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不搞一个主义，即使当上了领袖，在其活着的时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毛泽东通过遵义会议取得了红军实际领导权，确立了领导军队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又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真正当上党内第一人，也确立了他的“主义”。
周恩来、毛泽东与博古
从1935年毛泽东政治大翻身后，他就没有再有重大的起落，一直稳步地实现他的领袖理想。而要确实地和不可逆转地掌权，就需要清除对手。第一步就是通过长征清除政治对手博古。
在红军反围剿失败打算撤离江西时，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大计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此时，毛泽东早已被褫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仅保留一个“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虚衔。毛泽东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推翻这个三人团，确立以自己为首的新领导机制。
他的做法是积极拉拢张闻天和周恩来，通过毛张周的新三人团取代旧三人团。
毛泽东同张闻天素不相识，在中央苏区时才有接触。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这时，最高“三人团”无暇理会，给毛张王提供经常接触的良机。他们的话题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上，三人逐渐取得共识，毛泽东影响了张闻天，张闻天又影响了王稼祥，因此逐渐形成了“中央队三人团”。在这个新组合中，毛是核心人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王稼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在三人中职务最高，为政治局常委，处于中央核心领导层地位。他们的结合，构成政治局内反对博古的中坚力量。
正如张闻天所言，由于毛、张、王走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由毛泽东启动，王稼祥具体联络、发起的遵义会议在1935年1月召开，因为三人的大力进攻和周恩来的态度转变，大局迅速逆转。毛泽东重获兵权，并因此而开始涉足更多政治权力。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接替了博古的职务。
遵义会议后，虽然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立即获得最高指挥权，政治上也没有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但正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中共开始形成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中央三人领导体制。它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构建，至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正式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张闻天正式退出中央领导核心之后告终，历时八年之久。
延安整风是中共党史极为关键的大事，它是毛泽东实现真正掌权的核心步骤。这一政治运动奠定了中共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树立了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彻底改组了党的上层机构，同时，又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将苏联化的中共彻底改造为中国化和毛泽东化。
到达陕北后，中共摆脱了长期四面作战的处境，这为毛泽东放手整党带来了有利条件。延安整风运动从1941年5月开始，到1945年4月结束，历时四年之久。所谓“整风运动”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它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事实上，反对宗派主义主要是针对王明，而官僚主义针对的是周恩来。
自1937年11月底王明返国到1938年春夏之间，王明和周恩来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形成的共识，基本上扭转了中共核心层原由毛泽东主控的气氛，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拥护中央新方针的姿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被迫降低以往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调门，转而发表若干支持统一战线的言论。1937年12月24日，毛泽东致电边区各军政首长，要求在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避免讥笑与讽刺”友党、友军。
毛泽东实际上根本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在与己不利的形势下，被迫在公开场合调整自己的态度。同时则精心准备发起反击。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于5月写成《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作《论持久战》演讲，自此拉开发击的序幕。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完整的论文结构。毛泽东针对抗战以来党内以王明、周恩来为代表的强调运动战的观点，详细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和对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义。在《论持久战》中，不指名批评周恩来等人在抗战初期“怀疑”、“轻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周恩来过去批评过，孤立强调游击战的看法是“机械论”观点，这个看法现在则被毛泽东提出来指责为“不赞成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演讲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党内不同意见一概视为旁门左道。
两篇论文正逢其时。日军在当年春天已开始进攻武汉外围，中共长江局在王明、周恩来领导下正响应政府“保卫大武汉”。但是，毛泽东认为武汉沦陷是迟早的事，这将有力证明他的“国民党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断，也是对王明、周恩来的沉重打击。正因为文章中暗藏玄机，王明、博古、项英、凯丰一致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论持久战》。
但是，毛泽东“只有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才能壮大中共”的意见，已日益被证明是有远见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虽处于少数，但他对派遣八路军东进毫不放松。1938年3月24日，毛泽东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等，责成“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为主力转移至华北作准备。毛泽东还采取措施，严防王明等对军队的干预。尽管王明在1938年春正处于政治上的鼎盛阶段，但在毛泽东的隔离下，王明在军队中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在毛泽东的全力催促下，八路军仅一年时间就从不足三万人发展到二十五万人，从而坚定了将领们对毛泽东的信服。在获得高级将领的拥护后，毛泽东需要着手解决的，就是如何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的问题。
王明返国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明显加强。为此，毛泽东表面上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表示顺从，以嬴得莫斯科的好感。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赴苏联，客观上为毛泽东清除王明提供了便利。
任弼时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揉和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观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遂于6月11日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对毛泽东而言，决议案最有价值的话就是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支持王明的项英阵亡，共产国际派实力大为削弱。而苏联则开始卫国战争，无暇顾及中共内部事务。在中国战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前方根据地缩小，可以大举抽人到延安学习。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便立即发动了一场全党范围的意识形态认同运动，这就是“延安整风”。
整风运动矛头直指王明，策略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地位一落千丈，最后被解除了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毛泽东思想权威地位得以确立。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任弼时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王明路线作出结论，并用毛泽东思想重写党史。
1945年4月23日中共召开“七大”。王明在病中被用担架抬进会场，开幕式后就离开了。这是王明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全国党代会，时间约为十五分钟。此后，他没能再进入中央政治局。
在“打”的同时，延安整风运动还有“拉”的策略，即针对摇摆不定的中间分子，这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目的。
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彻底清除了党内存留的“五四”式思想影响以及对苏俄的崇拜气氛，完成了中共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新传统。但是，毛泽东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牵制，他还需要找到能够在政治上制敌于死命的武器，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毛泽东思想。
通过延安整风确立最高权威
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确立了他的“主义”——毛泽东思想。
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整风动员和大民主。此时，为了使每个党员都主动参与，运动一开始强调畅所欲言向党提意见。1942年2 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系列讲话，宣布运动开始。两个月后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整风的“四三决定”。为了让每个党员的意见都能充分表达，各部门可以出墙报，党员亦可张贴大字报。6月份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全国各地党委停止其它日常的政治、经济、教育业务活动和党史研究，集中精力搞整风。仅在延安，参加整风者就达一万多人，共分成五大分区，一千多个整风小组。
第二阶段为批判对立面，以大批判和审干为手段，让全体党员集体修身，纯化立场。第一阶段的各抒己见为第二阶段的大批判准备了条件。
1942年3月整风伊始，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批评党的官僚主义和高干特权，接着又办墙报《矢与的》要求暴露延安的黑暗面，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这时，毛泽东决定以王实味为突破口，把运动引向第二阶段。5月2 日至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员必须端正无产阶级立场，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他指出，如果文艺工作者立场正确、道德动机纯正，就不应该对党和人民的缺点冷嘲热讽。6月开始，运动转为对王实味的批判斗争，王实味被冠以托派和奸细的罪名开除党籍。
运动的第三阶段是通过党的决议，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直到刘少奇在1945年明确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1942年后，毛泽东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延安整风结束后不久，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最高权威。借助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实现了对全面最高权力的牢固掌握，他的第一阶段的夺权目标已经实现，离他实践自己的理想只差一步之遥，即夺取全国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