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从政治路线到具体的政策策略均臻于成熟，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得到极大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外交工作的实践，积累了经验。这对中共在战后进行人民解放战争时处理与外国的关系，乃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都具有至关重大的意义。
在这一时期中共的外交实践中，对美政策和交往占有突出地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利益的大国之中，法国很快为纳粹德国所占领；英国在这里虽有不少殖民地，但主要关注的一直是欧洲，在这里投入的力量极少；苏联起先积极支持中国抗战，但后来则自顾不暇，在１９４１年４月至１９４５年４月的长时间中与中国抗战几乎没有直接关系；只有美国在中国抗战的全过程中始终对这一地区给予较大注意，并投入了较多力量。中共也相应地把美国作为它开展对外交往的重点对象。关于中共开展对美民间外交的情况已经讲得很多，本文主要阐述的是，中共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和据此制订的对美政策，这种认识和政策在抗战全过程中所经历的演变，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是应该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算起的。但在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时，我们却要把此前的一年半也包括在内，因为从那时起，中共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
抗日战争中中共对美政策大体可以分作四个时期来叙述。
第一时期，１９３５年底到１９３９年上半年。
日本巩固了在东北的统治后积极向华北扩张，大大加剧了华北局势的危机。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１９３５年７月至８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面对德、意、日法西斯使各国人民面临战争威胁并打着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旗号掩盖其全球性侵略意图的新形势，大会提出了转变策略的问题，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统一行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统一阵线，反对正在挑起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肯定。１１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国际七大会议精神，中共随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分析了日本侵华引起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认为这“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和日本是“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会议放弃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使用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制订了区别对待法西斯侵略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新的对外政策，主张“不放弃一切可能……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等等的交涉”。〔１〕这样，瓦窑堡会议就为建立国内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和策略的基础。在１９３７年５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由于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新形势，中国应当“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２〕中共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的确定，为中共开展对美外交提供了可能。
这一时期中共对美政策最完整最生动的表述是１９３６年夏毛泽东与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的多次谈话。毛泽东反复阐明了四个问题。（１）日本的侵略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损害美国在东方的利益，“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益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这些国家应该结成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２）“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美国可以从两方面援助中国抗战：一方面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借款，出售军需品，一方面对日本进行封锁；（３）中国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４）战后，赢得独立的中国不仅将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到那时，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３〕毛泽东的谈话入情入理，明白透彻，完全没有教条主义和僵化的色彩，反映出中共清醒估计和分析了国际形势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对美政策。毛泽东的谈话实际上是他通过一位美国记者向美国人民和政府发出的建立反对日本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呼吁。稍晚，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毛泽东在接见另一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时又讲道，“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善意中立”，并进而表示“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关系”。〔４〕１９３９年２月７日毛泽东在同一个叫马丁的外国人的谈话中进而说到，“如果欧洲发生战争，苏联卷入战争时，对中国的援助会减少。那时必须依靠美国的援助。”毛泽东还表示对罗斯福总统的社会的、国际的政策与劳工法，颇感兴趣，并说“非常钦佩罗斯福总统”。〔５〕
这一阶段中共的对美外交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进行的。一方面，想方设法邀请美国记者、作家、学者到西北、华北、华中苏区及抗日根据地访问，既把他们看作情报人员，以便通过他们的介绍，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共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又把他们当作外交人员对待，待以上宾之礼，力求通过他们与美、英建立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在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中共取得半合法地位后，中共长江局（武汉）和南方局（重庆）都十分重视外事工作，专门组织党内既有实践斗争经验、又熟谙国际事务的优秀干部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外事工作。中共的努力对于打破中共被隔绝的封闭状态是有成效的。它既使中共能够较多较及时地获取关于国际形势变化发展的情报，又增进了海外人士对中共的了解，部分地消除了他们对中共的误解和敌意。
简言之，这一时期中共把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法西斯侵略阵营和反法西斯和平阵营，美国属于后者，中共的对美政策是联美抗日。
第二时期，１９３９年下半年至１９４１年５月。
这两年是中共对战争性质进行反复思考和分析，对对美政策进行不断检讨和修正的阶段，情况特别复杂，可以分作三个阶段来说明。
第一阶段，１９３９年下半年到１９４０年上半年。
在珍珠港事变前这几年中，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是朝着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阵线逐渐分明的方向发展，但这个总趋势是通过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体现出来的，形势的不稳定性、多变性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中共对美国的政策自然不能不受这种变化的形势的影响。抗战初期中共对美日矛盾发展总趋势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中共对这种矛盾发展的长期性、曲折性估计不足，对美国政治的复杂性又了解不多，因而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地把美国当作可以立即援华抗日的主要国家，对美国期望过高过大。当这种期望与现实发生较大差异时，中共自然产生了对美国的失望情绪。事实上，除了一笔桐油贷款，抗战头两年中美国没有多少援华抗日的实际行动。至于修改中立法，虽然罗斯福在１９３９年１月４日致国会的咨文中说：“我们的中立法执行起来可能不是不偏不倚、公平合理的——它可能在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而拒绝帮助被侵略者”，“我们不应让这类事情再发生了”，〔６〕但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势力十分强大，多数议员无动于衷，不想照总统的意思修改中立法。与此同时，美日贸易有增无已，美国成为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给者。１９３８年９月底，英、法、德、意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１９３９年初，英、美舆论一再宣扬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调解中日战争，国民政府也对此极感兴趣，国民党要人公开发表讲话，欢迎美国出面调停。同时，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正面战场的压力有所减轻，国民党的限共反共活动却加剧起来。总之，１９３９年国内国外都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中国继续团结抗战的因素。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提醒全党反对国内和国际上的投降危险。毛泽东在１９３９年６月的一些报告和文章中指出，“产生目前投降妥协重大危险的原因是国际的压力，具体的说就是英、美、法（特别是英、美）的压力。”“英、美、法的统治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反动成份，倾向于承认日本在华的优势，与日本妥协来保持他们在华的基本利益。”他抨击英、美、法的政策是“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政策，并说，不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会放弃其渔人政策的。７月２４日，英日为解决天津租界的危机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这使中共更加现实地感到西方大国绥靖政策的危险。中共中央在７月２９日的指示中号召全党“用最大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７〕
促使中共转变对美国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苏联针对西方国家妄图挑动德国进攻苏联的企图，实行祸水西引，于１９３９年８月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了为这一行动辩解，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战争性质作了重新解释：这场战争被说成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非正义性战争，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无区别，交战国双方资产阶级的罪恶都是一样的。据此，共产国际放弃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重新回到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立场。９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实行新政策的指示，立即表示拥护这个方针。１９３９年秋，毛泽东对再次来访的斯诺谈到世界形势时说：随着欧战的爆发，世界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放弃了它的反苏和反共产国际的政策，这样，以前在法西斯国家和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划分的界限就失去了意义，不再是一种政治衡量的尺度了。所谓民主国家成了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运动的中心，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运动的敌人，因此，可以参加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家已经不再包括所谓民主国家里的资产阶级了。〔８〕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延安的一些讲演中指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同样，是为了重分世界，就是说，为了重分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不论是德意日还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因此，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个大反动营垒里面两派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则是苏联、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组成的革命阵线，革命营垒。讲到美国时，他说，美帝国主义在两年的中日战争中，在中立的假面具下，已经发了一笔洋财。现在它又想在新的战争中大发其洋财，共产党员应当在人民面前，揭穿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揭穿它大发战争洋财的政策。〔９〕
第二阶段，１９４０年６月至１０月。
但是上述说法与当时中美关系的现实显然是不相符合的。事实上，这一时期美国政策中援华制日的因素在不断增长，这一点，中共不是没有看到，而且实际时时加以肯定，及至１９４０年６月，中共认为，“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欧美派依赖英美法用劝和手段停止中日战争……的危险，已经没有了，或极大地减少了”，“我们可以利用英美法与德意日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增长着的矛盾。”〔１０〕两个月后，中共更进而认为，“英美为了对抗日本南进，便由劝和中日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转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１１〕也就是说，美、英不再是要牺牲中国，压中国投降，而是要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反过来，中国则可以而且应当利用美、英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中共同时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不能加入到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中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中共既反对德、意、日同盟的所谓新秩序，也不赞成英美旧秩序，既反对中国成为日本的工具，也反对中国成为英、美的工具。〔１２〕
第三阶段，１９４０年１１月至1941年5月。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初，中共的对美政策已在酝酿新的转变。毛泽东在１１月３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不仅应极力主张中英美合作与中苏合作，并应主张中英美苏之全部合作。〔１３〕恰好这时，周恩来送来一份重要情报。１１月６日，毛泽东在这份情报上批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１４〕虽然中共还没有根本改变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看法，但重要的是，中共放弃了中国抗战必须是独立的民族战争的主张，而赞成与美英合作了。中共还认为，当时包围压迫蒋发动反共战争的是日德和亲日亲德派，要阻止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而要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１５〕
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朝野对中国局势表示严重关注，舆论普遍反对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袭击，罗斯福总统还特地派居里来华，向蒋介石表示，美国希望国共双方排除歧见，为抗战的共同目标加紧团结。居里还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会晤后致电毛泽东说：“估计居里来华是想将中国控制在美国手中，为他牵制日本，内战扩大是不赞成的，但如蒋能维持现状，他们也不会反对”，“所以他们想以一种压力加于蒋，但也怕把蒋压走”。〔１６〕周恩来对美国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的这种分析表明，中共这时已经把美国看作是对国民党主流派的一种制约因素。
１９４１年，美国为了推迟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便有更充裕的时间进行两洋作战的准备，与日本进行了长达８个月的谈判，消息传出，中国国共双方都极为警惕。《解放日报》在５月３０日的一篇社论中指出：“西方形势的紧急，参战之必不可免和日益迫近，使得美国的统治阶级不能不考虑，怎样避免两洋作战的险恶局面。就是说，不得不复活‘绥靖’远东的‘妙计’。”社论斥责“美国张伯伦”“制造东方慕尼黑”，并对“伟大的民族抗战有被人出卖之重大危险”深表担心。〔１７〕但是这种对美国的批评与１９３９年对远东慕尼黑的批评不同，因为当时，中共认为英、美是采取一种“坐山观虎斗”、“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政策，而这时美国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才会不得不寻求对日妥协的权宜之计的。因此这种批评没有影响中共对形势的总的估计和对美国的政策。
简言之，在这一时期，中共总地认为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掠夺性战争，在第一阶段，中共认为妥协投降危险主要来自英、美、法，在第二阶段，中共排除了东方慕尼黑的可能，并主张利用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在第三阶段，更进而主张与英、美积极合作了。
第三时期，１９４１年６月至１９４５年３月。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苏德战争的爆发，为中共从根本上改变对战争性质的看法提供了契机。７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在一项指示中说：目前，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对于一切抗日反德意与援助苏联者均欢迎之，对亲日亲德意及反苏分子均反对之。”〔１８〕这个指示表明，中共对战争性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共已经如实地把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此后直到大战末期，中共坚定地把美国当作反法西斯阵营的主要成员，中国抗战的主要盟国。
为了不让国民党独占对美关系，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南方局外事组人员利用合法渠道与美国驻华政治、军事官员及各界友好人士广泛接触，努力开展“半独立的外交”。使馆官员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思、庄莱德、柯乐博、武官包瑞德、助理武官德帕斯都是中共办事处的座上客。中共希望美国政府从各方面（不只是从国民党官方）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认为这是帮助美国决策者制订远东政策的主要因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正式结盟。在此之前，中共对美政策的重点是争取美国援华制日，在此之后，政策重点转变为借助美国的影响——中共认为这种影响是非常之大的——遏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倾向，敦促国民党实行政治民主化，从而为战后中国向着和平民主方向的发展奠定基础。这种以对外关系来促进国内政治问题的解决的“以外促内”的方针是在新形势下中共对美政策的重要发展，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一策略原则的灵活运用，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一个范例。１９４２年７月居里二次访华时，周恩来在给居里的信中特别提到，希望美国采取措施，使美国援华租借物资能确实用于抗日，否则，国民党可能囤积这些物资用于战后对付反对派。〔１９〕周恩来认为“国民党对美国很迷信”，他与林彪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０日会见范宣德时再次表示，外国（显然指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可以改善局势的唯一力量。外国的反应将对国民党领导层中有远见的人士，包括蒋介石本人产生影响，他们建议，美国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对中国进行宣传时，强调美国愿意看到在中国真正民主化的发展，并对中共军队作为抗日力量的一部分表示某种承认。他们希望美国进行干涉，使国民党取消对中共的围困，使八路军得到给养，包括美国援华物资的一部分。〔２０〕
中共的这些努力显然是有效果的。１９４３年年中，国民党顽固派借着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制造反共舆论，并增调重兵，准备分九路进攻陕甘宁地区，企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２月１９日，美国国务院政治事务顾问亨贝克和宋子文主要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长谈。亨贝克提醒宋子文皖南事变后他们之间的谈话，并说，国务院现在的态度与那时一样，希望中国避免内战。〔２１〕驻重庆美国大使馆官员也向国民党军政大员作了类似表示，如代办艾切森９月１１日在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吴铁城谈话中就表示，国共的不和、中国显著发展着的法西斯倾向和民主政治的削弱使美国担心。他说，一个强大的联合的中国一直是美国远东政策的一个基本点。因此美国对于中国人民中间任何与一个强大、联合的中国背道而驰的各种严重倾向均表关注；尤其目前，国共之间的分歧使那些本来应该在云南和别的抗日战场积极杀敌的中国大量优秀部队驻扎在西北，不管是政府军还是被围困的中共军队都不能用于对日作战，从而削弱了中国的战争努力。〔２２〕而中缅印战场美军司令史迪威则在９月６日给蒋介石的备忘录中提出了调动第十八集团军进入五台地区，袭击平汉路以及归化、张家口地区，并向它提供充分补给的问题。〔２３〕毫无疑问，美国官员的上述表态对于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了一定作用。
从１９４２年５月起，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驻渝人员就不断建议美国派遣一军事代表团去延安，到１９４４年７月，这一愿望终于实现。对于中共来说，此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首先，这有利于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新闻各方面的封锁和隔离；第二，有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就大大减少了国民党顽固派冒险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可能性；第三，这意味着美国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共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实体的承认，两者建立了准官方的关系，几年来中共一直在谋求同美、英建立“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如今得以实现，这是中共国际地位提高的显著标志；第四，中共希望以此为契机发展与美国的关系。８月１８日，中共专门为此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指示》，其中说，“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这是可断言的。”〔２４〕
这说明，中共不是把接待观察组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开展国际统战工作的一种长远可能性来对待的。《指示》没有说，这种统一战线在抗战胜利后是否能继续下去，但中共显然是从战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的。确实，愈是临近抗战胜利，中共对战后国内政治的发展前景愈是关心。中共希望美国运用其影响，制止国民党的内战企图；一旦内战爆发，不要片面支持国民党，不要供给它新式武器。这正是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与谢伟思等观察组成员多次谈话的主题，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中共欢迎罗斯福总统个人代表赫尔利来华调处。
或许可以说，第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经过“否定之否定”后回到了第一时期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但第三时期的政策内容要丰富得多，中共把运用美国影响促进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发展作为政策重点，这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客观可能性来为中国革命的利益服务。
第四时期，１９４５年４月至抗战结束。
抗战末期，美国对华政策由战时的支蒋容共抗日转变为战后的扶蒋反共，其标志是赫尔利１９４５年４月２日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共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第一，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社论，抨击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第二，在干部中展开教育，使之认清美国政策已定为全力扶蒋，消除他们对美国战后帮助中国的幻想；第三，鉴于苏联已于４月５日废除与日本的中立条约，中共估计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为时不远，提出今后的任务主要是配合苏联作战，尤其是配合苏联收复东北；第四，中共改变了单方面向美军提供合作的办法，向观察组表示，在美国未与我方确定军事合作以前，不许美军人员再到前方去，并拒绝了美军的如下要求：在灵邱、阜平、沂水等地建立机场；在各军分区建立通讯网；派人到山东降落；在敌后增加地上救护及气象工作人员；在晋绥增加气象台；在南泥湾建立对日侦察电台等等。〔２５〕中共中央还指示各地要警惕美蒋特务合作对根据地进行破坏。
但当时抗日战争毕竟尚未结束，而且中共没有料到抗战胜利会来得这样快，在１９４５年８月初仍估计战争可能延续一年时间，而只要战争还在继续，中美之间的盟国关系依然存在，因此中共当时还不准备与美国决裂。相反，中共是希望通过对美国错误政策的批评，通过反对美国专门援蒋助长内战的危险，促使美国觉悟，动员美国各界有识之士积极起来纠正赫尔利式的错误。而且中共认为中共手中仍然有着逼迫美国重新考虑其政策的杠杆，这就是为了打败日本美国需要中共的合作。因此中共在对美国进行批评时相当注意策略，矛头集中对着赫尔利，甚至在批评赫尔利的时候，对已故罗斯福总统加以褒扬。
但中共对美国改变政策没有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毛泽东在“七大”上反复告诫全党，要估计最坏的一着，警惕新的外来干涉的危险。他说，美国的政策已转变为“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全面独霸东方”，〔２６〕中国将来可能变为美国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抗战中国民党就依靠美国，战后有美国的扶持，内战的危机是严重的，中国可能变成希腊，美国可能像斯科比干涉希腊事态那样干涉中国事态；中共要用各种方法防止内战，揭露内战。内战愈推迟愈好，要用各种方法避免斯科比的出现，万一发生了，要有理有利有节。及至７月底８月初，中共已经确信，战后内战无可避免，并指示中原解放区，“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２７〕
总之，在这一时期，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共对美政策也相应改变为批评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并准备应付战后美国支持下的内战。
二
上面我们简单描述了从１９３５年底到１９４５年８月中共对美政策的发展轨迹。这些时期和阶段的划分都是相对的，有时在各个时期与阶段之间有重大事件作为明显的标志，如苏德战争爆发和赫尔利１９４５年４月初的讲话，有时则没有这样的显著标志。但如果不划分时期和阶段则不容易说清问题。
应当说，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外交政策起源和形成期。在抗战以前，中共还没有独立地处理过与外国的关系，大革命期间实行国共合作，实际是以国民党为主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险恶斗争，无暇顾及国际问题。在那两个时期，中共只有一般的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出发的对世界、对帝国主义的看法，说不上有具体的对于某个外国的政策。日本侵略造成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迫使中共区分原先认为是一丘之貉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共的对美政策由是产生。
一般说来，外交关系的基础是利害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客观上是否存在共同利益；第二，决策者是否明智地判断和寻求共同利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利益在于抗日，在于国内政治的民主化。是否有利于中国抗战，是否有利于国内政治民主化是中共判断是非、决定弃取的标准，也是中共对美政策的出发点。而在这两个方面，美国与中共是有共同利益的，自然在我们叙述的九年半中这种共同利益也有变化，有时增强，有时减弱，有时显著，有时隐蔽，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而对这个客观存在的认识和反映会受到许多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概括起来说，影响中共对美政策的主要有下列因素。
（一）意识形态的因素。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这也是当时中共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在中共看来，资本主义有反动的法西斯的资本主义，有民主的资本主义，后者比前者进步些，但它仍然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它打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与民主的资本主义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在它打法西斯的时候对它压迫人民忍一口气，是在面对共同敌人时斗争策略的转变，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个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另一方面，中共认为只有苏联是真心实意援助中国抗日的。在中共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构想中，苏联占有首要的地位。从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３日苏日签订中立条约到１９４５年４月５日苏联将它废除，整整四年中，苏联与中国抗日战争几乎没有直接关系。但在苏联废除这一条约后，中共立即发出指示说，除中国外，只有苏联才是最先抗日和中国人民最先的主要支援，过去由于苏日中立条约的存在，在敌占区对敌伪的宣传中着重宣传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胜利，今后则应着重宣传苏联力量的强大，远东战争没有苏联参加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宣传在苏联援助下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已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可见，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对苏联与美国的政策不是在同一层次上的：联苏的根本的、天然的、牢固的，联美则是策略性的、阶段性的、比较脆弱的。
一般地说，意识形态可以与上面说到的民族利益并行成为外交政策的另一条指导原则。从这两个原则出发作出的抉择有时是同一的，有时则有差异。有时从民族利益作出的决定可能不符合意识形态的规范，有时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抉择可能于民族利益有损。但是归根到底，实际的利益关系是比意识形态更强有力的。当着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危急关头的时候，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需求便压倒与之不符的其他一切因素了。
（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这一点与第一点有联系，但有区别。第一点主要讲的是中共的主观认识，这一点是讲客观的因素。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与国际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它的对美政策基本上也是按照国际指示来制定的。苏联作为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解散后，中共仍然唯苏联马首是瞻。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有时是积极的，有时则是消极的。国际“七大”对中共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予了正确的指导和有力的推动，这是因为当时苏联和国际领导人对世界形势、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状况的认识是正确的，他们提出的指导方针符合各国人民、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在１９３９年年中，在国际形势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仅仅为了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寻找根据，苏联领导人不惜置民族利益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利益之上，于被侵略或受到侵略威胁的世界各国人民利益之上，曲解战争性质、以致于走到为法西斯德国进行辩护的地步。共产国际根据苏联领导人意图向各国共产党发出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指示，使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严重脱离本国群众，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大混乱，〔２８〕也给中共制订对外政策带来消极影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战争的新解释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其指示在实际工作中是行不通的。从第一部分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共在第二时期的三个阶段对战争性质的看法和对美政策的变化，实际上是在实践当中不断检验、修正自己的认识，使自己的政策更加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过程。虽然在１９４１年６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前中共没有根本改变对战争的看法，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比这更重要的是，中共已经愈来愈明确地意识到与美、英等国的共同利益，其对美政策与１９３９年９月共产国际的指示已相去甚远，而与中国抗战的具体实践愈来愈接近了。
（三）客观形势的变化。一般说来，政策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决策者总得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修正、转变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对美政策正是对国内国际形势——首先是美国对华对日政策——变化作出的反应。１９４５年春的政策转变是特别明显的例子，上述第二时期的情况也是这样。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４日，英日达成《有田—克莱琪协定》。针对这种对日绥靖的倾向，美国立即作出反应，两天后即宣布废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中共对此表示欢迎。１０月２２日《新华日报》社论肯定了美国远东政策的积极变化，并提出，“进一步在外交上，加强中美关系，依据自主外交原则，积极活动，总要做到使美国停止军火输给日寇”，“能够这样，我们在远东有苏美两国亲密的友谊，慕尼黑阴谋者，也无法施其伎了”。在这里中共把美国与苏联并提，评价不可谓不高，希望不可谓不殷。欧战爆发以后，美国对日态度更趋强硬，１９４０年１月《日美商约》废止后，美国拒绝与日本另订新约，３月７日中美华锡借款消息公布，７月２日罗斯福发布了对日本的第一道禁运令。中共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并及时作出反应。中共在２月１日和１０日的两份文件中一再指出：“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远东慕尼黑会议无迅速召开之可能。”〔２９〕到６月，中共就排除了远东慕尼黑的可能性。正是由于中共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并能准确地认识形势，而不是拘泥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使自己的认识僵化，才能不断校正对美政策。
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接，而中共尚未完全走出被封闭、被隔绝的状态，在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方面从客观上受到局限，又加上缺乏处理国际问题的经验，对美国的决策过程了解不多，有时出现把十分错综复杂的日美关系、中美关系简单化的情况，这也是导致对美政策出现摇摆、反复的原因。
（四）国共关系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既要抗日，又要防共、限共、削弱中共；中共不但要抗日，还要关心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中共对美政策受到国共关系的影响极大，这种情况最突出地表现在皖南事变前夕与第四阶段。在抗日战争中，中共担心于英国的主要是对日妥协，而担心于美国的主要是支持国民党反共。１９３９年１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国民党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各地制造摩擦，胡宗南部队从５月开始包围陕甘宁边区，甚至准备进攻延安。国民党在酝酿发动一次反共高潮，两党关系骤趋紧张。这是１９３９年下半年中共改变对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１９４０年年中，国民党开始酝酿新的反共高潮。中共认为，这是国民党英美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具体步骤。这时中共特别强调要阻止国民党这样做，并认为这“是我党当前的严重任务”，中共甚至估计，“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莫过于美国打败日本，并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３０〕中共这种假定主要是从当时国共关系的现状出发而作的。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中共对问题有了新的看法，通过皖南事变及其后中共与美国军政人员的接触，中共正确地断言，可以利用美国当时支蒋容共抗日的政策来遏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并在实践中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可以说，在中共的潜意识中，对美国的支蒋反共的担心一直是存在的，赫尔利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唤起了这种担心，１９４５年春中共对美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
（五）美苏关系的影响。前面提到１９４１年年中尽管中共因美日谈判而批评美国，但中共并没有因此改变对美政策，这里一个主要原因是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的美苏接近。６月２４日，罗斯福不顾国内反共反苏派的压力，在记者招待会上保证向苏联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并且命令撤销对俄国在美国的价值３９００万美元资产的冻结。翌日，他又宣布，在对美国没有严重危险的情况下，他将不履行中立法，也就是说，美国的船只仍然可以把货物运到未被占领的苏联港口。６月底，美国国务院开始考虑苏联提出的１８亿美元物资援助要求。〔３１〕中共无疑认为所有这些是形势好转的迹象。７月７日中共宣言中提出十条主张的第一条就是“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在五天后的又一指示中，中共特别提到，“目前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３２〕
上面我们简单分析了影响中共对美政策的几个主要因素。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因素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它们常常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的。自然，可能在某个时候某个因素的影响大些，而在别的时候则另外的因素显得更加突出。
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实践，中共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中共已经善于独立自主地提出自己的主张，根据实际的客观形势，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而不顾某个大国的态度如何坚持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同时中共也能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来为中国利益服务。这些正是中国革命在战后几年中迅速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第１０卷，第５９８、６１６－６１７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１９３７年５月３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２３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
〔3〕斯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谈录》，《密勒士评论报》（"Interview with Mao Tse-tung, Communist Leader", The China Weekly Review），第７８卷第１１、１２期（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４、２１日），《中共与世界事务——毛泽东访谈录》，《亚美杂志》（"Chinese Communists and World Affairs. An Interview with Mao Tse-tung", Amerasia），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３７年８月）。
〔4〕毛泽东：《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与史沫特莱谈话》，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
〔5〕《毛泽东同马丁的谈话》，１９３９年２月７日。
〔6〕谢夫编：《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外交》（Donald. B. Schewe, ed.,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第２辑第１３卷，第６－７页，纽约－多伦多１９６９年版。
〔7〕毛泽东：《反投降提纲》，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０、１３日；《中央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９日，《选集》，第１２册，第９４－９６页，第１５０页，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全民族动员克服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８日《解放报》社论。
〔8〕斯诺：《中共与两个大陆的战争——毛泽东访谈录》，《密勒士评论报》（Edgar Snow,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Wars on Two Continents. Interviews with Mao Tse-tung", The China Weekly Review），第９１卷第８期（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３、２０日）。
〔9〕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４日，《新中华报》，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９日。
〔１０〕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在政治局报告提纲）》，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５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１９４０年７月７日，《选集》，第１１册，第４２８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１１〕《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０日，《选集》，第１２册，第４７９页。
〔１２〕《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情报第六号——英美拖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３２－３３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１３〕毛泽东致周恩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日。
〔１４〕《毛泽东关于不反对蒋加入英美集团及制止投降分裂致周恩来电》，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６日，《选集》，第１２册，第５５１页。
〔１５〕《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７日，同上，第５５４页。
〔１６〕参见马芷荪：《周恩来与抗战时期中共的对美政策》，《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２４８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１７〕《为远东慕尼黑质问国民党》（１９４１年５月３０日《解放日报》社论），《选集》，第１３册，第４８９－４９１页。
〔１８〕《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２日，《选集》，第１３册，第１６４页。
〔１９〕〔20〕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２年中国卷（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第２２７页，华盛顿１９５６年版；１９４３年中国卷，第１９７页，华盛顿１９５７年版。
〔２１〕〔２２〕《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３年中国卷，第９７－９８页；
第３３４页。
〔２3〕罗曼纳斯、桑德兰：《史迪威使华》（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ewll's Mission to China），第３６８页，华盛顿１９５３年版。
〔２４〕《选集》，第１４册，第３１５页。
〔２５〕《军委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及我之对策的指示》，１９４５年７月７日，《选集》，第１５册，第１７９页。
〔２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１８９８－１９４９）》，第６０８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２７〕《中央关于发展豫鄂根据地对付将来的内战危险给郑位三等的指示》，１９４５年８月４日，《选集》，第１５册，第２０１页。
〔２８〕参见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５０６－５１２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２９〕《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１９４０年２月１日；《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０日，《选集》，第１２册，第２６１、２８３页。
〔３０〕《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情报第六号》，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０日；《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５日，《皖南事变》，第３２－３４页。
〔３１〕达莱克著，伊伟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４０６－４０７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但中译本把“未被占领的苏联港口”中的“未”字印掉了，此处所引参照了原书。
〔３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１９４１年７月７日；《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２日，《选集》，第１３册，第１５６、１６４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