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力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老子
战略上所讲的“力”就是“力量”。
力量，是我们赢得对抗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和手段。力量与力量之间的较量，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的现象。强胜弱败是这种力量较量的必然结局，成为我们赢得对抗胜利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正如中国古人所说：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如何驾驭力量？是一个有着极为普遍指导意义的命题。围绕着“力”这一范畴，我们能够掌握人类对抗和竞争的要义，建构科学完整的战略理论体系。
一、胜兵若以镒称铢
孙子说：“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孙子兵法·军形》）镒和铢是中国古代的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一两为二十四铢。镒与铢的比例为576∶1。在这里，孙子用“镒”和“铢”这两个重量单位的概念对“力”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用这两个不同的重量单位来比喻力量的多少，强调了胜败与力量强弱的关系，并且指出，力量是战略的物质基础，获得胜利不能离开这个基础。孙子的这段话已经触及到我们下面讨论的问题：力量的涵义和力量在战略中的地位作用。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讲的“力”，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很难用语言把它完整地表述清楚。现在《辞海》的解释是：“力是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的概念起源于气力，是人们在劳动中通过肌肉紧张的感觉而体会到的，现在已大为推广：凡能使物体获得加速度或者发生形变的作用都称为力。由于相互作用的方式不同，力有多种，例如任何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互相接触的物体作相对运动时出现的磨擦力、电荷之间通过电场作用的静电力等。”（《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462页）力有三个要素：即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
本书所讲的“力”，是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中的一个范畴，不同于物理学中所讲的“力”。用现在的话来说，战略范畴的这个“力”，就是“力量”。在本书中，为了接近中国古人的语感，或为了叙述方便，有时使用“力”（注意，这个力字带有引号），也有时使用“力量”，这两者表示的是同一个意思。
根据上面的解释，从战略视角上看，力量是一种能够作用于对方并使对方发生改变的相互作用。力量在发挥其作用时，有大小、方向和作用点，这正是形成战略运用力量的制胜艺术的最基本着眼点。就战略而言，“力”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概念（但物理学中许多力学定理可以在战略领域得到证明和运用），它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但并不绝对和完全地表现在物质上。
力量是战略的物质基础。离开力量谈战略，就是空谈，完全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原理。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秦国与其他诸国的力量对比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能够完成统一六国的历史使命，与秦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政权巩固、兵力强盛等优越条件是分不开的。秦国本土关中平原，是天下闻名的富庶地区，“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汉代东方朔曾经指出：“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陆上物产丰富如海），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经济上从秦孝公开始重用商鞅，变法图强，经过六代君主的励精图治，网罗和重用人才，经济发展很快，这为秦国进行战争提供了丰富的人力物力。在军事上，秦劝民“习战阵之事”，按郡县征集士兵，健全军队组织，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使“秦卒之勇，车骑之多，足以当诸侯”。在地理上，秦国也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尤其是潼关天险，地处陕、豫、晋要冲，是交通要道，军事要隘。自古以来西入关中，很少有能单从潼关正面攻入关中的。对秦来说，潼关则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天然屏障。到秦王嬴政即位后，秦的国力更加富强，已经是“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的大国。这为秦国进行统一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有利的战略条件。
与秦相比，关中六国的实力则逐渐衰弱。齐国本来是六国中较强的一个，但自燕齐济西之战后，力量遭到严重损失，一蹶不振，完全处于消极保守的状态。楚国原是南方较大的诸侯国，也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中损兵折将，每况愈下。特别是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破楚都郢，楚国的损失更为严重，处于自顾不暇之势。赵国是战国后期仅次于秦的强国，号称“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但是自赵孝成王以后，由于屡经内乱外患，尤其是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损兵45万，实力大受损失。后来虽然联合魏国挫败了秦军对邯郸的进攻，但已无法恢复原状。至于韩、魏、燕三国的实力更加微弱。公元前254年，韩桓惠王就已经称臣于秦；至秦王政初年，韩国实际上已处于秦国三面包围之中，其地仅有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县）及其附近的数十个城邑，实际上仅相当于秦国一个郡。魏国历年受秦进攻，领地日蹙。燕国虽然地方辽阔，但远离中原，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在与齐、赵攻战中，也多次损兵割地，日渐削弱。面对强秦的威胁，六国虽然也多次活动“合纵”抗秦，但由于相互矛盾重重，各怀异心，结果被秦国“远交近攻”和“连衡”战略所分化瓦解而先后失败。六国不仅难以形成统一的合纵抗秦的力量，而且它们之间还不断互相攻伐，自相削弱。当时就有人指出：“当如今日山东之国弊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节而入秦，燕、齐、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尽为秦矣。”
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战略都是依据双方力量对比而提出的。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在认真分析魏、吴、蜀三国力量之后，诸葛亮认为，曹操兵力众多，并且“挟天子以令诸侯”，应当避让，不可与其争锋。吴国的孙权，力量虽不如魏国，政权稳固，国势兴盛，并且在抗击魏国方面与刘备有着共同利益，因此“可为援”，而“不可图”。荆州和益州的力量薄弱，刘备以“帝室之胄”的身份出兵攻取，可获得立国之地。据此，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夺取荆州、益州，“外结孙权，内修政理”，相机进占汉中，以求三国鼎立的战略计划。
（插图：诸葛亮画像，《中国军事通史》第7卷）
一切战略艺术的奥秘都体现在对力量的把握和运用上，具体说，战略无非是把握对抗中力量的三种变化：第一，把握力量自身变化，这要在力量的基本要素——人、工具等方面上做文章，即改进工具、提高人的素质和强化控制等。战略艺术在此表现于工具革新、编制完善、科学训练和激励士气等各个方面。第二，把握力量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变化，或者说把握力量变化的持续性和广延性。我们评价一位战略决策者水平高低，无非是指他能否把他掌握的力量集中于关键的时间和空间，并在此时此地形成对敌的绝对优势。第三，把握敌方作战力量的变化。实际对抗中，敌我之间力量的对比是相对的，敌方力量的削弱，就意味着我方力量的增强。削弱敌方力量的方法无非有两种：一个消灭，二是欺骗。前者是直接使用己方的物质力量改变对方的物质力量，后者则通过敌方精神因素的转化作用改变对方的物质力量。
在对“力”的认识和感受方面，中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文化史学者钱穆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他谈到：“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常务于‘力’的斗争，而竞为四围之斗。东方之一型，于整块中为团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合，而专为中心之翕。一则务于国强为并包，一则务于谋安为绵延。将西洋史逐层分析，则见其莫非一种‘力’的支撑，亦莫非一种‘力’的转换。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会遂为变形。其文化进展之层次明析者在此，其使人常有一种强力之感觉亦在此。东方与西方，有绝然不同之态：西方于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国并立；东方则每每有即以一国当一世界之感受。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为斗争，而东方则惟求其力之于内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种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与他种力量相冲突，而相率投入于更大之同情圈中，卒于溶解消散而不见其存在。”（《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25页）
二、兵不杂则不利
我国古书《司马法》说过：“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在这段话中，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兵不杂则不利”提法。这虽然讲得是一个战术问题，但却有着非常深刻的战略寓意，涉及到了力量生成与构成等方面的深层的战略问题。
关于力量的生成，孙子有过明确的表述。他说：“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对于这句话，我国专家解释为：敌我所处地域不同，产生双方土地面积大小不同的“度”；“度”的不同，产生双方物质资源多少不同的“量”；“量”的不同，产生双方兵员多寡不同的“数”；“数”的不同，产生双方军事实力强弱不同的“称”；“称”的不同，最终决定对抗的胜败。
中国古人揭示了“条件—资源—力量”的力量生成链，并且告诉人们：力量绝不是凭空生成的，不是无中生有的，它是从大量资源中聚集而成的。这些资源包括人和物两种最基本的要素。古往今来，这些资源的多少与所处的地域以及地域的大小有关。所以，历史上许多资源丰富的地区，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争夺者希望在这些地区源源不断地获得力量（由此，也涉及到了战略对抗中“地缘”因素重要性的问题）。在许多战略家看来，只要占据了力量生成之地，有了力量生成之本，力量就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所以，他们有时不惜代价地夺占某处要地，以图日后发展。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关中是一块要地，汉楚之争时许多有见识的战略家都看到这一点。当时，有一位名叫韩生的人，曾向项羽献计说：“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这个建议对于项羽称王来说极有战略意义，可项羽对此不以为然。他见秦朝的宫室已被焚残破，又一心想着东归故里显示自己的荣耀，于是说：“富贵不归故里，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便轻率地否定了这一建议。韩生深为可惜，私下叹道：“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听说后，大怒，把韩生烹杀了。后来，战争结果证明，刘邦胜在得关中，项羽败在失关中。
用现在的话来说，一个国家力量生成的大量资源，来自于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国古人的以上论述，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综合国力对抗的战略观点。这一战略观点，在现实的战略决策领域有着极高的价值。
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尽管其进程和规模有限，但却比历史上任何形态战争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的支撑。高技术局部战争，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争，是表现在更高层次上的国家与国家的全力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技术局部战争实质上是缩小的或者说集中聚焦于一点的国家间综合国力的对抗。也可以说，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显示与释放。
高技术局部战争投入高、消耗大，需要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高技术武器装备是高技术战争的主角，由于这类武器装备的价格较一般性武器装备增长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因而它们的大量使用，必然造成战争消耗的空前增大，使得高技术局部战争往往成为“最昂贵的战争”。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巨大消耗，一方面反映在高技术武器装备研制、采购、维修费用的高额投入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战争过程中武器装备、弹药和各种物资器材的巨大消耗上。高技术局部战争所具有的这种高投入、高消耗的特点，扩大了战争需求与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势必给参战国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军队对后勤和国家的综合国力依赖性增强。
在经济竞争突出的当今时代，直接摧毁或影响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成为战略决策者更有效地达成战争目的的理想选择。经济要素在战争中的地位突出。它既是诱发战争的动因，也是被攻击的主要目标。美国的一些战略家认为：与工业时代相比，信息时代将改变战争的范围，正如工业时代对农业时代那样。农业国家不具备重新启动战争的能力，因此只要打败农业国家的军队就可取得胜利。然而，要夺取对工业国家的胜利，就不但要打败其军队，而且要摧毁其基础设施、资源和工业基础，也就是要使其丧失发动战争的能力。
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地域之间的界限以及存在资源多少的差异不如以前那样重要了，关键是看谁能够拥有更先进的手段，更快更多地获得资源，并且这些资源也与过去大不相同（例如信息资源的出现和作用）。但是，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关于力量生成的两个战略基本原理不会改变：第一，力量生成是有条件的，力量生成依赖于大量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条件；第二，力量生成是有过程的，战略强调从力量生成之本着眼发展和壮大力量。
力量是由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构成的。质量，是指好与坏；数量，是指多与少。就军事而言，中国战略常将质量高的军队称为“精兵”。中国古人还将特别精锐的部队称为“锋”。例如，中国古代的“九军”叫做“锋”，是一种担任特种作战任务的力量。质量与数量的关系，可以通过“以一当十”或“以十当一”形象地表现出来。辩证地把握这一关系，是战略指导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战略强调力量的质量，主张兵在精而不在多。在《吴子》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能够说明问题。武侯问：“兵何以为胜？”吴起说：“以治为胜”。武侯又问：“不在众寡？”吴起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在同样条件下，质量高的力量要比数量多的力量灵活，对保障的依赖程度小，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对抗条件和把握战机。
根据情况不同，中国战略也强调以数量弥补质量的不足。我国的人民战争、持久战都贯穿有这一思想。这主要着眼于潜力的积聚和调动，是一种基于强大后劲的以劣胜优的战略指导。
中国战略强调在力量构成上要“杂”，也就是要将各种优劣互补的力量要素尽可能组合在一起，以达到更大的力量整体效能，就像前面所谈到的“兵不杂则不利”。这样，力量的长处或短处，可以通过内部组合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或弥补。另外，我们还应看到，通过不同要素的组合，还能在原有基础上产生更大的力量。杜佑的《通典·兵一》引李靖的话说：“步为腹心，车为羽翼，骑为耳目，参合乃行”。这里讲得是车兵、步兵、骑兵在作战时的组合，通过这种组合，能够产生更大的作战力量。力量组合是一门重要的战略学问，组合得好，力量结构优化合理，力量自然会增强；组合得不好，力量结构就不合理，就会产生内耗，力量自然会衰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原因是，力量各要素具有不同类别和性质，如中国古人所说：“圆者易转，方者易置，敧者易仆，直者易植，窍者易浮，锐者易刺，牝者易变，牡者易入，刚者易折，柔者易曲。”（《投笔肤谈·物略》）这些要素在彼此发生联系的过程，由于类别和性质的不同，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排斥或融合作用，相斥则力衰，相合则力强。在理解这个问题时，我们应当熟悉中国古人这样一段话：“天下之物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有相感者，有相成者，有相制者，有相胜者，有言其性体者，有言其声气者，有言其形势者，有言其作用者。杂然并撰，分类别行，凡有利于兵之事者，不可胜穷也。”（《投笔肤谈·物略》）这段话的意思是，自然界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自己特殊性质。因此，物与物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作用：有的东西可以促进另一种东西的生长，有的东西可以使另一种东西死亡，有些东西相互感应，有些东西相互弥补，有些东西相互制约，有些东西合在一起性能更好。正因为各种东西都有其特性，所以人们可以将这些特性加以分类，以便利用。有的讲它们的性质形体，有的讲它们的声音气息，有的讲它们的形势，有的讲它们的作用。这些多种多样的具有不同性质不同作用的东西，在战略上应用是无穷尽的。把以上的意思归结起来，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金火相守则流，火木相得则炎”。（《投笔肤谈·物略》）
未来的战争力量，将是一种“体系化”的构成。这种力量构成，特别强调“兵不杂则不利”的思想，强调各力量要素有机结合，协调一致，在结构的组合中寻求战斗力新的增长途径。也就是说，它是通过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或其他高新技术，改进部队战场控制和作战结构，以求获得更大的总体作战能力的提升。因此，有许多人认为，在关于军事革命的讨论中，系统集成是最受重视的。其标志是一系列的技术、战术和编制体制的一体化，而这些技术、战术和编制体制能够满足广泛的精确侦察、实时信息汇总及集中火力精确打击的要求。
未来战争力量“体系化”的构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多种兵器相互协同、取长补短，形成整体。各种兵器不再是单个兵器，而将成为能够最有效发挥战斗力的武器装备体系。第二，在未来战争中，武器装备体系的效能，不仅取决于自身体系完备，还取决于与之相关的情报系统、指挥控制系统以及其他保障系统密切配合。这些系统形成了严密有序的整个作战力量体系。第三，军队所拥有的作战力量体系，要与它所依赖的物质和社会基础有着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国家的综合国力、各种包括全球和外层空间的战略性的保障体系以及一些非军事手段共同构成战争力量体系。这种“体系化”的力量构成，使得武器系统“一矛一盾”相互制约的状况已被“多矛多盾”相互制约的新特点所代替。在未来战争中，任何单一的武器装备或其他力量要素，都不可能主宰整个战场，必须依靠协调一致的“体系化”的行动才能获胜。
如果从更宽泛的涵义上理解“力”，我们要特别注意老子说过的一句话，即“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老子·五十一章》）这句话非常精辟，有很普遍的涵盖性。就力量的生成与构成而言，这句话表明：力量是由“道”而生，力量包蓄有精神方面的“德”（这样的力量才有“气”，才有“魂”），力量是由“物”构成并显示出自己形状，力量所产生的预期作用要由“势”来促成。
综上所述，力量的生成与构成是复杂的。因此，分析力量，不能只看现象，而要看本质；不能只看眼前，而要看发展；不能只看数量，而要看质量；不能只看外形，而要看结构；不能只看力量本身，而要看影响力量的外部条件及其他各种制约因素。诸葛亮在赤壁大战前对曹操力量的分析比较全面，因而确立了正确的作战方针，获得了此战的胜利。他分析道，曹操虽有80万军队，但强中有弱，具体表现在：一是实际参战的兵力并没有所说的那么多；二曹操军队劳师远征，疲惫不堪，已呈强弩之末之势；三是参战的兵力中，有大量的北方士兵，他们善长骑战，不善长水战，现正处寒冬季节，马无粮草，士兵水土不服，战斗力大打扣。四是参战的兵力中，有大量刘表军队的降卒，这些人不会为曹操卖命。如果单个比较，刘备与孙权的力量都不是曹操的对手，但如能联合起来，力量对比的结果就不一样了，就有了战胜曹操的把握。
三、力量的不同类型
根据作用方式或表现形式不同，力量有多种多样的类型。细化和把握力量的各种类型，对于战略指导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一）现实力量与潜在力量
力量有现实力量与潜在力量之分，用战略常用的简化语言来说，就是“实力”和“潜力”。现实的力量是指实际存在并立即可以投入使用的那些力量；潜在的力量，是指能够转化为现实力量但不能立即投入使用的那些力量。
高明的战略在非关键的时期不主张保留过多的现实力量，只要合理够用就行，因为保留现实力量过多，只会增加负担，造成不必要的损耗。但是，我们一定要随时注重潜在力量的建设，并且做好潜在力量向现实力量迅速转化的准备。这两种形态的力量要组合成“金字塔”结构，上面小而锐，下面大而重。
现实力量要能够与潜在力量密切结合，并源源不断地获得潜在力量的补充，需要把握好以下三点：第一，把力量的根基建立在民众之中，也就是中国战略强调的“附民”。荀子在其《议兵》篇中强调了“附民”的思想。他说：“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巽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淮南子·兵略训》也有过类似一段话，“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仪并行，是谓至强。”毛泽东有一句大家熟悉的名言即“兵民是胜利之本”。第二，要选择和创造能够生成潜在力量和有关资源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我们前面谈的“地”。第三，要着眼时代演变，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否则，现实力量再强大，也会因力量补充资源的枯竭而丧失殆尽。
（二）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
通俗地说，物质力量是由人的肌肉以及人操作的工具发出的，它有形地作用于目标，改变目标的有形的形态。精神力量是由人的心理发出，多表现为人的“士气”、“斗志”等，它通过某种物质工具无形地作用于目标，改变目标的无形的形态，或者说瓦解对方的斗志，征服对方的意志。
对于物质力量，我们通常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比较好理解。对于精神力量，它包括许多方面，有许多类型和表现形式，我们很难把握。对这种力量，我们首先要承认它的存在，然后需要对其进行广义的理解。我在此借用《北京青年报》2000年3月17日的一篇文章来说明这个问题。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世上有很多种力量，其中，情感的力量是致使人类延续的原始动力；道德的力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知识的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内在核能。然而，还有一种力量却总被人们忽视，它以假设为前提，以现实为参照，以“无”为根本，以“有”为终结……正是这种力量，牵引着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等诸方面的所有变革。我们称之为──幻想的力量。”
精神力量作用于目标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精神力量通过转化为物质力量作用于目标。例如，我们通过先进理论改变原有的力量组合，使原有力量增强；我们运用智谋正确选择了力量作用点，使原有力量发挥更大效能；我们通过激励士气，增强人们操作工具的能力，形成更强的物质力量。另一种是通过一些媒介直接作用目标。这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或意志对抗。下面两个中国古代战争的战例形象说明了精神力量的存在和作用方式。
项羽破釜沉舟激励士气
秦王朝末年，陈胜吴广发动农民起义，六国贵族乘机起兵，出现了天下大乱的形势。秦王朝调动军队，四处镇压反秦势力。其中章邯所率领的部队是秦军的主力。章邯首先镇压了陈胜吴广起义军，接着击灭了齐王田儋、魏王咎等反秦势力，然后又利用项梁轻敌的弱点，大败楚军于定陶，随后又兵锋北指，攻打赵国。赵王歇被迫放弃都城邯郸，退守钜鹿。章邯随即以40万大军将钜鹿围住。赵王向各路反秦武装求救，然而楚、齐、燕、魏各路援军到达钜鹿后，因畏惧秦军，互相观望，谁也不敢与秦军争锋。楚军将领项羽激于义愤，诛杀楚军统帅宋义，取得指挥权，并决心挥师渡河，与秦军决战。他派英布等人先渡过漳水，然后本人亲自率领楚军主力渡河跟进，并下令全军破釜沉舟，规定每位将士只带三日干粮，以示全军上下一往无前，义无反顾，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渡河之后，项羽率领楚军进至钜鹿城下，将秦军团团围住，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敌人猛扑过去。楚军将士奋勇死战，无不以一当十，呼声动天，作壁上观的各路诸侯援军无不胆战心惊。楚军以英勇的气概，将兵力占据优势的秦军杀得溃不成军。尔后，项羽继续指挥楚军作战，不给秦军以喘息之机，九战九捷，终于大败秦军。
历史似乎开了一个玩笑，项羽通过激励精神力量击败了秦军，但他最后却被汉军施放的精神力量所击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四面楚歌”的战例。
“四面楚歌”项羽兵败垓下
公元前203年，项羽率军东归，刘邦也想西还关中。刘邦的谋士张良劝道，项羽此时已经众叛亲离，兵疲粮竭，任他东归则养贵患，应不失时机穷追猛打，加以消灭。刘邦接受了张良的劝告，令各路诸侯会师，合力追击楚军，将项羽围在一个名叫“垓下”的地方。这个地方位于我们现在安徽省灵壁县的东南。张良并没有建议汉军马上发动攻击，而是教汉军士兵学唱楚地的歌曲。入夜，垓下周围楚歌四起，引起楚营士兵的思乡之情，军心瓦解，兵将大量逃走。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边。
在力量的总体构成中，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物质力量需要精神力量来激发和定向，枪需要由勇敢的心和有力的手来操纵。精神力量如果离开了物质力量，只能是一句宣传性的口号，对对方构不成根本性的威胁。就战略而言，真正的力量，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个方面，物质力量是第一位的，但精神力量不能缺少，也不可低估。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这种结合，类似于我们常说的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
（三）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
有形力量，即是那些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力量，它由物质的现实的力量构成。与此相对应的无形力量，就是那些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它包括前面所说的精神力量、部分潜在力量、信息力量等。
现代战略，十分重视对无形力量的运用。这因为：第一，这种力量具有强大的穿透性，尤其在信息时代，这种穿透性更为明显。第二，这种力量可使对手难以防备，达到“不战而胜”、“胜于无形”。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所掌握的无形力量越来越多，人们通过使用无形力量进行无形对抗的领域越来越大。
（四）全部力量与局部力量
力量可分为全部力量与局部力量，这种区分是按力量时间空间分布状态而做出的，体现了力量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全部力量多表现为力量的原始形态，局部力量多表现为力量的对抗形态。
力量的原始形态与对抗形态不同，后一种表现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中，表现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抗双方的力量对比中，战略指导的艺术恰好表现在这方面，有“聚”、“借”、“分”等要诀。《孙膑兵法·客主人分》中一句话阐述了这个意思。书中说道：“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锱（铢）有余；不能分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则数倍而不足。”
我们还需要关注在《淮南子·兵略训》中的另一段话。这段话的基本意思是：水能胜火。但是，章华台失火，如果用升久舀水去救火，纵然把井水掏干，池水用尽，也是救不了的。如果拿起盆盎盛水去浇灌，那火就可以立即扑灭。这段话道明了与全部力量和局部力量相关的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观点：达成战略目的，关键要看局部力量的使用情况，全部力量多，但局部使用力量少，在实际对抗中用少数人对付多数人，是不会取得胜利的。
中国战略常讲“以少胜多”。这个“以少胜多”，是就全部力量而言的，不是就局部力量而言的。例如，《淮南子·兵略训》这部古代兵书指出，“少可以耦众，此言所将，非言所战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人说用少数人可以对付多数人，是他所指挥的军队的数量，并不是实际参加作战的军队的数量。把力量按照“所将”（实际掌握的）和“所战”（投入对抗的）作出区分，能够使我们更为清楚地认识全部力量与局部力量的辩证关系，并且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启示：掌握全部力量少的一方，在具体的对抗过程中，并不等于在局部力量上一定会少；掌握全部力量多的一方，在具体的对抗过程中，并不等于在局部力量上一定会多。所以，中国战略认为，就全部力量而言，能够“以少胜多”，但是这种全部力量的“以少胜多”必须建立在局部力量的“以多胜少”上。由此可见，中国战略强调的“以少胜多”与强胜弱败规律关不矛盾。
掌握了全部力量与局部力量的辩证关系，我们就可以在全局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动地夺取局部优势，通过不断地赢得局部胜利，逐步改变双方全部力量对比，最后夺取全局优势，赢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成功地把握全部力量与局部力量的辩证关系，最后夺取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
（五）“虚”的力量与“实”的力量
按准备程度和发挥程度的不同，力量有“虚”、“实”之分。中国古人对力量的这两种状态有过比较明确的阐述。他们认为：无者为虚，有者为实；空者为虚，坚者为实。表现在军情上，怯、弱、乱、饥、劳、寡、不虞为虚；勇、强、治饱、逸、众、有备为实。概括地说，在有利状态下的力量表现为“实”，在不利状态下的力量表现为“虚”。
掌握力量“虚”与“实”的辩证关系，是掌握中国战略思想中“致人而不致人”原理的核心。郑有贤在《孙子遗说并序》中说，“凡所谓待敌者佚者，力实也；趋战者劳者，力虚也。致人者，虚在彼也；不致人者，实在我也。”
四、胜敌而益强
在通常情况下，力量在对抗过程中是要大量消耗的。但是，中国战略家们却在思考，自己的力量在对抗过程中如何越变越强，即“胜敌而益强”。（《孙子兵法·作战》）这里面包含着十分重要的力量转化的战略思想，并且集中体现在如何通过借用对方力量而使自己力量增强并产生倍增性力量对比反差效果等方面。
如何造成对抗双方的力量转化，是一门高深的战略指导艺术，这要依据力量转化的特点和规律，充分利用各种具体条件，实现双方力量的彼消此长。具体展开说，需要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着眼自身力量增强，实现自身力量由弱变强。这需要通过各种办法和渠道，创造有利的条件，增加自己各方面的资源，实现并保持自身力量的强大。其中，还要特别注意考虑如何将潜在力量尽快向现实力量的转化。下面有两个实例可以形象说明这一点。
越王卧薪尝胆，积蓄力量
越王勾践战败被俘，成了吴王夫差的阶下囚。勾践忍辱负重，麻痹了吴王，重回国内。为了不忘记报仇雪耻，勾践每天睡在柴草上，吃饭前尝一下面前挂着的苦胆。为了迅速增强战争力量，勾践采纳了范蠡、文种提出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策。他指定范蠡负责练兵，文种管理国家政事，推行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国家奖励耕种、养蚕、织布。尤其鼓励生育，增加人丁。与此同时，勾践千方百计地设法消除吴王的戒心，消磨吴王的斗志，减少吴国的粮食储备，消耗吴王的钱财。经过长期的努力，越国的力量大增，并在与吴国的力量对比上占据了优势，最终消灭了吴国。
刘邦“增力”于关中
楚汉相争，刘邦在彭城兵败之后，并没有退缩，而是积极采纳张良的意见，制定了新的战略对策，其中之一就是加强关中地区的治理，增强自身的力量，以图再战。刘邦返回关中后，立即封刘盈为太子，由萧何辅佐，镇守关中。萧何在关中制定法令，修复宫室，组织县邑，计户口、征粮饷，转漕调兵。另外，刘邦还亲自率兵围攻章邯，迫降废丘，尽平雍地80余县，一一设置郡县以加强统治，增强战争的潜力。这样，刘邦得到源源不断的物资和兵员的补充，汉军的力量得到大大的增强，逐渐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第二，利用自然条件、时空条件以及其他方面的条件增强自身的力量，就象孙子所说的“地形者，兵之助也”。（《孙子兵法·地形》
力量的转化是有条件的，并且一定要借助条件。在有利的条件下，弱小的力量就会变强；在不利的条件下，强大的力量也会变弱。中国历史上，许多聪明的将领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借用火、水、地形或其他条件，战胜了强大的对手。中国历史上楚汉之争时期，韩信率军与齐楚联军在潍水河两岸对峙。韩信决定利用潍水破敌。他先命士兵把上万个装满沙子的口袋运到潍水河上游，堵住水流。然后，他亲自率领小部军队渡河去袭击敌军，设法诱使敌军渡河追击。齐楚联军持强轻敌，冒然渡河，结果被汉军放下的急流冲散阻断。韩信率军反击，大获全胜。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就是三国时期的赤壁大战。在这场战争中，吴蜀两国借用火战胜了强大的魏军。
第三，善于调动对方，置敌于不利境地，而使我处于有利地位，在运动和变化中实现双方力量强弱转化。如何才能调动对方，这里面有许多战略运用的原则和方法，如“隐真示假”、“诱之以利”，“攻击必所救”等等。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和我军老一辈将领特别强调调动敌人，提出了“蘑菇”战法，牵住敌人的“牛鼻子”走，实现双方力量的转化，改变了力量对比不利的态势。例如，1947年3月，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以不足两万人的兵力，运用“蘑菇”战法，把超出自己十五倍的敌人打败。这种“蘑菇”战法巧妙利用了“人民”和“地势”两个有利条件，与强敌周旋，将其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而我军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将敌一口口地吃掉。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调动敌人的实例很多，其中周德威用兵的例子很能够说明问题。周德威是五代时后唐的开国功臣，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他用兵最大的特点，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善于调动敌人，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形势。
周德威调佚劳敌
公元910年，后梁太祖朱温吞并赵国的深、冀二州，赵王求救于晋。晋王李存勖与大将周德威一起率军援助赵国，与梁军在柏乡（今属河北）一带相持。经过试探之后，周德威发现梁军气势很盛，便对晋王说：“梁军兵多势胜，不能硬拼，不如采取先疲后打的战法。我们主动退到高邑，引诱敌军离开营垒，敌出我归，敌归我出，以此疲敌，再派轻骑抄掠敌军的粮饷，这样敌人的士气就会一天天消磨下去，形势就会逐渐对我有利。如此不出月余，我们就可以击破敌人了。”
晋王采纳了周德威的意见。果然，梁军被晋军折腾得缺草少粮，士卒只好用屋顶的茅草和剁碎的草席来喂马，大部分战马都饿死了。眼看部队被晋军搅得十分疲惫，梁军主将十分恼火，周德威偏偏又派军队前来骂阵，这更激怒了梁军，于是梁军倾巢而出，与晋军决战。晋军却且战且退。双方战到中午，也没有分出胜负。晋王对周德威说：“两军已经打起来了，我军兴亡，在此一举，我先冲上去，您跟在后面杀上来吧！”说完就要指挥主力冲入阵中。周德威连忙拦住晋王的马头，说：“梁军的气势虽然有些减弱，但仍有实力，现在要战胜他还不容易，我们应当继续消耗它。现在梁军士卒离开营地已有30里了，虽然带着干粮，却顾不上吃，等战到傍晚里，梁军就会又饥又渴，劳累不堪。那时我们再以精骑出击，一定能大获全胜。”晋王听从了周德威的意见。日暮时分，战了一天的梁军果然没有力量再打下去了，开始往后退却。周德威见时机已到，立即指挥精骑，发动了进攻。已经失去斗志的梁军抵不住这样一支精兵的冲击，顿时败下来。晋军乘胜追击，梁军全军覆没，只有主将率领几十人拼命逃走。深、冀二州的梁军闻讯后，也不战而逃。
公元918年，晋王李存勖调集兵力，企图南下一举灭梁。这时梁军将领内部因为争权而发生相互残杀。李存勖认为这是灭梁的大好时机，于是决定要亲率万骑，直趋大梁，与梁军决战。但周德威认为，虽然梁军将领相互残杀，但其实力尚存，因而必须慎重行事，不能“轻行徼利”。晋王李存勖不听，于是遣回老弱，亲率大军毁营而进。晋军到达胡柳陂（今山东鄄城西北）时，立栅为营，次日梁军追到此地。周德威根据梁军刚到营垒不固，以及晋军距大梁甚近等情况，认为晋军悬军深入，不可轻发，应当以方略制敌。他建议利用营栅之固，以逸待劳，先吸引梁军进攻，然后乘其疲惫而攻之，这样可以一举灭之。但轻敌的晋王却反驳说：“上一次在河上没有见到敌人，我深以为恨。现在敌人来了却不进攻，还等待什么呢？您为什么这样胆小呢？”因而拒不采纳周德威的意见，亲自率领大军冲击梁营，周德威不得已，只好率部继后。结果此战打成了硬碰硬，双方均损失了约三分之二的兵力，形成了两败俱伤的结局。周德威本人也战死于乱军之中。晋军无力再进，只好放弃了一举灭梁的计划。晋军之败，与放弃力量的转化这个必要的环节密切相关。
第四，是借用对方的力量，实现双方力量对比的转化。与前面相比，这方面的难度最大，但也最能够体现出战略艺术的效果。借用对方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是中国战略特别强调的，也是中国战略的精髓。
孙子曾经说过：“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孙子兵法·作战》）孙子在这里表述了他的著名的“因粮于敌”的思想。这一思想强调，要学会向敌人“借力”，要把敌人的力量转化为自己的力量。我军在解放战争时强调“歼灭战”，就包含有“取之于敌”的战略用意。
“因粮于敌”是一条重要的化敌力为已力的思想，这种力量转化的结果，可使双方力量对比获得成倍的改变。正如孙子所说：“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芑秆一石，当吾二十石。”由此，孙子提出了他的“胜敌而益强”的战略思想。他说：“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孙子兵法·作战》）孙子特别鼓励那些夺取敌人装备的士兵，并且要求他们迅速将这些敌人的装备改变为自己的装备。这样，我战胜了敌人，力量不仅没有损耗，而且还得到了增强。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借用敌人的力量，我便可越战越强，在力量对抗中不仅不会失去力量，反而还会增加力量。
关于“借力”，中国古书《兵经》也有明确的阐述：“古之言借者，外援四裔，内约与国，乞师以求耳。惟对垒设谋，彼此互角，而有借法乃巧。艰于力则借敌之力，难于诛则借敌之刃，乏于财则借敌之财，缺于物则借敌之物，鲜军将则借敌之军将，不可智谋则借敌之智谋。何以言之？吾欲为者诱敌役，则敌力借矣；吾欲毙者诡敌歼，则敌刃借矣；抚其所有，则为借敌财劫，其所储，则为借敌物；令彼自斗，则为借敌之军将；翻彼着为我着，因彼计成吾计，则为借敌之智谋。己所难措，假手于人，不必亲行，坐享其利；甚且以敌借敌，借敌之借，使敌不知而终为借，使敌既知而不得不为我借，则借法巧也。”攻心伐谋，利用敌人的各种力量去战胜敌人是最高明之术。这样不出己力而实现目的，就可以真正达到“兵不钝而利可全”。“以敌借敌，借敌之借”，这是更高层次的“借”。借敌之谋，实际上是借着敌人用计的心理企图，引诱敌人，就我所范。
以上战略思想，我们还可以深追到《易经》中去。《易经》有一卦叫做“损”。“损”卦由下兑上艮组成。艮为山，兑为泽，卦象是“山下有泽”。挖泽造山，“损下益上”。实际上，泽挖得越深，山也就越显得高；相反，山增高了，泽即使不挖也显得低了。这就是说，一方的减少等于另一方的增长。我们强调“借力”，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在战略上，除了借用对方的力量之外，还有借用盟国或其他方面的力量，以实现力量的转化——或夺取力量的优势，或保持力量的平衡。在中国历史上，楚国曾经通过巧妙的战略运筹，为自己调来的援军，化解自己的险情。在当时的情况下，齐、秦两国的力量处于相对均衡的态势，双方都十分害怕对方的力量超过自己而打破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当自己不能直接获取中间国家的土地时，也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对方占中间国家的便宜。楚国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当齐国率领韩魏进攻楚国时，楚国没有直接向秦求援，而是做出割让土地给齐国的姿态，从而巧妙地使秦国主动发出了援兵。这种示于一极，借于一极的作法，是十分高明的。
楚国调秦兵御敌
公元前300年，秦军大举攻楚，夺取了新城。楚怀王为求得齐国的援助，将太子横送到临淄为质。后来楚怀王被骗到秦国，抑郁而死。齐相孟尝君将太子横送回楚国，并联合韩、魏两国，随其后向楚国的东部发动进攻。由于楚国在与秦的对抗中屡遭失败，国力大损，此时无力抵挡齐、韩、魏三国的攻势，而西面的秦国又在虎视眈眈之中，楚若不忍痛割让大片土地，秦国绝不会出兵救援。在这种情况下，策士昭盖向太子横说：“不如先向齐求和，作出一付准备将楚国东部割让给齐国的样子，借以调动秦国。秦国害怕齐国得到楚国东部后实力大增，从此号令天下，必然会出兵救我。”太子横依计而行，令屈署将楚国东部割给齐国，与齐讲和。秦王听说后十分害怕，立即派辛戎到楚国说：“不要将楚国东部割给齐国，我们马上就会派出援兵。”于是楚国保全了自己的国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