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非常重视预测的民族，这可以从中国古代各种不同的预测工具中看出来，比如说“奇门遁甲”、“大六壬”、“太乙神数”、“皇极经世”等等，可以说预测方法众多，但随着西方科学的涌入，中国人发现，过去的那些预测方法全是封建迷信，因为，西方科学是可以反复实验的，而中国古代的预测方法，无一例外的都在无法实验之例，而只能实证。所谓实证，就是在不可实验的情况下，等待预测结果检验其预测的对错。中国古代的预测学，就是这样一直走过来，走在实证但并非实验的小路上，小路虽然崎岖、虽然艰难、虽然不科学，有时还十分封建迷信，但以其中国人非凡的毅力，一直走到了今天。虽然，到了今天的预测学，确实成了江湖者流的谋食之具，被我们的科学弃之若履，但在西方，在大洋的彼岸，却悄悄兴起了一股预测热，虽然那些预测十测九不准，虽然那些预测也和我们古代预测术基本上一样，只可实证，不可实验，但我们却称之为科学预测，因为，西方的那些预测方法往往冠之为“数学基模”，好像加上“数学基模”四个字一切都科学了。其实，古代的预测方法也是一种数学基模，故而古人称预测为术数之学，所谓术，技术之谓也，所谓数，数学之谓也，合起来就是技术性的数学，而这个技术性数学，要范围天地，预测未来，就需要一定的模式，这个数学模式在古代叫加一倍法。由此看来，不论古今中外，要预测，都离不开数学模式。
退一万步说，既便西方的数学模式是科学，而中国的数学模式是封建迷信，我们也当中国的数学模式是封建迷信，我们也赞成把那些封建迷信弃之若履，但我们能否构建一套新的、科学的预测方法？那怕它和西方的数学基模一样十测九不准，但只要十次中准一次，不也可以减少一些损失？当然，有人可能说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我并不是说每次大灾都一点损失都没有，而是说，能减少点损失就减少一点。减少一点损失总比增加一点损失好。何况，大灾面前，只要减少或增加损失，就不是个一点点的问题。如果损失仅仅是财产还好说，君不见“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话么？但问题是，大灾面前损失的不仅仅是财产，而是比财产更为重要，也就是说财产的创造者―――人―――并切，在所有的损失中，人是唯一不可复制的。
没有预测，就不可能有有效的预防。
也就是说，预测是预防的前提。但是，2008年的雪灾，我们没有预测，反华势力借奧运火炬传递之机，掀起了一场反华闹剧，我们还是没有预测，到了2008年的5月12日，一场更大的灾难在四川省发生，我们照样没有预测。按照一些专家学者的说法，地震是不可预测的，社会突发事件也是不可预测的，但问题是，地震或社会突发事件真的不可预测么？地震与空间变位有关，空间变位反应到地球上，各种反常的自然现象就会出现，这是一。第二，国际社会的突发事件与价值选择和价值目标关系最为密切，当国家与国家或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价值目标相矛盾，甚至发生冲突时，相互对抗必不可免。由此可知，预测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只是我们没有做而已。也有人可能会说，想做，但是准确的预测太难太难。是的，是很难，但如果不难，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早就把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攻克了。但关键是我们对待困难的态度。大庆人有过这样的话，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鼓励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话，被某些“精英”批判了好多年，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句话是疯话，是不合乎帕累托原理的话，而合乎帕累托原理的是：汶川大灾大家都不要去救，因为，救灾时就可能因增加别人的幸福而增加我的痛苦。为别人的幸福增加个人的痛苦就必然导致法西斯主义，就不是现代社会，现代文化。
至于社会突发事件的预测，我们不仅要考虑价值目标选择问题，还要考虑价值目标的管理能力问题，因为，价值目标选择仅仅是开始，而能否实现价值目标，就不是一个选择能够解决的，也就是说，能否实现价值目标，管理才是关键。没有有效管理的价值目标，只是镜中花，梦中的美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当然，价值目标管理的核心，第一是个精神问题，也就是说，人应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因为，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便没有惊人的业绩。第二，这也是个制度机制问题。如果制度机制离开自强不息的精神，离开民众的平等权利和民众的参与，制度就只能蜕变成强势集团攫取利益的工具。在许多文章中，我发现，唯制度者只要制度，不要制度的核心，制度精神和制度意志，比如说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反对制度至上主义呢？则放弃制度光要精神，前者成了强势集团攫取利益的工具，后者则可能陷入精神至上但又无序的泥淖，因此，在我看来，两者都失之偏彼。因为，精神属于价值秩序的范畴，而制度则属于维护价值秩序的工具。在价值目标管理中，两者一个都不能少。
我以为，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预测不能少，因为少了预测就没有预防、无从预防了。价值目标选择和价值目标管理也不能少，少了价值目标选择，也就没有了价值目标管理，而仅有价值目标没有价值目标管理，其结果也只能如前所言：价值目标只是个镜中花。
现在，地震救灾还在进行，痛中思痛更是痛上加痛，但是，大灾之后，中国人能否构建自己的社会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预测、预防体系呢？能否构建自己的价值目标选择机制和价值目标管理机制呢？我坚信，中国人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就看我们做不做了。
一想到这个问题，我的心就一阵阵绞疼……
田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