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经过二十二年的辛苦努力，几番波折，终于实现了掌握中国政权的目标。从此，毛泽东真正具备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所有前提条件，接下来就进入试验阶段了。这个阶段，包括了1950年至1966年，一共十七年。
效仿苏联中国全面体制化
1949年6月15日到19日，毛泽东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了“对人民内部民主”和“对反动派专政”的观点。为争取多数的支持，毛泽东在文章中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9月21日至30日，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在舆论和政治安排妥当后，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由毛泽东主持。
百余年来中国积弱不振，百废待兴。中共以迥然有别于腐败的国民党的清新形象，寄托了全国人民的希望。中共的政治核心任务也从战争转入治国。但是，战争和政治斗争一向是中共的强项，经济建设和外交却需要更多的突破。
政权初建之际，毛泽东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其一是明确政权性质，其二是争取国际的支持。在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时，毛泽东就将城市小资产阶级定义为与农民和工人同属一个联盟，这使得中共的执政获得更多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支持。而开国大典后仅两个月，毛泽东就首次出访苏联，与苏联结盟。
与苏联结盟即是为了进入国际舞台，同时也是寻求初生政权急需的治国经验和经济援助。毛泽东要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不可能在政权初建之时就急于求成，他必须寻求可供效仿的样板。从建政伊始，中共就全面学习苏联经验，推行苏联式计划经济制度，从政治体制、教育文化、国防建设直至农村形态等等，皆以苏联为标本。
按照苏联模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全面纳入体制内，工作、福利、医疗、教育等等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皆由政府包揽，人民可谓生活无忧，但与此同时，思想、文化、舆论等也被纳入单一体制之内。政府以“单位”的形式全面控制了人民，没有“单位”的人，几乎无法生活和生存下去。
经济改革消灭地主资本家
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中共的政治基础是工农联盟，农民作为中共执政的基石阶层，同时又是中国最大的群体，因此，土地改革成为毛泽东施政的重要任务。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土地改革法》，决定从当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地完成土改。其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没收地主土地分无地少地农民。1952年底土改基本完成，除西藏外，全国约有三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七亿亩土地。
与此同时，初生政权开始在工商领域推行公私合营。至1956年上半年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在1953年至1957年间，中国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完成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经济因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毛泽东治国，主要是围绕两个出发点而来。一是人民民主专政，一是建立计划经济制度。他1951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要求。所谓“准备”时期，就是从制度上乃至从肉体上清除社会主义理念的所有障碍。土地改革和公私合营是奠定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标志事件，同时，也吻合人民民主专政的执政思路，基本上消灭了不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
塑造新人频繁运动
毛泽东对于经济，并不熟悉。他更感兴趣的在于阶级斗争。他始终认为，要史无前例地改造中国成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其人民尤其是领导者必须也是新的人类。既然要塑造新人类，就应该不断地净化队伍，方法就是阶级斗争常抓不懈，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锻炼队伍。因此，毛泽东不间断地发动各种清洗运动，既在运动中消灭阶级敌人，又要在运动中净化队伍。这种手法，是毛泽东驾轻就熟的。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开始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同年12月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1月26日起草了“五反”运动的指示。
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毛泽东尤为警惕。从建政初期全体知识分子“洗澡”运动开始，许多清洗运动都是针对文艺界，或以文艺界为发端扩及其他。例如借《红楼梦》批俞平伯等反动学术权威，以及更大规模的反胡风运动。而之后因诱劝知识分子提意见而发展出来的大规模反右更是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成为文革的先声。
百家争鸣引蛇出洞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比较微妙，在批判胡风之后，他又提出要大批培养知识分子，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毛泽东的这个号召，是在钱学森从美国回国的背景下做出的。
从胡风与钱学森的不同境遇，可以发现奥妙所在：毛泽东要打压的主要是人文学科知识分子，而科技界知识分子则可以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不同学科知识分子的区分，实际上是把知识分子工具化的思维。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谓“双百方针”，以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当年2月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9月份中共召开八大，刘少奇与邓小平等人反对个人崇拜，更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而东欧则在10月也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将国内外的事件看在眼里，更加坚定地认为阶级斗争仍然是中国的主要矛盾。
第二年4月30日，毛泽东借着整风的名义，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许多党外知识分子认为“双百方针”真的可以“言者无罪”，因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料才畅言了数日，毛泽东突然于5月15日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表示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随即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大送“右派”帽子。6月8日全国开始到处抓右派。反右派斗争不到两个月，毛泽东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争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他已经不顾及年初他宣称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观点，发动了更加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
大跃进遇挫
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及其诗人气质在治国方略上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相信，阶级斗争的胜利可以大大促进人民“战天斗地”的积极性。他设定的国家建设目标和步骤，都充满了理想化的激情。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大跃进，这也直接导致了他的理想试验的破产，并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因素。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提出中国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要赶超英国的目标。《人民日报》11月13日发表社论提出“大跃进”口号。在毛泽东连续多次批评“反冒进”之后，中央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由此正式发动。
在大跃进中，农业学大寨、大炼钢铁、放卫星、亩产万斤、赶英超美、人民公社、大锅饭等等不切实际的现象和口号相互声援，国家建设变成全民狂欢的政治闹剧。从1959到1961年发生了延续三年的巨大灾荒，饿死者不计其数。刘少奇承认这是“三分人祸，七分天灾”。而1980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则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洋溢着浪漫主义理想的大跃进失败了，发起人毛泽东也因此威望大减，被迫在1959年4月放弃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继任。两个月后，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他的政治理想试验行不通，直接威胁到他个人的权威，这是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之后的最重大挫败，他的政治生涯再次进入低谷。这种态势意义非常重大，毛泽东的权力自此逐步被架空，令他产生深重的危机感，从而引发重新夺权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