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20世纪如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已经走过了从“倒退”到“稳定”，再从“稳定”到“倒退”的循坏。这就是所谓的“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也好不到哪里去”主流说法的来源。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每次“倒退”都是美国方面采取新的进攻性政策动议或政策的结果。“稳定”并不是说两国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只是把冲突暂时压制或者往后拖。
中国应当怎么办？等待主义不是上策。冷战结束已十多年，现在也应当是严肃反思中美关系、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的时候了。中国要进行战略调整，就不能象从前那样光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作被动的反应，或者说是摆脱眼前的危机达到两国关系的稳定化。这样的反应都会是救火式的，不会导向宏观战略的形成。战略的形成要跳出对具体事件的反应，要从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人手。而正确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是进行战略调整的关键。本文是笔者对目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希望为关怀中国的国际关系的人们提供一种参考。
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大量的文献引述和对一些理论的繁琐的论述。
一、世界体系和美国新战略
1.世界体系的扩张性和国际关系的本质
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主权国家间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由不可调和到冲突甚至战争，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的规律性现象。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新因素的产生来调和国家利益或者遏制冲突，如国家问的相互依赖性和经济的世界一体化。但所有这些新生因素并不足以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冲突本质。
决定这一本质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现代国家关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辅助于资本主义的则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两种制度因素对于现代国际体系形成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无论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都起源于西欧，然后再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资本主义先于民族国家而生，民族国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资本主义区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形成和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本身包含有巨大的扩张动力。但在其扩张过程中，资本经常在国内市场上遇到地方化的政治权力（如封建权力）的阻碍，在国际市场上则遇到他国政权的阻碍。如何克服这样那样的阻力，民族国家的作用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用民族国家的权力应付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权力阻力就成为了现代国际冲突的主轴。
可以说，资本主义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动力，但没有民族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就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形成。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基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上的资本主义体系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是和平的，因为每一国家都可或多或少地从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问题就出在民族国家的干预。但经验证明，这至多是一种理想的理论假设。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早期，当资本主义的扩张遇到障碍时，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或者辅助资本的扩张，或者直接参与扩张。而对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家本身就推动本国资本的向外扩张。有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认为，后发展中国家所经历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际上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在海外的表达。
2.民主的扩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仅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在扩张，民族国家本身也在扩张，那就是民主的扩张和输出。迄今为止，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国家形式，尽管民主政治的扩张仍然落后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扩张。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避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扩张。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动用国家的权力从资本主义的链条上挣脱出来，建立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一无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现在这些国家都已经无一幸免地纳入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国家体系中去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扩张已经引出了所谓的“第三次浪潮”理论。有人甚至乐观地宣称“历史的终结”，相信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必然是世界最后的一种政治形式。“
人们强调资本的扩张性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民主的扩张性。实际上，不了解民主的扩张性，就很难理解当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根据美国学者亨廷顿的研究，民主化至今已经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发生在1828—1926年间，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阿根廷等国和英国的诸多海外殖民地获得了民主的政治形式。之后在1922—42年间，这些国家中发生了民主的第一次回潮，包括意大利、德国和阿根廷。民主的第二次浪潮时间较短，发生在1943—62年间，西德、意大利、日本、印度和以色列等国获得了民主的形式，但在1958—75年间，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发生民主的回潮。最近一次也就是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发生在1974年以后，这次浪潮中，很多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及其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东欧的许多国家获得了民主的国家形式。从下表中可以看到，权威政体从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在同一时期内，民主政体从23.8％上升到47.6％，部分民主的政体从7.5％上升到26.2％。
那么，为什么民主会象资本那样具有向外扩张性呢？这里有几个主要的动力源。第一是来自“供给”方面的动力。如果说政治力量辅助资本的输出，那么也可以说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也是随着资本而输出。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欧洲、美国和日本等殖民国都对被殖民的国家的政治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民主政体特别是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都是西欧美国殖民者输出的结果。“在殖民地时代结束以后，民主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就通过其他种种方式来输出民主政体形式。尽管输出的途径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即要用民主这种特定的政治组织形式来保护资本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西方国家决策者相信在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冲突或者少冲突就是这种目的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
美国等西方国家不知疲倦地在中国建立“法治”也是基于保护其在华的经济利益。
但是对“供给”方面的动力不能过于夸张，否则就会走向极端的思维方式，认为民主政治的扩张是西方世界的另一类殖民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扩张有更重要的“需求”方面的动力。法国学者贝蒂（Benrand Badie ）在这一点上有个较为中肯的说法。他把政治方面的全球化定义为政治秩序的西方化，认为西方输出国的权力和霸权不能解释其政体之所以能够输出到其他国家，他认为，“西方政治模式的传播和全球化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它们被进口。西方模式被追求和内化，因为它们满足了进口者的战略需求，是基于动力和回报、期望和展望之上的个人选择的结果”。“对很多后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不仅是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出来的治理社会的较好模式。在后殖民时代，很多后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霸权，但并不反对西方国家留下来的民主形式，这是有其统治和理想方面的考量的。在今天，民主政体已经成了很多后发展中国衡量一个国家现代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指标。尽管民主政治的消极方面也在不断暴露，但这些国家仍楔而不舍地追求民主政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主作为理想的内在动力。
民主的“需求”方面的动力最重要的莫过于资本主义式经济和民主之间的因果关系了。
为什么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分不开？我们可以从逻辑和经验根据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上的经济制度，它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最根本的制约。资本主义产生出一种和“公共领域”分离开来的社会经济上的“私人领域”。这种“公”“私”领域的分离是民主作为一种有限政府形式最重要的原初条件。
再者，资本主义导致富裕，而财富有助于缓解统治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及其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为现代福利国家打下了基础，福利国家反过来缓和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财富也缓和了精英之间的冲突。政治游戏中的失败者可以转向寻求经济社会方面的成功，这样，就不会把所有赌注都放在政治游戏中。就是说，参加政治游戏并非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政治游戏因此不是一种零和游戏或者你死我活的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下，失败者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对政治稳定不利的事情，例如组织示威、暴动和参加地下反政府活动等等。就是说，财富为政治家们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界限，防止他们超过这个界限，超过这一界限就会对现存制度的运作和生存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从经验上说，民主政治的发展实际上是多种权力之间的制约。先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对政治权力的制约。资产阶级的兴起与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密不可分。新崛起的资产阶级成功地驯服了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专制国家的统治原则是基于出身背景之上的政治等级。资产阶级认为这种政府形式不“自然”，所以要由基于财富之上的统治原则而取代之，因为财富比出身更为“自然”一些。
但是，光强调经济权力对政治权力的制约是远远不够的，不足以理解当代民主政治的运作。还有另一类重要的制约就是人民的“人数”权力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制约。早期资产阶级是争取民主政治的主力，但后来普通人民的力量也不可忽视。资产阶级只是为资产者本身争取到了民主，资产者不会自动地把民主权力送给普通人民。资产阶级的统治生产出了一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最终用组织的力量和资产阶级分享政治权力，建立了代议制度。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参与政权，资产阶级的政体就会是一个“右派”专制政权。如果资产者的权力基础是经济，那么工人阶级权力的基础就是人数。实际上，代议制度的本质就是根据人数来统治。不仅工人阶级在建立现代大众民主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方世界后来的民权运动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应当指出的是，根据人数来统治不仅因为是普通人民对民主的争取，而且也是因为基于人数的统治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如同专制的政治权力，资产者经济力量也是毫无节制的。人民的“人数”是制约资产者经济力量最有效、最重要的力量。在现代社会，所有的民主都是精英统治，即使在最民主的国家，人民也不能直接统治自己。但人民人数的力量对统治者是有很大的制约力量的。在很大程度上说，现代民主政治是三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即统治者的政治权力、资产者的经济权力和人民的人数权力。只有在这三种权力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才能达到稳定。
民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而言就是民主的政体必须随着资本在海外的扩张而扩张，但对后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就变成了：在接受和容纳西方资本的同时能够拒绝用来保护和节制资本的民主政体吗？对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这不仅是因为资本的经济权力到了后发展中国家以后，其对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后发展中国家的统治者经常动用政权的力量来抵制民主的传播。但是，正如“第三次民主浪潮”
所显示的，总的趋势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推动民主政治的产生。可以说，资本不能没有民主而生存，不能没有民主而得到节制。
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的扩张既造就了全球化，也制造出了国家内部及其国家间的纠纷、冲突，甚至战争。在早期，马克思批评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充满着血腥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因为福利国家形式的出现，在先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血腥味大大减少，但当资本主义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时，马克思所描述的世界一如既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仍然是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再者，即使人们相信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但民主的扩张是个充满暴力的过程。
3.世界体系和美国的国际战略
在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扮演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扩张的主要领导者，自美国进人世界体系以来，就替代了英国，一直是推动世界体系形成的一个主力。资本的本性就是扩张，美国一直在领导国际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这种扩张主要是因为美国及其资本主义世界从中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同样，美国也在领导着民主政体的扩张。
尽管美国在民主政体的扩张方面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美国认为，这是必要的代价，通过民主扩张可以保护和辅助其经济利益的扩张。
今天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国外在的挑战首先并不是美国，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合二为一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所具有的无限扩张力正在毫不留情地把世界上各个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和政治体吸纳进去，变成其内在的部分。而美国刚好处于这个体系的中心，是这个体系扩张的领导者。或者说，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权。
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位置决定了美国的国际战略，那就是用霸权的方式去领导这个世界体系。美国这样做，其背后是存在着巨大的动力的。首先，对更大的国际权力的追求迫使美国这样做。资本的唯一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资本，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更大的权力。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美国已经满足了其追求国际权力的欲望。第二，维持这样一个霸权地位给美国带来无限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的利益。美国人领导世界，到处有它的力量。但是要认识到，美国人并没有做仁慈的世界警察，它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其在海外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走到哪里，政治军事力量就跟到哪里。第三，在这一霸权状态下受益的很多国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美国这样去做。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体系是非常等级化的，各方面的利益的分配是极端不平等的，一些国家获得很大的利益，一些国家获得较少的利益，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根本就没有任何利益可言。这也就是今天的世界富者越富，穷者愈穷的原因。
富者要继续保持或者追求更多的富裕，强者要继续保持或者追求更强大。要维持既得利益，这些国家就要努力维持这个世界体系，或者使得这个体系更等级化。而美国则当仁不让地被这些既得利益者推为领导。
4.美国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中国认知
要保持霸权地位，领导世界体系，美国就要防止任何形式的挑战者的出现。冷战结束以后，这个潜在的和现实的挑战者就是中国。前苏联一经解体，美国没有花很多时间就找到了一个替代品，即中国。遏制中国也就成了美国的国际目标。但美国到底对中国实行怎样的一种遏制呢？什么样的方法更有效呢？这就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perceptions ），意识形态就开始发挥其作用。不管美国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有多大的分歧，但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成为挑战者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九十年代初，美国和西方就有很多人主张用围堵苏联的办法来制约中国，乘胜追击，取得自由民主的全面胜利，让历史终结。克林顿总统最初几年的对华政策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中国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其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也开始很快地和西方世界体系整合。较之苏联，中美关系无疑是互惠互利取向的。经过多年的调整，克林顿政府终于确立了对华的“接触”政策。确立了以经济扩张为中心的全权策略，取代了冷战时期的军事扩张。克林顿的选择多少和他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价值相关。但这一战略并不是说美国可以不关心中国的民主人权等问题了，而是说通过把中国整合到世界体系里面，更能有效地在中国实现西方价值。
美国的自由主义想象了一个理想的国际政治格局。民主、和平、平等共存、相互依赖等等主导着美国理想主义者国际关系的话语（discourse ）。表现在中美关系上，理想主义相信中美两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存在着很大的调和空间，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和平是可能的。所以，理想主义者强调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强调自由和民主是中美两国合作和和平的基础。克林顿政府相信，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必然导致中国政治的深刻变化，最终导向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应当指出的是，克林顿所谓的自由主义对华政策并没有妨碍其对美国利益的现实追求。例如，在克林顿期间美国政府卖给台湾的武器并不比美国历任政府少。
在中美关系上，美国理想主义越来越被认为是面临着破产的命运。尽管中国政府在人权等政治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远远没有满足美国理想主义者的期望。“六四”事件是对美国理想主义的第一个打击。邓小平南巡后，理想主义又得到恢复。但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政府近年来不仅没能改善人权，在民主政治的方向上有所作为，反而变本加厉，情况有恶化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理想主义者在中美关系上的声音渐弱，在国内很难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一部分理想主义者甚至开始转向现实，认为要对中国施加外在的压力，迫使其政治发生变化。
小布什一上台就改变了克林顿时代的局面。他信仰的是冷战时期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任何外交政策的起点就是美国利益，而非其他任何因素。如果说克林顿的自由主义是在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关系中来考量美国的国家利益，再从这种国家利益出发来考量和他国的关系，那么可以说小布什是从直接从冷战继承下来的较为抽象的国家利益的观念出发来考量美国和他国的关系的。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使得小布什政府较之克林顿政府更为自私自利。这种思维的形象表达就是，“我是美国”，“美国就是世界”。
意识形态的变化已经充分表现在布什政府的实际决策中。不管外界包括美国传统的盟友的反应如何，布什政府一直在强调全国导弹防御系统。这样的做法虽然引起了美国盟友的不高兴和中、俄等国的强烈反对，但美国还是继续根据自已的意愿行事。
在对华政策上，“战略竞争”的概念已经成为了布什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理论起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有点“求同存异”的味道，就是说强调两国利益的共同性，用发展共同性来减小或者遏制差异性。布什的现实主义反其道而行之，新政府的中美关系的逻辑是：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说是用“合作”来掩盖“冲突”，倒不如承认冲突，在“冲突”的基础上来追求尽可能的“合作”，这样做较之理想主义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现实主义者从来就没有对中国抱任何幻想。从尼克松时代与中国的战略性合作到现在布什的新冷战主义，美国的逻辑是一样的，是对其国家利益的赤露露的考量，只不过是不同国际格局之下的不同表现罢了。不管谁当总统，都改变不了美国资本主义及其民主政体的扩张性质。
所不同的是，以怎样的方式来扩张。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较之克林顿，布什更接近于国际关系的真理。
但这并不是说，中美两国之间一场美苏冷战式的新冷战甚至公开冲突成为不可避免。中国毕竟和前苏联不同。布什政府对这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布什政府要发动一场新的冷战，这场新冷战也是有限度的。这里所说的限度指的就是今天和当年美苏冷战的不同的时代背景。
新背景有两个特点，即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经济的全球化。美苏冷战时，天下一分为二，美国只得到半边天。在苏联的范围内，美国很难发挥其影响力。而现在则不同，美国要的是领导整个体系。美国绝对不会容许中国再象当年的苏联那样组织一个自己的势力范围。相反，美国人要求中国继续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成为其势力掌控之下的顺从者。
再者，和苏联不同，中国的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并且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不管国内外的情况如何，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起飞，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巨大的发展动力。这种情况使得美国对中国的任何形式的孤立政策都将不那么有效。
用经济整合来制约中国，这一点布什和克林顿时期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是对布什来说，自由贸易必须达致中国的政治变迁，否则的话，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挑战者。这些形成了布什时代美国对华新战略的背景或者说是美国组织新冷战时所必须考量到的因素。
5.美国对华关系的内部张力
中美之间几乎在两国关系的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包括硬力量（hard power）方面的地缘政治、资源和市场到软力量（soft power）方面的意识形态、文明和文化价值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这些潜在的冲突会怎样通过美国国内的各种制度途径而表达出来。美国国内导致中美冲突的内在制度动力主要包括美国对中国在美国国际战略棋盘中的角色的认知、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内政的性质等等。首先，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中，中国仍然会扮演过去苏联所扮演过的角色，即成为美国的对手。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力量不可避免地会增强。
尽管中国在总体上还是贫穷，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和美国在经济政治方面的竞争性也在逐渐提高。在中国还是很贫穷的时候，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存在着很多可以调和的地方。但当中国富裕起来以后，两国国家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就增加。退一步言，即使中国实际上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也要把中国塑造成这样一个对手。自九十年代初以来，中国被一次又一次地塑造成“国际威胁”。中国是否是“敌人”，不仅仅取决于现实，也取决于人们的概念，而概念是可以构建出来的。
其次，中美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更会强化上述概念的现实性。
中国现在成了世界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或者说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这样。自九十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多次民意调查中，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认为，中国正在变成美国的主要对手或者潜在的敌人。敌视中国的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没有可能接受西方的价值，而同情中国的人则相信，中国总会有一天会变成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国家。
只要中国的共产主义存在一天，美国就不会停止认为中国是其潜在敌人。
这样的民意进而为美国政治提供了资源。无论是在两党政治中，还是在议会政治中，中国已经也必然继续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表明美国政治话语中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经济问题没有新的内容好谈了，美国人的经济杠杆的分量少了好些。但这并不是说中美两国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相反，经济问题刚刚开始。美国拉中国加入世贸，中国努力加入，在这个过程中，两国领导人强调的是利益方面的积极因素，但一旦中国加人世贸，潜在的经济冲突无疑会浮上台面。一旦冲突成为现实，也就为美国的政治提供了塑造中国是“敌人”的资源。当经济杠杆不够有分量的时候，政治外交方面的手段成为主要的了。
民主、自由和人权必然再次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话语。
考虑到中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反应及中国本身的成长，中美之间的冲突似乎更具有了现实性。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经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美国必须和中国交往，和中国合作，但是中国应当向美国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强调的是，美国要求中国的变化必须朝着美国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是这样，那么将受到欢迎，否则美国就不会乐意。换句话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要求中国充当一个听话的“顺从者”，而不是一个不听话且有能力挑战美国的世界权力。自然，这种设想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顺起中的大国，不可能完全听从于美国的安排。更为重要的是，和美国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具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理想的国家。
现实的利益和道德理想的双重冲突使得中国很难受美国的摆布。而美国最恐惧的也就是这一点。美国可以容忍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这对美国是有利的，但美国不想看到中国发展对其所产生的挑战。自邓小平以来，中国一直不想太出头露面，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低姿态，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和美国实际上也是保持相当一致的，只是当美国的行为直接危害到中国利益时，中国才作出并非过分的反应。但即使是这样，美国人也对中国忧心仲仲，担心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力量。美国感觉到，如果不从现在开始围堵中国的崛起，将来来自中国的危险就会变得难以遏制。美国的遏制就会导向中国的反遏制。
一旦两国进入这种遏制和反遏制的恶性互动，新冷战就走上了不归路。
6.美国经济政治双赢战略的第三条道路
在正在形成的新冷战中，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目标有三：1）继续和中国交往以获取经济利益；2）扩张西方政治价值；3）要围堵中国对美国的可能的和潜在的或胁。首先，美国是不会放弃在华经济利益的。高经济增长，众多的人口，新生富裕阶层，中产阶级，这些使得中国成为任何一位资产者都向往的市场。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必然在资产者争抢中国市场中扮演头号先锋的角色。小布什尽管反对克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但并不反对竞争中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商业阶级代表的共和党，在这方面会比克林顿政府更加努力。很多人相信，小布什政府的这种经济考量会软化其对华政策，就是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会制约美国政府在和中国的关系上对军事政治方法的诉求。这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不能强调过分。中国本身的经济已经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在美国对中国采取非经济手段时，中国很难象从前那样不顾经济利益来反击美国。经济上的高度依赖性对中国本身也是一种很大的制约。
美国人也不会放弃在中国扩张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及其制度表现形式。按照克林顿政府的理想计划，通过把中国整合进世界经济体系的方式，美国可以更加有效地把民主等价值传播到中国。这是克林顿政府论证其对华经济战略的正确性和合理性的最有效的话语。小布什无疑在这方面更进一步。这也就是美国政府所谓的中国应当顺从“正确”的发展方向。美国人希望随着中国经济和世界的整合来带动民主化，但显然是过于理想主义的。中国不会按照美国人的意图而进行政治民主化。如果是这样，美国人对中国政治的情感方面就会突显出来。反映在议会政治上，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会把重点转向人权民主等政治问题。
既不要孤立和放弃中国，又要中国服从美国的领导；既要中国的经济开放而从中国获得利益，又要防止中国的崛起而挑战美国。这需要小布什政府走一条与克林顿时代不同的路线。
实际上，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经济交往为主的中国政策已经成了布什新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反思克林顿时代的对华政策。简单地说，对小布什政府来说，旧式的“围堵战略”不太现实，而克林顿的“接触战略”又太理想。结果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third way ）的出台。
“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介于“围堵”和“接触”之间的战略，或者说是“围堵性接触”（congagement ）。这种理论提出后，经美国一些战略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已经比较系统化，也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这种理论的大致内容是：在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遏制中国，避免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在围墙中国的“威胁”方面，美国新政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结盟。美国要保持其霸主及其领导世界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美国国内的各个方面的发生衰落，其地位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美国会继续努力保持其在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用高科技来促进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会进行诸如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项目。
结盟正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结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巩固原有的联盟，二是指建立新的同盟。结盟对美国的意义重大。第一，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时，美国就要考量另外的手段来扩张其影响。自卷人世界事务以来，美国一直在组织国际秩序方面起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许多国际组织是在美国直接的参与和领导下产生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一直是美国用来扩张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渐渐地，美国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内部的“异见”声音越来越多，用这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不象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尽管美国还不会放弃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扩展本身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上，美国很显然地向同盟政策倾斜，即通过和美国的盟友合作而非联合国来达到其目标。
第二，结盟是美国让其盟国分担新冷战所需要费用的重要手段。联盟对其受惠者来说就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 ），要维持这种公共物品需要大量的费用，但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各成员国都不愿意提供应当所分享的费用，而只想得到更多的服务和利益。对联盟盟主的美国来说，能否维持这种联盟，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不断提供费用来支持公共物品，而且在于其是否有能力让其成员国来分担维持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费用。在分派费用方面，美国迄今为止还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都是让其盟国分担着维持美国影响力的费用。如果美国要开始新冷战，结盟还会得到加强。
第三，结盟可以起到直接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的做法是想和中国周边所有的重要国家结盟（至少是改善关系），并且考虑把军事重点从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这种新同盟一旦形成，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掌上之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确定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四个主要热点，即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南亚。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直接的中国问题，而其他两个热点也直接和中国有关。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保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就要解决中国问题，这是美国各方面的共识。
那么，如何联合亚洲其他国家来围堵中国呢？这里有几层意思。首先当然是和美国传统的亚洲盟国，主要是日本、南韩、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小布什已经表示要重新评估和日本的关系，强化和日本的关系。第二层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鉴于中国的重要性，美国不会一边倒向台湾，就是说不会为了台湾而牺牲和中国的利益。但同样，美国也不会对中国同情多少。
美国的最好政策是保持台湾海峡的现状。只要台湾保持现在这样的事实上的独立，美国就达到了制衡中国的目标。第三层就是联合中国周边其他国家，如外蒙古和印度等来制约中国。
实际上，对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美国在近年来已经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这方面的努力在得到加强。
二、中国应对策略中的几个问题
如何回应世界体系和美国的挑战？对中国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和艰难的课题。应当指出，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作冷静的观察并不是没有理性。
美国新政府似乎做好了和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准备，但在很多方面部是远离现实。中国没有必要对美国的任何动作作立刻的反应。但这绝对不是说中国不应当就其国际战略做什么。现在正是反思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时候了。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战略，必须获得一种远视（vision）。
邓小平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际战略为中国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没有邓小平的这种具有远见的战略，中国不可能取得象今天那样的建设成果。但在这种战略下，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低姿态的外交政策，其外交越来越充当一种可以称之为“救火队”的角色。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中国政府调整外交来迎合他国的需要。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具体问题的反应替代了对长远外交战略的追求。而缺乏一个与时俱进的总体外交战略，对具体外交问题的处理往往不得要领，失去方向。这种情况的继续只能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处于一个越来越被动的地位，中国不仅很难得到中国应当得到的国际空间，更严重的是，其本身的发展会受到强有力的遏制。中国应当、能够制定什么样的国际战略不是笔者力所能及的，这里只就一些中国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1.中国和世界体系问题
在中国制定国际战略时，中国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和世界体系的关系问题。中国面临的不是应当接受这个体系还是拒绝这个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的选择可说是极其有限，除了接受这个体系外，中国别无他途。中国所有的选择就是在接受的前提下考量如何接受及其他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和世界体系的整合是中国领导人一贯的政策。中国领导人主动接受这个体系，并且推动国家和这个体系的整合。这样做使得中国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从和世界体系的整合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和世界上其他拒绝这个体系的国家相比，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说明了“拒绝”和“接受”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国不仅已经或者即将加入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而且也加入了所有主要的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中国甚至已经签署了历来非常敏感的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即《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和《政治权利公约》。
其中《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已经经全国人大批准而生效。
但是，中国进入这个体系不是只有利益而无代价。在中国努力进入这个体系的过程中，这个体系的现存领导者美国和西方纷纷向中国漫天要价。这就引出了中国各方面对中国要不要加入这个体系的疑问。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因为美国是这个体系的霸权式领导者，我们就要拒绝这个体系吗？中国能够拒绝这个体系吗？且不说拒绝这个体系所带来的经济代价，中国要这样做面临着巨大的和非常现实的困难。这个体系的领导者美国不会容许中国这样做。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美国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履行这个体系的“使命”。美国不这样做，另一个国家也会这样做。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是绝对不会让中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和拥有可以威胁其安全的核武器的大国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的。美国的目标是在体系内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挑战美国，对其霸主地位构成威胁。
退一步言，即使美国容许，中国也没有条件来退出这个体系。中国有过去深刻的历史教训。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既不满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也不满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体系，而是想通过输出中国式共产主义革命的方法来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准世界体系。建立这个体系的努力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且它所留下来的阴影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毛泽东建立自己体系的实践和邓小平和世界体系整合的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同的实践传达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即只有进入这个体系，然后再努力往这个体系等级的高处爬，这是中国能够脐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唯一的途径。
中国也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组织属于自己的国际空间。中国没有足够的经济技术实力和美国搞美苏冷战那样的新冷战。美国或许希望中国能够象前苏联那样，通过无限的军事建设和扩张，最终走向经济的衰退。实际上，这是美苏冷战结束后，一部分美国人的设想，而邓小平的远见没有使中国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路线。除了有限的经济和技术资源以外，在“软权力”方面更不能和美国相比。“软权力”指的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要组织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空间，软权力在很多方面比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力量更重要。没有软权力，就很难在国际社会产生共识和认同，就不会有任何凝聚力。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美国式的价值观，美国也是今天世界软权力的中心。现实地说，我们要让国际社会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可能还需要很大的努力。
不管怎么说，中国既不能退出这个世界体系，但也不能完全无条件地接受它，中国理性的选择是“表达”。就是说，中国接受这个体系，但要改革这个体系，让这个体系更能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和美国进行美苏冷战式的新冷战，又可以在体系内和美国进行或者是合作，或者是对抗。进入体系并不是说中美之间就不会有冲突了，即使中国成为了美国所希望的民主自由国家，中美之间的冲突还会存在。只要存在着国家，冲突就会不可避免。中国进入体系的主要目标一方面是避免被孤立的危险，另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阵地，结成体制内的“统一战线”而抗衡美国。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体制之外，中国很难利用美国和欧盟、日本等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进入体制后，中国的能动的余地会比现在大得多。
问题是中国如何表达自己的“声音”？从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案例上，我们已经看到，尽管中国的经济力量迅速崛起并对世界经济体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因为身在体制之外，中国很难对国际体系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中国所能运用的策略是有选择地接受，或者说，在总体接受的基础上，拒绝一些明显对中国国家利益不利或者中国目前不具有条件接受的规则。
总体说来，经济接受多于政治接受。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本身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上和世界的整合已经是不可扭转。中国政府不仅接受了世界体系的价值和规则，而且早已经开始调整和改造中国的经济制度以适应世界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接受了联合国两个权力公约，但在制度建设层面还是流离于世界体系之外。这在人权和民主相关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在政治方面，中国并不能对世界体系全盘照收，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调整自身的政治统治体系。调整统治体系的需要并不在外来的压力，而是内部需求。很显然，如何调整统治制度使其和新兴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乃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2.经济优先、政治组织和国际空间问题
中国的国际战略只有考量到了接受世界体系这个条件，才和中国领导人一贯以来的经济优先战略并行不悖。中国如果要继续发展国际空间，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也直接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或者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经济力量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影响力，没有一个大国会看重一个经济萧条的中国。再者，不仅中国能否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取决于持续的经济发展，许多国内问题的解决也取决于此。如果经济发展出了问题，许多内部问题和潜在的矛盾就会浮现出来，对内部秩序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影响中国的外部影响力。
但是，应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发展并不自然地给中国带来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空间。中国的国际战略要以经济为中心，这并不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中国就会成为世界强国了。前面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加民族国家在西方力量的扩展过程中的作用无非是想说明单一的经济因素不足以争取中国的国际空间。当我们说经济的发展扩展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时候，指的是由经济因素所产生的自然的影响力。这种自然的影响力缺乏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对外在世界产生消极的影响。经济的发展要由政治来保护，经济的扩展要由政治来组织。
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具有了现实性。中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本并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市场经济的扩展性最终并不会比美国的逊色多少。当中国大力吸收外国资本的同时，中国本身的资本也在加快流向海外。只要哪里有利可图，资本就会流向哪里，这是不变的真理。
中国能怎样保护我们的海外的利益呢？这个问题的尖锐性会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深度发展和资本的外流越来越突出。
外界的概念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一定会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再者，中国经济力量的外部影响也已经在客观上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做什么的要求。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一向都采取低姿态的政策。这使得外在世界不知道中国要做什么。于是，就有各种“中国威胁论”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和重复。
如何在经济力量发展的基础上使用政治组织的手段，一方面防止外在的威胁，另一方面来发展中国的国际空间？中国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首先是力量组合方面的困难。一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力量的包括硬力量诸如军事、技术和经济力量，也包括软力量如意识形态和大多数国家认可的价值观等。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力量组合的不足是显见的。中国如果一方面不能创造出可以让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那么，在软力量建设方面会变得极其困难，其国际影响力也会受到诸多制约。现在，很多国家只是把中国认同为一个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市场。这种认同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认同不是可以同日而言的。
其次是力量组织方面的困难。美国等西方大国非常清楚国际力量是需要组织的，也懂得如何组织其海外力量。美国人经常在鉴定和其国家利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积极从事合作、联盟的事宜。但中国在如何组织国际力量方面显然是很贫穷的。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对遭受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无疑是重要的。当时很多亚洲国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希望今后中国至少在地区事务上起更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不知道把已有的影响力加入组织化和制度化。结果是让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占据了本应当属于中国的国际空间。
再次是现代国际关系思维方面的不足。基本上，中国人还是受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的道德优先思维的影响，对现代国际关系权力政治既不屑一顾也不加以重视。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当所有其他国家都顺从权力政治的时候，中国就很有可能沦为自己传统的受害者。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是各主权国家竞争国际空间的结果。中国显然没有这个概念。当其他国家竞争国际空间的时候，中国时常把应当属于自己的东西谦让给他人，企图从中得到道德上的回报。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当其得到中国“谦让”出来的国际空间以后，非但不会回报中国，反而用此来惩罚中国。又举国际或者区域组织来说，中国很少采取动议。当一个国际或者区域组织成立之时，中国往往首先采取抱怨的态度或者反对。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中国最终还不得不接受这一组织，甚至加入这一组织。这些行为表面上呈现为中国的战略考量，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映。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经验不足，可以说，中国现在是首次以一个大国的身份进入国际体系。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有辉煌的时期。但近现代国际关系完全不同于中国占主导地位时期的情况。当中国在近代开始和这个体系打交道的时候，遇到的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羞辱。在上一个世纪里，中国政治人物所关心的主要是防卫国家。
中国相对的独立于世界体系的现实也不需要我们去考量体系内部的事情。但现在则不同了。
中国已经发现自己不仅在急剧地进入这个体系，而且要开始处理这个体系内的纷繁的事务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经验。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国际空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用政治组织的力量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并把此种影响力制度化，已经成为了中国在制定国家战略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3.联盟和国际统一战线问题
和组织国际空间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联盟问题。当美国人用联盟的方式来围堵所谓的“中国威胁”的时候，中国怎么办？尽管还很难说，美国的结盟政策最后是否会达到美国人设想的目标，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能这样坐以待毙。要避免这一结局，中国对联盟问题应当有新的考量。
中国的结盟的前提是接受现存世界体系。这一点很重要。体系之外的结盟是危险的，要么导致美苏冷战那样的新冷战，要么导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东亚共荣圈”那样的敌视性的联盟。中国如果要保持和平的建设环境，要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作用，这些都是必须努力避免的。而体制内的联盟则是包容性的。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区域性或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来防卫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追求一个更公平的国际秩序。
在国际层面，中国不可能象前苏联那样到处建立自己的力量。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和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国家维持或发展良好的关系，结盟很少可能成为现实。现实地说，中国的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区域性的。中国既无扩张的野心，也就无需把手伸得那样长。中国国际战略的起点应当是亚洲。中国如果在亚洲就被美国所围堵，其未来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就是成问题的了。
多年来，中国致力于发展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这可能还不够。
进一步的发展逃避不了体系内的联盟和统一战线。中国的经济力量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越了国内很多人所能想象的程度。这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变得非常明显，很多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在亚洲至少在经济领域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在亚洲国家有所作为。中国如果要打破美国的围堵中国联盟，就要重新考量自己在亚洲的角色。如果被动等待，让美国人享受本来中国应当享受的，那么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自己。
4.国际关系和国内秩序问题
对国际关系来说，最重要的国内秩序莫过于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了。经济为先。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发展目标。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一种巨大动力。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对国家力量的影响力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要市场经济对国家力量，特别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力量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变得重要起来。这对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有必要检讨以往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是通过一种可以称之为“民生经济”的发展模式取得的。这种模式有几个主要的特点。第一，发展经济的主要的目标是解脱人民的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强国家本身的力量是次要地位的。第二，经济增长是通过急进的分权达到的，即国家把重要的经济决策权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给于他们充分的自主权来发展经济。第三，国家在一些重要的基础研究或者工业部门不再象以前那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转向投资于国际采购和技术引进。
这种民生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成绩，但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国家能力的衰落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是人们热衷于讨论的话题。因为国家能力的减弱，不仅使有效的收入再分配变得不可能，更重要的是不能组织有效的产业政策。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政府努力调整经济制度，增加中央的权力，但收效并不很显著。要扭转实际上的分权趋势非常困难。可以想见的是，没有一种调和“民生经济”和意在提高国家本身能力的产业政策，中国的经济秩序很难在国家力量的外部投射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些外国专家对中国国家组织经济生活能力的不足情况已经表示了担忧。诚然，中国必须避免象美苏冷战时期苏联式的军事经济，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考量在提高民生和国防力量的同时也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政治秩序方面，恐怕除了接受体系，没有其他更为有效的选择。当中国的经济进入全球体系的时候，其政治必然要受到这个体系的影响。当经济因素市场化的时候，政治体系方面的调整就成为必要。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民主因素的产生，但另一方面也只有民主这一政体形式才能有效地统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社会。接受民主的世界体系并不是说中国一定要全盘接受美国西方式的民主。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中国式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政治上也会这样。接受体系意味着中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挑战。
在全球化的状态下，不仅内部经济的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内部的政治变迁也是如此。
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的内政，在一定程度上也正在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正如经济上我们要考量外部影响一样，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我们也必须考量到外部因素。当中国的政治发展走向很不明朗的时候，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担忧成为必然。
在民主政治道路上，中国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各个方面的民主实验正在进行。可以说，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形式正在试验过程之中。但是，民主政治的发展仅仅是中国政治秩序建设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政治秩序的建设过程是包括发展民主政治在内的一个更为广泛也更为深刻的政治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可能发展一种既包含了民主政治所包含的一般价值，又发展了中国本身的价值的政治制度。这样做，是非常有利于中国“软权力”方面的发展的。一种非西方式中国民主政治可望成为发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秩序基础。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