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翟崑
从历次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可以观察东盟在亚太秩序新变动中命运的沉浮。
第41届东盟外长会议在新加坡刚刚结束，紧随其后，与中日韩外长举行了“10+3”会议，并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俄罗斯和欧盟等对话伙伴国外长分别举行了“10+1”会议，此外，还举行了东亚峰会外长非正式会议和第15届东盟地区论坛。观察今年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各大国都表现出对一个团结强大的东盟的期盼，并争相提出一些加强东盟一体化，加深与东盟战略关系的实质性措施。
这说明，东盟外长会议在亚太地区未来秩序构建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东盟外长会议、东盟+3外长会议、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东盟与对话伙伴外长会议，到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的程序设定来看，东盟保持着同心圆的最核心位置，商议并构建着小、中、大三大地区合作进程，即东盟一体化进程、东亚合作以及亚太安全合作。
自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的10年，东盟一直发挥着东亚地区合作创建人、驾驶员的作用，并逐步建立起以其为核心的大国平衡战略，形成一套能保护东南亚安全与稳定的制度框架，成为塑造亚太地区未来秩序的一支“神奇力量”。
在此过程中，东盟对自己的发展方向日益明晰，即对内一体化，对外成为亚太地区的一个地缘中心。因此，东盟的具体目标特别明确，抢在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东盟的口号特别响亮，做“活力亚洲的心脏”（HeartofadynamicAsia），强调其在亚洲崛起时代的“中心性地位”。
进入21世纪以来，亚太秩序的演化态势，给东盟带来巨大战略机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或者说亚洲的崛起，作为一股强劲的动力，给亚太秩序甚至是世界秩序以极大冲击，所以世界重心正向亚洲转移。而支撑这一转移的，正是亚太系统的结构性变动。
正当国际社会对亚太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莫衷一是的时候，英国的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提出“权力结构论”，该理论逐渐显示出厘清亚太系统结构性变迁的强大解释力。即，在亚太地区，正在发生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大结构的变化与联动。
安全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东北亚的朝核问题正引导亚太安全秩序的变动。致力于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因集中了亚太所有大国，有可能发展成冷战后人们一直探讨的东北亚安全机制。
生产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要求与发达国家（比如日本和美国）争取更大权益的竞合。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一方面要求G8扩大，将中印等国纳入，以更好地反映世界经济的现实，而G8则扭扭捏捏拿不定主意的深层背景。
金融结构方面，为防范1997年式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度爆发，东盟倡导东亚范围内的财金合作，从清迈协议到最近的“东亚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等。东亚金融合作背后是更大的全球金融权力的博弈，是在美欧两大货币并立时代，日元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选择问题。
知识结构方面，随着亚洲的崛起，有关亚洲、东亚的认同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有学者争辩说，根本就没有亚洲概念，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也是子虚乌有。有学者则在为培养亚洲认同、东亚认同而著书立说，传播宣扬。他们强调，没有可以建构，有了可以强化。所以，当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提出“亚洲人会思考吗”，提出“亚洲新半球崛起——西方衰落”等论点时，总是激起争鸣一片。这背后是话语权，是思想的权力，是思想背后的利益。
四大结构各自演变，又互相联动，使亚太成为全球最动感、最复杂、最新鲜的地区。任何一个事件在四大结构中转上一圈，就会失去庐山真面目，加剧理解的难度和政策制定的难度。
大时代变迁，亚太大国的调整反而比小国要慢。大国关系调整到位肯定是个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东盟施展连接沟通能力的战略机遇期。亚太国家可以在东盟设立的东盟地区论坛里，进行立场和政策协调，尝试推进机制化的安全合作，以优化亚太安全结构的变化。东亚国家可以在10+3和东亚峰会的框架内，推进东亚经济、金融、能源合作，协调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应对国际货币格局变化带来的挑战，以优化亚太生产和金融结构。
近年来，亚太大国对塑造本地区未来秩序的自觉性渐长，大国协调显示出非同凡响的积极意义，加之东盟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有所弱化，东盟的特殊地位自然降低。一些国家和学者，甚至是东盟自己，出现唱衰东盟的声音。东盟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一样多，“这既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又是一个悲哀的时代”。但是，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在真正建立起大国协调架构之前的漫长岁月，东盟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削弱，只能加强。东盟自己也得振作自强。□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