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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原理解析》第二章:胜

2007-11-07 11:56 战略·谋略 ⁄ 共 11937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第二章胜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

“胜”,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范畴,它存在于各种集团和各个领域的对抗之中。从形式上看,人类社会的各种对抗活动无非为了一个“胜”字。因为只有胜,人类社会才能生存,人类社会才能发展。

“胜”,既是力量对抗的目标,也是力量运用结果成功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是一种如何求胜的科学和艺术。战略作为一门学科,必须对“胜”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胜于全胜

我国古人谈到,“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尉缭子·攻权》)“全胜”是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表现出中国战略对“胜”的深刻理解和一种更高的境界。“全胜”作为核心,它统揽着中国战略其他求胜的思想。

“胜”,是力量与力量较量的结果,这往往使人得出这样一种直观的结论:“胜”,是通过双方力量直接接触和激烈拼杀获得的,是建立在双方力量形态有形改变的基础之上。中国战略对此有一种更高层次的认识:“胜”,是让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达成自己所追求的目的。仅仅是力量形态上的有形的改变,是“曲胜”,只有从意志上彻底征服对手,才是“全胜”。

中国古人将“胜”分为“三胜”,即:“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尉缭子·战威》)在这里所说的“道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全胜”,这是一种“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而达成的胜利。

中国古人还有“王”、“霸”、“强”的说法。荀子曾经谈到:“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荀子·王制》)我们所说的“全胜”,实际上也是一种“王者之胜”,强调“夺之人”,“臣诸侯”。

由此看出,中国战略在用“力”的学问上强调“服”,而不是“制”。例如,中国古书《国语·周语上》曾经专门阐述了“五服”思想,即“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既然是“服”而不是“制”,中国战略特别关注“德”与“力”的关系,强调暴力的运用首先必须具有一种道德上的合法性。这充分表现在儒家文化对中国战略的影响上。与西方战略相比,中国战略的“力”带有更多的“理”的成分,增加了“服”的分量。

既然是“服”而不是“制”,中国战略特别强调“智”与“力”的关系,强调“以智克力”。正如中国古人所说:“以智服天下,而天下服于智,智固不胜;以法制天下,而天下制于法,法亦匪神;法神者,非善之善者也。圣武持世,克无城,攻无垒,战无阵,刃游于空,依稀乎酿于无争之世,则已矣。渊渊涓涓,铮铮铿铿。”(《兵经·如》)

我认为,中国的“全胜”战略思想明确了这样一个重要观点:在对抗中,改变力量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从意志上征服对手,才是目的。这一观点在现代条件下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证实。例如,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随着核时代的到来,军事胜负的传统概念已经过时,“打赢”或“取胜”不是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即谋取上风或优势的过程。所以说,“全胜”,是一种着眼长久的彻底的胜利,是一种着眼实现更高层次目的的胜利,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围绕着“全胜”目标,中国战略强调了“服”而非“制”,突出了“德”和“智”,从而在运用力量方面表现出与西方战略截然不同的风格。

二、胜于先胜

中国战略强调“先胜而后求战”。中国古人谈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军形》)“胜定而后战,悬钤而后动”。(《淮南子·兵略训》)这些,构成了中国战略重要的“先胜”思想。

中国战略“先胜”思想,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防止冒险和蛮干。这要求战略家对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有正确的判断和分析,把自己的决心建立在科学和客观的基础之上。

中国战略的“先胜”思想强调“自保而全胜”。“自保而全胜”的核心是“己不可胜”,即先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求胜。如孙子所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于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兵法·军形》)。中国古人还谈到,“盖闻善用兵者,心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淮南子·兵略训》)以上这表明,中国战略不是仅从消灭敌人这一个方面来认识“胜”,而是从保存自己与消灭自己的辩证关系上全面地认识“胜”。在把握中国战略“先胜”思想时,我们要强调“自保”,但也要同时看到,对抗中单纯强调“自保”有时会陷于“保守”,有些“自保”要在消灭敌人的主动行动中来获取。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大量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先胜而后求战”、“自保而全胜”的思想体现在许多中国古代战争的战例上。中国古代的秦楚之战,是秦统一六国战争中一次较大的作战。秦将王翦看出楚国地广兵多、难以速胜的客观情况,主张立足于先胜而后求战。秦王赢政急于灭楚,不听王翦的劝告,轻率派出20万兵力攻楚,结果遭到了失败。经过失败之后,秦王接受了王翦的作战计划。在作战指挥上,王翦不急于同楚军正面硬拼,而是坚壁以待,先为不可胜,而后在楚军反击失利、弱点暴露后,进行连续的追击战,从而一举歼灭了楚军的主力,为最后灭楚奠定了基础。

秦楚之战

公元前225年,已经吞并了韩、赵、燕、魏四国的秦国,准备向楚国发动进攻。用兵之前,秦王羸政问将军李信:“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说:“不过用20万。”赢政又问老将王翦,王翦说:楚是大国,要想灭楚,必须有60万大军。赢政以为王翦老朽怯战,便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是派将军李信和蒙恬率领20万大军,趁楚国发生内讧之机,大举攻楚。楚军派大将项燕率军抵抗,大败李信军。第二年,秦王赢政起用告老还乡的老将王翦,答允王翦“非60万不可”的条件,空国中之甲士,由王翦率领再次大举进攻楚国。楚国也“悉国中兵以御之”,同秦军决战。王翦采取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的作战方针,在楚军屡次挑战面前“坚壁不出战”。楚军只得向东转移,王翦乘楚军师老兵疲、向后撤退之机,立即挥军追击,大败楚军,一直追到蕲地(今安徽宿县),杀死项燕,楚军完全崩溃。秦军乘胜又占据了楚国的一些城邑。次年,秦王赢政又派王翦与蒙武(蒙恬之父)率军继续进击楚军余部,大败楚军,俘虏了楚王负刍,将楚地改设楚郡。楚国灭亡。

在中国战略“先胜”思想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就是致胜于事发之前,把对方的实力和威胁消灭于微萌之中。老子说过,“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六十四章》)孙子说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尉缭子·战权》中有一句话是,“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草庐经略》中也有类似的话,“利之所在,我与敌皆争,唯先至者得之。得则人为我制,不得则我为人所制。”中国成语“防患于未然”和“防微杜渐”都反映了这个意思。

《兵经》中对“先”字有专门的解释:“兵有先天,有先机,有先手,有先声。师之所动而使敌谋沮抑,能先声也;居人己之所并争,而每早占一筹,能先手也;不倚薄击决利,而预布其胜谋,能先机也;于无争止争,以不战阻战,当未然而浸消之,是云先天。先为最,先天之用尤为最,能用先者,能运全经矣。”这段话不难理解,只是其中有两句需要解释一下。“不倚薄击决利”,是讲不要短兵相接地拼杀。“未然而浸消之”,是讲危险未发生之前便将其消除掉。《兵经》的这段话,将“先”做了分类,即“先天”、“先机”、“先手”、“先声”,并且作了具体的解释,细化了中国战略“先胜”的思想。同时,这段话充分肯定了“先”字的重要性,强调了“能用先者”,就能运用好战略的全部思想。

把握中国战略的“先胜”思想,还需要关注《兵经》中对“预”字的解释:“古人行师,经险出难,安行无虑,非必有奇异之智,预而已。”就是说,古人出兵作战时,化险为夷,并不一定都要有超群出奇的智谋,只要做好准备工作就行了。中国战略强调“预则利,不预则废”。掌握先机,必须要见诸于预先准备的行动,否则仍会失去主动,导致失败。

预有准备,左宗棠采取“缓进急战”战略方针收复新疆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在英国的支持下,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反动政权。到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整个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区。阿古柏侵占新疆期间,对外投靠俄、英,对内残酷压迫各族人民。沙俄趁机施展狡猾的伎俩,一面以帮助清政府安定边境秩序为借口,于1871年6月至7月间强占伊犁地区,一面悉心笼络阿古柏,承认阿古柏政权,同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英国也于1874年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承认其合法性。

面对新疆的这一严重形势,清政府决定采取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建议,出兵新疆。为了保卫领土的完整,左宗棠不顾年老体弱,毅然挑起了收复新疆的重任。根据敌我态势及新疆的地理特点,左宗棠提出了“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远离内地,交通运输十分困难。陕甘经过长期的连年战乱,户口凋敝,田地荒芜,粮食十分短缺。因此,左宗棠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又因新疆幅员辽阔,城与城之间的距离数百里以至上千里之遥,部队长途跋涉,会遇到各种困难。鉴于这种情况,收复新疆不能急于求成,而要采取“缓进”的方针,以充分做好兵员的调集,军饷的筹措,粮食的采办、转运和屯集,以及军火的购置和补给,并使部队养精蓄锐。其中粮食的采买与运输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左宗棠组织了庞大的机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并确定分为南北两路进行采运。南路在肃州设立粮局,主要负责采购凉州、甘州、肃州一带的粮食。运粮路线自凉州始,经甘州、肃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安西至哈密,全长2400余里。北路在归化设立西征采运总局,并在包头、宁夏设立分局,主要负责采购归化、包头、宁夏一带的粮食,同时大力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附近进行采买,分途运往巴里坤和古城。除了内地筹粮之外,左宗棠还在新疆就地生产粮食,其中仅驻哈密部队就屯垦2万余亩,年产粮八九十万斤,可供当地驻军食用两个月。此外,在巴里坤、古城、济木萨等地也可以采粮四五百万斤。通过两年多的努力,截止1876年夏,哈密已积储粮食2000余万斤,古城、巴里坤各积粮食1000万斤。这些粮食保障了入疆部队开进和战争初期的需要,为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胜于易胜

中国战略的求胜思想,是将目标与代价联系在一起看待的。在中国战略家看来,代价过大的“胜”,是“曲胜”,是有缺憾的“胜”;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利益的“胜”,是“全胜”,是一种“至善至美”的“胜”。

中国古人强调,“全胜无斗,大兵无创。”(《六韬·发启》)中国战略思想,不主张力战、激战、苦战,而主张智战、巧战,企求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中国战略家们认为,真正的伟大的胜利,没有或者只在很小的程度上进行力战、激战、苦战。中国战略的艺术,在于潜在和无形地运用力量,征服对手的意志;不追求表面上轰轰烈烈、代价巨大的有形的胜利,而追求深层的意志较量、代价较小的无形的胜利。

孙子说过,“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这段话的意思是,善于指导战争的人所取得的胜利,没有智慧的名声,没有勇武的战功。外国人将这句话翻译的非常有趣,即“佩戴勋章最多的将军不是最好的将军”。在孙子看来,最辉煌的胜利,最高妙的战略,必须超出一般人的策略思考,超越通常的胜利形式;那种通过浴血奋战才能实现的战略,才能取得的胜利,不是“善之善者”。保己而不可胜,避免了战争发生,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在表面上看不出智与勇。实际上这是大智大勇,这种智勇隐藏于无形之中,不被常人所察觉。常被人所知的战场上的有形的智勇,算不上“至善”的智勇。

中国战略的这个观点,西方的战略家们在十八世纪才得到体悟,并大发感想。有位名叫沙克斯的法国元帅,在其所著的《战争艺术总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我不是不欣赏会战的,而我也深信,一个称职的将领可以打一生的仗而不被强迫接受一次会战。应当常用局部性的战斗一点一点地消耗敌人。这是使敌人屈服和达到我方目标的最有效方法。我无意暗示,如果有击溃敌人的机会出现,也不应向敌人攻击,而只是说,使战争摆脱会战带来的危险是可能的。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这位将领就已经尽善尽美了。”(《战略入门》第52页)

如何才能达成易胜?按照中国战略的观点,功夫不在战时,而在战前,不在战场,而在战场之外,要力求使敌人在与我正式交手之前已经得到最大的削弱。对此,中国古人曾经说过:是故守者无与御,而战者无与斗。明于禁舍开塞之道,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积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浅,则势之所胜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威之所制者广,则我强而敌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故费不半而功自倍也。这就是中国战略中的“先弱敌而后战”的思想。这一思想,与前面所谈的“先胜”思想有联系,都是强调一个“先”字,一个强调在敌人弱小时先致胜,一个强调先把强敌削弱之后再求胜。

毛泽东十分强调“易胜”的思想。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是从“易胜”为出发点而制定的。第一条,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第二条,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中国的历史上关于“易胜”的战例很多,齐魏桂陵之战就是一个典型战例。

齐魏桂陵之战

公元前354年,赵国为了同魏国抗衡,向卫国发动进攻,企图夺取位于赵魏之间的卫国,取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卫国是魏国的属国,因而魏国派出将军庞涓率兵8万,进攻赵国的首都邯郸。赵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派出将军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军救赵。田忌原计划率军赴赵直接进攻魏军的主力,孙膑却向田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围魏救赵、批亢捣虚的作战方针。他主张趁魏国国内防务空虚之机,直捣魏国都城大梁,迫使攻赵的魏军“释赵而自救”,待魏军回兵时,趁其疲惫,中途予以截击,必能取胜。孙膑的分析是:魏长期攻赵,“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这就为“疾走大梁”“冲其方虚”提供了可能。大梁是魏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魏军势必回救。这样,既救了赵,又可乘魏军疲惫之机予以打击。田忌采纳了孙膑的意见。庞涓在国内空虚、国都危急的情况下,只好亲率大军,兼程回救大梁。田忌、孙膑得知魏军回救,不失时机地转移兵力,先期在预定的地域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部署兵力,准备歼敌。魏军行经桂陵附近时,遭齐军截击。由于长期攻赵,魏军兵力消耗很大,再加上轻装兼程,给养不足,长途跋涉,士卒疲惫,而齐军却以逸待劳,两军作战结果自然是魏败齐胜。

中国历史上的曹刿是一位灵活运用“易胜”思想的军事家。他在指挥作战时,得民而后求战,待敌衰竭而后进攻,待敌溃乱而后追击,从而获得胜利。

曹刿率军御齐的战例

公元前684年,齐国讨伐鲁国。战前,曹刿入见鲁庄公,要求参与战事。曹刿问庄公依靠什么同齐国作战,庄公说:“朝中收到的衣食贡品,总要分赐给臣下,不敢独自享受。”曹刿说:“这种小恩小惠,并不是民众都能得到好处,民众不会因此而拥护你的。”庄公说:“祭祀的时候,牺牲玉帛等供品,我都是按自己的身分敬献的,不敢擅自增减,说明我对神是虔诚的。”曹刿说:“这种微不足道的虔诚,不是所有的神灵都知道,神不会因此而降福于你的。”庄公又说:“我对待大小狱讼,虽然不能每件事都察得很清楚,但是必定会按实际情况合情合理的处理。”曹刿说:“这是尽了责任,这就有了力量同齐国决一胜负了。出兵的时候,请允许我随同你指挥作战。”于是庄公与曹刿同乘一辆战车出征,在长勺与齐师对阵。鲁庄公准备击鼓冲锋,被曹刿所陈阻。齐人三次击鼓、向鲁国发动了三次冲锋都告失败之后,曹刿说:“现在可以击鼓了。”鲁师一鼓作气,齐师大败。鲁庄公要立即追击,又被曹刿所阻。曹刿从战车上跳下来,察看齐师撤退时战车的辙迹,发现痕迹紊乱,又站在车轼上远望齐师的军旗,见其东倒西歪,判断齐军确已败退,才让庄公下令追击。

四、胜于无形

在《孙子兵法》中有一段关于“胜于无形”的论述。他是这样说的:“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孙子兵法·虚实》)这段话的意思是,我把根据战场情况变化采取相应战术而取得的胜利摆在众人面前,但却让众人看不出其中的奥妙。人们只知道我取胜的方法,但不知道我是怎样运用这些方法来取胜的。

如果按照孙子的意思展开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战略在获胜的思想之中有一种更为高深的理念,这就是要在对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获得了胜利,或者说要使对方不知不觉、糊里糊涂地遭到失败。相比之下,这种胜利,包含有前面所说的各种获胜思想的要求,并且还要比前面获胜的结果更为理想,但战略运筹的难度更大。

胜于无形,要善于巧妙地诱使对方的力量为自己所用,使对方不知不觉、糊里糊涂地被牵着走,最后不露形迹地制服对方,达成目的。古往今来,这方面的实例很多。中国有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能够由小到大地反映中国战略的这一思想。

“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古代的齐国。当时是齐景公执政。齐王的手下有三个勇士,名叫田开疆、孙捷遂和古冶子。这三个勇士力大无比,立过显赫战功,还救过齐王的命。齐王自然对这三人恩宠有加。但这三人却居功自傲,凌铄闾里,简慢公卿。更可怕的是,这三人与一个名叫梁邱据的佞臣相互勾结,声势相倚,成为威胁国家的心腹之患。齐国的丞相晏婴有心为国除去此害。一天,鲁王与带着一位名叫叔孙的大臣来到齐国,受到齐王的款待。齐王的这三位勇士也到场,持剑立在一旁。酒至半酣时,晏婴提议到桃园取桃,以助酒兴。晏婴取来六枚桃子。齐王、鲁王、叔孙和晏婴自己共食去四枚,还剩下两枚。晏婴建议说,这两枚桃子应该赠给两位功劳最大的勇士。这三个勇士都认为自己是功劳最大者,互不相让,结果逞一时之勇都死于自己的剑下。晏婴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除去了齐国的大患。

胜于无形,更多地体现在对抗双方智慧的较量上,要善于通过各种方法不露声色地左右对方的动机,改变对方的决心,达成自己的目的。在中国历史上,赵恢就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燕国的危难于无形之中。

赵恢解除燕国之患于无形之中

公元前283年,燕国发生饥荒,赵国企图乘其之危,向燕发动进攻。楚国闻讯后派兵援助燕国,经过魏国时,遇到了策士赵恢。赵恢对楚国领兵的将军说:“根除和预防灾患,要比解救灾患更为高明。善于谋划的智者最重视的是防患之道,使灾患无法降临到自己身上。现在我送给您百金,也不如送给你一句话。您可以这样对赵王说,就可以除燕国之患于无形之中:‘昔日吴国讨伐齐国,是因为齐国发生了饥荒,结果伐齐未胜,而弱小的越国乘其弊夺取了霸主的地位。现在大王伐燕,也是因为燕国发生了饥荒,伐之也未必胜,而强大的秦国将从西面进攻赵国。这实际上是使力量弱小的赵国处于当年强盛的吴国所处的位置,而使强盛的秦国处在了当年弱小的越国所以能够称霸那样的位置。愿大王三思而后行。’”楚国的使者于是游说赵王,赵王改变原来的想法,停止对燕国的军事行动。

还可以举一个近期国外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据说,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上台后,曾精心策划了一项秘密的对苏整体战略,目的是发动一场“无声的战争”,加速苏联垮台。美国秘密战略的重点打击目标之一是苏联经济,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通过操纵世界石油市场价格使苏联减少数百亿美元的天然气收入;严密堵塞苏联获取西方高技术的渠道;大量散布扰乱苏联经济技术活动的假情报;迫使苏联继续进行军备竞赛以加剧其经济危机。里根政府曾大肆宣扬的所谓“星球大战计划”,其主要战略目的就是通过挑起新一轮大规模的太空军备竞赛,加重苏联的经济负担。一位前苏联外长承认,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加速了苏联的崩溃。美国发动的经济战都是最高决策当局领导和计划的,其目的是利用对方的经济弱点施加经济压力乃至制造经济危机,其措施既有公开的如经济封锁、制裁,也有秘密的如挑动军备竞赛、操纵国际市场等。

胜于无形不能离开有形。我们需要深刻认识这两者的辩证关系。无形的意志对抗绝不能离开有形的物质基础。运用有形于无形,这是高超的战略艺术。离开有形去追求无形,即是离开了力量去空谈战略,那只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

再进一步说,“无形”,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一种十分重要的“无为而治”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思想,强调战略统帅要在一种别人“看不见”、“摸不着”、“不动声色”、“毫不费力”的状态下,在一种“制形而无形”、“物物而不物”的状态下,达成自己的目的。正所谓“无形而制有形,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淮南子·兵略训》)关于“无为而治”的战略思想,我们后面还要专门加以论述。

五、不战而胜

“不战而胜”,是中国战略中较为精彩的一个思想,并且得到国际上高度重视和广泛应用。目前,国外许多战略家都极为推崇这一思想,许多战略著作和论文都大量引用“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句名言。

这个思想,老子早有论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老子·七十三章》)对这一思想表述最为明确的是孙子。他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地。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兵法·谋攻》)《兵经》对“不战而胜”的思想做了很好的总结:“战者争事也,兵争交,将争谋,将将争机。夫人而知之,不争力而争心,不争人而争己。夫而知之,不争事而争道,不争功而争无功。无功之功,乃为至功;不争之争,乃为善争。”(《兵经·争》)成都武侯祠有一幅对联也反映了这一思想,上面写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则宽严皆失,后世治蜀应深思”。在中国历史上,成功运用这一思想获得胜利的实例很多。楚汉相争时韩信不战而夺占燕国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

韩信不战而下燕

楚汉战争时,韩信破赵后,下一个目标是燕国。韩信向赵降将李左车问计。李左车说:经过对赵国的战争之后,汉军已经十分疲惫。现在如果出兵攻赵,是以短击长。一旦顿兵坚城,势必影响楚汉战争的大局。因此正确的策略,应该是按兵不动,安抚赵国,巩固战果,同时摆出北攻燕国的架势,然后派说客拿着你的书信去晓之以理,慑之以威,燕国一定不敢不降。韩信听后欣然采纳,派人出使燕国,燕国果然立即降服。

“不战而胜”,是“全胜”思想的体现。前面已经谈到,中国战略的胜利的标志是征服对方的意志。在中国战略看来,力量对抗的目的并不是消灭力量,而是征服对方的意志,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战略的成就感,不是表现在力量直接的硬性对抗上,而是表现在围绕达成目的的力量运用上。中国战略认为,只要力量运用巧妙,完全可以“不战”达成目的。这种“不战”之“用”,才是对力量最高明的运用。

“不战而胜”,也是“先胜”思想的体现。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胜利是力量较量的结果,也就是说,双方不经过力量的较量,任何一方也不可能获得胜利。这里所说的“不战”,只是说没有发生力量直接的碰撞,即战场上的拼杀。但从战略上看,对抗的双方已经发生了交战,只不过这是一场“寂静战场”的力量较量,只不过是双方潜在地运用力量作用于对方意志的较量。所以说,“不战而胜”,并不是强调“不战”,而是侧重于谈战略层面上的交战,突出“实战”之前的力量间接接触方式的“先战”。

“不战而胜”,还是“胜于易胜”思想体现。只有“不战”,“兵不顿而利可全”,代价最小;“不战而胜”,才是最大的“易胜”。

曹操不用兵而取敌首级

三国时,曹操打败乌桓,原来依附乌桓的袁尚和袁熙,带着几千人马逃脱,投奔了辽东的公孙康。有人劝曹操赶快出兵攻打,曹操说,不必用兵,公孙康定会将袁尚和袁熙的首级送来。果然不久公孙康就杀了袁氏兄弟,并将二人的首级献给曹操。有人问曹操其中的原因,曹操解释说:公孙康向来畏惧袁氏兄弟,我们急忙进攻,他们就会合力抵抗;我们放松一点,他们内部反而会自相残杀。

按照中国古人的观点,运用力量征服对方意志,达成“不战而胜”的效果,其关键在于“加威”,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威慑”的意思。孙子对此有过一段阐述:“夫王霸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孙子兵法·九地》)意思是:凡是“王霸”的军队,在进攻其他国家时,就能使敌方的军民来不及动员和集中;把威力加之于敌,就使它不能同别国结交。因此,不必同敌国争着去与诸侯结交,不必同敌国争着去与诸侯合谋,只要显示自己的称霸意图,把威力加之于敌,就可以拔取敌人的城邑,摧毁敌人的国都。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既可理解为利用观兵耀武、外交恫吓以使欲战之敌终止战争策划,也可以理解为或大兵压境、或兵临城下、或断敌兵路、或陷敌死地而使之称臣纳贡,不战而降。

“加威”有“示力”和“施力”两种方式。战略运用“力”的高明之处,更多表现在“示”而非“施”上。在对抗过程中,受力的一方通常有两种基本的感受:一是有形的感受,遭到“力”的直接打击,自己受到损伤;二是无形的感受,得知“力”的存在和预知可能发生的结果,在精神或意志上受到一种压力。对于后者来说,涉及到了“力”的显示。

就战略而言,显示力量,是运用力量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战略对抗中的许多运用力量的艺术就是体现“力”的显示上。中国战略所追求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先胜”的要求,更多地不是表现在实际运用力量上,而是表现在如何显示力量上。中国人讲力量的运用,而不是单纯讲力量的碰撞。中国人讲“任智不恃力”,通过“伐谋”、“伐交”达成胜利目标。

我想用中国古代墨子演兵的故事的来说明这个问题。当时,楚国的公输般发明并制作了攻城用的云梯,准备用来作为楚军进攻宋国的利器。楚强宋弱,形势对宋国非常不利。墨子得知后,急忙赶到楚国,力图说服楚王和公输般放弃进攻宋国的计划。但是,楚王和公输般仗恃拥有新式的攻城武器,不为墨子的游说所动。于是,墨子就邀公输般在楚王面前进行一次模拟性的对抗。他们用衣带圈了个“城池”,用木片作攻守城邑的“武器”。结果,“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守御有余”,墨子获胜,迫使楚王放弃了侵宋的计划。从实际作战上讲,楚宋两国没有交兵,没有发生实际的力量对抗,但从战略上讲,楚宋两国的力量已经得到显示,力量的对抗已经潜在地、无形地发生了,楚方感知到了对方力量的存在,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墨子演兵,以威慑之,化解了楚宋战争。这个实例说明了非战争方式运用军事力量取胜的可能性,说明了威慑的作用。

法国战略理论家博福尔在谈到《战争论》时说过两段话,深刻地表述了上面意思。他说:“十分明显,像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决定胜负是会战中胜利的结果’这个方式并非对于所有的目标都适用。只是下述这条一般原则可以适用于一切情况:不考虑解决问题所用的方法,而只考虑想要达到的结果。这个想要达到的结果就是迫使敌人接受我们想强加于它的条件。在这种意志的辩证法中,当对敌人已经产生心理效果时,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那也就是说,他深信再发动和继续斗争都是无用的了。”他还说:“如果能从正确的角度,也就是从敌人的心理反应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则对于什么是决定性的因素,就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首先创造、继而利用一种情况使敌人的精神大大崩溃,足以使它接受我们想要强加于它的条件。这就是对立意志的辩证法中的基本原则”。“战略的艺术就是要从所有可供使用的手段中,选择最适合的手段,并且配合使用,使它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压力,足以达到所要求的精神效果。”(《战略入门》第7、8页)

总起来说,中国战略追求的“胜”达到了一种非常高深的意境。我们很难通过语言把它完全描述清楚,仍然需要一种形象的感受。所幸,庄子与赵文王论剑的一段话能够多少给我们一些这方面的感受。庄子说:剑有天子剑、诸侯剑和庶人剑。天子之剑,以燕溪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中忠圣士为镡,以豪杰士为夹。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庄子·说剑》)如果把中国战略比喻为“剑术”的话,中国战略追求的就是一种“天子之剑”的“剑术”。这种“剑术”能够“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能够达到“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的战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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