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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二十一)

2012-03-15 18:10 历史·地理 ⁄ 共 4363字 ⁄ 字号 评论 1 条

    在洋行买办之外,还有一大群体是湖州丝商。江浙两省自古即是中国丝绸主产区,富庶甲天下。其中以浙江湖州“辑里湖丝”质量最为上乘,为制作龙袍的御用贡品。在1851年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上,辑里湖丝一举夺得金奖,更是广受外商青睐。但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廷对湖丝出口有着严格的数量限制(乾隆年间出口不得超过5000斤),且需转运至广州,运费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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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丝商——富甲天下三世而亡

    上海开埠后,湖州至上海仅有百余公里路程,摇船两天即到,节省大笔运费,湖丝立刻成为大宗出口商品。1845年上海首次出口湖丝即达6433包(311吨),几乎与广州持平。此后上海生丝出口量急剧攀升,至1853年达到58319包(2820 吨),是广州的12.7倍。到1857年已高达79196包(3829吨),价值白银2170万两。此后半个世纪内,巨额的生丝白银,造就了浙江湖州丝商巨富群体。湖州南浔镇因此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之说。其中“四象”是指家财超过千万两白银的刘、张、庞、顾四大家族。南浔首富刘镛,与乾隆朝的大学士刘墉(刘罗锅)同姓,出身贫苦庄户,通过收购生丝转卖上海洋行买办,赚取大笔差价;至1889年去世时,已经积聚了超过2000万两白银的巨额财富,相当于清廷国库年入的三分之一。排名第二的南浔张颂贤家族,初以弹棉花为业,也是在上海经营生丝发迹,积聚家财达1200万两白银。他有一个孙子叫张静江,捐钱给孙中山,成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还将一个结拜兄弟扶上了中国政坛顶峰,这个人叫蒋介石。

    据保守估计,仅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的家财,便高达7000万两白银以上,堪称富可敌国。这笔巨额资金,本有机会转化为中国近代金融资本或者工业化资本。然而由于清廷限制和江南封闭的民俗文化影响,南浔巨富将大笔资金投入字画收藏、房产炒卖、修建私家园林等奢靡享受。安逸保守的湖州商帮,其后被宁波买办集团取代。到1930年后,日本依靠工业化生产的廉价人造丝(化学纤维),通过洋行买办大举倾销中国市场,湖州丝商从此一蹶不振。湖丝百年浮沉,可谓成亦买办,败亦买办。

华人牧师——落榜童生迷上基督教

    1843年7月(道光23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前半年,在广州城北部28公里外的花县(今花都区)官禄埔村,一个30岁的私塾先生,第四次参加乡试落榜,连个秀才都没考上。这位屡试不中的童生叫洪火秀,他后来有了个响彻天下的名字——洪秀全。洪秀全是汉族客家人,排行老三,父亲是村里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因而能供他读私塾。13岁时洪秀全便考上了童生,但此后连续四次长达17年的乡试,均以落榜收场。饱受打击的洪秀全居然就此迷上了基督教。

    洪秀全出生时,正逢基督教(新教)继天主教之后入侵中国。在中国,广义的基督教涵盖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三大宗派,狭义的基督教专指新教。新教是1517 年马丁·路德推动欧洲宗教改革后,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宗派,以英美为主要势力范围(法德以天主教为主)。罗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信仰利益冲突,曾经引发了欧洲各国之间一系列长达数百年的宗教战争。到晚清时期,天主教与新教抢占争夺中国,这种宗教矛盾也带到了中国。新教虽然比天主教入华晚了千年,但发展势头异常迅猛。1807年9月,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马礼逊,经美国纽约乘船至澳门,违反清廷禁教令,擅自窜入广州。他是第一位抵达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在美国领事的保护下,马礼逊冒充美国人留在广州商馆学习汉语。两年后,马礼逊受聘成为鸦片巨头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此后,马礼逊翻译完成了圣经《新约全书》中文版,并与1813年抵达广州的苏格兰传教士米怜合作,翻译完成了圣经《旧约全书》中文版,于1823年刊印发行,取名《神天圣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圣经汉译全本。

    由于清廷禁止传播教会刊物,1815年4月,米怜雇佣广州十三行的印刷刻版匠梁发(佛山人),乘船至马来亚的马六甲城,开设教会印刷所。1821年,梁发在澳门被马礼逊立为中国第一位华人基督教(新教)牧师。1832年,梁发将其撰写的通俗布道书《劝世良言》刊印发行。这本书由九本小册子合订,共9万字,主要内容节选自圣经译本,宣扬基督教基本教义,让人崇拜上帝,称人民受苦是上帝给予的惩罚。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到广州参加科举时,在龙藏街遇见传教士布道,偶然得到了一本《劝世良言》。这本书改变了洪秀全的命运,但当时他仅是粗略翻了翻。直至7年后(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落榜时,他的表兄李敬芳来访,借走了《劝世良言》,阅后赞为奇书,极力推荐洪秀全看看这本书。对于八股取士已经彻底失去信心的洪秀全,潜心研读起了这本基督教入门小册子。在书中,洪秀全得知上帝的名字叫“爷火华”,为了避讳,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洪秀全,并向周围邻里讲述教义,附会了众多神异事件,村里人都以为他疯了。

    从基督教中找到精神依托的洪秀全,邀来了他的亲朋:21岁的姑表弟冯云山、21岁的族弟洪仁玕,以及表兄李敬芳。四人按照自己的一知半解,自行在村里举行入教洗礼。这些人有着几乎相同的生活经历:都是屡试不第的落榜举子,还都是私塾先生,对社会有怨气,其中冯云山比较有政治头脑。此后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干了一件惊人之举:按照基督教十诫中“不拜偶像”的教义,砸掉了村里私塾的孔子牌位,乡人大为震惊。结果自然是丢掉了私塾先生的饭碗。见本乡人不信洋教,洪秀全又从基督教义中受到启发,决定出游天下,去远方“宣传真道”。1844年春,洪秀全、冯云山等四人结伴出游,足迹遍及顺德、番禺、南海、清远、英德等邻县,一路宣讲新教,但成效不大。洪冯二人继续西进,抵达了广西贵县(今贵港市,花县以西360公里)庆丰乡的赐谷村,因为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住在这里。找到立足点后,二人在这个小山村住了下来,还被村里聘为私塾教师。赐谷村附近有座六乌庙,香火旺盛。洪秀全为了宣传上帝是唯一真神,捣毁佛像,题诗怒斥六乌神,遭到乡绅指责,甚至上报官府。黄盛均的儿子黄为正,因跟随洪秀全捣毁佛像被捆绑入狱,过了一个多月才获得释放。这年秋天,冯云山离开了赐谷村,进入附近桂平县的紫荆山区,继续做招收信徒的工作。而洪秀全则回到了花县老家,继续做私塾先生,并埋头撰写信奉基督教的文章,就这样一直过了两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个姓巫的村民告诉洪秀全,一位姓罗的洋人在广州城传教,说的基督教教义的和洪秀全的不太一样。洪秀全随即写信至广州,与洋教士取得了联系。

英国间谍——郭士立策划宗教入侵计划

    1847年3月,为了解释对基督教教义产生的疑惑,洪秀全与洪仁玕一起来到广州城,找到“粤东施蘸圣会”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I.J.Roberts),要求学习圣经并受洗。他们参加罗孝全的圣经班学习,每天听课两小时。通过这次三个半月的学习,洪秀全才首次读到中译本《圣经》,并系统地学习了宗教知识。罗孝全也便成了洪秀全的基督教老师。此人于1802年出生美国田纳西州,1833年成为牧师,1837年自费抵达澳门,但受到欧洲人排挤,只与德国路德会传教士郭士立(K.Gutzlaff)有密切来往,并成为其助手。到鸦片战争后期,1842年2月,罗孝全追随郭士立夫妇移居香港。

    在中国近代史上,郭士立是个非常重要的外国人。此人于1803年生于普鲁士什切青城(今属波兰)一个裁缝家庭,18岁时入神学院学习,1827年抵达新加坡,在华侨中传教,并开始学习中国广东、福建方言和马来语。1828年他脱离教会,成为独立传教士。1831年,郭士立首次来到中国,由于语言天赋,受雇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实际在上海贩卖鸦片,并从事情报工作。从1831年到1838年间,郭士立曾到中国沿海侦察至少有十次。其会说中国方言,且善于伪装成中国人,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间谍之一,也是西方少有的中国通。郭士立编辑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知识,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著作,均大量引证该刊资料。1834年3月,郭士立在马六甲与英国伦敦会女教师玛丽·温施拖(Mary Warnstall)结婚。此人是巴夏礼的表姐,巴夏礼则是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1835年,郭士立夫妇受鸦片商资助,在澳门开设马礼逊纪念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学校,容闳、黄宽、唐廷枢等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均毕业于该校。1839年林则徐虎门硝烟时,郭士立是义律的翻译。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他随英军北上,任翻译兼情报官。英军攻占定海、宁波、镇江等地,他都被任命为知县。1842年南京条约谈判时,郭士立是英方三个翻译之一,《南京条约》的中文草稿即出自他的手笔,是英国特使璞鼎查的得力助手。1843年6月,璞鼎查成为首任香港总督,郭士立出任港督中文秘书和翻译,长达八年之久。

    1844年,郭士立与罗孝全在香港设立“福汉会”,目的是专门训练中国人到内地散发经书教义,以将欧洲宗教势力渗入中国内陆腹地(同年郭士立还在伦敦设立中国传教会,招募传教士至中国)。在此之前,到中国传教的都是洋人牧师,势单力薄收效缓慢。郭士立的这个创举,极大增强了欧洲教会的渗透力。大批缺衣少食的中国人加入“福汉会”,受洗后每月还可领取银两,不啻于找了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于是信徒数量骤增。1844年福汉会只有20名成员,到1848年已经增至1100人。在此期间,郭士立与马礼逊、裨治文合作,改译出更加忠于原著的修订版《圣经》,并在1847年出版。1849年郭士立返回欧洲,在多国进行巡回演讲,大肆宣扬其“中华归主”的庞大计划,请求欧洲人给予捐款援助。由此欧洲掀起了向中国捐赠圣经的热潮,大批欧洲传教士相继窜入中国,如戴德生、宓道生等。马克思就是通过郭士立,引发了对中国局势的关注。而洪秀全,则是郭士立对华宗教入侵计划的一个产物。1845年7月26日,罗孝全受郭士立差遣,到广州南关天字码头开设“粤东施蘸圣会”,实际是福汉会在广州的据点。洪秀全所学习的《圣经》,就是罗孝全采用的郭士立译本。百年来,新教能在中国迅速超越天主教,与郭士立的推动有很大关联。只是郭士立肯定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学生,居然能够搞垮一个国家;更不会想到50年后,因为欧洲宗教入侵,引发了席卷半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作为对比:日本自1621年由德川幕府发布第一道《禁教令》,严厉镇压天主教,次年对京都53名信徒处以火刑。此后两百年,欧洲宗教在日本消声灭迹,直至鸦片战争后重新入侵日本,但因日本强势的神道教和汉传佛教传统,以及普及性国民教育的迅速发展,西方宗教在日本至今仍难以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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