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胜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
“胜”，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范畴，它存在于各种集团和各个领域的对抗之中。从形式上看，人类社会的各种对抗活动无非为了一个“胜”字。因为只有胜，人类社会才能生存，人类社会才能发展。
“胜”，既是力量对抗的目标，也是力量运用结果成功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是一种如何求胜的科学和艺术。战略作为一门学科，必须对“胜”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胜于全胜
我国古人谈到，“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尉缭子·攻权》）“全胜”是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表现出中国战略对“胜”的深刻理解和一种更高的境界。“全胜”作为核心，它统揽着中国战略其他求胜的思想。
“胜”，是力量与力量较量的结果，这往往使人得出这样一种直观的结论：“胜”，是通过双方力量直接接触和激烈拼杀获得的，是建立在双方力量形态有形改变的基础之上。中国战略对此有一种更高层次的认识：“胜”，是让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达成自己所追求的目的。仅仅是力量形态上的有形的改变，是“曲胜”，只有从意志上彻底征服对手，才是“全胜”。
中国古人将“胜”分为“三胜”，即：“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尉缭子·战威》）在这里所说的“道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全胜”，这是一种“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而达成的胜利。
中国古人还有“王”、“霸”、“强”的说法。荀子曾经谈到：“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荀子·王制》）我们所说的“全胜”，实际上也是一种“王者之胜”，强调“夺之人”，“臣诸侯”。
由此看出，中国战略在用“力”的学问上强调“服”，而不是“制”。例如，中国古书《国语·周语上》曾经专门阐述了“五服”思想，即“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既然是“服”而不是“制”，中国战略特别关注“德”与“力”的关系，强调暴力的运用首先必须具有一种道德上的合法性。这充分表现在儒家文化对中国战略的影响上。与西方战略相比，中国战略的“力”带有更多的“理”的成分，增加了“服”的分量。
既然是“服”而不是“制”，中国战略特别强调“智”与“力”的关系，强调“以智克力”。正如中国古人所说：“以智服天下，而天下服于智，智固不胜；以法制天下，而天下制于法，法亦匪神；法神者，非善之善者也。圣武持世，克无城，攻无垒，战无阵，刃游于空，依稀乎酿于无争之世，则已矣。渊渊涓涓，铮铮铿铿。”（《兵经·如》）
我认为，中国的“全胜”战略思想明确了这样一个重要观点：在对抗中，改变力量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从意志上征服对手，才是目的。这一观点在现代条件下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证实。例如，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随着核时代的到来，军事胜负的传统概念已经过时，“打赢”或“取胜”不是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即谋取上风或优势的过程。所以说，“全胜”，是一种着眼长久的彻底的胜利，是一种着眼实现更高层次目的的胜利，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围绕着“全胜”目标，中国战略强调了“服”而非“制”，突出了“德”和“智”，从而在运用力量方面表现出与西方战略截然不同的风格。
二、胜于先胜
中国战略强调“先胜而后求战”。中国古人谈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军形》）“胜定而后战，悬钤而后动”。（《淮南子·兵略训》）这些，构成了中国战略重要的“先胜”思想。
中国战略“先胜”思想，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防止冒险和蛮干。这要求战略家对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有正确的判断和分析，把自己的决心建立在科学和客观的基础之上。
中国战略的“先胜”思想强调“自保而全胜”。“自保而全胜”的核心是“己不可胜”，即先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求胜。如孙子所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于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兵法·军形》）。中国古人还谈到，“盖闻善用兵者，心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淮南子·兵略训》）以上这表明，中国战略不是仅从消灭敌人这一个方面来认识“胜”，而是从保存自己与消灭自己的辩证关系上全面地认识“胜”。在把握中国战略“先胜”思想时，我们要强调“自保”，但也要同时看到，对抗中单纯强调“自保”有时会陷于“保守”，有些“自保”要在消灭敌人的主动行动中来获取。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大量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先胜而后求战”、“自保而全胜”的思想体现在许多中国古代战争的战例上。中国古代的秦楚之战，是秦统一六国战争中一次较大的作战。秦将王翦看出楚国地广兵多、难以速胜的客观情况，主张立足于先胜而后求战。秦王赢政急于灭楚，不听王翦的劝告，轻率派出20万兵力攻楚，结果遭到了失败。经过失败之后，秦王接受了王翦的作战计划。在作战指挥上，王翦不急于同楚军正面硬拼，而是坚壁以待，先为不可胜，而后在楚军反击失利、弱点暴露后，进行连续的追击战，从而一举歼灭了楚军的主力，为最后灭楚奠定了基础。
秦楚之战
公元前225年，已经吞并了韩、赵、燕、魏四国的秦国，准备向楚国发动进攻。用兵之前，秦王羸政问将军李信：“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说：“不过用20万。”赢政又问老将王翦，王翦说：楚是大国，要想灭楚，必须有60万大军。赢政以为王翦老朽怯战，便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是派将军李信和蒙恬率领20万大军，趁楚国发生内讧之机，大举攻楚。楚军派大将项燕率军抵抗，大败李信军。第二年，秦王赢政起用告老还乡的老将王翦，答允王翦“非60万不可”的条件，空国中之甲士，由王翦率领再次大举进攻楚国。楚国也“悉国中兵以御之”，同秦军决战。王翦采取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的作战方针，在楚军屡次挑战面前“坚壁不出战”。楚军只得向东转移，王翦乘楚军师老兵疲、向后撤退之机，立即挥军追击，大败楚军，一直追到蕲地（今安徽宿县），杀死项燕，楚军完全崩溃。秦军乘胜又占据了楚国的一些城邑。次年，秦王赢政又派王翦与蒙武（蒙恬之父）率军继续进击楚军余部，大败楚军，俘虏了楚王负刍，将楚地改设楚郡。楚国灭亡。
在中国战略“先胜”思想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就是致胜于事发之前，把对方的实力和威胁消灭于微萌之中。老子说过，“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六十四章》）孙子说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尉缭子·战权》中有一句话是，“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草庐经略》中也有类似的话，“利之所在，我与敌皆争，唯先至者得之。得则人为我制，不得则我为人所制。”中国成语“防患于未然”和“防微杜渐”都反映了这个意思。
《兵经》中对“先”字有专门的解释：“兵有先天，有先机，有先手，有先声。师之所动而使敌谋沮抑，能先声也；居人己之所并争，而每早占一筹，能先手也；不倚薄击决利，而预布其胜谋，能先机也；于无争止争，以不战阻战，当未然而浸消之，是云先天。先为最，先天之用尤为最，能用先者，能运全经矣。”这段话不难理解，只是其中有两句需要解释一下。“不倚薄击决利”，是讲不要短兵相接地拼杀。“未然而浸消之”，是讲危险未发生之前便将其消除掉。《兵经》的这段话，将“先”做了分类，即“先天”、“先机”、“先手”、“先声”，并且作了具体的解释，细化了中国战略“先胜”的思想。同时，这段话充分肯定了“先”字的重要性，强调了“能用先者”，就能运用好战略的全部思想。
把握中国战略的“先胜”思想，还需要关注《兵经》中对“预”字的解释：“古人行师，经险出难，安行无虑，非必有奇异之智，预而已。”就是说，古人出兵作战时，化险为夷，并不一定都要有超群出奇的智谋，只要做好准备工作就行了。中国战略强调“预则利，不预则废”。掌握先机，必须要见诸于预先准备的行动，否则仍会失去主动，导致失败。
预有准备，左宗棠采取“缓进急战”战略方针收复新疆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在英国的支持下，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反动政权。到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整个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区。阿古柏侵占新疆期间，对外投靠俄、英，对内残酷压迫各族人民。沙俄趁机施展狡猾的伎俩，一面以帮助清政府安定边境秩序为借口，于1871年6月至7月间强占伊犁地区，一面悉心笼络阿古柏，承认阿古柏政权，同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英国也于1874年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承认其合法性。
面对新疆的这一严重形势，清政府决定采取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建议，出兵新疆。为了保卫领土的完整，左宗棠不顾年老体弱，毅然挑起了收复新疆的重任。根据敌我态势及新疆的地理特点，左宗棠提出了“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远离内地，交通运输十分困难。陕甘经过长期的连年战乱，户口凋敝，田地荒芜，粮食十分短缺。因此，左宗棠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又因新疆幅员辽阔，城与城之间的距离数百里以至上千里之遥，部队长途跋涉，会遇到各种困难。鉴于这种情况，收复新疆不能急于求成，而要采取“缓进”的方针，以充分做好兵员的调集，军饷的筹措，粮食的采办、转运和屯集，以及军火的购置和补给，并使部队养精蓄锐。其中粮食的采买与运输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左宗棠组织了庞大的机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并确定分为南北两路进行采运。南路在肃州设立粮局，主要负责采购凉州、甘州、肃州一带的粮食。运粮路线自凉州始，经甘州、肃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安西至哈密，全长2400余里。北路在归化设立西征采运总局，并在包头、宁夏设立分局，主要负责采购归化、包头、宁夏一带的粮食，同时大力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附近进行采买，分途运往巴里坤和古城。除了内地筹粮之外，左宗棠还在新疆就地生产粮食，其中仅驻哈密部队就屯垦2万余亩，年产粮八九十万斤，可供当地驻军食用两个月。此外，在巴里坤、古城、济木萨等地也可以采粮四五百万斤。通过两年多的努力，截止1876年夏，哈密已积储粮食2000余万斤，古城、巴里坤各积粮食1000万斤。这些粮食保障了入疆部队开进和战争初期的需要，为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胜于易胜
中国战略的求胜思想，是将目标与代价联系在一起看待的。在中国战略家看来，代价过大的“胜”，是“曲胜”，是有缺憾的“胜”；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利益的“胜”，是“全胜”，是一种“至善至美”的“胜”。
中国古人强调，“全胜无斗，大兵无创。”（《六韬·发启》）中国战略思想，不主张力战、激战、苦战，而主张智战、巧战，企求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中国战略家们认为，真正的伟大的胜利，没有或者只在很小的程度上进行力战、激战、苦战。中国战略的艺术，在于潜在和无形地运用力量，征服对手的意志；不追求表面上轰轰烈烈、代价巨大的有形的胜利，而追求深层的意志较量、代价较小的无形的胜利。
孙子说过，“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这段话的意思是，善于指导战争的人所取得的胜利，没有智慧的名声，没有勇武的战功。外国人将这句话翻译的非常有趣，即“佩戴勋章最多的将军不是最好的将军”。在孙子看来，最辉煌的胜利，最高妙的战略，必须超出一般人的策略思考，超越通常的胜利形式；那种通过浴血奋战才能实现的战略，才能取得的胜利，不是“善之善者”。保己而不可胜，避免了战争发生，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在表面上看不出智与勇。实际上这是大智大勇，这种智勇隐藏于无形之中，不被常人所察觉。常被人所知的战场上的有形的智勇，算不上“至善”的智勇。
中国战略的这个观点，西方的战略家们在十八世纪才得到体悟，并大发感想。有位名叫沙克斯的法国元帅，在其所著的《战争艺术总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我不是不欣赏会战的，而我也深信，一个称职的将领可以打一生的仗而不被强迫接受一次会战。应当常用局部性的战斗一点一点地消耗敌人。这是使敌人屈服和达到我方目标的最有效方法。我无意暗示，如果有击溃敌人的机会出现，也不应向敌人攻击，而只是说，使战争摆脱会战带来的危险是可能的。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这位将领就已经尽善尽美了。”（《战略入门》第52页）
如何才能达成易胜？按照中国战略的观点，功夫不在战时，而在战前，不在战场，而在战场之外，要力求使敌人在与我正式交手之前已经得到最大的削弱。对此，中国古人曾经说过：是故守者无与御，而战者无与斗。明于禁舍开塞之道，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积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浅，则势之所胜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威之所制者广，则我强而敌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故费不半而功自倍也。这就是中国战略中的“先弱敌而后战”的思想。这一思想，与前面所谈的“先胜”思想有联系，都是强调一个“先”字，一个强调在敌人弱小时先致胜，一个强调先把强敌削弱之后再求胜。
毛泽东十分强调“易胜”的思想。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是从“易胜”为出发点而制定的。第一条，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第二条，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中国的历史上关于“易胜”的战例很多，齐魏桂陵之战就是一个典型战例。
齐魏桂陵之战
公元前354年，赵国为了同魏国抗衡，向卫国发动进攻，企图夺取位于赵魏之间的卫国，取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卫国是魏国的属国，因而魏国派出将军庞涓率兵8万，进攻赵国的首都邯郸。赵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派出将军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军救赵。田忌原计划率军赴赵直接进攻魏军的主力，孙膑却向田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围魏救赵、批亢捣虚的作战方针。他主张趁魏国国内防务空虚之机，直捣魏国都城大梁，迫使攻赵的魏军“释赵而自救”，待魏军回兵时，趁其疲惫，中途予以截击，必能取胜。孙膑的分析是：魏长期攻赵，“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这就为“疾走大梁”“冲其方虚”提供了可能。大梁是魏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魏军势必回救。这样，既救了赵，又可乘魏军疲惫之机予以打击。田忌采纳了孙膑的意见。庞涓在国内空虚、国都危急的情况下，只好亲率大军，兼程回救大梁。田忌、孙膑得知魏军回救，不失时机地转移兵力，先期在预定的地域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部署兵力，准备歼敌。魏军行经桂陵附近时，遭齐军截击。由于长期攻赵，魏军兵力消耗很大，再加上轻装兼程，给养不足，长途跋涉，士卒疲惫，而齐军却以逸待劳，两军作战结果自然是魏败齐胜。
中国历史上的曹刿是一位灵活运用“易胜”思想的军事家。他在指挥作战时，得民而后求战，待敌衰竭而后进攻，待敌溃乱而后追击，从而获得胜利。
曹刿率军御齐的战例
公元前684年，齐国讨伐鲁国。战前，曹刿入见鲁庄公，要求参与战事。曹刿问庄公依靠什么同齐国作战，庄公说：“朝中收到的衣食贡品，总要分赐给臣下，不敢独自享受。”曹刿说：“这种小恩小惠，并不是民众都能得到好处，民众不会因此而拥护你的。”庄公说：“祭祀的时候，牺牲玉帛等供品，我都是按自己的身分敬献的，不敢擅自增减，说明我对神是虔诚的。”曹刿说：“这种微不足道的虔诚，不是所有的神灵都知道，神不会因此而降福于你的。”庄公又说：“我对待大小狱讼，虽然不能每件事都察得很清楚，但是必定会按实际情况合情合理的处理。”曹刿说：“这是尽了责任，这就有了力量同齐国决一胜负了。出兵的时候，请允许我随同你指挥作战。”于是庄公与曹刿同乘一辆战车出征，在长勺与齐师对阵。鲁庄公准备击鼓冲锋，被曹刿所陈阻。齐人三次击鼓、向鲁国发动了三次冲锋都告失败之后，曹刿说：“现在可以击鼓了。”鲁师一鼓作气，齐师大败。鲁庄公要立即追击，又被曹刿所阻。曹刿从战车上跳下来，察看齐师撤退时战车的辙迹，发现痕迹紊乱，又站在车轼上远望齐师的军旗，见其东倒西歪，判断齐军确已败退，才让庄公下令追击。
四、胜于无形
在《孙子兵法》中有一段关于“胜于无形”的论述。他是这样说的：“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孙子兵法·虚实》）这段话的意思是，我把根据战场情况变化采取相应战术而取得的胜利摆在众人面前，但却让众人看不出其中的奥妙。人们只知道我取胜的方法，但不知道我是怎样运用这些方法来取胜的。
如果按照孙子的意思展开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战略在获胜的思想之中有一种更为高深的理念，这就是要在对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获得了胜利，或者说要使对方不知不觉、糊里糊涂地遭到失败。相比之下，这种胜利，包含有前面所说的各种获胜思想的要求，并且还要比前面获胜的结果更为理想，但战略运筹的难度更大。
胜于无形，要善于巧妙地诱使对方的力量为自己所用，使对方不知不觉、糊里糊涂地被牵着走，最后不露形迹地制服对方，达成目的。古往今来，这方面的实例很多。中国有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能够由小到大地反映中国战略的这一思想。
“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古代的齐国。当时是齐景公执政。齐王的手下有三个勇士，名叫田开疆、孙捷遂和古冶子。这三个勇士力大无比，立过显赫战功，还救过齐王的命。齐王自然对这三人恩宠有加。但这三人却居功自傲，凌铄闾里，简慢公卿。更可怕的是，这三人与一个名叫梁邱据的佞臣相互勾结，声势相倚，成为威胁国家的心腹之患。齐国的丞相晏婴有心为国除去此害。一天，鲁王与带着一位名叫叔孙的大臣来到齐国，受到齐王的款待。齐王的这三位勇士也到场，持剑立在一旁。酒至半酣时，晏婴提议到桃园取桃，以助酒兴。晏婴取来六枚桃子。齐王、鲁王、叔孙和晏婴自己共食去四枚，还剩下两枚。晏婴建议说，这两枚桃子应该赠给两位功劳最大的勇士。这三个勇士都认为自己是功劳最大者，互不相让，结果逞一时之勇都死于自己的剑下。晏婴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除去了齐国的大患。
胜于无形，更多地体现在对抗双方智慧的较量上，要善于通过各种方法不露声色地左右对方的动机，改变对方的决心，达成自己的目的。在中国历史上，赵恢就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燕国的危难于无形之中。
赵恢解除燕国之患于无形之中
公元前283年，燕国发生饥荒，赵国企图乘其之危，向燕发动进攻。楚国闻讯后派兵援助燕国，经过魏国时，遇到了策士赵恢。赵恢对楚国领兵的将军说：“根除和预防灾患，要比解救灾患更为高明。善于谋划的智者最重视的是防患之道，使灾患无法降临到自己身上。现在我送给您百金，也不如送给你一句话。您可以这样对赵王说，就可以除燕国之患于无形之中：‘昔日吴国讨伐齐国，是因为齐国发生了饥荒，结果伐齐未胜，而弱小的越国乘其弊夺取了霸主的地位。现在大王伐燕，也是因为燕国发生了饥荒，伐之也未必胜，而强大的秦国将从西面进攻赵国。这实际上是使力量弱小的赵国处于当年强盛的吴国所处的位置，而使强盛的秦国处在了当年弱小的越国所以能够称霸那样的位置。愿大王三思而后行。’”楚国的使者于是游说赵王，赵王改变原来的想法，停止对燕国的军事行动。
还可以举一个近期国外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据说，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上台后，曾精心策划了一项秘密的对苏整体战略，目的是发动一场“无声的战争”，加速苏联垮台。美国秘密战略的重点打击目标之一是苏联经济，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通过操纵世界石油市场价格使苏联减少数百亿美元的天然气收入；严密堵塞苏联获取西方高技术的渠道；大量散布扰乱苏联经济技术活动的假情报；迫使苏联继续进行军备竞赛以加剧其经济危机。里根政府曾大肆宣扬的所谓“星球大战计划”，其主要战略目的就是通过挑起新一轮大规模的太空军备竞赛，加重苏联的经济负担。一位前苏联外长承认，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加速了苏联的崩溃。美国发动的经济战都是最高决策当局领导和计划的，其目的是利用对方的经济弱点施加经济压力乃至制造经济危机，其措施既有公开的如经济封锁、制裁，也有秘密的如挑动军备竞赛、操纵国际市场等。
胜于无形不能离开有形。我们需要深刻认识这两者的辩证关系。无形的意志对抗绝不能离开有形的物质基础。运用有形于无形，这是高超的战略艺术。离开有形去追求无形，即是离开了力量去空谈战略，那只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
再进一步说，“无形”，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一种十分重要的“无为而治”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思想，强调战略统帅要在一种别人“看不见”、“摸不着”、“不动声色”、“毫不费力”的状态下，在一种“制形而无形”、“物物而不物”的状态下，达成自己的目的。正所谓“无形而制有形，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淮南子·兵略训》）关于“无为而治”的战略思想，我们后面还要专门加以论述。
五、不战而胜
“不战而胜”，是中国战略中较为精彩的一个思想，并且得到国际上高度重视和广泛应用。目前，国外许多战略家都极为推崇这一思想，许多战略著作和论文都大量引用“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句名言。
这个思想，老子早有论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老子·七十三章》）对这一思想表述最为明确的是孙子。他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地。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兵法·谋攻》）《兵经》对“不战而胜”的思想做了很好的总结：“战者争事也，兵争交，将争谋，将将争机。夫人而知之，不争力而争心，不争人而争己。夫而知之，不争事而争道，不争功而争无功。无功之功，乃为至功；不争之争，乃为善争。”（《兵经·争》）成都武侯祠有一幅对联也反映了这一思想，上面写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则宽严皆失，后世治蜀应深思”。在中国历史上，成功运用这一思想获得胜利的实例很多。楚汉相争时韩信不战而夺占燕国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
韩信不战而下燕
楚汉战争时，韩信破赵后，下一个目标是燕国。韩信向赵降将李左车问计。李左车说：经过对赵国的战争之后，汉军已经十分疲惫。现在如果出兵攻赵，是以短击长。一旦顿兵坚城，势必影响楚汉战争的大局。因此正确的策略，应该是按兵不动，安抚赵国，巩固战果，同时摆出北攻燕国的架势，然后派说客拿着你的书信去晓之以理，慑之以威，燕国一定不敢不降。韩信听后欣然采纳，派人出使燕国，燕国果然立即降服。
“不战而胜”，是“全胜”思想的体现。前面已经谈到，中国战略的胜利的标志是征服对方的意志。在中国战略看来，力量对抗的目的并不是消灭力量，而是征服对方的意志，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战略的成就感，不是表现在力量直接的硬性对抗上，而是表现在围绕达成目的的力量运用上。中国战略认为，只要力量运用巧妙，完全可以“不战”达成目的。这种“不战”之“用”，才是对力量最高明的运用。
“不战而胜”，也是“先胜”思想的体现。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胜利是力量较量的结果，也就是说，双方不经过力量的较量，任何一方也不可能获得胜利。这里所说的“不战”，只是说没有发生力量直接的碰撞，即战场上的拼杀。但从战略上看，对抗的双方已经发生了交战，只不过这是一场“寂静战场”的力量较量，只不过是双方潜在地运用力量作用于对方意志的较量。所以说，“不战而胜”，并不是强调“不战”，而是侧重于谈战略层面上的交战，突出“实战”之前的力量间接接触方式的“先战”。
“不战而胜”，还是“胜于易胜”思想体现。只有“不战”，“兵不顿而利可全”，代价最小；“不战而胜”，才是最大的“易胜”。
曹操不用兵而取敌首级
三国时，曹操打败乌桓，原来依附乌桓的袁尚和袁熙，带着几千人马逃脱，投奔了辽东的公孙康。有人劝曹操赶快出兵攻打，曹操说，不必用兵，公孙康定会将袁尚和袁熙的首级送来。果然不久公孙康就杀了袁氏兄弟，并将二人的首级献给曹操。有人问曹操其中的原因，曹操解释说：公孙康向来畏惧袁氏兄弟，我们急忙进攻，他们就会合力抵抗；我们放松一点，他们内部反而会自相残杀。
按照中国古人的观点，运用力量征服对方意志，达成“不战而胜”的效果，其关键在于“加威”，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威慑”的意思。孙子对此有过一段阐述：“夫王霸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孙子兵法·九地》）意思是：凡是“王霸”的军队，在进攻其他国家时，就能使敌方的军民来不及动员和集中；把威力加之于敌，就使它不能同别国结交。因此，不必同敌国争着去与诸侯结交，不必同敌国争着去与诸侯合谋，只要显示自己的称霸意图，把威力加之于敌，就可以拔取敌人的城邑，摧毁敌人的国都。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既可理解为利用观兵耀武、外交恫吓以使欲战之敌终止战争策划，也可以理解为或大兵压境、或兵临城下、或断敌兵路、或陷敌死地而使之称臣纳贡，不战而降。
“加威”有“示力”和“施力”两种方式。战略运用“力”的高明之处，更多表现在“示”而非“施”上。在对抗过程中，受力的一方通常有两种基本的感受：一是有形的感受，遭到“力”的直接打击，自己受到损伤；二是无形的感受，得知“力”的存在和预知可能发生的结果，在精神或意志上受到一种压力。对于后者来说，涉及到了“力”的显示。
就战略而言，显示力量，是运用力量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战略对抗中的许多运用力量的艺术就是体现“力”的显示上。中国战略所追求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先胜”的要求，更多地不是表现在实际运用力量上，而是表现在如何显示力量上。中国人讲力量的运用，而不是单纯讲力量的碰撞。中国人讲“任智不恃力”，通过“伐谋”、“伐交”达成胜利目标。
我想用中国古代墨子演兵的故事的来说明这个问题。当时，楚国的公输般发明并制作了攻城用的云梯，准备用来作为楚军进攻宋国的利器。楚强宋弱，形势对宋国非常不利。墨子得知后，急忙赶到楚国，力图说服楚王和公输般放弃进攻宋国的计划。但是，楚王和公输般仗恃拥有新式的攻城武器，不为墨子的游说所动。于是，墨子就邀公输般在楚王面前进行一次模拟性的对抗。他们用衣带圈了个“城池”，用木片作攻守城邑的“武器”。结果，“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守御有余”，墨子获胜，迫使楚王放弃了侵宋的计划。从实际作战上讲，楚宋两国没有交兵，没有发生实际的力量对抗，但从战略上讲，楚宋两国的力量已经得到显示，力量的对抗已经潜在地、无形地发生了，楚方感知到了对方力量的存在，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墨子演兵，以威慑之，化解了楚宋战争。这个实例说明了非战争方式运用军事力量取胜的可能性，说明了威慑的作用。
法国战略理论家博福尔在谈到《战争论》时说过两段话，深刻地表述了上面意思。他说：“十分明显，像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决定胜负是会战中胜利的结果’这个方式并非对于所有的目标都适用。只是下述这条一般原则可以适用于一切情况：不考虑解决问题所用的方法，而只考虑想要达到的结果。这个想要达到的结果就是迫使敌人接受我们想强加于它的条件。在这种意志的辩证法中，当对敌人已经产生心理效果时，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那也就是说，他深信再发动和继续斗争都是无用的了。”他还说：“如果能从正确的角度，也就是从敌人的心理反应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则对于什么是决定性的因素，就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首先创造、继而利用一种情况使敌人的精神大大崩溃，足以使它接受我们想要强加于它的条件。这就是对立意志的辩证法中的基本原则”。“战略的艺术就是要从所有可供使用的手段中，选择最适合的手段，并且配合使用，使它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压力，足以达到所要求的精神效果。”（《战略入门》第7、8页）
总起来说，中国战略追求的“胜”达到了一种非常高深的意境。我们很难通过语言把它完全描述清楚，仍然需要一种形象的感受。所幸，庄子与赵文王论剑的一段话能够多少给我们一些这方面的感受。庄子说：剑有天子剑、诸侯剑和庶人剑。天子之剑，以燕溪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中忠圣士为镡，以豪杰士为夹。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庄子·说剑》）如果把中国战略比喻为“剑术”的话，中国战略追求的就是一种“天子之剑”的“剑术”。这种“剑术”能够“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能够达到“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的战略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