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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的重要角色

2008-08-02 22:35 战略·谋略 ⁄ 共 1851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文/翟崑

从历次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可以观察东盟在亚太秩序新变动中命运的沉浮。

第41届东盟外长会议在新加坡刚刚结束,紧随其后,与中日韩外长举行了“10+3”会议,并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俄罗斯和欧盟等对话伙伴国外长分别举行了“10+1”会议,此外,还举行了东亚峰会外长非正式会议和第15届东盟地区论坛。观察今年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各大国都表现出对一个团结强大的东盟的期盼,并争相提出一些加强东盟一体化,加深与东盟战略关系的实质性措施。

这说明,东盟外长会议在亚太地区未来秩序构建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东盟外长会议、东盟+3外长会议、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东盟与对话伙伴外长会议,到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的程序设定来看,东盟保持着同心圆的最核心位置,商议并构建着小、中、大三大地区合作进程,即东盟一体化进程、东亚合作以及亚太安全合作。

自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的10年,东盟一直发挥着东亚地区合作创建人、驾驶员的作用,并逐步建立起以其为核心的大国平衡战略,形成一套能保护东南亚安全与稳定的制度框架,成为塑造亚太地区未来秩序的一支“神奇力量”。

在此过程中,东盟对自己的发展方向日益明晰,即对内一体化,对外成为亚太地区的一个地缘中心。因此,东盟的具体目标特别明确,抢在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东盟的口号特别响亮,做“活力亚洲的心脏”(HeartofadynamicAsia),强调其在亚洲崛起时代的“中心性地位”。

进入21世纪以来,亚太秩序的演化态势,给东盟带来巨大战略机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或者说亚洲的崛起,作为一股强劲的动力,给亚太秩序甚至是世界秩序以极大冲击,所以世界重心正向亚洲转移。而支撑这一转移的,正是亚太系统的结构性变动。

正当国际社会对亚太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莫衷一是的时候,英国的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提出“权力结构论”,该理论逐渐显示出厘清亚太系统结构性变迁的强大解释力。即,在亚太地区,正在发生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大结构的变化与联动。

安全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东北亚的朝核问题正引导亚太安全秩序的变动。致力于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因集中了亚太所有大国,有可能发展成冷战后人们一直探讨的东北亚安全机制。

生产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要求与发达国家(比如日本和美国)争取更大权益的竞合。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一方面要求G8扩大,将中印等国纳入,以更好地反映世界经济的现实,而G8则扭扭捏捏拿不定主意的深层背景。

金融结构方面,为防范1997年式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度爆发,东盟倡导东亚范围内的财金合作,从清迈协议到最近的“东亚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等。东亚金融合作背后是更大的全球金融权力的博弈,是在美欧两大货币并立时代,日元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选择问题。

知识结构方面,随着亚洲的崛起,有关亚洲、东亚的认同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有学者争辩说,根本就没有亚洲概念,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也是子虚乌有。有学者则在为培养亚洲认同、东亚认同而著书立说,传播宣扬。他们强调,没有可以建构,有了可以强化。所以,当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提出“亚洲人会思考吗”,提出“亚洲新半球崛起——西方衰落”等论点时,总是激起争鸣一片。这背后是话语权,是思想的权力,是思想背后的利益。

四大结构各自演变,又互相联动,使亚太成为全球最动感、最复杂、最新鲜的地区。任何一个事件在四大结构中转上一圈,就会失去庐山真面目,加剧理解的难度和政策制定的难度。

大时代变迁,亚太大国的调整反而比小国要慢。大国关系调整到位肯定是个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东盟施展连接沟通能力的战略机遇期。亚太国家可以在东盟设立的东盟地区论坛里,进行立场和政策协调,尝试推进机制化的安全合作,以优化亚太安全结构的变化。东亚国家可以在10+3和东亚峰会的框架内,推进东亚经济、金融、能源合作,协调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应对国际货币格局变化带来的挑战,以优化亚太生产和金融结构。

近年来,亚太大国对塑造本地区未来秩序的自觉性渐长,大国协调显示出非同凡响的积极意义,加之东盟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有所弱化,东盟的特殊地位自然降低。一些国家和学者,甚至是东盟自己,出现唱衰东盟的声音。东盟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一样多,“这既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又是一个悲哀的时代”。但是,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在真正建立起大国协调架构之前的漫长岁月,东盟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削弱,只能加强。东盟自己也得振作自强。□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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