倾向接受吉尔平（R.Gilpin ）的"霸权竞逐战争论"和米尔斯海默（J .Mearsheimer）的"大国政治悲剧论".台湾国关文献很少采用西方自由制度主义或建构主义的观点分析大陆外交，不相信自由制度主义的"体制"（regime）能够改变大国的利益偏好甚至自我认同。这与西方国家特别是其中当政强硬派看待中国的流行思考（stereo type ）相吻合，也贴近台湾现实处境与群众的一般心态。
少数文献则从对主流理论有颠覆性的观点出发，考察中国外交的历史处境，观察中国面对西方建构的"主权论述"的态度和困难，特别是借用诸如奥克森伯格（M.Oksenberg ）与克莱斯纳（S.Krasner）等人所述"主权虚伪"（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反证一种"反思的东方主义"（reflexive orientalism ）①["反思的东方主义"的观念源于美国学者萨伊德（E.Said ）提出的"东方主义".萨伊德原本意在指出西方对"东方"的看法是出于自己早就预设的扭曲想像，其实"东方"的面貌不是如同西方文学与媒体所描写的那样，包括神秘、落后等等。"反思的东方主义"则指出，在今日西方文化霸权的扩张下，被扭曲的"东方"竟然自己出现一种自我取消，却复制西方提供的观念、印象以表达主体性的心理现象。例如"主权论述"原本是西方伪善的建构，强行加诸被殖民国家。但久而久之，被殖民者却接受并捍卫此种西方论述，难以超越。此时西方强权却开始声称"主权过时"，使东方、南方国家又陷入一个新困境。]的状况，并试图发动行动者的能动性，突破主流论述之封锁。这种文献很少，长期影响有待观察。
简言之，台湾的国际关系研究看待中国大国外交时，多半能够较为成熟自然地操作西方主流理论，指出其中属于现实主义的同质部分。但要发挥批评理论的"沟通典范"②[此处援引林克雷特称许的哈贝马斯（J .Habermas）的沟通理性观点。]或者诠释学派（hermeneutics）"拟情理解"（sympathetic interpretation）的精神，则虽有文化同源的优势，却未能尽善之。这算是一个结构性的悲剧吧。
三
一位大陆学者曾对作者说，大国有客观指针，你大则装小人家不信，你穷充阔也是无用。但这种客观指针何在，又非常引人争议。有人要看总量，也就是"乘以13亿"，要有负责的作为；有人突出人均，也就是"除以13亿"，警言未来路还长。这一图景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当时中国以"五大国"出席日内瓦会议，尽管那时中国的"综合国力"不如今日，但也参与了大国纵横，1956年中共八大也给予此种实践相当的肯定；当然大陆在亚、非、拉美地区的表现是很谨慎的。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反对大国主义的思路随着中苏关系变化而更为上升。尽管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大三角"的处理深得现实主义之精髓，但美苏两强态度的反复反而使中国坚定"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和独立自主的想法。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大陆综合国力显著上升，无论在国内生产总量、外贸总量、军事改革与现代化、航天科技等都有巨大的进步，对外关系也更为主动，甚至引起西方所谓"中国威胁"的怀疑，但作者的观察是，中国外交的思路基本上是理论上逐渐多元并举，实践上则稳步发展，一方面没有遗忘历史的教训和影响，一方面也体察到外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崛起要求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实践上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逐步参与到各种过去高度保留、深刻警惕的国际组织和公约中。以往严格定义的反干预和"不当头"原则也渐渐变成更能考虑事情的是非曲直，积极参加维和行动（peacekeeping task ），并出面组织国际论坛。但理论上我们又可以看到，大陆各界对待"权力"（power ）极为谨慎，深恐研习西方主流理论之余，掉进"强权政治"的泥坑，甚至宁可译为"实力"或者综合国力。当然，西方官方与学界如何理解中国内部这种复杂发展有很多说法，大陆内部也有参与该快该慢的讨论。如果套用现有西方理论的标尺，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甚至建构主义都能言之成理，并举出未来值得参考的战略方向。
由于作者在学习过程中受到以往所接受的理论观点的限制，对于这些变化基本上还是使用西方现有理论框架去观察大陆大国外交的现象。而类型学（typology）是作者企图尽可能多而广地包容中西各种现有观点与大陆外交实践的研究方法。作者依据德国学者韦伯（M.Weber）的理念类型（ideal type）方法，建构了三种观察大国外交实践和理论推演的类型。理念类型的优点是它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是从现实世界的复杂面貌中抽象出的纯粹类型，具有内在逻辑一致的优点，便于观察和比较事例与论述。而在现实世界中，韦伯也巧妙地提出不同类型的混合和相互转换，从而观察不同案例中混合类型的趋势和比例。①[韦伯（M.Weber）
曾建构政治社会学中正当统治（legitimate domi2nation ）的三个类型：理性（法制）统治、传统统治和克里斯玛（charisma，个人魅力）统治。某一类型的过度成熟发展可能自内部造成类型的转换。]作者建构的大陆大国外交的三个理念类型分别是"体系大国"、"负责大国"和"反大国/挑战大国"。
"体系"乃是援引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的术语。"体系大国"在大陆也叫"一极".此一定位强调国际关系就是主权国家在总体无政府状态的自助（self -help）环境里，立足综合国力，求取安全与壮大竞争力。只有保障并发展这些综合国力以捍卫主权，才能确保中国作为体系里的大国地位和核心利益。
综合国力的崛起加上内政上改革开放、降低意识形态的干扰，强化了冷战后中国体系大国定位下的大国外交思路。体系大国以保卫和发展经济、科技和军事能力为核心目标，特别注重与体系里其他主要行动者的关系，当然主要是大国关系。实际过程可以是寻求妥协或选择冲突。
不管是作为规范性的期待，还是事实发展的描述，"大国责任"已是西方与大陆国际关系理论文献里越来越常见的概念，有的文献称为"常态大国"、"正常大国".负责、常态等观念假设国际环境不同程度地存在某种秩序，此种秩序的维持和进展，对大国而言是可能且值得追求的。追求的方式依照制度化的程度不同，包括大国协调或有强制性的国际体制。大国对上述国际秩序的保障与改进作用大，正常的和负责的大国将认同且促进上述过程，而不会在仅考虑综合国力的得失和"相对利益"（relative gains）下加以破坏。冷战落幕后，日益强大的全球化相互依存趋势与国际议题的多元、专业分化，有助于促进中国"负责大国"定位下的"大国外交"，当然现实过程中也可能提出改革程序的意见，但仍以妥协合作的表现为主。
"反大国/挑战大国"的大国观念也以各种说法散见于中国和西方的相关文献。"反"与"挑战"的对象指国际环境的现状秩序；包括规范面的制度价值，或者指相对客观的体系内权力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 ）状态。在制度与价值方面，可以从反对体系内大国主导国际事务的正当性，到根本反对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与市场秩序本身。在权力分布状态方面，则只能是向体系内权力最大者发起挑战。反大国/挑战大国的大国外交不是小国的外交，因为小国没有真正推动此一趋势的能力。反对大国主义将认为现状秩序对多数国际行动者都属不公不义、本身应当主动发起变革；或者现状秩序从文明价值到物质利害，都与自己有根本不可调和的冲突，或迟或速，决裂难以避免。由于从20世纪初期起，中国参加国际体系与建制的过程并不顺利，反大国/挑战大国的定位有其潜存的历史诱因。加上当前国际体系分化改组，批判性的思潮与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都有进展，这些都是反大国/挑战大国类型发挥作用的契机。
四
至此，读者应可以很轻易地发现三种类型的理论源流。此一源流可以用下面的图表加以扼要概括：
作者要强调，体系大国的大国外交作为一种理念类型，在分析现实时，虽然居于主要地位，但现实并非理论概念的反映。毫无其他理念混合的体系大国观点与政策并不存在于任何国家真实的外交中。摩根索（H.Morgenthau ）要求注意西方主要大国有节制的竞争背后理念性因素的制约效果，这便达到了体系中"负责大国"的最低标准，逐渐放松主权利益与其他价值不可置换的严厉性，设法创造性地参与西方建构的国际秩序。但负责大国作为一种理念类型，也不可能单独指导其外交政策。负责的意识与能力往往还是以体系大国为基础，而且在格局转变的不确定气氛下，大陆对负责大国策略的批判除了来自"体系大国"思维的理由外，更不能忽视下面这种警告：认同现状秩序与其价值将深化中国文明的"认同危机"，而且可能超出中国的能力负担，还会过早引起体系最大国家的觊觎。何况现状秩序的主宰者最终不见得宽容中国的加入。由于可能无法回避与体系中其他强权的结构性冲突，文化的异质性也可能使中国无法被现状秩序与价值真正接纳，再说现状格局"现代性"基本架构如何分化重组也值得观察。留一手，无论在现实较量与思想准备上诚乃顺理成章之事，于是外交宣示里保留许多反大国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
三种类型可以用不同的组合方式表现一些复合类型。限于篇幅，作者只用图表加以介绍，不再详细推论（见表2）：
理念类型是历史与理论互动的产物，自然要受到历史的局限和理论眼光的制约。但人是现实中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由个人组成的国家亦然。所以理念类型无法穷尽现实中无穷的复杂变化。更何况铸造类型的研究者学力有限，对现实的把握必定也是极为不足。
作者不可能取得比其他现有分析中国外交的成果更强的客观立场，所提供的类型建构毋宁被理解为一种更宽阔的解释平台。一方面用以考察国际体系转变下中国外交的能动趋势，另一方面提醒人们各种理论视角的位置和作用，虽然目前体系大国类型显然较具解释力。以往多数的研究从不同的假定出发，使观察者倾向重视中国的某些表现，或者强调某种变因的首要性。
但适用到不同事态案例却又遭遇大量例外，于是要不就是全盘否认采用的理论，要不就只有认为中国言行"非理性"，这本身就是理论不宽容的结果。作者企图超越这种困境的努力虽然成果有限，但希望能引起同行先进的回响重视，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时，能够不重蹈覆辙，才能在新时期开创出新的理论与实践局面。①此处"人地大国"指相对客观的，地大或者人多的国家。当人们看到世界地图时，首先引起注目的就是领土广大的大国，或者再联想到人口众多的大国。但在国际政治的现实运作下，这种大国未必是有影响力的。比如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地大，尼日利亚与印度尼西亚人多，算是"人地大国"，却显然不是政治大国。但是，人口或土地仍然是理论家重视的大国基本指针。两个条件若都不具备，则完全可以排除在大国候选者之外。
来源：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作者为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