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国共重庆谈判中是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他不但要亲自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唇枪舌剑、据理力争，和针锋相对、讨价还价地争高低，又要为毛泽东与蒋介石不断的见面时相互摊牌和妥协做好充分的参谋和准备；同时，他还要为毛主席在重庆社会上如何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团结国民党左派和民主人士、争取中间力量而出谋划策和积极联络；而最重要的是要确保毛主席在重庆期间人生的绝对安全，所以必须对整个警卫工作事无巨细地亲自负责到底。因此他是中共代表团中最为忙乎的人。
一、预先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周密的安全准备
1、准确判断重庆谈判的形势。周恩来是和蒋介石打过多年交道，所以对蒋是知已知彼并有深刻了解的谈判对手，因此他在延安就对重庆谈判局势的判断十分精辟：我党参加重庆谈判是为了实现从抗战到和平，要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我们要争取主动逼蒋妥协，但也有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中央决定由我先去重庆谈判，毛泽东随后去是正确的。但毛主席何时去重庆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
周恩来还给自己定任务：中央决定我先去重庆主要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蒋介石开什么盘子。我党是诚意要和平，当然也不能失去我党的原则立场。如果我这次在重庆与他们谈得拢，大家再决定毛主席出去的问题。但对于蒋介石是否搞阴谋，也必须提高警惕。
为此，周恩来立即紧张地为国共谈判准备和草拟了对国民党政府紧急要求十一条。内容包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解放区和抗日军队有权派代表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释放爱国政治犯；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对新闻出版的检查条例；召开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而经毛泽东审查后又增加了两条：救济被难同胞，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
2、预先电令重庆办事处全力做好安全配合工作。周恩来为了保证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特于8月25日深夜从延安专门给重庆办事处钱之光、徐冰、和张明发去了AAAA级的电报，通知办事处要作好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一切准备工作，并对毛主席的安全警卫、注房、饮食等都做了具体指示。次日清早，钱之光、徐冰、张明立即召集有关会议，按照周恩来指示认真落实了各项工作，会议明确：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办事处和重庆地下党的头等大事就是全力做好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并宣布重庆地下党推荐给中央的毛主席贴身警卫员颜太龙同志已获中央正式批准，要求立即到办事处报到待命。
3、为毛主席精心挑选优秀的贴身警卫员。为了保证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周恩来特地为毛泽东精心挑选了陈龙、龙飞虎、颜太龙这三位体身警卫人员，由于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龙”字，所以被誉为“三龙护驾”。同时又因其中的龙飞虎还有个“虎”字，故毛泽东又戏称他们为“二龙一虎”。
揭秘重庆谈判保卫工作——（10）周恩来为毛主席安全费尽心血！（警卫员陈龙）
其中陈龙是一位传奇人物，原为东北军旧军官（名刘汉兴）。1933年秋，经东北抗日领导人周保中等介绍加入了共产党，25岁就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参谋长。他擅使双枪，有一手百发百中的好枪法，晚上能打断数十米外的香头。1936年年底，被选送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苏期间还学习了“格别乌”（克格勃前身）的保卫经验。东方大学规定从事秘密工作的人都要改名，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潭秋为他更名陈龙，并风趣地说：“咱们是一家子，我是秋天的深潭，你就是潭里的龙。”1938年底陈龙返回延安，在任中央社会部任治安科长期间，他多次粉碎了敌特暗杀中央领导人和窃取情报的各种阴谋，肃清了其内线，一度使国民党特务都视被派到延安为畏途。1945年8月，已任中央社会部三室主任的陈龙以毛泽东秘书名义随行赴重庆谈判。从重庆回延安后，毛泽东为感谢陈龙，竟破例地将郭沫若送的欧米加手表转赠给了陈龙。
而龙飞虎是江西省永新县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入党。曾任红三军第八军六师七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科长。他出生入死、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先后参加了进征赣南、回守井冈山和攻占长沙等战役战斗团，以及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龙飞虎随红三军团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又参加了东渡黄河、转战山西等战役战斗。其间，他先后破获了机枪连连长投敌叛变和阎锡山坐探等案件，有力地挫败了敌人的阴谋，为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作出了贡献。1945年重庆谈判时，经周恩来推荐，龙飞虎被党中央指派为毛泽东的保卫工作负责人，任中国共产党重庆谈判代表团总务处主任，与陈龙等人一起陪同毛泽东飞赴重庆。毛泽东在重庆期间，龙飞虎行影相随，圆满地完成了保卫毛泽东的任务。
还有一位颜太龙是江西永新人（原名颜泰隆），1929年1月参加革命。1929年在江西苏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江西永新模范师司令部通信员，1933年任湘鄂赣政治保卫局通讯员，1934年任红二方面军军团部保卫局侦察员，参加过红军长征，西安事变时他随周恩来到西安，1936-1948年之间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重庆谈判时，他也被指派从事保卫毛泽东的工作，任重庆谈判中共中央代表团副官长。
在赴渝行前，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李克农部长曾为毛主席的安全而语重心长地叮嘱陈龙和龙飞虎：“此次重庆之行任务艰巨、关系重大，如果国民党特务掏出手枪来，那不是你们的罪过。但是如果让刺客的子弹打出来，我可要你们的脑袋！”在重庆谈判期间，“三龙”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时刻以高度的警惕性严密地保卫在毛主席身边，圆满地完成了警卫任务。
4、抓机遇请张治中保证中共代表团安全。党中央决定毛泽东出席重庆谈判后，如何保障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周恩来虽然已经预先作了充分安排，但仍然还是始终放心不下，时刻都在为此担心，生怕有什么闪失。正当周恩来正为此而焦虑不安时，可当他在延安机场一眼看见了与赫尔利一起前来邀请毛泽东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不由心中大喜。当即找机会叫住了张治中，向他提出：虽然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安全问题已经得到了美国和苏联二国政府的公开保证，但作为谈判东道主的国民党政府恰还没有公开承诺与保证。现在我党中央虽然已同意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但要我先去重庆侦察一下蒋委员的诚意，然后再决定毛主席什么时候正式去重庆。
由于张治中其实当时是非常真心希望国共通过谈判来民主建国的，所以他认为：毛主席应该立即去重庆参加谈判，但如果连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安全问题都得不到保证，那这个谈判还有什么意义。所以，他就以国民党中央政治部部长的名义当即向周恩来作出慎重的了承诺：“这次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期间的安全问题由我亲自负责。”正是张治中的这个承诺，不但让周恩来十分高兴，甚至连毛主席对谈判的成功也多了几分信心。再加上这次前来邀请毛泽东去延安谈判的还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因此中共判断同机赴渝是绝对安全的。所以，周恩来建议中央临时决定毛主席提前同机赴重庆参加谈判。这当然就完全出乎了重庆方面的意外，所以当毛泽东那伟岸的身影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第一个走出飞机舱门时，一个“毛主席来重庆谈判了”的消息就象平地一声惊雷——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当然，张治中也是一个十分重信誉的人。他对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认真履行了安全保障工作上的承诺。他不但亲自陪同毛主席同机往返于延安——重庆之间，而且还腾出了自己的住房给毛泽东在谈判期间使用，并且专门抽调自己的谪系部队——黄埔军校第二教导大队来承担谈判期间和毛主席的安全警卫任务。
事后，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代表团一致公认：谈判期间如果没有张治中认真负责的全力支持，中共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可能有如此顺利。
二、周详布置和落实毛主席在重庆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重庆谈判由毛泽东亲自出马，他举重若轻，面对危险谈笑风生，定下谈判基调，与蒋介石唇枪舌战，尽显领袖风范。周恩来相随左右，一方面尽心准备谈判，一方面悉心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小到住宿、挡酒，大到安全保卫，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1、严把毛主席在重庆的社会交际审查关。毛泽东是第一次来到抗战时期的陪都——山城重庆，虽然这是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党、政、军、宪、特的机构重叠，但毛泽东视这些机构为摆设，就在重庆谈判的40多天里，他以受蒋介石三次电邀来渝的贵宾、和苏美二国安全承诺为政治保障，积极地掀起了一场巩固扩大左派阵营、争取和团结中间派力量、分解和孤立右派势力的“毛旋风式”的社交活动，给国民党军政干部、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留下了深刻的影像，有力地提升了共产党在国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根据记载，毛泽东在重庆期间除了与蒋介石等国民党代表团多次谈判外，曾先后拜会和接访了大量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其中有：宋庆龄、孙科、于右仁、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冷御秋、张澜、鲜特生、邹鲁、叶楚伧、吴铁城、柳亚子、沈钧儒、陈铭枢、王昆仑、王云五、屈武、候外庐、许宝驹、谭惕吾、于振瀛、曹孟君、倪斐君、冯玉祥、覃振、谭平山、罗隆基、鲜英、张申府、白崇禧、戴季陶、吴雅晖、于立群、剪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李德全、吴国桢、褚辅成、丁惟汾、陈立夫、何鲁之、常燕生、陈启天、余家菊、周谦冲、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胡西园、吴羹梅、吴蕴初、潘昌猷、程潜、贺耀祖等。
但对以上人士：何人应先访、何人要后访，谁人可重复访、谁人仅礼节访，那些人可一起会、那些人必须单独见，同谁在白天谈、与谁可晚上会，与何人备茶局、同何人排饭局，以及在何时、何地相会等等。周恩来都是首先从毛泽东的安全出发和谈判的实际需要，而与张治中、王若飞等反复商量和精心安排决定的。
2、复杂环境下主动为毛主席代酒、尝菜。重庆谈判，毛泽东算是深入龙潭虎穴，他在国民党当局的《情报日报》里被称为“何先生”，从踏入重庆山城的第一级台阶起，所有的言行和社交活动情况不但都受到严密监视，而且还均被记录在案，并及时供蒋介石阅知。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和张治中特意安排了可靠部队作为毛泽东住处的外围警卫，内部警卫尽量由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中共人员负责。而每逢毛泽东出行，周恩来必同车随往，即使是接受一些普通的社交聚餐，周恩来也总是把安全防范作为头等大事，认真做到一丝不拘。
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除了和国民党代表举行谈判外，其他时间几乎都和毛泽东在一起，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和毛泽东外出参加各项活动时，周恩来总是走在毛泽东的前面，观察周围的情况，充当毛泽东的贴身保镖；出席宴会时周恩来常常代替毛泽东与各方人士干杯，这一方面是考虑到毛泽东酒量有限，伤了身体，另一方面是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在酒里下毒，谋害毛泽东。同样，不论在各种公私的招待宴会上的饭菜也总是周恩来先尝一下，觉得无异常情况才让毛泽东吃。
就在毛主席刚到重庆的8月28日当晚，蒋介石就在住所林园设宴款待毛泽东及其率领的代表团。见面时，只见蒋介石一身戎装，毛泽东一身朴素的中山装，他们缓缓走向对方，紧紧握手，这是历史上二人唯一的一次握手。在宴会上，蒋介石以主人的身份首先举杯祝毛泽东健康。随后，美国的赫尔利大使、魏得迈将军以及国民党要员邵力子、张治中和吴国恢等人也先后与中共领导人碰杯。周恩来深知毛泽东的酒量远不如吃辣椒厉害，几杯之后，毛泽东的酒几乎全由周恩来代喝。酒过三巡后，周恩来仍然是谈笑风生、神采奕奕、竟毫无醉意，这令蒋介石等人都佩服不已，首次领略到了周恩来那惊人的酒量。
在中苏文化协会的晚餐周恩来将酒量发挥到淋漓尽致。9月1日晚上，中苏文化协会因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生效而在重庆白玫瑰饭店大摆宴席。协会正副会长孙科、邵力子特专门邀请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而同晚毛主席早已与吴铁城约定参加吴的家宴。为此，毛主席原想与吴铁城商量再另行安排家宴，但周恩来考虑吴铁城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又是国民党右派元老中的代表人物，而且在国民党政坛非常活跃的人物，不但连蒋介石也尊称其“铁老”，而且还有“全党的幕僚长”之雅称，因此不可失约。所以就与吴商量是否先参加中苏文化协会酒宴，然后再赴吴的家宴。吴铁城对周恩来的如此安排也表示充分理解，所以吴铁城本人在参加中苏文化协会酒会的同时，已安排家人在客厅布置好了酒宴备用，自己则乘大家向毛主席敬酒的高峰之际提早退场，悄悄回家躬候客人的到来。而当晚在白玫瑰饭店主餐厅内先后向毛主席敬酒的各方面名流人物有数十人，而周恩来既要保持中共代表团的颜面，同时又要为毛主席挡驾代酒竟连续一口气喝了2斤多白酒，其酒量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在退场时仍不失态地自行走出饭店，一路上还不忘记与熟人打着招呼，上车后直奔吴铁城家去赴下一场酒宴了，其惊人的酒量和独特的人格魅力震惊了席间的所有的人。
国民党要员归宿：蒋介石悬棺待葬 李宗仁叶落归根(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中央幕僚长、老铁——吴铁城)
再说，毛、周、王等众人来到吴家后，立即被吴铁城引入大厅餐桌就座，接着有卫兵关上客厅大门，并布上了警卫。吴铁城知道周恩来已吃了不少酒，就轻声地试问：“周公还喝不？”由于王若飞和所有随同警卫与工作人员都还没吃过晚饭，周恩来就说：“让他们继续吃，我喝茶醒酒。”吴铁城就亲自打开客厅门喊：“来4瓶白酒，全部打开！”马上就有下人将酒送上，警卫关上客厅门后，周恩来就起立大声说：“来，铁老，我们继续喝！”说完就与毛主席、吴铁城走到通客厅的偏房喝茶。客厅里的王若飞、陈龙、龙飞虎、颜太龙、钱之光、徐冰、和张明等就开始晚餐了，他们不但轮番相互敬酒、吃饭，而且每人还口中都交替说着“周副主席，我再敬礼你一杯！”、“吴秘书长，我也敬你一杯！”餐毕客散，客厅餐桌上留下一些残菜余羹和4 只空白酒瓶子。第二天，大家见周恩来精神抖擞地往返于国共代表团之间，全然没有昨天喝多了酒的感觉，均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不少人遇见或打电话给吴铁城都问一个同样的话题：“昨天晚上周恩来到你家又继续喝酒了吗？”吴好面子，答：“当然又喝了！我陪他们又喝了4瓶白酒，周公也喝了不少。”众人对此无不称奇，而吴铁城的话让大家对周恩来的酒量更加感到深不可测了。
三、面对突发事件果断沉着采取应变措施
1、迅速平息李少石事件。10月8日下午6时许，正在军委会礼堂看戏的周恩来得到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关于李少石出事的报告。由于当时事发突然、情况不明，所以立刻为毛泽东的安全而高度警觉起来。但周恩来处警不乱、脸不改色，他只是轻轻对毛泽东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其实当时周恩来就有三件当务之急需要迅速处理，一是李少石出事、驾驶员失踪，如何先安全地把毛主席送回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又再秘密地把毛主席送回桂园休息；二是要马上到医院看望李少石，了解和掌握事发的真实情况；三是李少石出事了，由谁来顶替李少石在八路军办事处二楼窗口的替身演员。
周恩来在军委会礼堂门口首先就找到了时任国民党重庆市宪兵司令张镇，他以李少石出事为由，假装向张镇发脾气，并要求张镇马上和他一起到医院看望了时已去世的李少石。随后周恩来又要求张镇在戏散后用其宪兵司令的座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村，以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同时，他又另行安排张治中再将回到红岩村的毛泽东用专车秘密送回桂园休息。但周恩来自己则没有象往常那样同车回到桂园，而是硬着头皮走上二楼房间的窗口前，拿着报纸作看报状。其实当时周恩来根本没有心思看报，只是为李少石的不幸而含着眼泪在窗前肃立。到是办事处对面的众多特务监测哨见到这窗帘上熟悉的身影后，纷纷看表、并进行记录、及向上司汇报等而忙作一团。
值得一提的是，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总共历时43天，而每晚周恩来的身影映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二楼房间窗帘上的有39天，其中前38天的身影其实都是李少石代替的，只有最后一天才是真实的周恩来身影。
第二天，周恩来立即投入到认真调查李少石事件之中，在查清真实情况之后，证实这是一次意外的事故，立即就将真实情况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并迅速、果断妥善地处理了此事，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
2、紧急调换住址，确保最后一晚的安全。第二次是在10月10日晚上，当天《双十协定》已正式签署，由于《协定》中包含有部分对特务机构利益的损害的条款，所以重庆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重庆的民主人士早已闻到先兆，特纷纷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等相劝。周恩来也早就有所警觉、心焦如焚，故已于10月8日就与张治中商定提前签署双十协定，并安排让毛泽东一人先返延安事宜。直到张治中明确答复将亲自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时，周恩来才感到如释重负。
但到当晚，桂园外围的多处警卫纷纷报告情况异常，几处主要出口已聚集了大批军统、中统等特务人员，并已发生数起试探性的的挑衅。挑衅人员既有穿军装的、也有着便衣的，估计敌特组织想乘毛主席在重庆的最后一个晚上的机会采取行动，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判断如果毛主席继续留在桂园已十分危险、后果不可预测，决定临时调换住址。于是，立即请张治中马上与住在林园官邸的蒋介石通话，以毛主席要与蒋介石告别为由前去林园拜访。经蒋同意后，周恩来和王若飞立即同车陪毛主席来到林园，然后再以毛泽东希望要与蒋介石作最后一次长谈为由，当晚大家都留宿在林园。彻底挫败了国民党特务机构准备袭击的企图。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10月9日晚，由于没有护送毛主席的警卫车队回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而办事处二楼房间的窗帘上也没有再出现周恩来的身影，所以当晚毛主席真正的住宿在桂园的行踪已经被重庆方面的特务组织所锁定。而毛主席将于10月11日离渝的行程已正式确定。所以特务组织已在10月10日白天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争取在毛主席在重庆的最后一个晚上对桂园发动孤注一掷的袭击。按照军统行动的一般贯例：午夜前集聚在桂园各出口的数百名特务仅担任严密封锁、加强监视、和寻衅试探任务。真正的袭击行动多安排在凌晨，而且常先以卡断电话线、然后再切断电源以制造混乱，最后突击队从四面突然乘黑、乘乱向中央目标突破，一举成功。幸好周恩来及时地识破了特务组织的险恶诡计，迅速果断地调整了毛主席的住宿，而且还大胆机智地入住到了蒋委员长的官邸——林园之中，才最终迫使其放弃了袭击计划的实施，否则后果将不可设想。
3、预先安排张镇负责为毛主席送机场沿途警卫。1945年10月8日下午，周恩来由于自己的副官李少石突然遇害、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的专聘驾驶员失踪，这使毛主席及中共代表团的安全陡然面临严峻考验。为了进一步强化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措施，周恩来决定临时启用早就为重庆谈判准备的安全备用力量——张镇的宪兵部队。张镇时任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宪兵司令，当天下午，张镇就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和他一起到医院看望了时已去世的李少石。周恩来还要求在戏散后用张镇的座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村，以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张镇虽然在嘴上向周恩来轻松地保证：“请周主任放心，晚会结束后，我陪毛先生乘坐我的车，不论哪方特务，恐怕都还没胆向宪兵司令的汽车开枪。”但私下可不敢丝毫的贻慢，立即命令宪兵部队对从军委大礼堂到八路军办事处的路段布置了严密的警戒线。并亲自出马把毛主席安全送到驻地，而且还一直陪同毛主席送到办事处二楼的房间门口为止。
周恩来这次临时求助是考验张镇对中共代表团的诚信如何，其实是为了下一步毛主席安全回延安预作打算。10月10下午，国共和谈协定在梅园签字，周恩来就要求张镇为毛泽东第二天回延安时从重庆市区到机场的沿途承担警戒任务，并在次日再次亲自用宪兵司令的专车护送毛主席去机场。这是考虑从重庆市区到机场的沿途已完全超出了二教大的防区，所以沿途的警卫任务由重庆市宪兵大队承担更为合适。
4、飞机安全落地、心中石头才落地。10月11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及中共代表团在陈诚、张治中的陪同下，从蒋介石官邸乘小汽车直奔九龙坡机场。当飞机安全起飞后，机场上却留下了中共代表团的唯一代表周恩来，但送走飞机后的周恩来仍十分关心毛主席的安全，所以回到红岩办事处后也顾不上吃中饭，他指示报务人员将电台一直保持与延安电台的联络，以等待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的好消息。周恩来此时虽然已极度疲劳，但仍亲自等候在电台前。直到当日下午一时半，美龄号专机载着由张治中、王若飞陪同的毛泽东在延安机场安全地降落后。重庆红岩办事处接到由延安发来的“毛主席已安全抵延”的电报时，周恩来这才长叹了一口气，终于放下了心中那块时刻都紧张的石头来。
当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向大家通报了毛主席已安全返回延安时，办事处内发出了一片胜利的欢腾。这时大家才感到肚子特别饥饿，随着周恩来副主席的一声大喊“开饭”！那端已先后连续三次先热后冷的中餐终于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只不过才一瞬间就被众人风卷残云似的一扫而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