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11月29日，也是上海开埠两年后，上海道台宫慕久经两江总督璧昌批准，对外张贴《上海土地章程》23条。经过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长达两年的反复拉锯，清政府最终同意英国商人在上海县域内租地、建屋、筑路。英国人由此在黄浦江西岸获得了第一块“英租界”，面积达830亩，每亩年租金仅1500 文。到1848年英租界已扩大至2820亩。同年美国人开始在虹口购地，造成租界区事实。1848年6月，法国人建立“法租界”，面积达986亩。外国人在租界区立起界碑，一个个不受清廷管辖的“国中之国”就此诞生。这些事件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很大的波澜，没人能想到它会对中国未来百年历史，产生多么深远巨大的影响。
英国租界——国中之国与金融殖民
租界区出现后，住在上海县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为防止华洋纠纷，巴富尔与宫慕久协商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到了后来，规定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洋人雇佣的佣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那时租界里的外侨不多（1847年为134人），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1846年英国医生洛克哈脱，在租界内建起了第一家西医院——仁济医馆（仁济医院前身）。1847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前身为西印度银行，总行在伦敦，拥有英国政府授予的港币发钞权）。直到1849年初，各洋行在外滩建起第一批砖木建筑，竹草棚子慢慢被淘汰。随着上海贸易兴盛，到185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数量已经超过120家。丝绸、棉花、茶叶、鸦片和兑换金银，是外国洋行在华获利的重要来源。由此在江浙沪地区形成了三个势力庞大的资本集团——外资银行巨头、上海洋行买办、和浙江湖州丝商。
自丽如银行之后，外国银行如同过江之鲫，纷纷闯入上海租界区。从1847-1865年的短短18年间，上海外资银行已达11家，它们分别是1847年设立的丽如银行，1854年设立的汇隆银行、阿加剌银行、有利银行，1858年设立的麦加利银行（渣打银行），1861年设立的汇川银行、法兰西银行，1864年设立的利升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1865年设立的汇丰银行；其中英国10家，法国1家。英资银行多来自印度，处理生丝、茶叶、鸦片贸易形成的中印英三角贸易结算业务。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后，引起了世界棉花投机狂潮，价格暴涨3倍以上。中国的棉花也成为外国洋行追逐的猎物，仅同治二年（1863）下半年，从上海出口的棉花即达36万担（1.8万吨），价值200多万英镑。受棉花炒作影响，上海外汇投机高涨，获利高达30%以上。 1864年成立的利升、利华、利生三家英资银行，即因金融投机而生。这些英资银行虚报注册资本，实际金库里空空荡荡。
空手套白狼的游戏岂能长久？到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世界棉花价格骤跌，伦敦、孟买发生金融恐慌，29家银行相继倒闭。上海也卷入其中，遇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金融危机，有6家英资银行集中倒闭。经过这次大浪淘沙，上海的外资银行只剩下5家，分别是：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兰西银行和新成立不久的汇丰银行。此后从同治五年至光绪十五年（1866-1889年）的23年中，上海新设立的外资银行仅有四家，分别是：德意志银行（1872）、德丰银行（1875）、俄国对外贸易银行（1876）和东京第一国民银行（1880）。在此期间，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资财团实力迅速膨胀，甚至实际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主权。
汇丰银行——清政府最大的债主
汇丰银行于1864年8月6日在香港设立，主要股东包括英国鸦片巨头宝顺洋行、沙逊洋行，和美国鸦片商琼记洋行，及德国禅臣洋行等15家欧美洋行，开办资本金500万港元（银元），分为2万股，1865年3月3日正式开业，总部设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沙逊洋行旗下的域多利大厦（仍是现今位置）。一个月后（4月3日），上海分行在外滩的中央饭店开业（现和平饭店南楼位置）。汇丰银行招股时曾向英国鸦片巨头怡和洋行，和美国鸦片巨头旗昌洋行发出过参股邀请，但因商业竞争关系，遭到两家拒绝。由于怡和洋行的阻挠，直至1866年8月14日，汇丰银行才拿到英国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并获得了港币发钞特权。按照 “不能打败它，就加入它”的规则，美国旗昌洋行在当年12月参股了汇丰银行，并加入了董事会。此时正处于世界金融恐慌的风口浪尖，汇丰银行也不例外，银行大股东宝顺洋行陷入财务危机，当宝顺向老对头怡和洋行求援时，怡和漠然视之。1867年宝顺洋行宣告破产。干掉一个竞争对手后，怡和洋行通过转型，变得更加强大，稳居英资财团龙头宝座。而汇丰银行由于沙逊家族将所有在华鸦片贸易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终于挺过了金融危机，并且凭借雄厚资本，横扫香港和上海金融同行。
英国鸦片贩子，用从中国老百姓身上吸来的经济血液，再次挽救了大英帝国的金融系统。有了沙逊家族的鼎力支持，开业短短8年，上海汇丰银行的汇兑业务，已从 1865年成立时的1442.9万银元，增至1872年的7450.7万元；存款从338.5万元增至1370万元；资产总额从1339.7万元增至 5367.3万元。这种强劲增长，使其很快超越了其他老牌银行。1872年，港英政府批准汇丰银行发行1元面值的小额港币。此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迅速流通于华南和上海的金融市场。汇丰实际已经成为香港甚至全中国最大的发钞银行。此时的清政府，仍然在依靠本国古老的钱庄和票号体系维持商业运转。票号于明末清初出现于山西，主要业务为钱款异地汇兑。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824年成立的山西日升昌票号，业务遍及全国，以“汇通天下”闻名于世（1914 年倒闭）。钱庄兴起于明朝，主要业务为熔铸兑换银锭。上海开埠后，宁波绍兴人在上海开设了一批钱庄票号。但是这些小本经营的钱庄，由于业务模式单一，在拥有雄厚资本的汇丰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当时上海钱庄为了获得流动资金，常常向外商银行借款，再借贷给大小商号以获取利差。为了加强对钱庄票号的控制，自1869年起，上海汇丰银行在首任买办王槐山的运作下，对各家钱庄拆贷放款。由于资金来源受到控制，各家钱庄实际沦为汇丰银行的附庸。钱庄受到控制后，上海的大小商号也间接被外资银行控制，生死大权操之于人。这种严密的金融殖民策略，对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与控制民间资金相比，汇丰银行的大手笔还在后面。1874年（同治13年），海防大臣沈葆桢因日本入侵台湾（牡丹社事件），受命赴台湾加强防务，需要200万两资金。由于清廷国库空虚，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借机与清政府成功签定了200万两10年期的“福建台防借款”（年息8%，以全国9个海关关税做保），开创了汇丰银行政治贷款的先例。席正甫从此飞黄腾达，受到李鸿章和左宗棠等的赏识，获得二品衔红顶花翎。从1874-1894年，清政府共向汇丰银行借款17笔，总额达2897万两，绝大多数是席正甫一手经办。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和发展实业，又陆续向汇丰银行贷款29笔，总额超过2亿两白银！占外国对华贷款的三成。通过政治贷款，汇丰银行实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债主，还取得了中国关税、盐税的收存权，实际控制了中国的国家金融主权。直至1897年5月，盛宣怀筹办的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才在上海成立（资本金500万两）。此时距外资银行闯入中国，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如此，在19世纪的短短一百年里，英国人通过鸦片贸易和金融殖民，成功搞垮了中国的经济体系，并使中国成为其金融奴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犹太人在对华经济入侵中的作用。1850年，印度孟买的犹太鸦片巨头大卫·沙逊，派次子伊莱亚斯到上海开设（沙逊洋行）分行，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商。到1864年老沙逊病死时，沙逊家族的资产已经超过400万英镑。也是在这一年，沙逊家族成为汇丰银行股东。沙逊死后由长子阿尔伯特继承财产，1867年伊莱亚斯叛出家门自立门户，在上海开设新沙逊洋行，继续倾销鸦片和纺织品。（据上海地方志数据：1840-1914年，沙逊家族通过鸦片贸易获利高达140593780两白银，年均近200万两，控制了中国鸦片销量的70%！）由于犹太人的抱团传统，到1874年，上海沙逊洋行已经雇佣了20多名塞法迪犹太人，形成了犹太人社区的核心。此后有大批塞法迪犹太人，追随沙逊家族到了上海，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塞法迪犹太商团，其中包括哈同家族（鸦片地产）、嘉道理家族（地产电力）、亚伯拉罕家族（鸦片）、埃兹拉家族（地产）、安诺德家族（军火）、司带（美国友邦保险创始人）、克莱巴诺夫（皮货）。到1940年代，为躲避德国纳粹屠杀，上海已经有超过3万名犹太人，他们居然操纵起了上海经济。如上海地产业前三位均是犹太公司，股票交易所中有三分之一的经纪人是犹太人。沙逊家族也成为上海首富，房地产大王，在上海核心城区拥有50多片高档地产，有房屋近2000幢！犹太人这种寄居式经济殖民，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不言而喻。直至二战后，上海犹太人遣返以色列，犹太巨富们纷纷将资产转移到了欧美和香港，至1958年仅剩84人。
（注：截至2011年6月30日，汇丰集团全球总资产高达26910亿美元，与法国GDP相当，是全球第三大银行机构。汇丰第一大股东现为1836年创立的英国法通保险集团Legal&General）
洋行买办——经济汉奸祸国殃民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群体是不得不提及的，这就是洋行买办。买办是指外国洋行为降低采购成本，雇佣懂外语的中国人，担任采购及金融交易的中间人。他们不但替洋人做生意从中获利，还负责打通官府、贿赂官员，同时自己也经营着买卖。1851年将辑里湖丝送到英国伦敦参加世博会的徐荣村，即是英国宝顺洋行的买办。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在华势力的扩张，买办阶层势力日益强大。上海外滩建筑群中的买办家族互相联姻，结成集团互为倚靠，连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重臣都要对其争相笼络。买办阶层由此进入官场，形成官僚买办集团，影响力足以操纵国家政治经济局势。他们实际成为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的走狗。
在买办群体中，早期主要为广东人，还都是孙中山的同乡。广州十三行没落后，大批粤人移居上海充当买办。来自广东香山的唐廷枢、莫仕扬、徐润、吴建彰、郑观应，号称“香山五大买办”。其中唐廷枢家族祖孙三代，在英商怡和洋行，担任买办长达50年；莫仕扬家族祖孙三代，在英商太古洋行担任买办长达63年，其家族充当买办者多达千人，号称中国第一买办世家；徐昭珩、徐润叔侄三人连任英国宝顺洋行买办长达16年；吴建彰原为广州十三行行商，鸦片战争后成为美国旗昌洋行买办，在美英支持下，捐官得任代理上海道台；郑观应家族充当买办者多达10人，势力遍布津沪（孙中山拜见李鸿章就是郑观应从中牵线）。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外资金融业的发展，江浙买办集团后来居上，其中苏州洞庭东山席氏家族祖孙三代——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袭汇丰银行首席买办位置长达55年，号称中国近代第一金融世家，为“洞庭山帮”首脑。连左宗棠收复新疆花费的1075万两军费，都是由胡雪岩通过席正甫向汇丰银行借贷所得。从 1874-1927年，汇丰银行共向中国官方提供贷款82笔，总计3.5亿余两，多数都是走的席家路子。席正甫的舅舅，上海沈二园家族祖孙三代，继任新沙逊洋行买办长达35年。据不完全统计，在1874-1949年的75年间，上海先后开设的大型外资银行有20余家，席氏家族23人包揽了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这些家族的子孙亲朋几乎都是买办，势力遍布上海金融界，数量多达2500人以上。
买办阶层通过勾结外国势力，实际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资本和实业资产，成为外国在华势力的代言人。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到外国资本和国内买办资本的双重夹击，导致大批企业被逼破产倒闭。如浙江巨富胡雪岩，在与英商怡和洋行争夺蚕丝定价权的过程中，遭到英国汇丰银行缩紧银根而逼上绝路，最终倾家荡产。买办资本为虎作伥，导致中国自清代晚期以来，工业发展极其艰难。而我们的邻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通过国家扶植本国资本集团，如三菱、三井、住友、大仓等财阀，将欧美资本势力排挤出日本，为日本工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忠君爱国主义，基本消灭了日本买办阶层滋生的土壤（卖国者只有死路一条）。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用积累的资本发展工业实体，使得日本的工业水平迅速追上欧美国家，成为其后日本侵略亚洲的资本。而中国的官僚买办阶层，为了私利置民族存亡于不顾，实为可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