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作者于2003 年 11 月 13 日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化与中国的崛起”研讨会发言整理，汤炜、王砚波译。
尽管人们通常对历史经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抱怀疑的态度，许多人仍然援引它们作为讨论中国崛起对 21 世纪国际政治和安全的影响的基点。19 世纪末的德国，二战前十年中的日本以及二战后的苏联都经常被人们所提及。当人们想到这些“先例”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提出这样一个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令人忧虑的例子应该令我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增加战争的危险吗？
毫无疑问，许多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显然由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所引发：他们给当时的领导性大国带来挑战，以及由此造成的悲剧性后果――一些小规模的战争和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另一些人则回想起在 20 世纪下半叶苏联崛起以及美苏争霸所带来的紧张而持久的冷战。那近半个世纪的经历中写满了可能导致世界末日的核危机，以及包括从 50 年代的朝鲜战争到 80 年代的阿富汗战争在内的许多代价高昂有限战争。
在谈到以上“先例”给人们的启发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人比照美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经历来思考中国崛起的影响。只有少数人对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可能会象美国在崛起时那样表现出相对克制和并成为负责任的国际领导者表示乐观。也许人们有一些好的理由对用美国的例子来预测中国的未来表示怀疑，但是，如下面我将指出的，也许二者之间的确有一些相似之处值得人们思考。
在这里，我的目的并不是说哪一个历史经历是正确的或者最好的，而是仅仅指出那些令人担忧的“先例”――－德国，日本和苏联对我们理解今天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不一定很有帮助。我想强调之所以中国崛起不会形成 20 世纪其他崛起大国那样的威胁是因为二者存在着两方面的不同。一，当今的中国和那些过去的崛起大国有着关键差别。二，当今的国际关系和过去的国际关系有着关键差别，特别是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作用方面。
当今的中国如何不同？320 世纪上半叶，德国和日本都有强烈的挑战国际关系现状的动机。他们时常会表现出势力扩张和侵占领土的野心。这种野心来源于日本狂妄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德国富有侵略性的纳粹心目中的一种意识形态般的使命感。另一些时候，他们对国际关系现状的挑战不是出于野心，而是感到需要――二战前，东京坚信日本需要在亚洲开拓一个排他性的势力范围来为日本提供本岛所缺乏的自然资源；一战前，柏林坚信德国需要冲破自己地理上夹在西边强大对手法国和东边看上去日益强大的俄国之间脆弱的战略地位。
苏联同样也有很强的改变国际关系现状的愿望。二战刚刚结束的几年中，苏联的野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莫斯科在苏联的权力允许的范围内推广自己生活方式的要求。即使在这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衰退之后，莫斯科仍然相信自己深陷于两种生活方式的零和博弈之中――一方的获利（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就会被认为是另一方的损失（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国际竞争或许可以有一时的和平，但最终将产生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失败者。
那么，中国同上述崛起大国相比有什么不同呢？从三方面看，中国缺少那种导致其他崛起大国挑战国际关系现状的动力。
一，中国缺乏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动力。中国没有当年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和苏联崛起时妄自尊大的危险的意识形态。中国在很多年以前就放弃了在全世界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和目标。今天，就算中国还存在意识形态，它也是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尽管许多证据表明在现代中国盛行着各种各样强烈的民族主义，但没有一个会带来扩张的推动力，以重温旧日中华帝国地区霸主的辉煌。
二，中国没有日本和德意志帝国那种牺牲他国利益而扩张的地缘政治的需求。中国不象日本帝国那样极度缺乏自然资源。恰恰相反，如大多数幅员辽阔，经济上具有活力的国家一样，中国境内有丰富的，尽管不是完全足够的资源。中国也不象德意志帝国那样，当代中国没有面对来自强大邻国危险的军事包围的严重威胁。
4三，中国和苏联不同，当今中国并不认为自己为你死我活的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所困扰，就算中国想，也没有任何明显的独特的中国“生活方式”或社会经济模式可以向其他国家传播。和前苏联集中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同，中国没有自己的社会经济蓝图可以传授或强加给其他国家。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蓝图”。当北京谈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这些词汇只是一些模糊的口号而不是具体的某种模式的描述。邓小平强调的“摸着石头过河”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主要是完成一些目前面临的紧迫任务而不是沿着任何既定的路线朝着某个明确的目标发展。
今昔国际关系如何不同？当今国际关系存在着一些同以往非常重要的差异，这使得人们有理由怀疑历史上崛起大国的痛苦经历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崛起的指导意义。今天，即使一个崛起大国有很大的野心来挑战国际关系现状，两方面的考虑将极大地减少这个大国的领导人相信可以用武力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的可能性。
第一，在今日世界，财富和权力的源泉很难被夺取和盘剥。到二十世纪末，自决的民族主义精神已经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传播开来。二十世纪中，最强大的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经历已经表明任何征服的企图，即使是针对贫穷和弱小的国家，都会面临难以镇压的民族抵抗斗争。对那些希望剥削其他民族和掠夺他们的资源的人来说，一个简单的教训就是他们的努力只会给他们带来失败，而不是利益。
更何况在当今这个后工业化时代，对大国来说，经济发展的目的并不是主要为了增加自然资源的数量以及劳动力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利用科学技术来培养一个富有创造力，专业技能，以及企业精神的劳动者群体。那些被占国的工人往往心怀不满，甚至充满怨怒。他们给占领国可能带来的收益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是不确定的。一方面，政治上的变化使得夺取，控制和剥削一国自然疆界之外的资源越发困难，另一方面，经济上的变化也使得对外扩张，即使可以成功，收益也大大降低。所以，在当今世界，国家很难依靠武力来牟取超出所付出代价的国家利益。
5在我们思考在二十一世纪大国的崛起会不会象过去一样极大地增加战争的危险的问题的时候，第二个值得考虑的因素就是二十世纪以来对军事和战略行为最有影响的一个因素：核武器的存在。尽管在拥有核武器国家之间的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它实在微乎其微，以至于许多分析家，甚至是最悲观的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大国间的战争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这个结论来自于一个冷酷的现实：无论在冲突开始阶段大国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武器，今天，他们之间的对抗都被冲突升级到核武器以事先未预料的方式被使用的阴影所笼罩着。没有一个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发展的令人瞩目的军事技术，没有一个可以预见的“新军事变革”的成果，没有一个目前出现于我们视野中的导弹防御体系可以消除这种核大战的危险。正是这种危险迫使核大国的领导人在考虑对其他核大国使用武力时会格外谨慎。所有人都认识到即使战场上的胜利也无法完全消除胜利方国土遭到失败方仅仅几枚核武器打击的无法承受的可怕后果。当然，核威慑在冷战时同样存在，我们可以从它历史来总结经验。冷战中，核武器没有消除美苏之间的敌对状态或者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但是，即使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势力的崛起以及可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可能非常担忧，有时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边缘，核武器的存在使冷战保持了“冷”的状态。
“核革命”的这一主要影响对一些人认为的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危险又意味着什么呢？它说明即使中国真的比现在看起来的那样更有野心和侵略性，在核武器面前，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维护自身安全和避免战争的利益将减少它的崛起带来的军事的危险。就算是作最坏的打算，结果也会是一个新的，很不幸的充满危机和代价高昂的冷战和军备竞赛，而不会是伴随着那些二十世纪中叶之前那些大国兴衰的涂炭生灵的大战火。
总而言之，同近代历史上那些具有破坏性的崛起大国相比，第一，中国是一个没有很强的以牺牲潜在竞争对手的利益来获利的动机的国家；第二，即使中国有6这样的动机，或者将来产生这样的动机，当今国际政治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大可能依靠武力来实现自己野心勃勃的目标。
最后，如前面简单提到的，我们不应该仅仅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历史上灾难性的例子，也应该停下来想一想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二十世纪早期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崛起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经历之间有没有一些相似之处。事实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利益至少和美国崛起阶段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利益至少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在成为超级大国之前，美国首要的考虑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的干扰以应付在国内实现繁荣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一样，在将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它主要面临的是国内发展的挑战。为了把注意力集中于迎接这些挑战，中国领导人几乎肯定会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北京必须解决内部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进行一些非常困难的经济，特别是政治的改革，以使自己沿着在目前令人钦佩的轨迹发展下去以及稳固给中国带来繁荣和富强的现代化的成果。如果这些努力失败的话，中国面临着由于内部问题而导致中国停滞不前甚至是衰落的危险。在那种情况下，现在这种急切的关于中国崛起可能带来威胁的讨论就会显得为时过早。（汤炜，王砚波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