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近来中国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把中国视为是一个像早期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式的崛起中的大国。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似乎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就要拼命寻找中国崛起对西方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含义。一旦中国的外交被视为是对西方构成竞争或者威胁，那么，问题就很容易被政治化，尽管在很多方面，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或者竞争并不真实，而仅仅是一些人的感知。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人物、社会名人和非政府组织都在努力把中国在非洲的政策尤其是中国与苏丹的关系，同明年的奥运会联系起来。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和西方世界各个方面的冲突具有必然性，并且冲突不仅会表现在物质层面，也会表现在价值体系上。在物质层面，主要表现在中国资本和西方资本之间的竞争，而价值层面则表现在资本的国际运行所隐含着的价值。
“走出去”反映中国的经济力量
中国和西方之间在价值面的冲突在早期并不突出，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对西方世界实行“请进来”和“接轨”政策。顾名思义，这些政策意味着中国在接受现存国际秩序的同时，认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但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实行“走出去”外交政策。“走出去”并不仅仅是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国际战略，而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力量。
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力量的提升必然导致其外在影响力的增加。在现代国际社会，经济实力仍然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力量，但如果没有一套能够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价值体系，就很难构成自身的软力量，与经济力量相配合。简单地说，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的硬力量的“走出去”，需要以价值体系为基础的软力量来论证其合理性。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不惜和西方对抗，在构造软力量方面不遗余力。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至少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一种软力量，当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是接受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专注于内部的发展，对外实行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政策。在和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融合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也不再强调自身的国际价值体系，更不用说是把自己的价值强加给他国之上了。前些年，当西方一些人炒热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争时，中国领导人显然保持了鲜明的理性，并没有接受似乎有利于中国构造自身国际话语权的“北京共识”。从今天看来，拒绝“北京共识”具有先见之明。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理性来从事诸如“北京共识”那样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东西，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
中国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表明自身的外交政策话语并不等于要干预他国的内政。各国主权国家之间通过互动而导致本身或者他国的内部变化，这不能说是干预内政。中国本身就是在同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互动过程中，改变自身的行为。
不能说，中国没有注意到构造自己的外交话语。很多年来，有关方面一直努力阐述“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话语，并且在获得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和平崛起”话语已经远远不够。“和平崛起”是针对中国本身的行为而言的，说明中国本身为什么要融入世界体系。当然，这一话语也表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愿意承担大国的责任。但是，这个话语很难论证中国的“走出去”及其在“走出去”过程中为什么会和西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在价值层面。
在政策层面，中国外交强调不干预和互惠性，但实际上，中国的国际行为是体现自身的价值体系的。例如在非洲政策上，中国就是根据自身的经验，把重点放在当地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上。
西方国家早期在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没有试图发展当地社会的民主，实现人权。但在发展中国家独立过程中或者独立以后，西方国家便开始强调实行民主的重要性。民主人权成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的内在一部分。民主话语俨然成为了西方国家软力量的主体。但事实上，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并不成功。
二战以后，西方在亚非拉国家实行了很多民主试验，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但这并没有终结西方国家的民主使命感，使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促使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仍然是西方使命的一部分。这样，民主与人权往往是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上，也表现在以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难免同西方发生摩擦
中国的行为显然和西方不一样。如同中国本身的发展，中国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把一些政治价值作为前提条件。中国这样做实际上是有很大的理性。在中国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很多问题，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暴力行为，都和经济社会的落后有很大的关联。
那么，中国是否构成和西方的竞争？很多人在考量构造中国软力量时，总是把中国放在和西方竞争的位置上。中国和西方的确有竞争的一面。如果中国需要自己的外交政策话语，那么就必须和西方的行为区别开来。这就是竞争面。但另一方面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又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尤其从长远来看。
中国本身并没有否认包括民主自由的西方价值的合理性，而更多的是强调西方民主自由价值不适合中国，而不适合的主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和西方社会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主要领导人）开始认同具有普世性的民主自由等首先在西方世界发展出来的政治价值。
同样，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也没有理由否认西方价值的合理性。中国强调的是民主自由等这些价值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社会经济基础，即使民主发生了，也不见得能够是和平的和可持续的。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同西方的摩擦甚至冲突不可避免。尽管摩擦和冲突具有物质基础，但很多冲突的发生大多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往往又是因为双方有效沟通的缺失。对中国来说，要和国际社会沟通，就需要确立自身的外交话语，要表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的产生并非中国一厢情愿。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必须在结合了中国本身的经验，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
在确立自己的外交话语过程中，中国没有必要排除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如果目标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外交话语必须是参与和开放式的。西方所走过的单向面的、意在把自身价值观强加给他国的路已经证明为行不通。参与和开放式的外交话语即符合中国本身发展经验，也迎合全球化这一大趋势。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