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毛泽东曾经留下这么一句话：“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两者都是毛泽东为了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发动的全面夺权。
游击抗日壮大实力
早在抗日战争之初，毛泽东已在估量抗战胜利之后的中国局势。对于国共两党来说，虽然曾有过两次合作，但两党目标、理念悬殊，走向分裂在所难免。
抗战之初，国民党有军队两百多万，并且获得西方援助，装备精良，而共产党军队无论人数还是装备均难望其项背。因此，如何在抗日战争中保存甚至壮大军队力量，是毛泽东急需考虑的问题。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致电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要求坚持下列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发表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明确指出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打游击战，这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是“扩大了我军根据地”，第四条是“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有利于正面整军”，第六条是“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第七条是“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第八条是“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第十七条是“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第十八条是“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从这几条好处不难看出，游击战在给予日寇有效打击的同时，也达到让共产党军队保存实力，并且多方建立根据地壮大实力的目的，也为未来的国共内战积蓄了力量。
日军投降国共备战
对于即将到来的内战，毛泽东一直步步为营。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晚，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命令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第二天，延安总部连发六道命令，要求展开积极进攻，要求冀热辽的军队向东北进军。
毛泽东突然加快进攻速度，自然有其考量。当时，华北和华中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中，在东北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小部分抗日武装在活动。如果能让日军尽快投降，共产党自然能抢先接收主要城市和交通线。
此外，在舆论上也先国民党一步造势，毛泽东的《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8月13日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称：“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极其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情绪引发了对国民政府的强烈不满。何况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勾画出一幅美丽蓝图。他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它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并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对于穷困农民来说，是非常吸引的。
可以说，抗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步，毛泽东以其对大局的判断以及果断的行动，在气势和舆论上压制了国民党。
内战爆发运动作战
抗战结束后，共产党军队接收日本降军128万余人、伪军146万余人，实力逐渐扩大。毛泽东主张要建立“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主张以武装割据斗争的路线夺取政权。而蒋介石则主张共产主义是专政政体，国民的私有财产和经营权应受到保护，要求共产党放弃军权，实现国家统一。国共双方难以调和的矛盾愈发激化。
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10月10日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同意避免内战，但并未能就共产党政权及军队的合法性达成共识。
实际上，蒋介石决不会容许共产党独立施政区域以及独立军队的存在，而毛泽东为了将中国改造成共产主义国家，实现他的理想，也必须主掌中国政权。因此，国共内战之爆发，是不可逆转的，毛蒋签订停战协议，只不过各自获得加紧备战的机会而已。
1946年6月下旬，国共军队在中原大规模武装冲突，长达三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第一阶段在共产党方面称为战略防御时期。
在此期间，政府军依靠优势兵力全面进攻共产党统治区。依照毛泽东的战争策略，共产党军队采用边打边撤的方针，放弃土地，保存实力，包括张家口在内的华北重镇最多有105座城市被占领。其中政府军以二十万大军攻打宣化店，共产党军队全线撤退，主力调往延安地区，史称“中原突围”。
但是，毛泽东也非常清楚内战和抗战有很大不同，不能停留在后方或者山区，只有占领城市，才能夺取政权，因此一改抗战中的游击战战略，要求打运动战。在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文章中，明确指示说：“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这自然是共产党军力已有增长，而国民党军力却大有消耗所致。
同时，移入山区的共产党军队则再度使用毛泽东在红军时期的运动战战略，集中两至六倍兵力展开包围进攻，这种方式成为解放军的首要作战策略。经过八个月战事，政府军战斗减员七十一万人，可用于一线作战的兵力由1946年6月的117个旅下降至85个旅。
周旋制胜开始决战
由于毛泽东准备充分，蒋介石八个月的全面进攻没有实质成效，四处寻战却未能歼灭共产党军队主力，因此改采新的战略方案：重点进攻陕北与山东共产党占领区。
毛泽东则将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胡宗南入占空城，谎报大胜。同时解放军开始在陕北高原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取得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等胜利，政府军经过三个多月的“蘑菇战”（即游动作战），军力、士气下降严重，最终放弃了陕北高原的战斗。
同时，逾六十万政府军围攻山东共产党占领区，齐头并进，遏制了解放军的游击战术。粟裕提议主力决战，获得毛泽东首肯，经孟良崮一战，政府军王牌整编74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阵亡。解放军军力升至280万人，装备了重炮兵与工兵，自此基本具备了决战实力。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军强渡黄河，进入大别山，直接威胁南京和武汉；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进入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进入豫西。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间广大地区形成“品”字形战略态势，牵制了南线政府军一半以上兵力。此举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它带动了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战略进攻，整个战争格局发生根本转变。毛泽东赢得内战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机会已经到来。
三场大战夺取全国政权
在内战之初，毛泽东认为将会是一场持久战，最短十年，甚至二十年，后来又预计要五年，即到1951年才能打败蒋介石。在经过1948年7月到10月的四个月作战歼敌一百万人以后，毛泽东说：“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从根本上打倒了。”
在此后一年（1948年9月—1949年12月），共产党军队转为猛烈进攻，发起三场大战（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击溃、消灭和收编政府军主力近一百五十万人。
在这个情势下，中共于1949年3月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为夺取全面胜利制定指导方针。同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至此，共产党和国民党强弱易位，内战大局已定。共产党方面要考虑的中心工作转为建立政权，国民党的工作重心则是撤往台湾。
在此期间，蒋介石发表了“引退求和”声明，但国共和谈并不意外地于1949年4月20日宣告破裂，翌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占领首都南京。之后一鼓作气进占杭州、南昌、上海等都市。国民政府先迁广州，再迁重庆、成都，终于12月10日撤退台湾。至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赢得内战胜利，全面夺取中国政权。此后，共产党方面多次试图“解放台湾”，国民党方面亦多次“反攻大陆”，两者均以失败而告终。
夺取全国政权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达到了新的巅峰，中国大陆也一片万象更新的气氛，全国各界人士均期望毛泽东和共产党能振兴中国，创造一个与国民政府的腐败统治迥然有别的民主政权。毛泽东也踌躇满志，开始推行他的施政蓝图。他的政治理想主义得到了全面实践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