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党政和国政。从毛泽东的个性来看，这种态势显然是他无法接受的。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毛泽东，不可能接受自己因为理想试验出问题而退出历史舞台。毛泽东在其政治生涯中，有多次起落，最终则能审时度势，一举击败政敌，实现自己的企图。虽然此时他已经年高，但是历史再次重演。毛泽东再次发动夺权之战，他成功了；他想重掌大权后再次试验自己的理想，但是他没有机会了。
刘少奇主政
毛泽东试验自己的理想十七年，最终豪情万丈的大跃进运动却被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他被迫退居幕后，看着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他收拾残局，其心情可想而知。
新的决策者忙于改变大跃进的政策，恢复旧体制，解散公社，搞三自一包，他们的纠正动作太大，因此令毛泽东甚为不安，激化了矛盾，引起毛泽东的敌视。1963年2月农村开展“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四清运动，毛泽东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而刘少奇则认为应整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即“地富反坏右”。随后，毛泽东1964年12月20日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冲突，虽然有周恩来协调，刘少奇作了妥协，但接班人的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一再表示，就是在此时决定将刘少奇彻底打倒的。
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根本原因在于，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触犯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威。刘少奇是中共公认的理论家，但他似乎忘了，在中国唯有毛泽东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刘少奇要让中共带上自己的特色，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尤其让毛泽东警惕，因此，刘少奇后来获得的罪名就是“党内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从1961年到1965年，表面上他仍旧有着极高的权威，但实际上，除了出游和会见客人，他在重大政治事件上行使决策权的机会越来越少——他正在被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逐渐架空，权力离他越来越远了。而以往的经验表明，失去了权力，他诗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和实现，一切雄心壮志都将落空，因此，有着丰富运动经验的毛泽东此时迫切需要发动一场运动来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重掌权力。
发动文革
重新焕发斗争意识的毛泽东开始逐步实施他的夺权计划。首先授意中共中央于1965年1月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首先埋下打倒刘少奇的伏笔。
随后，经毛泽东的批准，江青等人策划，姚文元于1965年11月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海瑞罢官》，抨击它是在为庐山会议中被撤职的彭德怀抱不平。但其矛头真正指向的是北京市长彭真，更深远的指向则是彭真背后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不明真相的北京市长彭真支持吴晗，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江青此时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将运动范围进一步扩大。
这一系列动作不过是个序曲，毛泽东要发动的是一场大的运动。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被废除。
毛泽东一方面致力于夺权，另一方面在重新恢复他的权威。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搞个人崇拜。此时林彪、江青等人获得了实权，康生改组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
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此时的毛泽东名义上仍旧是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刘少奇在6月初主持的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而毛泽东则在此时去了杭州，刘邓亲自向其请示，毛泽东称他们可权宜行事。
其实，毛泽东此时还未找到领导这场运动的具体形式，于是他借出游来思考。在武汉，毛泽东逐渐找到了一种方式：在党的垂直机器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他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运动。毛泽东此时将党的机器搁在了一边，因为在他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毛泽东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就要发动刘少奇等人无法掌握的力量——人民群众。
1966年7月16日，七十三岁高龄的毛泽东横渡长江，突然在民众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与民众已水乳交融，他终于实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
畅游完长江的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就开始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在运动矛头逐渐引向刘邓之后，中共8月1日召开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随后，毛泽东于8月7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称“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宣告他的目标是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彭真、罗瑞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被揭发和批判的地位。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称其为“一月革命”。从此中国各地刮起夺权之风，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被再度声讨。毛泽东对上海的夺权行动表示赞誉，向中共党委和政府夺权之风迅速席卷全中国，大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多个省区市领导人被批斗，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陷入瘫痪。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毛泽东的成绩在8月12日显现出来，这次全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按得票的多少排列名次，林彪被列在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退居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实际上保留了中央主席，取消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
随后，文革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到1967年2月，文革已进行半年多，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夺权狂潮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二月逆流”之后，陈伯达、江青、康生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刘周邓集团的势力被严重削弱，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的夺权意图顺利展开。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毛泽东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此案株连两万八千人。至此，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重新夺取权力的意图已经实现。
接班人问题困扰晚年毛泽东
随后，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修改了中共党章，新党章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选举了中共新的领导人，江青、林彪等人的亲信顺利进入政治局，周恩来勉强维持了自己的地位，在政治局中势力单薄。由此，周恩来地位下降，邓小平被打倒，刘少奇被迫害致死，这一集团已基本上失去权力，林彪集团则在此时达到全盛期。
此后，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互生矛盾，林彪企图尽快接班，遭毛泽东猜忌，毛林矛盾爆发。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坠机身亡。林彪集团的垮台在文革中起了分水岭的作用，它极大震撼了中国各阶层，促使中国人开始严肃思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打破，至少他们认为毛泽东不是神，选接班人也有选错的时候。人们对文革的怀疑和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九一三事件”因此在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
“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极大刺激，从当年9月到翌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精神困顿，从此再没有恢复健康。他从此更加不信任所有人，对江青集团的政治企图更加警觉。但此时毛泽东心里明白，他的神像已经褪色了。他将不得不向被他打倒的党作出让步。一些被称之为老干部的被打倒对象，开始陆续复职。已经失势的邓小平此时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复出。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将邓小平认定为“刘邓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但实际上，毛泽东一直将邓小平区别对待，希望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因此没有像打倒刘少奇那样将邓小平彻底打倒。林彪集团垮台后，毛泽东为了防止江青集团坐大，即借重邓小平来平衡两方政治势力。同时，他也要借重邓小平收拾混乱的政局。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此后一年多里，毛泽东先后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在打倒刘少奇，削弱周恩来之后，毛泽东逐渐将邓小平扶持到接班人的位置上。为了让邓小平放手工作，毛泽东还一度批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帮”。他盛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但是，邓小平复出主持大局，其思想和行为与毛泽东存在极大距离，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再度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将邓小平打倒。此时，他手中已经没有什么牌可出，最后只能选中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接班。有传言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但是，这也许只是一个安慰和权术罢了。
毛泽东的晚年是非常悲哀的。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理想试验遭受重大挫折，自己也重新跌入低谷。虽然自己再度焕发豪情，重新夺回大权，但是时不我与，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度试验自己的理想。他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接班人身上，但是，从刘少奇到林彪，再到王洪文、邓小平，在毛泽东看来，皆非理想人选，最后无奈之下只能选中华国锋，也很难设想毛泽东果真认为华国锋能够为自己实现理想。
理想主义者毛泽东，只能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