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面对重新洗牌的世界，我们必须打好每一张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争取更广大的同盟军。我们的主张必须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广泛支持。沟通和交流，比任何时候更显得重要。外交，对于一个前进在大国路上的国家来说，已经越来越重要。开展“大国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必修课。
毛主席在1925年12月写过一篇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著作，为建立广泛的爱国革命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篇著作中，毛主席开明宗义地讲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今天，我把主席这句话引在这里，当然不是要在世界上搅起革命的风暴。我要说的是，主席这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完全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大国外交”
可以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大国道路上的首要问题。中国要顺利成长为世界大国，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
我们必须向世界上一切支持国际正义的力量，向已经成为我们朋友的国家和有可能成为我们朋友的国家，也包括昨天还是我们的敌人今天就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在某个问题是上我们的敌人，在另一个问题上可能是我们的朋友的国家宣传我们的主张，争取它们的广泛支持，以结成最广大的国际同盟军。
有了这样一个同盟军，我们就可以不战而胜。
一、国家安全“三脚架”
安全，意指没有危险，不受威胁。
国家安全，就是国家不受威胁，没有危险。
因此，确保国家安全，是确保人民生活安定、安宁，确保经济建设正常开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取得进步的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是政治家的首要任务，也是国际政治的根本目标。
三，在中国哲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三，代表“和”，代表生生不息。在数学中，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几何结构；在物理学中，三脚架则是最稳定的支撑结构。
国家安全需要一个三脚架。构成三脚架的三个脚分别是：内政、外交和军事。在这里，内政是基础，外交是条件，军事是前提。没有清明高效的内政，国家得不到有效治理，就难免内忧。内忧不除，则必招外患。所谓弱国无外交；没有成功灵活的外交，外部关系理不顺，就形不成良好的国际环境，就难免外患。外患不除，反过来也会形成内忧；没有强大可靠的军事，形不成制止外敌入侵的强大威慑力，就会使内政与外交双双处于易于受到攻击的境地。因此，要真正实现国家安全，就必须内政清明，外交灵活，军事可靠，构筑稳定的国家安全“三脚架”。
二、外交，实现国际政治战略的法器
如果单从字面解释，我们很容易把外交理解为对外交往。其实，在国际政治中，外交决不是对外交往那么简单。它所代表的是包括国家一系列国际政治作为在内的政策互动。如外交动机、战略目标、交易底线、预警与应变、战略准备、贸易往来、人员交往等。因此，所谓外交，应该是主权国家为实现其国际政治战略目标而开展的一系列对外交往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策互动。
早在2千几百年前，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就非常重视外交问题。老子在他的5千言中，用诗一般而又非常简练而精辟的语言说道：“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是以，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于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故，大者，宜为下。”在这里，老子提出了外交的基本原则，谦虚容物。作为大国，应该像大海一样，处百川之下，才能够容纳百川而称百川王。
作为纵横家的鼻祖，鬼谷子留给世人一部书，或曰《无字天书》。整部书说的，实际都是外交问题。所谓捭阖，无非是结交与断交；抵塞，无非是抓住敌对联盟的缝隙使之分崩离析；采取措施弥补自己联盟的裂痕以维持联盟关系。当然，塞也有壅蔽的意思，可以作为抵的谋略；“抵”也有反间的意思，可以作为加强自己联盟的手段。所谓阴阳互变，阴中寓阳，阳中寓阴。这些哲学微义，就不去说它了。不过这的确不失为一部有关外交的好书。其中很多思想至今有用。值得从事国际政治研究及实际工作的同志研读。
不论是老子的海纳百川，还是鬼谷子的捭阖抵塞，以及漫漫长河中数不清的外交案例，告诉我们一个亘古不变的外交原理，那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作为国家安全的三大支柱之一，外交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紧紧围绕实现国家安全这一最高利益展开，包括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外交手腕等，都必须根据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要求来确定。而且，要随着时空的变化、形势与条件的变化及时做出有利于我的调整。有一句话：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虽不中听，但管用。
尽管现在的国际关系系比那时要复杂许多。包括国家大小不同，利益结构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渊源不同，自然禀赋不同，实力强弱不同等，都构成影响外交函数的自变量。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及相互影响，也直接影响到各个国家的外交取舍。因此，单靠“捭阖”二字是远不能概括现代外交的。它因国家大小、强弱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也表现为诸多不同的外交类型。归纳起来，大致有5对10种类型。各个国家究竟采取哪种类型，取决于本国所确定的战略利益以及为实现战略利益所能够采取的外交手段。
（一）炮舰外交与和平外交。所谓炮舰外交，顾名思义就是以炮舰为开路先锋或后盾的外交。这种外交也可以叫做“压服外交”。在炮舰外交下，总是强势一方定调子，弱势一方“按手印”，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否则，就兵戎相见。炮舰外交，实际是霸权主义外交。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对中国采取的就是炮舰外交。和平外交则与之相反。他反对在国际问题上穷兵黩武，主张不论大国小国，在主权问题上一律平等，遇到问题要平等协商，出现纠纷要对等谈判，不搞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和平手段解决外交争端。由于这种外交包含有平等、民主的现代思想，充分考虑到民族与国家尊严，因此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欢迎，属于“民心外交”。
（二）原则外交与实用外交。原则外交是受到原则约束的外交。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开展外交活动的行为准则。原则外交还包括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各种国际公约在内的各种国际公认的行为准则。开展原则外交，是和平外交的具体体现。实用外交则不然，他们把国际准则作为可以任意扯拉的“猴皮筋”，对自己有利时原则就是“虎皮”，对自己不利时原则就是“手纸”，或者责人严，对己宽，对人对己两个标准，马克思主义手电筒——光照别人。说到底是把自己凌驾于国际准则之上，是霸权主义外交的具体体现。
（三）大国外交与小国外交。通常认为，国际政治是大国之间的相互游戏。大国外交与小国外交的区别，突出表现在大国外交更多的包含有国际主义精神。大国通常有更广泛的全球利益，因此通常把全球安全内化为国家安全，把维护全球安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大国外交左右国际政治格局，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全球定律。
（四）攻势外交与守势外交。攻势外交也可以称之为主动外交。也就是为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主动采取的外交行为。攻势外交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战略目标明确。如构筑针对某国的包围圈、确保航道畅通、寻求资源安全、合纵与连横等，都可以作为攻势外交的最终目的；二是采取主动。表现为主动提出合作要求，主动采取有利于合作的行动并就进一步合作提出建设性主张；三是逐步深化，连续性强。为最终实现国家利益，攻势方会连续采取主动的外交措施，由核心到外围，由浅入深，一步一步把合作推向深入，最终达成战略性合作关系。守势外交也可以称之为被动外交，是攻势外交的对立面，处于攻势外交的另一方。由于是攻势外交的对象国，所以在这样的外交面前往往处于守势，不是主动摊牌，而是根据对方的出牌，权衡利弊，再决定自己的出牌。守势外交不等于屈辱外交，不等于丧权辱国。处于守势的一方，经过平等谈判，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达到彼此双赢，互利互惠的目的。
（五）结盟外交与不结盟外交。综观当今世界，明显划分为两种类型的国家，一类是结盟国家，一类是不结盟国家。参与结盟的国家所开展的外交，就是结盟外交；不结盟国家的外交，也就是不结盟外交。当前的国家联盟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军事同盟，如北约、独联体等，一种是经济同盟，如欧盟、东盟等。
当今世界，比起春秋战国时代，“虽同此寰球而人物俱非”，国与国之间的关军事同盟所执行的是共同防御战略，一个国家受到同盟外国家的攻击，就会调动整个同盟的力量进行抵抗。当然，如果整个同盟是侵略性同盟，如希特勒的轴心国，就是侵略性同盟。这样的同盟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三、与世界联系起来的中国国家利益
随着中国迅速步入世界性大国行列，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也正发生着实质性变化。目前，中国的国际贸易额已经上升到18000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中国正式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将更多的与国际开展能量和信息互换，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依存度，有专家认为已经达到40%；国际贸易的扩大，意味着中国将不断的输入输出物资、能源和服务，对保持国际航行线的畅通无阻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富足，中国会成为生产大国，同时也会成为消费大国，对食品和能源的需求也会大幅度增加，能否源源不断的取得能源供应，成为国民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有这些，都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所未曾遇到的，是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相伴而产生的。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与全球利益密切联系起来。
上述情况有目共睹，不必费很多语言就可以引起共鸣，达成共识。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联系其实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甚至表现在十分细小的部分。我国现有1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标志我国已具备比较强的国际支付能力，可以毫不费力的从国际市场购买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但是，由于其中大部分是美元，我国的国家利益却也受到美元软硬的影响。据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第芬。罗奇预测，美元在2002年和2003年将分别贬值7%，最终可能贬值20%。由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的最新官方数字，2000年底，各地一美元计算的储备高达14500亿美元，占官方储备总额19090亿美元的76%。目前，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例是21%，达不到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1/3，美元泡沫由此产生。罗奇称，作为经济过度扩张的后遗症之一，美元现在正开始为期数年的下调期，在2002年和2003年分别贬值7%。根据摩根斯坦利分析师的估计，美元兑其他主要外币的每月跌幅如果不超过3%，便可视为软着陆。在美国软着陆的情况下，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正面影响。摩根斯坦利的预测是，美元贬值的第一轮影响，会导致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内地和香港对日本及欧洲的出口上升，美元贬值的第一年，将使亚太地区的实际本地生产总值提高约1%。如果是硬着陆呢？
四、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
其实，这里所说的“新”永远只是相对而言。是相对于我们国家的昨天或前天。如果说，我国过去还是一个封闭的——不管这个封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落后的大国，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因此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基本属于疆土安全。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大踏步走上大国道路，我们的国家利益已经与全球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过去的以疆土安全为主体的国家安全观显然难以适应。必须与时俱进，彻底更新。要适应中国利益世界化的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把全球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视野，建立起中国的全球安全观。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疆土安全外，我国安全还应包括：
a) 际交通线安全。目前，我国的海运吨位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一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海运大国。特别是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交通线的安全畅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命脉。2001年，我国进口了大约6500万吨石油。其中大约60%需要穿越印度洋，并在印尼群岛周围狭窄的易于封锁的海峡中航行，最终才能进入东南亚的航道。我们有理由要求国际社会保持这条航道的畅通，有理由要求确保开往我们国家的油轮不受到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人为的威胁。
b) 能源安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石油消费量预计将从2000年的每天478万桶增加到2020年的每天1050万桶。届时，我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石油消费国。而根据目前的生产情况，我国石油需求量的大约60%需要依赖进口。同几十年前的石油自给不同，我国的能源安全不仅取决于我国石油生产的正常运转，更取决于国际石油市场的有序运行，取决于石油集中产地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应对不测，建立有效的石油战略储备制度是必要的。但这只能作为应急之用，却不能解决长期的稳定供给问题。所以，根本的方法还是确保那里的安全与稳定。因此，我们有理由对那里的安全与稳定表示我们的关注，也有义务为那里的安全与稳定做出我们的努力。
c) 外空安全。21世纪是太空世纪；21世纪的争夺将主要是外空的争夺。人类将更频繁的穿梭于地球与月球之间，开发那里的资源与能源；成千上万颗人造地球卫星游弋在太空，或进行地球资源探测，或进行气象追踪，或编织着覆盖全球的通讯网。当然，其中也必然有很多卫星用于军事目的。有的在不停收集着第三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有的装备了强大的激光武器，随时准备着摧毁敌方的太空设施。我们强烈反对外空军事化；但外空军事化将不可避免。因为当依靠普通飞行器争夺制空权的努力达到极限的时候，依靠太空飞行器争夺外空从而确立强大的空中优势的欲望就难以遏止。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大部分将依靠外空军事化。我们不能坐视1240万黄色与蓝色国土笼罩在别人的外空军事威胁之下。
d) 侨民安全。现在，世界上大约有5000万华侨。华侨经济，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资源之一。对于这5000万华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我们的关怀和敬意。但是，由于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入籍当地，进入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且早已融入所在国社会。因此，我们的支持和关怀只能局限在道义和精神范畴。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在广泛引进来的同时，还要大踏步走出去。我国将有更多的企业步“海尔”的后尘，到适合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建厂、办企业，也就是说，将有更多的中国公民侨居海外，为祖国的兴旺发达而努力拼搏。这一代侨民，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新一代侨民”。他不像我们的前辈侨民那样，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而是一个日益强大起来的国家的公民为着祖国的利益去开拓海外市场。今后，新一代侨民必将成倍增加。他们虽然侨居海外，但依然是中国公民。保护侨民的安全，同保护居民的安全一样，将成为我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e) 网络安全。网络，包括信息网络和光纤网络。这些网络把我们和五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数以亿计的指令、信息、约定通过网络传输到世界各地，又从世界各地反馈回祖国各个角落。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个网络决定着我国的物资、服务和货币流向，是我国经济、政治甚至也包括军事的中枢神经系统。这个网络的任何一部分甚至一个点发生故障，所造成的损失恐怕都不是通话阻断那么简单。特别是在紧急关头，它可能直接导致丧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而给整个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保持网络畅通，无疑应该上升到攸关国家安全的高度。
f)信息安全。这是因特网时代的新课题。因特网开创了一个信息共享的新时代，缔造了一个人人都可以不以真实身份出现的虚拟世界。在因特网上，人们可以自由的发表自己的言论。其自由度超过了任何一个民主制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没有法制的虚拟世界里，人们很容易展现人性中“恶”的一面。因此，充斥这个“自由论坛”的多是污言秽语和歇斯底里的叫喊。如果希望从中发现主流民意，那就很容易引起政治家的误判。但是，如果把因特网作为侦测它国核心机密的途径，则不难取得出乎预料的收获。近年来电脑黑客屡屡攻击某国“政府网站”获得成功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把防止因特网泄密放在何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我国大力推行政府上网、电子政务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坚定的于政府局域网与社会公众网之间设置一道“铁幕”。
五、中国国家安全中的“美国变数”
环顾当今世界，真正能够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的，其实只有美国。而在美国的反动政客眼中，能够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潜在挑战或威胁的，也只有中国。于是，分化、弱化中国，遏制中国的崛起，是历届美国政府一以贯之的既定国策。尽管美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士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包括布热津斯基这样的老牌战略专家，也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强劲动力：“我认真阅读了可以得到的大量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前景的文献，又与中国人打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交道，我相信，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一个显见的基本事实出发：即中国国土广袤，不容忽视；中国历史悠久，不容藐视；中国雄心勃勃，不容我们对其想当然。中国这个主要的古老文明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保持着独特的历史延续性，有世界20%的人口。同时，在过去两百年中蒙受的(在许多情况下是真实的)耻辱而造成的民族不满情绪，以及日益增长、甚至达到自负程度的自信，驱动着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地区性角色，尽管目前其实力尚不足以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甚至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优势。”
但是，美国始终没有，也不能幻想它会放弃遏制中国的努力。
先发制谁？
近10来世界上发生的最大政治事件莫过于美国正式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国际政治学家把这一战略的提出看成是布什主义出笼的标志。表面上看，先发制人是针对国际恐怖主义所制定的专门战略。但是，事实将告诉善良的人们，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决不只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这么简单，而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再度升级，是从“人道主义干预”到“有限主权”这种霸权逻辑的最新翻版。可以认为，获得对美国心中的“无赖国家”的优先打击权，一直是美国孜孜以求的目标。只不过碍于美国参与甚至可以说主导缔造的联合国《宪章》的约束，一时不便明确提出，9?11事件恰巧给了一个完美的借口而已。
问题并在于美国可否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所谓“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问题在于这个“人”并没有明确而具体的对象。这个“人”的解释权完全掌握在美国手中。也就是说，只要美国认为，或者干脆说美国“想认为”哪个国家构成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威胁”，它就可以对那个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无异给予了美国可以不受联合国宪章约束，任意对一个它认为应该打击的主权国家进行军事打击的特权。
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使美国在拥有了更宽泛、更灵活的消除对美国利益威胁的战略手段。如果过去美国更多的需要采取“遏制”和“威慑”等冷战手法外，那么，它现在又拥有了“先发制人”这一充满白色恐怖的“热战”手法。除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有理由对美国的“先发制人”表示关注和担忧。因为，也许在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成为美国“看得到的威胁、看不见的威胁、可能出现的威胁和未来的威胁。”
亚太小北约——仅有日美安保条约还不够？
2001年7月下旬，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问了中国。中国政府对鲍威尔的访问非常重视，给予了高规格接待。从当时和事后的报道看，双方谈得很好，均表示要发展建设性关系。然而，鲍威尔离开北京后，紧接着访问了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太平洋军区司令布莱尔以及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外长唐纳等参加了美澳年度部长级磋商。磋商出进一步强化了的军事联盟外，还抛出了一个把美澳日韩捆在一起的四国安全磋商机制，以对付“潜在的地区威胁”。舆论认为，这是美国针对中国构筑的一个新的亚太安全格局，是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的重要一步。分析认为，美国很可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拉菲律宾，据传还打算拉新加坡等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并发展新的军事合作伙伴，建立以美国为知道的广泛的安全合作机制，并将这一机制逐步边为类似北约那样的具体防务体系，形成亚太小北约。
其实，早在好久以前，美国就提出了一个针对中国的“双锚”战略。
所谓双锚，一个是日美安保条约，一个是美澳军事同盟。这两个“锚”分峙于中国东南出海口的两侧，其实更像一把虎视眈眈的“老虎钳”，随时可能扼住中国出海的咽喉。
说到这里，不能不顺带说一下日本。历史上，日本从中国学去很多东西，包括文字、政治制度和一些先进生产技术。但是，日本给中国造成的伤害比任何国家都大。特别是二战期间，由于日本的血腥侵略，夺去了中国几千万人民的宝贵生命，并造成了几千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尽管，中国人民每想起这段历史都拟制不住怒火中烧，但是，中国人民还是愿意把日本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分子分开，同日本世代友好下去。从我在日本亲眼看到的情况看，日本的广大人民也愿意同中国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
问题是，日本右翼反动势力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良好情形。出于重新称霸亚洲乃至最终称霸世界的野心，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为中日关系制造麻烦。他们拒不承认日本在二战时期的兽行为侵略战争，并不断挑起“修改教课书”事件；他们每年都要崇拜“东条英机”，为军国主义招魂，挑战正义的审判；他们鼓吹修改和平宪法，并叫嚣“准备随时制造搞7000件核武器”；特别是那个“石原知事”，不是发出针对中国的奇谈怪论，企图误导日本人民。2003年，日本《文艺春秋》3月号又发表了石原一篇高论，题目煞是煽情：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他先是发出了只有霸权主义者才可能有的哀鸣：“H?G威尔兹在他的1933年出版的《未来世界》一书中曾预言，到21世纪中期，世界将以日本为核心实现统一。这位也是文明评论家的英国作家无疑把100年后的世界托付给了日本。但不能不说，现实正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且不说日本有没有统一世界的能力——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解放亚洲”的失败和因此给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造成的空前灾难，说明他根本没有那样的本事；单就日本右翼至今仍在参拜杀人魔王东条英机这一点，世界人民怎敢把自己“托付给日本”？然而，石原仍为此悲哀，仍抱有“统一世界”的“梦想”，并因此引出一个哗众取宠的问题：“日本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或无可奈何地被中国吞掉吗？”“日本如何同以亚洲为舞台进行角逐的两个霸权国家美国和中国对峙呢？”——好一个霸权桂冠！于是，石原开出了他的霸权主义药方：首先要“能同金融、信息战略方面的‘前门虎’美国对峙，又能遏制在制造业方面挡住日本的‘后门狼’中国”；其次“日本应该成为亚洲的指挥塔”——很容易让人想起往日的“大东亚共荣圈”！为此，“必须考虑到中国将来分裂的问题。视将来的情况，以日本为中心建立的亚洲经济圈可以把分裂的中国上海及周围地区接纳进来。”分裂中国然后侵占上海，多么恼人的险恶用心！这也就不难理解日本目前能够甘心情愿的充当美国的亚洲之锚了。
有这样的双锚，再加一个构想中的“亚太小北约”，这就是中国的“卧榻之旁”？
现在，借军事打击塔利班与搜捕拉登，美国又将军队开进并长期赖在了中亚。一条瞄准中国的锁链已经悄然形成。
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仅仅是防御性质吗？
为减少世界人民对美国部署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反对，掩盖其谋求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的真实目的，美国不遗余力的强调这个体系的防御性质。并借国际社会在反恐斗争上取得空前一致这一有利时机，提出了“邪恶轴心”理论。这个理论的提出看似突然，实际经过了深思熟虑。它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战略国家所拥有的一贯伎俩——无中生有：使人们确信真有其事，然后为自己的无理行为寻找合理的依据。提出“邪恶轴心”理论的真实目的，就是为自己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寻找合理的借口——因为有一个邪恶轴心，而这个轴心又拥有或随时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的或未来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这样的防御力量。而明眼人都知道，真正拥有打击美国本土能力的国家并不是被美国列入“邪恶轴心”的那几个。
其实，如果真是为了防御，人家花钱买安全，也累不着别人胆疼；问题是所谓防御，不过是蒙骗世人的幌子。
我们知道，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精良的战略攻击能力，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常规军事力量。其中，几乎布满全球的美国海军，能够快速输送到任何一个战区，对敌方国家实施战略和常规双重打击。
美国海军军部设在首都华盛顿，是海军的主要行政机构，下辖进40万人，各型飞机3500多架，潜艇76艘（其中核动力攻击潜艇66艘），主要水面舰艇130艘（其中核心舰船是13艘航母），导弹巡洋舰27艘，导弹驱逐舰52艘，导弹护卫舰38艘。美国认为，太平洋、大西洋是通向欧亚的必经之地，是保障美国安全最重要的地区，为称霸两洋，美军于1941年组建了两洋舰队。下辖第二、三、五、六、七舰太平洋舰队是称霸太平洋的前沿力量，战区范围包括整个太平洋、印度洋海域，约9400万平方英里。其司令部设在夏威夷的珍珠港，下辖有小鹰号CV-63、星座号CV-64、卡尔?文森号CVN-70、林肯号CVN-72、斯坦尼斯号CVN-74航母。在行政方面的任务是为第三、第七及第五舰队准备和提供海军兵力。在作战方面，负责指挥第三、第七舰队的作战行动。第三舰队是美国本土西海岸的防御部队。第三舰队部署在美国西海岸，活动范围为东太平洋及中太平洋水域。第七舰队成立于1943年3月，是美国部署在东亚的最大机动力量。总兵力达6万人，包括3.8名海军士兵和2.2万名陆战队员，编有9个特混舰队。第七舰队可根据需要临时组成各种特混编队，如应急、指挥、巡逻与侦察、海岸支援、后勤支援、潜艇、水面作战等特混舰队。巡防区包括西太平洋、印度洋及阿拉伯海岸。作战辖区包括中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及东盟等东亚地区。武器准备包括45艘各型战舰、180架各型战机。其中常规舰只19艘，总排水量约20万吨，一个舰载机联队、一个陆战远征分队。其他具有攻击能力的舰船，包括小鹰号航母及3艘配备巡航导弹的巡洋舰。前者属美国超级航空母舰，是一艘多用途前线攻击舰；后者因配备战斧式巡航导弹和拥有广泛的攻击能力，不仅可以支援航母舰群，甚至可单独执行作战任务或扮演舰群作战行动旗舰角色。另有5艘快速攻击潜艇，旗舰蓝岭号，航母独立号。
大西洋舰队是称霸欧亚的纵深力量。大西洋舰队战区包括整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部分海域，以及加勒比海和地中海，范围近4700万平方英里。辖有第二、第六舰队并驻扎有第四、六、八航母大队。舰队司令在行政方面为第二、第六及第七舰队准备和提供海军兵力；在作战方面，负责指挥所属个特混舰队、第二舰队及大西洋潜艇部队的作战活动；同时兼任北约大西洋潜艇部队和大西洋海上司令部。第二舰队是美国东海岸的看门人。活动区域包括大西洋、加勒比海，是北约的打击部队，担负着大西洋海域的反潜任务，同时担负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海上作战任务。第六舰队是地中海的警察，隶属于欧洲海军司令部，重要活动海区为地中海和黑海，拥有第二航母大队。重要任务是实施海战，确保地中海和黑海范围内的制海权与制空权；在地中海沿岸实施两栖登陆作战；重点防守和封锁海区内的主要通道。旗舰为拉萨尔号指挥舰，母港设在地中海地区。一般拥有20-30艘舰船，兵力月1万人，编为10个特混舰队。第五舰队，是称霸两洋的战略后盾。部署在海湾地区，战区包括波斯湾、红海、阿曼湾、亚丁湾和阿拉伯海。常备舰只15艘左右，含一个航母战斗大队和一个两栖戒备大队。
为保证两洋舰队遂行作战，美国建立了数以百计的舰队基地，构成了遍布五大洲的庞大的基地网络，构成美国称霸两洋的战略支点。如冲绳、关岛、珍珠港、横须贺、佐世保、阿拉斯加等基地。综合起来，这些基地可分为本土基地、前沿基地和机动基地三类。本土基地共有80多个，主要位于美国的东西海岸，通常作为军队母港；前沿基地主要位于欧亚地区一些盟国，如日本、韩国等，其中一些是航母和其它典型的母港和后勤支援基地，它们是海军快速反应的中转站和战略基石；机动基地通常指设在海外港湾、岛屿内的临时性海军设施，建有停泊设施、码头、储备油料和弹药库和岸上补给系统，兵员休整设备。
我们知道，战争的基本矛盾只有一对，那就是进攻和防御。进攻是针对防御的进攻，防御也是针对进攻的防御。进攻的目的在于打击敌人，防御的目的在于破解对方进攻，为己方进攻创造条件。有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有时防御也是最好的进攻。在过去发表的《温战时代》论及和平的力量时，我特意提到了核威慑。正是由于核威慑的存在，才使得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敢于挑起世界性战争，给世界带来了50年的“冷战和平”。在这里，核，更多的其实是战略防御力量。今天，美国所以处心积虑地要部署导弹防御体系，所指向的恰恰是“核威慑”。既然核威慑为世界带来了和平，为什么还要防御“核威慑”呢？这种逻辑上的悖论，恰恰暴露了美国的真实目的：摘除消除别人的威慑能力，为美国攻击能力尽情发挥作用铺平道路。
《十条戒令》，十条毒蛇
香港《广角镜》月刊2001年7月号刊登一篇披露性文章，题目是中情局对付中国的《十条戒令》。披露在美国中情局极其秘密的‘行事手册’中，有一大段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这部分最初撰写于中美严重对立的1951年，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戒令》。全文上这样的：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要不断制造信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站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想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重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爱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有意思吧？！呵呵！
游荡在台湾海峡的“两面偶”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始终是两张面孔：一张面向中国大陆，脑门上贴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口头上讲着“一个中国政策”；另一张面向宝岛台湾，脑门上贴着对台关系法，口头上讲着武力护台。这就是“可爱”的美国！对待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事，竟然能够同时执行相互矛盾的“两个”政策，正所谓“反手为云，覆手为雨”。
在台湾问题上耍两面派，是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美国清楚地看到，维持海峡两岸现状，对美国最有利。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这一点，连美国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相信，如果台湾宣布独立，肯定会引起中国的激烈反映。而要美国当真去搞什么“武力护台”，一想起历史上少有的没有打赢的两场战争，就不免毛骨悚然。如果任中国顺利实现统一，那对美国而言似乎也像是噩梦——肢体健全的中国雄鸡从此有了雄视天下的恢弘气势！独不得，统不得，最好是不统不独，维持现状。这样，既可以不断制造一些类似“过境”、“售武”这样的小麻烦，让你不得安宁，又可以拿台湾问题“做牌”，增加同中国谈判的筹码。于是，两面派就两面派，反正我是老大我怕谁！
六、尝试多说“是”，有时则必须说“不”——温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定律
美国在中国周边搞事，遏制中国的崛起，决定中美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难以避免。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也必将成为21世纪为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加之苏联解体，又历史的把中国推向国际政治角逐的第一线。因此在，中美之间的政治较量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极”与“多极”较量的缩影。这种斗争将长期进行下去，直至彻底形成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但是，摆在中美面前的并不只是无休止的斗争。与国际政治进入“温战”时代的历史特征相适应，中美之间也始终跳动着合作的音符。
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首先，中美之间有着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按照中国海关统计，1990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117.70亿美元，其中出口51.90亿美元，进口65.80亿美元。而到2000年中美贸易总额上升到744.67亿美元，是1990年的6倍多，平均每年增长20.26%。其中出口521.04亿美元，进口223.63亿美元。现在，中美贸易额已经突破2000亿美圆，已经成为重要的利益攸关者和建设性合作者。中国的进口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而出口则为美国的消费者带来直接实惠。据1997年的世界银行报告，美国如果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同样商品，其消费者每年要增加150亿美元的支出。同时，中国也成为美国剩余资本的主要流向国之一。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直接投资合同以年均22.01%、实际到位金额以年均25.40%的高速度增长。截止2000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31218个，合同投资额603.01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300.11亿美元。随着中国加入WTO，中美贸易前景更加明朗。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美国甲骨文公司董事长兼CEO拉里?艾里森说“不投资中国的风险远远大于投资中国的风险。最大的风险是不在中国投资。”并决定在中国的深圳、北京设立两个全球研发中心，将亚太总部从香港移入北京中关村；日前，微软与国家计委签订了一项备忘录，承诺要在三年内向中国投资62亿人民币，在出口营销、人才培养、合资领域开展全面合作；摩托罗拉、通用等跨国企业均表现出成倍扩大在中国投资的意愿。中美贸易也将进一步扩大。据美国高盛公司估计，到2005年，中国将因入世给美国带来130亿美元的额外出口，实际上，现在已经达到340亿美圆；到2003年，中国市场已占美国农业增长的37%。过去讲美国打喷嚏中国感冒；我看反过来讲也完全成立。特别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迅速成长的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新生的世界级制造业中心。抓住这样的市场，依托这样的制造中心，可以为美国的新经济提供强劲增长动力，进而确保美国人民的就业和福利；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管理经验，有先进的制造技术和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有充裕的企业输出资本，也有广泛的消费需求，抓住美国的技术、资金、经验、市场，同样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又互有借重，又都希望对方保持稳定发展。
其次，美国已经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具有广泛的全球利益；中国虽然还称不上全球性大国，但也正大踏步向全球性大国前进，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的全球利益。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双方都十分重要。如果回到二三十年前，也许我们并不怕世界乱。那时我们穷，没什么家底，再加上自给自足，完全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所以，如果那时的世界出了乱子，乱的只能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在则不然，不仅会乱西方资本主义，也会乱我们这样的“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在维护全球稳定方面，中美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合作。
再次，在处理一些地区性问题以及类似贩毒、洗钱这类跨国犯罪方面，中美也有开展合作的必要。
所以，贯穿中美关系主线的决不仅仅是斗争，而是有斗争，也有合作。在这些事上斗争，在那些事上合作；一些事总体上是斗争，局部也许需要合作；一些事总体上合作，局部也许要斗争。这样既合作又斗争，时而合作，时而斗争，将成为中美关系长期特征。
这要求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要有成熟的战略思想和灵活的战术技巧。对哪些问题需要和可以说“是”，哪些问题需要或只能说“不”要心中有数。要时刻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类似“误炸”“误撞”“过境”“军售”等等大大小小的麻烦。这样，即使遇到麻烦，我们也不会感到突然。甚至在处理麻烦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在一些需要合作的问题上与他们合作。从而，把整个局势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当然，这不等于完全排除军事对抗的可能。有两种情况会加大这个可能。一是中美军事实力相差过大，中国变得不堪一击；一是台湾谋求独立而美国涉险护台。为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全球安全，中国还必须做更多的事。
七、伐交
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我国古代军事大家均把“伐交”作为十分重要的战略手段放在直接的军事交锋之前。伐交，目的是破坏敌方的军事同盟，是敌人处于十分孤立的地步；同时，形成己方的统一战线，形成强大的战略纵深，从而在整个战争形势上取得绝对优势。“伐交”工作做得好，常常取得吓退敌人的效果，能够不战而胜。其为历代兵家所推崇，也就不足为奇。
我们看到，外交始终是美国推行其国际政治战略的“先行官”。目前的外交则始终围绕“一极”战略展开。包括北约东扩、构筑亚太小北约、插手中亚、主导中东等，再加上军事手段的积极配合，胡萝卜引诱，大棒恐吓，极力推动整个世界朝着美国的一极圈缓缓坠落。
面对明目张胆的外交围堵和“一极化”动作甚嚣尘上的国际政治大势，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拿出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同美国进行一场以“政治多极化”为目的的广泛的外交角逐。
为此，我们必须制定非常明确的外交战略，提出鲜明的可行的国际政治新概念。在新概念的引导下，拿出我们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以及一切可以运用的谋略策略，有计划、有步骤得加以实施，不达目的，势不罢休。
八、建造上帝之门——安全“大十字”
十字架，***的最高圣物。它代表着苦难，同时也是去往天堂的道路，是上帝之门。面对美国的外交攻势，我国必须从中国的地缘政治资源出发，着手建造上帝之门——安全“大十字”。
所谓安全“大十字”，是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打破美国外交围堵、推进多极化为战略目标，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而建立的国际统一战线或战略联盟。这个战略联盟包括南北向和东西向两个轴，两轴交会，构成纵贯南北，连接亚欧，横亘东西，雄视亚非的大十字：——纵轴，包括中国、俄罗斯与独联体、印度和东盟；横轴，包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或许还有朝鲜。正像基督的十子架是通向天堂的上帝之门一样，安全大十字乃欧亚非，也就是整个世界实现永久和平的“上帝之门”。它是世界和平的福音，也是抵御霸权主义的利剑。
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忽视大十字的力量。拥有世界3/5的人口，具有深厚的战略纵深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中，中亚地区被列为战略腹地，认为拥有中亚，就拥有欧亚大陆；拥有欧亚大陆，就拥有世界，因此，把插手中亚，作为赢得《大棋局》的战略步骤。而大十字所连接的地区，正是包括南亚、东亚、西亚、中亚和部分欧洲区域在内的广大地区。安全大十字一旦形成，必然会成为世界和平力量的中心。
建立安全大十字，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大十字所覆盖地区，基本由次强国家和发展国家组成，都受到来自一个国家和联盟的霸权主义威胁；区域内部具有密切的经济互补关系，开展经济合作的潜力巨大；除中俄之间曾有过历史龌龊外，历史上比较友好。特别是超越河西走廊进入西亚的丝绸之路，给沿线国家播下了深厚的世代友好的种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是代表和平力量，同时在国际事物中一向坚持正义，为第三世界说话，在世界各国人民中树立非常好的形象。而且，中央第三代和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处理，提出和谐世界思想，以合作、和平、和谐为主导处理新时期的外交关系，在外交事物中处处体现了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所应有的外交策略和外交风范，战略思想明确，措施到位，已经为构筑安全大十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里包括比较好的改善、巩固和提升了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并发展了上海合作组织；签订了在未来十年内建立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中国等亚洲7国共建的，从中国西南经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直达新加坡泛亚大铁路将进入实际操作，届时这一经济繁荣地区将拥有一条便捷的“黄金走廊”；在巩固传统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加强了中国同伊朗之间的以能源合作为纽带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在保持同巴基斯坦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改善了同南亚大国印度的关系。安全大十字已经初见端倪。
中俄合作是构筑安全大十字的核心与主轴，双方的合作同样具有稳定的战略基础。（1）面临共同威胁。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南面；俄罗斯的威胁则主要来自北边。双方加强合作，既可防止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集中力量对付各自的主要威胁，而且可以扩大双方的战略纵深，关键时刻互为战略大后方。目前，俄罗斯正面临北约进一步东扩的现实威胁。2001年7月中下旬，北约所有成员国及部分伙伴国共25个国家重兵开往乌克兰，举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和平伙伴国”联合演习，代号为“2001年和平盾牌”。乌克兰曾被俄媒体视为禁止北约染指的前苏联境内的禁区。而北约东扩不仅威胁俄罗斯，如果北约东扩的图谋一再得逞，最终也会直接威胁到中国，成为包围中国的北部环线。从这个意义上讲，北约东扩也是中俄的共同威胁。（2）双方各自有自己的优势，存在很大互补性。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资源，俄罗斯的机械产品，如飞机制造、电力机组、航天设备等对中国具有吸引力；中国的家电、日用品、食品等可以在俄罗斯找到广阔的市场。（3）双方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维护国际均势、建立多极世界、维护反导条约、打击跨国犯罪和分裂主义等方面有广泛的共同语言。（4）在打击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主义方面存在广泛的合作基础。
因此，中俄关系几年赖一直处于不断升温的状态。从***主席与叶利钦总统初步建立相互信任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到上海五国，然后再到2001年7月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大约经过了10年的时间。期间，中俄两国领导人付出了大量心血。《条约》的签署标志两国合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条约》突出地显示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精神，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面性，规定了缔约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安全、生态、社会治安、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范围，了双方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协调方向和内容。反映出全面合作的特点。二是不结盟性。缔约双方不承诺集体防务，不针对第三国，但承诺如某一方遇到侵略威胁则立即进行紧急磋商。三是平等性。充分体现了平等合作、互利互惠的原则。四是长期性。条约有效期20年，并规定了只要缔约双方不提出终止条约，条约即自行延长5年的条款。现在，上海合作组织又签定了组织框架内的《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中亚关系更加稳固可靠。
当然，建立安全大十字也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和变数。可以预见的是，在整个构建过程中都会遇到美国的干扰和破坏。美国会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采取市惠、恐吓、外交打压等多种手段，来瓦解或冲淡大十字区域国家已经形成或可能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大十字区域内部，也存在一些不利于合作的矛盾因素。这里是世界五大宗教集聚区，除中国实现了五教并存，和平共处外，其它国家要么是单一宗教，要么或轻或重面临一些宗教问题。如何加强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实现五大宗教和平共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另外，在俄罗斯国家内部，也存在一股反华势力，把中国看成是俄罗斯的现实或潜在威胁，或多或少也会给中俄合作造成副面影响。
但是，不论前途有多少困难，中国在维护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方面的决心与信心都不能动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向美国学习。美国所以比较成功，其在维护国家利益，努力实现战略目标方面所表现出的务实精神以及韧性和决心，是十分重要的也可以说是首要的因素。从冷战开始到最终搞跨苏联，美国用了10届政府50年的不懈努力，可以说是前赴后继。相信构筑安全大十字也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付出十几年甚至几十的艰苦努力。但是，一个能够修建万里长城的民族，一个有着愚公移山壮举的民族，一个经过万里长征洗礼的民族，还有什么能够难住呢？
构筑安全大十字，必须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开放的不针对第三方的区域性国际合作组织，是中国国际政治的经典力作。目前，共有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六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已经明确提出了希望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意向，并已经成为观察员国。这就为构筑安全大十字提供了可以依托的制度基础。加之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在欧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南北有广阔的海上通道，西向有欧亚铁路“大陆桥”，上海合作组织完全具备成为构筑“安全大十字”的大熔炉的条件。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在加强打击分裂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强安全合作与磋商，在应对共同的霸权主义威胁方面努力达成协调行动，使之成为构筑安全大十字的母体。
九、连接“稳定弧”
“稳定弧”是普京的发明。9?11事件发生以来，普京以美国构筑国际反恐联盟为契机，抓紧修复了同美国和北约的关系。通过今年5月布什访俄，签署了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俄美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承认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并支持其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对美国退出限制反导条约和北约东扩则保持相对沉默——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的态度始终比较矛盾。当6月份布什公开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后，俄罗斯又宣布不再受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限制。
据此，一些战略学家提出猜测，认为俄罗斯正执行一条新的更加靠近西方的外交路线，这对他的东方邻居中国是一个疏远。这种担心的提出，显然是受到了冷战思维、非此即彼的影响。对此，俄罗斯方面进行了及时澄清。2002年6月24日，普京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表明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真实想法。他说，俄中两国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两国“对外政治舞台上的信任与协作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中国在各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同俄罗斯代表紧密合作，我们感受到来自中国人民和领导人的支持。我希望，中国伙伴也感受到来自俄罗斯同行的支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普京提出了“稳定弧”的地缘政治新概念。这个弧从中国开始，以俄罗斯为纽带，连接欧洲直至美国，这真正是一条完美的弧线。从普京的“稳定弧”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他的政治多极化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普京对俄罗斯在未来国际经济政治新格局中的地缘政治地位的新思考，希望俄罗斯能够在连接东西方、构筑“稳定弧”方面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
对于普京的“稳定弧”，中国应该明确而坚定地表示支持。这个“弧”串联了所有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都是联合国的缔造国；串联了多极化世界的最重要的四个极；联系了东方和西方；连接了欧亚和美洲大陆。这个弧的构筑，就是多极化世界的构筑；这个弧的稳定，实际就是世界的稳定。这同我国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战略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我们在积极推进构造安全大十字的历史进程中，应明确支持俄罗斯发挥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俄罗斯这个纽带，把“安全大十字”与“稳定弧”连接起来，形成一条以“安全大十字”为龙头，以“稳定弧”为龙身、龙尾的和平巨龙，托起整个地球，共同走进和平发展的人类天堂。
同历史注定要中国在安全大十字中发挥主导作用一样，历史也注定要俄罗斯成为连接安全大十字和稳定弧的桥梁和纽带。俄罗斯地理位置独特，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具有连接东西方的天然条件；俄罗斯历史上走过资本主义道路，也搞过72年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容易选择不是社会主义但也不会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的中间路线，与社会主义中国有共同语言，与主张第三条的道路的欧洲也能够说到一起；俄罗斯是唯一能够与美国进行“核对话”的核武器大国，美国对俄罗斯战略上采取打压政策，但在战术上有时也不得不进行拉拢。在5月北约会议上，成立了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使俄罗斯在北约拥有了发言权；6月下旬召开的8国集团峰会上，俄罗斯又被接纳为8国集团正式成员。从而，使俄罗斯拥有了与西方共同的制度管道。加之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俄友好合作条约和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已经历史性的凸现出来。当然，这不等于说中国只有通过俄罗斯才可以同西方沟通。其实，中国与西方的沟通在很多方面已经强于俄罗斯。但这决不妨碍我们支持俄罗斯在沟通东西方上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欧洲有条件、有资格成为和平巨龙的龙身。欧元启动，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统一的欧洲将成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这一点不应该遭到任何人的怀疑。近年来，欧盟在国际事物中注意保持同美国的距离，也体现了欧盟打算在多极世界作为一个“极”发挥作用的政治愿望。实际上，包括在伊拉克问题、巴以问题乃至同中国的关系方面，欧盟都通过“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做出了有别于美国的抉择。最近，欧盟对美国要求更换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表示了冷淡，是欧盟保持外交政策独立性的又一明证。欧盟曾多次明确表示，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欧盟尊重巴人民的选择。这与美国“阿拉法特必须走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欧盟同美国在外交政策上保持距离，赞成多极化，反对一极化，一方面，基于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也有自身利益的考虑。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一体化的欧盟与美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矛盾和争夺。这些争夺必然反映到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总体考量上来。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国际政治领域同样适用。欧盟与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不同声音，也正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客观反映。首先，中东地处欧洲南翼，中东的稳定与和平符合欧洲的战略利益。因此，欧盟不希望中东地区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威胁欧洲的安全。而希望中东问题早日解决，以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更换阿拉法特，不仅不利于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还可能加剧巴勒斯坦国的内部矛盾，或者导致激进力量上台，增加安全变数。其次，中东问题解决得越早，越符合欧盟的利益。欧盟目前能源的50%依靠进口，中东是重要来源。句欧盟估计，到2030年，欧盟能源进口需求将达到实际需要量的70%。中东能源在欧盟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因此，欧盟非常重视发展与中东地区国家的经贸关系，与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埃及等多个国家签署了欧盟-地中海国家联系国协议，并致力于在2010年建立欧盟-地中海自由贸易区。而中东问题的早日和平解决，将有利于贸易区的按期实现与正常运转。所以，欧盟赞成多极化决非偶然，而是统一而迅速强大起来的欧盟力量与利益的必然体现。就像一个家庭，孩子大了就会与家长产生代沟，就希望分出去过；长大了的欧盟希望单独成家立业的冲动已经快按捺不住了！包括这次反对美国搞掉阿拉法特在内，近一段时期内欧盟已连续多次向美国说“不”，矛头直接对准美国的一极化战略。针对布什的“邪恶轴心”，欧盟不仅口头上表示怀疑，而且公开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并要同伊朗发展政治经济关系；最近一次发生在7月3日，美国以答应延长联合国住波黑特派团任期为条件，要求给予其海外维和人员享有不受国际法庭追究的豁免权。这个超越国际法之上的“特权”，再次暴露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心态。对此，欧盟与国际社会一道，再次投了反对票。
按照毛主席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欧盟国家均属于第二世界。所谓第二世界，实际也是处于中间位置的世界。按照《矛盾论》的说法，处于第二世界的国家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反抗第一世界的一面，或者说革命的一面；也有与第一世界同流合污，共同压迫、欺负第三世界的一面。这种两面性，决定了第二世界政治立场的摇摆性与可动摇性。所以，作为革命力量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积极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孤立和打击第一世界。过去，第一世界有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现在，处于第一世界的恐怕只有美国一个国家了。既然欧盟愿意和世界人民一道反对“一极化”，愿意和世界人民一道共创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新秩序，欧盟就是我们的同盟军，就应该努力争取和团结。有了欧盟做和平巨龙的“龙身”，离世界和平的彼岸也就不远了！
为势所迫的美国，可能不得不充当龙尾的角色。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充满单边主义色彩的外交态度突然发生180度的大转弯，改而号召结成国际反恐大联盟。惯用的手法依然是两种：胡萝卜加大棒。再加上国际恐怖主义经常不得人心的以平民为目标，在反恐问题上国际社会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态度一致，国际社会一致站在了反恐一边。这一方面说明了美国一股独大对国际社会确有异乎寻常的号召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离开国际社会的支持，孤掌求鸣，也会一事无成。事实上，美国近年来所以能够有所斩获，多半还是借助了北约的力量。因此，一旦形成安全大十字，一旦把欧洲纳入稳定弧，美国将会成为无爪的雄鹰，无尾的猛虎，难以在一极化方面继续有所作为。这样，美国将不得不回到合作的轨道上来，接受多极化的世界新格局。而美国一旦接受多极化安排，世界将再赢得至少50年的持续和平。至于美国的“双锚”，此时更不过是龙尾的“两个尖儿”，随尾摆动而已。
我们有充分理由期待和平巨龙的生成与腾飞！
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推动和平巨龙的生成与腾飞！
中国不当头，但必须有所作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十、有序多极化
多极化还须有序化。推进多极化的目的不是由两极对峙改为多极对峙。如果出现多极对峙的情况，可能反而不如一极独霸更有利于实现全球稳定与和平；推进多极化的目的，是要打破一极独霸的图谋，建立多极民主协商，共同决定世界事物的国际民主政治。所以，在未来的国际政治中，单讲多极化还不够，还必须讲有序化，建立有序的多极化。我们所要建设的安全大十字也好，连接稳定弧也好，目的都是要形成有序多极化。
实现多极化的有序化，就需要重视发挥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全球性政治经济组织的作用。联合国作为二战后的唯一的一个全球性政治组织，是为防止出现新纳粹，依靠全球力量维护世界和平所做的制度安排。两极对峙期间，联合国成为两极既斗争，又沟通创造了条件和可能；两极解体后，联合国以真正成为防止新纳粹和一极霸权的全球合作机制。对于建立有序多极化，联合国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联合国为多极合作提供了政治条件，也是目前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将安全大十字和稳定弧连接起来的全球性政治组织；另一方面，联合国的“否决权”机制，也为限制一极霸权，防止某个国家企图通过操纵联合国牟取一国私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于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这些全球性经济组织，则是经济有序全球化的必要安排。
当前的问题是如何限制个别国家滥用否决权。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至今，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一共动用了300余次否决权，对170多个决议进行了否决，平均每年至少5次。其中，苏联（包括俄罗斯）动用了130余次，最多，占总数的40%；美国近百次，占30%；英国40次，占12%；法国24次，占8%。通过使用否决权，苏联（包括俄罗斯）否决了80多个决议，美国否决了60余个，英国否决了20个，法国发觉了10几个。中国使用否决权最少，其中真正导致决议草案流产的仅5次。从这些300余次否决权的构成看，其中有很多符合全球利益——尽管否决权的使用常常出于维护本国或本利益集团的目的考虑；也有很多被用来谋取一己私利。如1999年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美国没能得到联合国授权，只好以北约的名义发起战争；而战争爆发后，中俄及纳米比亚三国向安理会提交决议草案，要求北约立即停止非法军事行动，但决议未获通过。原因是美、英、法三国均为非法战争的参加国而投了反对票。除三个提案国外，其它9个理事国在明知提案无法通过的情况下，为不得罪或者讨好美国，也跟着投了反对票。
设置多个否决权，可以防止个别国家操纵联合国；否决权一再被滥用，又威胁到联合国的公正、信誉和工作效率。限制滥用否决权，应成为今后联合国改革的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