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洪华
【内容提要】本文从哲学的视角剖析中国外交思想及其实践，其主要内容是：概述外交哲学的视角及其研究价值，从哲学观、时代观、秩序观、格局观等方面剖析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内容，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相结合等方面论述中国外交哲学的具体表现，以求深刻把握中国外交的脉搏。作者认为，中国的外交哲学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有着直接的关联。在哲学观上，中国外交深受“仁”、“礼”、“中庸”思想等的影响，并以“和而不同”为主要体现；在时代观上，中国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在秩序观上，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开始承认现有国际秩序是消极与积极共存的产物，主张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促进国际秩序的建设，以积极从姿态融入国际体系，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区域秩序优化为基点促进世界秩序的建设与变革；在格局观上，中国强调两极格局已经被打破，多极格局尚未形成，并积极推动世界多极格局的出现。作者认为，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的加深的情势下，中国传统外交哲学有了全球性的适应力。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且战略思想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中国外交哲学随之出现嬗变，一种强调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并重、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相协调的成熟外交哲学正在形成。
【关键词】外交哲学战略思想中国嬗变
“五十而知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55年的韶华，历经艰辛的探索而一步步迎来辉煌，开始以平和、稳健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看待世界，一种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兼具的成熟外交哲学已经成为中国崛起的内在动力。
本文从哲学的视角剖析中国外交思想及其实践，其主要内容是：概述外交哲学的视角及其研究价值，从哲学观、时代观、秩序观、格局观等方面剖析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内容，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相结合等方面论述中国外交哲学的具体表现，以求深刻把握中国外交的脉搏。[1]
外交哲学的视角
大国的外交有两重任务：一是尽量保护自己的利益，二是尽量扩大自己的影响，一国外交的影响力最终同它的现实或潜在的实力成正比。[2]在这些实力基础之中，外交哲学思想无疑是最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软实力，构成一国外交的哲学思想基础和现实判断背景。一般而言，外交哲学指的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对外交决策和外交实践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政治哲学思想或价值观念，而外交思想则更加直接地代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对外意图和该国的总体利益。
外交哲学构成外交的哲学思想基底。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具有长期性政治抱负的大国，其外交政策需要某种哲学，即足够长远、足够宏观的大判断，为长期的外交实践提供了根本性的战略依据。这种从长远来看合理而有利的外交哲学，必须符合国际体系本身相对经久的结构特征和历史脉络，并据此恰当地判断本国在此结构与演化中应有的根本位置。
中国的外交哲学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有着直接的关联。曾经，中国以和为贵的主导外交哲学在国贫民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屡屡碰壁，甚至不能实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使命，中国外交哲学有所嬗变，却未失其传统底色。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的加深的情势下，中国传统外交哲学有了全球性的适应力。当前国际形势的具体表现是，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领域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与状态，相互依赖在经济上的表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一个行为体都难以获得独自发展，要受到诸多行为体和相关因素的制约；在政治上，国内政治国际化、国际政治国内化，超国家权力日益强化；文在化上，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范围更广、领域更多，全球文化景观随即出现端倪。[3]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且战略思想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中国外交哲学随之出现嬗变，一种强调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并重（以韬光养晦为哲学原则、以有所作为为实践原则）、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相协调、更加关注国际形象的成熟外交哲学正在形成。
中国需要有从长远来看合理的和有利的外交哲学，它一方面足以在政治文化意义上构成经久扎根于全民族意识内的对外传统；另一方面能够在基本政策意义上构成整个历史时期内的最佳大战略，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来实现其根本的对外目的；它还必须符合国际体系本身相对经久的结构特征和演化脉络，并且据此断定本国在此结构和演化之中应有的根本位置。[4]
中国外交哲学的基础观念
中国的外交哲学源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受到历史经验、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以下，笔者将从哲学观、时代观、秩序观、格局观等四个方面具体剖析中国外交哲学的基础观念。
在哲学观上，中国外交深受“仁”、“礼”、“中庸”思想等的影响，并以“和而不同”为主要体现。孔子的仁、礼等哲学思想长期作为指导中国处理对外交往的原则，和平、中庸哲学观念也长期影响中国的外交活动。“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孔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不仅是个人修养的至高境界，同时也是对国家及天下秩序的设计，这就是所谓“家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设计。“仁”不仅强调自己的修身养性，还强调其他国家的“自我教化”，认为将本国的意志强加给他国属于不仁之举，因此“学而不拒，不往教之”。仁的观念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战略有着直接的关联，所谓“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礼”视天下为同心圆等级结构，以其辐射程度确定等级关系，形成朝贡体系，所谓“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中庸思想实际上就是“仁”、“礼”思想的体现和延伸，中庸之道被视为中国人的主导观念和行为准则。《中庸》强调，“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非礼不动”等。中国传统哲学以“和”为重心，所谓“协和万邦，以和为贵”，“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而不同”。中国外交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和平”外交，这与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从文化传统上看，中国自古就形成了热爱和平、善邻容恕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以和为贵”，即天下太平、和睦相处最为重要。儒家伦理奉行了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后者还引申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睦邻思想。所谓“和而不同”，即各种文明、各种制度、各种发展道路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这一哲学观念表现在实践上，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以及最近和平崛起战略理念的倡导和付诸实践。其中，“和平崛起”反映了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战略思维，并将规范着政治、外交乃至军事路向。“和平崛起”与“和而不同”构成同一理念的两个方面，崛起源自和平，和平推进崛起，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概言之，中国外交哲学观念以“和”为中心，顺应中国崛起的潮流，进一步强调“收敛锋芒、善与人同”的和为贵思想应视为未来中国外交的哲学思想重心。
在时代观上，中国尤其体现出外交判断的长期性、长远性、独特性。对中国外交而言，揭示国际社会历史发展的走向及其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确立客观的时代观是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学的基本理论课题。中国对时代问题的判断，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建国前夕，毛泽东主席通过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处于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受到苏联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包围，更加强调当时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而且进一步引申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论断，直到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84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6]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指出，“在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7]1987年中共十三大文件开始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到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才更多地使用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1992年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1997年十五大报告重申，“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2002年十六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反映了中国对世界发展本质特征、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内容的认识，揭示了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从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向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重大转变，确定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不仅使中国避免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且确保了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中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并不意味着中国认为这两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是强调这是有待解决的时代难题。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谆谆告诫：“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总体而言，中国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是，当前世界局势发生新的变化不稳定因素增加，世界和平与稳定面临新的威胁与挑战。但是，国际形势总的继续趋向缓和，要和平、求发展仍然是世界各国的强烈愿望和时代要求。
中国的秩序观体现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以及中国从国际社会的局外者到局内者的角色转换。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一直处于东亚相对封闭的区域秩序之中，并长期承担东亚区域秩序塑造者的角色。之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开始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期间，中国的角色几经变换，从身处边缘、被动、消极参与到积极参与、主动建构，中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构成了一幅纵横交织、由淡至浓的画卷。这个过程恰恰伴随着中国走过百年艰辛、开始民族复兴与崛起、走向现代化。同时，国际秩序也处于扩散、完善的过程之中，逐步呈现出世界性、全球性的特征。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进入新的转型时期，各主要大国、国家集团纷纷就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且付诸实践。概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进步、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发展似乎相约而行，这既给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也为之提供了广阔的全球空间。
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始自联合国的筹划，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几经变换，尤以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为中国主动、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设为制高点。中国一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且为之做出过杰出贡献。1974年邓小平在第六次特别联大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自此，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在不断充实、发展、演变并日臻完善。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主张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年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扬。2003年5月28日，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阐述了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五项主张：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就是国际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作用也将愈发受到重视。中国曾经是排斥在国际秩序的决策之外，它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经历了一个从旁观到参与、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期间，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得以逐步深化。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表明，中国承认现有国际秩序是消极与积极共存的产物，主张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促进国际秩序的建设，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国愿意以积极从姿态融入国际体系，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区域秩序优化为基点促进世界秩序的建设与变革；在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过程中，主张着重关注国际制度的创立、修改与完善，从基本规则入手，充分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并积极促动联合国改革，使之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调节与控制机构。[8]中国崛起已经冲击并改变着国际实力格局、利益格局；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文明多样性等也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观念性因素；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全面参与者，而且积极参与并主导区域性国际制度的创立，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呈现良性互动，这些都促进了国际秩序的建设。概言之，中国的崛起必然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而现有国际秩序恰处于转型时期，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几近同步而行，中国有必要也有机遇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力争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塑造者。
在格局观上，中国强调两极格局已经被打破，多极格局尚未形成，并积极推动世界多极格局的出现，体现了中国外交哲学的高瞻远瞩。实际上，多极化本来就是历史的发展趋势，随着欧洲国际体系的扩展，世界大国的候选不再局限于欧洲，而是逐步扩展到其他地区。19、20世纪之交，日本成为欧美之外第一个被承认的大国；二战结束，中国成为欧美之外被承认的第一个大国；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提出五大力量中心说；展望未来，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都可能成为新兴力量中心。所以，多极化不是冷战的产物，而是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总体概括。多极化格局的一个标示，就是多重权力中心的存在，[9]而多重权力中心的存在，源于区域主义的发展。今天蓬勃发展的区域主义就是明日多极世界的曙光。
冷战结束导致两极世界格局的解体，作为惟一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并没有垄断一切，但美国人确实展现了建立单极霸权的野心，力图将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变成单极时代。但更多美国学者理性地看待世界的发展趋势，认为多极格局有着更大的可能性。例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是单极的；目前全球政治已经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走向一个单极体系时期，眼下正经历10年或20年的单极+多极体系，直到21世纪进入一个真正的多极体系；在两极世界，其他国家欢迎美国充当它们的保护人，以抵御另一个超级大国，而在一个单极+多极体系中，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当然构成对其他大国的威胁。[10]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ss）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尽管巨大但并非无限或永久，美国的优势将不会持久，世界多极化越来越明显。[11]
最早指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大国领导人是邓小平。1990年3月，他明确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12]俄罗斯一直强调多极世界体系的意义，强烈抵制单极世界；法国领导人较早认同多极化的思想，并随着法美矛盾的增长而强化多极世界的观点，德国领导人往往都是在与美国矛盾上升时支持多极世界，如施罗德总理指出的，“德国相信文明社会需要一个多极世界”。[13]
中国是支持多极化判断和促进多极化趋势最力者。在中国看来，世界格局处于过渡时期，其特点是一超多强，一超的力量在膨胀，多强的力量也在发展。所谓多极化，应该是一超与其他强国之间的差距缩小而不是扩大的趋势；首先，从数量上看，多强的数目在增加；其次，从国家实力的角度看，有的强国国家实力增强显著，其三，从结构上看，区域一体化的趋势增强，区域整体力量和对外整体声音增强。多极化首先是一种客观现象，同时也是一种主观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他大国、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需求。中国认为，多极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第一，多极化趋势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大国之间建立和发展平等关系，形成一个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第二，多极化是发展中国家地位上升的结果，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第三，有利于世界的繁荣与发展，各国都极其重视维护和拓展经济利益的发展环境，从而促进了和平稳定与经济的繁荣发展；第四，有利于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中国提供了进行现代化建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机遇。鉴于此，多极化成为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构成了中国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国际形势的总判断，是中国制定外交战略的基本依据；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表明中国对多极化的一种价值判断；中国要积极推动多极化趋势，构成中国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对其他战略有着重要的基础性意义”。[14]
中国外交哲学的当代体现
中国外交哲学即体现了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又不乏新时代的嬗变。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外交哲学主要体现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协调等方面。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经过了一个逐渐丰富和走向完整的过程。可以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独立自主”与“和平”这两个词都属于中国外交思想的核心，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外交方面最基本的诉求，它既是基于历史经验，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15]在过去50年里，中国外交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有过几次重大的调整，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根本立场、维护世界和平的目标、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主张等。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出发点。[16]和平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追求，则主要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倡导和实践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它是中国根据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结合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新情况而提出的适用于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包括处理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崭新国际行为准则。毛泽东时代的独立自主外交原则是通过结盟战略来实体现的，在与大国的结盟中首先要坚持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如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坚持维护独立自主权益的必然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外交战略随即进行了调整，进一步确立独立自主外交的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重新评估国际形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目标下，中国领导人大幅度调整了外交政策，不再主张战略联合，提出以“三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为原则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17]1986年3月中国领导人在《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说法。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表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中国追求和平国际环境与内部发展的有机连结。[18]概言之，中国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基础上，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通过同时加强双边磋商和多边合作的方式进一步推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成熟，出现了被西方学者成为“准结盟”战略的新表现形式。
中国外交以双边主义为基本传统，这是中国历史经验的经典总结，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20世纪90年代特定的国际形势分不开。强调多边主义似乎是近年来中国外交的突出特点，与中国外交哲学的嬗变有着本质的关联。当然，中国早有多边主义的外交实践，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战略均属于多边外交的范畴；中国加入并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外交实践亦属于从事多边外交活动。但总体而言，双边外交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主导模式，近年来，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社会，多边外交才逐步引起中国的重视，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强与东亚区域的政治经济联系，加强在东亚的区域制度塑造能力，中国对多边外交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将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相结合视为重要的外交实践模式。
所谓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即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发生联系的方式。罗伯特·基欧汉指出，多边主义是多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内部通过某些制度安排协调各国政策的实践。[19]除了从制度层面界定外，多边主义还表现为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行为方式，以及对国际普遍的行为准则和规制的重视和遵守。[20]还有学者倾向于认为，多边主义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指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理念或指导思想，与单边主义相对立；二指外交政策工具，与多边外交基本同义。[21]一般而言，作为一种着眼于发展国家行为体之间良性互动的制度性或规范性安排，协调与合作是多边主义的基本特征。多边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直接相关，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新特点，它是国际协调和相互依赖加深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的缺失，适应着国际关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22]
对中国而言，在当前的国内外情势下实现顺利崛起，多边主义有着不可或缺的战略意义。且不论仅仅奉行双边主义外交所可能存在的缺陷，仅仅从总体上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而言，实行多边主义外交亦是必需的。多边主义有助于化解各国尤其是相邻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从根本上摆脱彼此间的安全困境，创设广泛的和平稳定的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环境。鉴于此，我们认为，通过多边主义实现世界大国的宿愿是中国的必要战略选择，它有助于我们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行动，更加有效地维护国家战略利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积极态度可以从对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推动上体现出来。当然，在这个进程中，传统双边主义的战略亦进一步体现其价值，例如中日关系应被视为东亚一体化能否成功的前提条件，中美关系亦可视为最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我们认为，多边主义有助于缓解东亚各国间的猜疑和恐惧，增进彼此间的互信程度。东亚众多安全困境形成的一个普遍原因就在于处于安全困境的双方之间缺乏互信。与单边主义不同，多边主义不是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前提下的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盲目追求，而是强调维护行为体之间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维护整体安全利益的责任；与双边主义军事同盟的针对性和排他性不同，多边主义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多边主义有助于东亚各国形成对安全规则的集体认同，促进区域安全制度的形成。[23]中国作为东亚区域性大国，要实现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就必须首先成为推动东亚一体化的主导性力量，通过多边外交逐步实现大战略目标。我们不否认推行多边主义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自己的手脚，但它同样也会束缚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24]因此，加强区域国际制度的主导塑造能力以服务于长远国际战略利益就成为中国推行多边主义外交的核心目标。当然，在积极推行多边主义外交的同时，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多边主义往往是低效的，国际制度常常软弱无力，国际规范往往得不到遵守，因此，秉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所理念，我们强调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相结合，并继续保持双边外交的主导地位，一切以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为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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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中国外交哲学的研究，可参见如下文献：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第10-19页；时殷弘：“风物长宜放眼量——论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13-20页；范文：“应当重视对中国外交的哲学研究”，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第70-73页；范文：“论外交哲学”，载《新视野》2002年第6期，第57-60页等。另有几篇文章提到外交哲学，惜乎忙于论战，无暇进行概念辨析和逻辑论证，可参见张睿壮：“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外交哲学——评‘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选择’”，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第54-67页；喻希来、吴紫辰：“外交哲学中的人类道德——答张睿壮先生”，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第94-102页等。
[2] 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3] 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6-27页。
[4] 时殷弘：“风物长宜放眼量——论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第13-20页。
[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3页。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6-127页。
[8] 倪建民、陈子舜：《中国国际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9] 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与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10] Samuel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2, March/April 1999, pp.35-49.
[11] Richard Hass, “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5, Sept./Oct. 1999, pp.37-48.
[1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页。
[13] 转引自俞邃：“世界多极化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15-20页。
[14] 叶自成：“对中国多极化战略的历史与理论反思”，载《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1期，第9-23页。
[15]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9页。
[16] 宫力：“试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第4期，第89-97页。
[17] 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几点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5-10页。
[18] 许志嘉：《中共外交决策模式研究》，台北：水牛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19] Robert Keohane, “Multilateralism: An Adenda fo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Autumn, 1990, pp.730-764.
[20] 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第9-14页。
[21] 钱文荣：“关于多边主义、多边外交的几点理论和政策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第14-19页。
[22] 王逸舟：“新世纪的中国与多边外交”，载《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4期，第3-12页。
[23]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56.
[24] 类似的观点参见：Joseph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57-160.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