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共同特征生变，大分化态势明显，造成世界力量对比趋于复杂
文/董漫远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群体加速呈现大分化态势，既对世界力量对比、南北关系和利益格局调整，也对它们自身的前途命运产生深刻影响。深入探究这一态势，对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战略动向，找准中国的国际定位，与各国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实现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某些共同特征出现深刻变化
发展中国家群体是二战后形成的，主要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获得民族独立，进而跻身世界民族国家之林。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界定，全球发展中国家目前有153个，基本包括了除欧盟27个成员国、非欧盟成员的“老欧洲国家”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之外的联合国成员（以色列被界定为“发达国家”）。尽管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概念的界定并不一致，但毕竟有某些趋同的方法论和视角，主要依据经济、社会、人文发展标准和历史经历，并认为这些因素构成发展中国家政治行为和对外关系特征的基础。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知识经济等因素推动下，除“历史经历大体相同”和“多数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仍处于弱势地位”这两大因素外，发展中国家某些重要的“群体性共同特征”发生了深刻变化。
——由“坚决反帝、反殖、反霸”，转变为根据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利益，灵活务实地处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美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希望美国“从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把美国当成打交道的首要对象，甚至寻求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在一些有争议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面前，某些发展中国家追随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发展中国家群体政治特征方面的这一关键性变化，造成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今后也很难再构建。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战略动向。
——从要求并谋求“推翻旧的世界体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新秩序”，转变为不挑战当今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一方面利用现有体系和秩序中的积极因素与条件，实现自身生存与发展；一方面致力于通过南北对话与合作，逐步祛除现有体系和秩序中的“不公正与不合理因素”，使其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这标志着它们既无奈地接受了当今世界的生产分工体系、资源分配体系、贸易秩序、金融秩序、政治秩序和国际法体系，也被动地接受了美国的一超地位和发达国家对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的主导。
——从坚定主张并致力于南南合作及联合自强，转变为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技术、援助，依赖全球性和区域性金融机构，更加依赖从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组合中“搭便车”。虽然非盟、77国集团等仍在呼吁南南合作及联合自强，但虚多实少。根据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十年来发表的若干统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额、资金彼此流动额、单向援助额、经济合作规模等，逐年大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如上经济交往。另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反对或不抗拒经济全球化，转而选择“接受”或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大潮下，与发达经济体结为利益与命运共同体，比与不发达经济体为伍，更能确保本国的生存与发展利益。
——不少发展中国家从坚持基于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确立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排斥其他制度和价值观，转变为接受甚至引进西方政治模式、法律体系、“民主与人权”价值观。出于稳定政局等考虑，它们尚未放弃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但选择世俗政治和社会生活，主张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赞成文明对话和相互借鉴，特别是承认西方文明在推动世界走向进步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推动人类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走向进步，认为东西方文明和南北文明可以彼此促进，相信文明之间的交流及融合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看，它们不再选择对抗，而是选择合作。
发展中国家呈现大分化
发展中国家曾经以较为完整的群体规模和相对统一的力量，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如促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推动召开讨论原料与发展问题的第六次特别联大，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动用石油武器，制裁西方国家，造成持续三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等。
冷战结束前，发展中国家群体主要依托跨区域和区域组织发挥作用，尤其是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非加太集团（ACPGroup）、石油输出国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OIC）、阿盟、非统（非盟前身）等，都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在重大问题上可以用“一个声音”说话。它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反对美苏争霸损害自身利益，非殖民化和消除种族隔离，以及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日新月异，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发生巨变，全球利益结构多元化，格局复杂化，国际规制呈现新的演化，多种力量角逐秩序重塑。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群体呈现大分化、大改组。
以宗教、种族、地缘因素或相近政治和经济诉求而结成的大型发展中国家集团，大都活力日渐消逝，既难以影响全球重大热点问题的解决，亦无力引导世界的主要经济和政治趋势。它们的首脑会或外长会仍定期举行，仍发表大量的宣言、声明或公报，但少见实质性的合作行动，更谈不上统一的战略努力，言不信，行不果。如分别拥有数十个上百个成员国的集团组织，在对待全球化、反恐、伊拉克战争、伊朗核计划、阿以争端、达尔富尔、科索沃、多哈回合、气候、环境、联合国改革、油价暴涨等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立场，甚至陷入争吵。
内部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利益诉求不一，甚至彼此冲突。例如，在伊斯兰会议组织（OIC）的57个成员国中，2007年沙特、土耳其、印尼、马来西亚、伊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阿联酋、埃及、阿尔及利亚等10国的GDP总额约20442亿美元，占伊斯兰世界的72%。另外47国除巴林、卡塔尔、阿曼、科威特、文莱系富国外，其他42国总财力比不上沙特一国，它们欠长期外债7300亿美元，占其年GDP总额的87%，且无力偿还。海合会六国及文莱的人均收入，已超过某些发达国家，其中卡塔尔人均年收入达66063美元，属世界最富有国家之一。与此同时，联合国划定的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伊斯兰国家占了22个，另有7个伊斯兰国家因经济倒退已接近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指标。如上情势必然产生利益冲突。据世贸组织2007年评估，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仍然很高，全球50%的反倾销调查案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之间。
内部矛盾和冲突进入多发期，各类力量组合不断变化。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分别或同时被边界争端、资源纠纷、部族摩擦、教派矛盾、战乱、瘟疫、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所困扰，出现数千万难民。小、弱、穷国不得不依据生存需要，围绕大、强、富国划线站队，或频繁“反水”，变更“阵营归属”。相当数量的民众对本国前途失去信心，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移居、滞留发达国家。
一些经济、科技、教育、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急欲改变自身国家定位，甩掉“发展中国家”的帽子。除已经成为欧盟新成员的12个“原”发展中国家外，韩国、新加坡、土耳其、乌克兰、马其顿、克罗地亚等一批国家，已经很不愿意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它们“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法律体系，在所谓“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民族自决”等问题上的价值评判，日渐与西方趋同。
世界力量对比趋于复杂
目前，世界格局仍属过渡期，力量对比趋于复杂。不同社会制度的对峙淡化，弱势意识形态对强势意识形态的反抗愈显模糊，新的“中间力量层”应运而生。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成为历史潮流。主要战略力量之间不存在公开对抗和搏斗关系。
一超、“中间力量层”、若干“反秩序国家”等三个力量板块，逐渐汇聚成国际格局的新轮廓。在这三个力量板块中，“中间力量层”的构成最复杂，宏观上由除“反秩序国家”外的发展中国家和除一超外的发达国家组成，它们主张捍卫世界和平、维护地区稳定、促进互利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该力量层内，“大”力量对比套着“小”力量对比，其中的利益组合和硬软实力消长，决定着大国关系、南北关系、南南关系的基本内涵和走向，也决定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慢。“中间力量层”这种突出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分化改组所催生。
造成发展中国家分化改组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全球化彰显“丛林法则”，推动世界生存与发展资源重新配置，并形成不平等的资源交换。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韩国、新加坡、南非、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特等，抓住机遇，扬长避短，顺势而上，成为受益者，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软实力和国际形象提升，分享到更多生存与发展资源，开始拥有对国际规则更改和重新制定的话语权。与此同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被经济全球化“边缘化”，不但与发达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愈拉愈大，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一批“新兴经济体”拉开了鲜明的发展差距，导致利益取向和对待全球化态度的较大差异。
二是由于捍卫和巩固政治独立的历史任务已完成，发展中国家群体将关注焦点从政治领域移向经济领域，将经济发展和民生视为首务，内外政策愈加务实。在利益驱动和实惠诱惑面前，许多国家往往自行其是，有的甚至见利忘义。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必然衍生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内部矛盾。经济领域内的矛盾和相互竞争，使发展中国家群体很难形成统一的政治诉求和强有力的集体性努力。
三是美国为了维持其霸主地位，发达国家为维护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以各种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群体进行分化打压，包括政治瓦解、经济诱惑、文化和价值观渗透、挑拨发展中国家彼此间关系等，推促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改组。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先后对发展中国家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先后对索马里、苏丹等发展中国家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为了剥夺发展中国家群体对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反抗能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多管齐下，包括对一些发展中大国进行诱拉，而对另一些“不听话”的发展中国家施压和妖魔化。美国将发展中国家群体进行“分类”，有“新兴市场国家”，有“民主国家”，有“温和国家”，有“转型国家”，有“失败国家”，有“邪恶轴心和无赖国家”，并据此决定对它们的政策。今年，美国继续推展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改造”，鼓吹“构建中东大市场”，对埃及等发展中大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细化“大中亚战略”，拉拢哈萨克斯坦等国，在非洲抢占“道德高地”，拉拢南非等关键国家，拼凑亚太“价值观联盟”，拉拢印度等国，同时对伊朗、叙利亚、苏丹、缅甸、津巴布韦等发展中国家保持高压。法、德等国则积极推动“地中海联盟”最终成型。西方国家的如上举措，目的在于加速催酵发展中国家的分化改组。
发展中国家崛起改变全球利益格局
近年来，一批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既改变了世界经济结构，也改变了全球利益格局。2008年，这一态势继续。“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继续超过50%。紧随“金砖四国”，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又出现了VISTA五国和一批“第二梯队国家”。它们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趋利避害，发挥自身不同优势，彰显出较为强劲的发展活力和潜力。2007年，在世界经济20强中，新兴经济体占了7个，分别是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韩国、墨西哥、土耳其，而在世界经济50强中，发展中经济体占了25个，形成“半壁江山”。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导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出现发展不平衡局面。世界经济发展失衡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就发展中国家内部而言，国与国之间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在发达国家群体中，同样出现较大贫富差距。挪威和卢森堡2007年的人均收入分别是欧盟新成员保加利亚的20倍和19.7倍。而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7年9月发表的报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差距，1980年是23倍，2006年缩小为18倍。2007年，人均GDP超过澳大利亚的发展中经济体（香港、台湾除外）有12个，分别为新加坡、韩国、沙特、克罗地亚、墨西哥、俄罗斯、委内瑞拉、南非、马来西亚、阿根廷、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这些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世界经济失衡和南北发展同时失衡，造成全球利益格局生变。首先表现为生存利益格局大变革。就国家和民族生存而言，发达国家群体早已确立生存优势，主要依靠科技不断创新、雄厚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对国际贸易的主导、对世界主要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集团组合以及由它们制定的人类生存规则。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群体一直占有人类生存利益“大蛋糕”的最大部分，挤压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存环境、生存资源和生存能力的总体恶化态势。然而，随着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发达国家群体不得不与其“分享”一部分生存利益领域内的“好处”。这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满足于此，还要获取更多“好处”，这样，便使它们的生存特征和生存行为逐渐远离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与发达国家磨合为“命运共同体”。
其次表现为发展利益格局大调整。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群体具有强劲的发展能力和实力。但南北发展“双失衡”局面，造成全球发展利益格局大调整。发达国家为确保自己的发展利益，迟滞新兴力量“夺走”更多的发展利益，开始抛出各种诱饵，拉拢一部分新兴力量与西方为伍，联手阻遏另一部分新兴力量的繁荣强大。其结果是，被拉拢的新兴力量在全球发展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明显改善，而“被阻遏”的新兴力量不断冲破阻遏，也在全球发展利益格局中通过竞争提升了话语权和利益分享权。
再就是表现为政治利益格局内涵大改变。以往，维持旧秩序还是建立新秩序，是世界政治利益格局之争的主线，冷战时期被集团对抗以及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峙所主导，发展中国家成为博弈双方所争取的“中间地带”。冷战结束后，多种力量共生共存，谁也吃不掉谁。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人类生存资源、生存环境、生存空间挑战，各国对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关注，明显让位于对利益依存关系的关注。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成为最大的世界政治。在这方面，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主张，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也推动着世界政治利益格局的大改变。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前途和命运与整个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科学发展，对整个发展中国家群体有利，对整个世界也有利。□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