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军事类刊物上谈一个更接近经济问题的话题是否合适呢？军事是政治的延伸，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那么军事就也应该是经济的“延伸”的延伸，想来也说得通。再多自信那么一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对多数人而言应该已经听得很滥了，但是在面对某些具体问题时我们却又往往互视了它：一条新闻出来后，那种比较飞机大炮数量的就事论事的分析、评论总是让人听得不得要领，偶尔把几件事情联系起来，一不留神又会弄个“阴谋论”出来。而如果静下心来先把经济这个底层驱动力的情况疏理清楚，那么对于很多问题，至少我们可以先给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背景……
从中国经济的两次转型谈起
1976年之后，经历了十年政治磨难，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最终成为了当时中国官方及民间的共识，许多问题随之摆到了中国政府的面前，这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简单的讲就是没钱，国内建设缺乏资金，对外贸易缺乏外汇储备——70年代末，由于技术、设备引进的摊子铺得大了些，78年、79年、80年出现3年贸易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80年外汇储备就成了负数，－12.96亿美元（1978年时为1.67亿美元）。上世纪80年代“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决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的，到今天受到了不少诟病，然而必须看到的两点是：首先，这之前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准战时经济体制，是立足于战备，这并非是经济建设的常态，要将立足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政策修改就是必然的。其次，在当时来说，恐怕全世界也不会有几个人想到，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会发生苏东剧变，中国的外部环境会因此而出现恶化。而之所以那时国防建设的收缩幅度会那么大，最根本原因还在于“缺钱”：1980年中国GDP为3332亿美元，至1990年也仅为3638亿美元，当年外汇储备不过110.93亿美元——实际直到本世纪最初几年，如何“赚钱”和如何“省钱”都还一直是中国政府考虑经济问题的首要出发点。即便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回顾几千年的历史，一直以来中国的问题都始终是内政大于外交——外患无不是始于内忧。对于一个业已敞开国门的国家而言，国内的稳定最终只能是建立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之上（当时有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和平演变）。从这两方面讲，对于当时具体的国防项目的取舍，笔者自知没有发言权，但从总体大局而言，做出“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选择在当时的确是无法避免的。
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解决工业化问题，和所有的经济体一样，这就必须经过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一个常规的模式就是由农业为工业作积累，再由工业“反哺”农业，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化算是“以农养工”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同样，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也一直在走这个路子，然而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这种积累模式的效率是非常底下的，在中国这套“积累——反哺”的反馈过程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相反给农村工作制造出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当然，这里笔者所作的也只是个“事后诸葛亮”而已——正是近几十年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才证明现代经济中“以农养工”搞工业化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从现在的情形看，这个原始积累在中国最终是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来解决的。1992年，随着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放开，中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局面——不单是产品过剩，还是产能过剩，当时的中国经济面临着硬着陆的危险，作为应对措施，1993年、1994年两年，在收紧银行贷款政策的同时，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开始将过剩的产能转向了国外。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正好赶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简单讲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集中资金与技术的优势，生产高端产品。按照萨缪尔森的比喻，这种世界分工就是“最好的律师同时也是打字最快的人，却不亲自打字”。
单纯从个人感情讲，笔者对这种国际分工并没什么好感，说白了发达国家就是冲着低成本去的，而所谓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人力成本（在服装之类的简单产业中尤其明显）——实际就是发展中国家贱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对此发展中国家确实没有什么选择，市场经济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值差距是由潜在生产力供需关系决定，简单的讲，发达国家既能生产飞机也能生产袜子，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袜子但又需要飞机，自然定价权就在发达国家手里。这样的利润分配带来的一个远期后果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国家内部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社会福利，转移支付来锉平高收入阶层，弥补低收入阶层。但世界范围内显然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而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对此又并没有太多的选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就说过：“我们准备好被剥削了，只是希望剥削得比较公平。”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了这轮全球化浪潮之中，而对中国而言，现在看来当时确实是抓住了一个机遇——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素质较高，就发展经济而言传统东方文化的特性更为积极（相对而言印度和东南亚人民就有些过于安贫乐道了，从经济发展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除了中国，日、韩也是正面的例子，以至于有“儒家资本主义”这种提法；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非常稳定，不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各种“游击队”成天把政府军打得焦头烂额；此外，中国政府属于“强政府”，具备极强的行动力，无论别人如何评价，但必须承认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他搞经济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就笔者所认同的一种看法：西方国家社会体系的实质应该是由各个社会功能模块所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可以在少有国家干预的前提下自我管理运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其社会体系更接近于一种“中心驱动”模式，这是由传承几千年的历史所决定的，东西方两种模式只能说是各有所长，而不能比孰优孰劣，拿所谓的“专制”、“民主”来套则更为荒唐，事实上就主要几个东亚经济体来看，除香港受英国影响外，日本的经济活动中政府的调控占到了50％，社会力量仅20％，其余由市场调节；韩国的国家因素所占比例略低，但也有40％，社会力量占30％；而在新加坡社会力量调控仅占10％，政府比例高达50％……这三个国家都不符合“小政府，大市场”的要求，而他们的经济成果则是有目共睹的，所谓“市场经济”，界定的关键不在于组织形式而在于运作方式）。
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少就客观的现象而言，可以拿“比较经济学”来解释。所谓比较经济学，直接的表达就是：各个国家在各自国家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强投入并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换获得彼此的利益最大化。军事领域的一句名言这里同样也能拿来套用——“乞丐不和龙王比宝”，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拥有竞争力上的优势，掌握技术也好，自主创新也好，只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现在暂时还考虑不到。中国最早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力优势的是纺织业这个低级别产业，除了人力成本外，主要优势就是前面提到的三条，再就是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
谁都明白，技术含量越高的产业利润也越高,而产业所处层次越高，对经济的拉动空加也越大，但是高端产业的高利润伴随的是高风险和更长的利润回报期限，除非是像核工业、航天业这类事关国家安全不能拿一般经济标准衡量的产业，否则这些都是需要一个既有的经济基础来支撑才有可能发展。而有了纺织业这个优势产业，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之后，这些钱又进一步的投入到了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之中，到90年代后期在更高一层次的机电行业，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形成了竞争力优势，至2004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4.5% ，由逆差转为顺差，进而在06年成为顺差主力。此时再将中国制造与鞋子、裤子联系在一起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以战养战”的良性循环至此迈出了第一步。
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基本融入了国际大市场，在这种良性循环体系下中国的产业升级一步一步的作了上来：2004年中国造船业接单量达到世界第三，次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2005年12月13日，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称，中国在200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其他信息及通讯产品的出口国。2004年中国在ICT（信息及通讯技术）产品上的出口额达到了180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只有1490亿美元。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基础建设也形成了良性循环：获利——基础建设投入增加——处境进一步产业升级——再次增加基础建设投入……
现在看来，中国制造已经逐步的在从单一的优势产业（都是较低级别的产业）拓展为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与发达国家比中国低在人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则拥有更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前面的几组数据都截至在04、05年——在下面我们会发现这两年应该可以算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拐点：2005年，贸易总顺差超过千亿，达1019亿美元而04年时则还为319.8亿（另一说为321亿）。贸易总顺差包含两块：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90年代中国各个地方的政府领导都想法设法引进外资，引进来的主要都投入到了加工贸易中，主要是因为这一块投入成本低，无需自己建立销售渠道而且见效快。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加工贸易顺差中外资企业企业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要在7成上下（2000年到2005年6年分别为：63.6%、67.9%、70.1%、74.1%、77.8%、81%），前面我们说“向发达国家贱卖劳动力”，主要就是指这一块，顺差很大但实际利润很小。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认定外资的标准和西方有很大不同,其中一条就是中方认定的外资方以公司注册地为准而不以公司母公司注册地点为准,也就是说中国公司在国外注册分公司再回来和中国注册的公司合资也是被算做外资公司（所以对于中国外贸数据的统计国内国外有时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那种“钱全被外国人赚去了”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长期以来外资占大头的加工贸易一直是贸易总顺差的主要来源（2000年到2004年比例分别是89.1%、91.6%、88.2%、99.3%和98.6%），从02年开始到05年加工贸易顺差分别是577亿、788亿、1065亿、1426亿美元，基本上每年增长35％上下，非常平稳。而05年的贸易总顺差跃上了千亿美元，这就表明以中资主导的一般贸易至此已经结束了大额逆差，出口增速变大，进口增速减少，就装备制造行业而言，金属加工机床05年进口增幅降到了9.8％，06年开始负增长……
在罗列出的这堆数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05年之后已经基本可以独立的完成“出口换汇——购买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再扩大出口”这一循环过程，中资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意义终于实现了一个质的下降。
而同在2005年，国家外汇储备总额以美元计算为８１８９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２０８９亿美元，外储额至此超过了日本，已居世界首位，之后就达到了现在的1.3万亿。国家手中的外汇已经从不足变成了过剩。同时全年各项税收总额达30866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赚钱”和“攒钱”已经不再是国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了，至此可以说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财富积累的原始积累阶段基本已经走完。如果在互连网上查阅过去几年中，每一年对下一年关于上述数据的预测，会发现每次都是低估——这一积累阶段的完成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计。
而与此同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同样也开始迅速的减弱。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过去以轻工业主导走到现在已经逐步过度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虚拟经济”的兴起并不表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会轻易的让那些重要的战略产业向海外转移，过去总在说日本“以十多亿美元购买到了需要数千亿美元开发的技术”，这种情况在现在已经根本无法再现了，且不说冷战的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在西方新的经济模式下，发达国家对技术专利的态度远比过去要认真，高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居于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如此一来，现在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中，除了农产品和波音飞机外，中国值得买又能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少之又少。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而来的超额的外汇储备就无法继续为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相反贸易顺差成为了一种净损失甚至是国家经济的负担——早在2002年，这个观点其实就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被提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去牺牲环境、压缩消费（到2006年国内消费总额占GDP不到38％）来发展经济已经是很不合算也不合理的，拉动国内消费，改善社会福利以“幸福指数”来替代GDP……这些都已是势在必行。笔者听过这样一种说法：“人民群众是伟大的，但有时人民群众也是不讲理的”，其中这个“理”不是说觉悟而是指“理论”——长远的看，发展要得到认同只能是通过老百姓实际能感受到的利益，反过来说，那种一味要求人民“讲理”的“理论”也肯定不会是完善的理论。
在2005年，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的第二次转型已经浮出了水面。而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是这一战略性转型开始的标志。当时会议的焦点是“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更接近于道德范畴的提法。如果从经济角度去分析，就是要将经济模式从积累型转变消费型，将经济发展策略转变为内需导向型。
围绕这一战略调整，在06、07年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农民工权益开始受到重视，外企开始增税，中企减税……到了今年的7月，商务部、海关总署在２３日联合发布２００７年第４４号公告，开始对加工贸易实施极为严格的限制政策。
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的所出现的变化远不止于这些，作为“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的战略方向也都随即发生了改变。
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一直处于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在经历了一段定位混乱的时期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逐步趋于清晰：随着金融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壮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层次较低的传统产业向运行成本比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由此掀起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支配性地位，而中国在1993年以来凭借众多先天或后天形成的优势使得转移出来的这部分制造业最终聚拢在了中国，中美最终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经济共生”关系。
最初，在众多搞出口导向经济的国家中，中国的实力并没有多少优势，比之一些东南亚国家都还存在差距，中美交往中对中国而言应该说被动的成分还要大一些。911事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就中国而言，经过几年的打拼，先天优势逐渐的转化成了现实实力，同一时期，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中崩溃使得中国得到的大量的廉价原材料和技术人才，之后金融风暴横扫东南亚，客观上减少了中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凭借这股优势与际遇所形成的合力，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内而言建立起了“出口换汇－产业升级、基础建设－更高效的出口换汇”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多数一起搞出口导向经济的第三世界都没走到这步，要么已经垮了，要么还在继续贱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对外则凭借大量价格低廉的商品成为平抑全球通涨的主力。
而另一方面，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由此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一场“通缩冲击”，格林斯潘顺势把美联储的利率降到了1％的超低水平，大量的美元被印制了出来，全球经济一路走高，年增长达5％。至2005年，被低通涨掩盖了四年的美元流通量过剩问题最终还是浮了上来，大量过剩的美元被用于炒作，4年来期货市场平均价格被炒高了一倍——期货市场的作用原本是稳定商品价格，现在则成了价格波动的源头……。从这个角度说，现在美元贬值，石油、铜等物资的价格上涨，笔者并不赞成把这归结成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掠夺中国财富”的又一个阴谋（相反这四年中国发展的很好）。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美国向国家市场扔进了太多的美元，再深入一点则是为了弥补由于“双赤”经济使国内财政出现的巨大亏空。截止到2007年4月25日，美国联储总资产 8834.61亿，其中美国政府债务为7871.49亿，即美国中央银行资产近90％是政府债务。联储总债务为8508.07亿，少于总资产，流动性过剩326.54亿。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世界货币体系的实质就是美元本位质体系，这一货币霸权就是美国霸权的基础所在。一直以来，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都是基于两个完全相反的考虑方向来制定的：其一是直接获利，就是要尽量的去增发美元，走弱势美元的路子，甚至不息制造金融危机；其二则是维持美元本位质体系，这需要美国负责任的增强实力，保持美元强势，维持全球金融稳定。而各个时期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正是在这两者间摇摆、平衡之后的产物，时而通过扩张获利，时而通过收缩来培本固原……总体看，这60余年的操作是很成功的。
由此显而易见，现在的这种游戏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欧盟、日本等几个大的经济体一直以来都跃跃欲试，企图从美国手里再次分得铸币权——上世纪60、70年代美元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铸币权的部分流失。美元一味的贬值最终必然要断送掉美国的货币霸权，这丧失掉的不是眼前利益而是获利的体系，靠高油价以及美元贬值赖掉部分债务，这些短期收益根本不能弥补这个损失。就笔者的观点，以美国的综合国力论，现在就说美国即将“崩溃”显然是言过其实，但在这种情况下，从中长期讲，美国的确会也需要出现一次周期性的收缩，依此使美元恢复强势，以确保货币霸权的延续。这个大环境对中国的意义在于：这为中国的发展送来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美国经济周期性的衰退将为中国提供一次缩小与发达国家间力量差距的机会；同时中美之间从动机上说，也有了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比如在近一段时期台湾当局搞出的“公投”事件中，中美同时对台独势力进行打压，其中的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可能发生的台海军事冲突的影响将会被放大到全球范围——亚洲地区有3万亿的美元储备，其中光中国手中就有1万多亿，对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忧虑将使得投资者不得不抛售手里的美元，这又会进一步加剧美元流通量过剩的问题，而这于美国实现“软着陆”这个长期利益是向背的，那么为了打消投资者的这种忧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然的选择就是：至少在世人眼中要和台独势力“划清界线”。
2003年之后，中美关系在基本上开始趋于稳定，到今天，大的框架应该算是成型了，无论是“胡、布会”还是后来的中美战略对话，虽然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这些会晤主要还是属于事务性、常规性的——相比较而言，两国上一届政府时期的领导人互访则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我们这里说中美关系框架成型有两层含义：首先，从中国的综合实力增强以及美国自身利于速求两方面说，在这段时期美国都不太可能选择和中国进行高烈度的对抗，一旦这个框架被突破对双方而言只能是双输的局面，两国间的战略博弈会相对理性。第二层含义是，中国在中美关系中获益的上限也已经明确了，在中国工业化走到重化工业主导阶段后，面对美国对高端产业技术的封锁和控制，像航空、电子、信息、制药这类领域中国很难从美国（当然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再获得更多的技术或设备。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也开始了新的一轮调整。
首先在2001年之后，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的在处理某些外部问题上，已经不再表现的那么低调了，在“韬光养晦”之外，“有所作为”的成分逐步的高了。对此，除了可以用国力增长解释外，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既然中美关系框架业已确定，那么从国家利益上说，什么利益是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部取得的，什么利益居于框架边缘的，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而后者的取得必然需要我们去主动进取。框架的成型也就意味着两国对话、协调机制的完善，斗争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很多问题反倒可以放开手脚——西方国家间自冷战时期就存在这样一套内部协调机制，这使得在具体的利益矛盾中他们之间会有很激烈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又始终不会超越理性，能做到斗而不破，最终能实现比较平衡的双赢，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之间确实比第三世界国家做得要好的多。
在中、美关系逐步进入一个稳定期的同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合作又一次成为了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2006年中国－东盟纪念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的高调召开以及“和谐世界”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这一战略转变已经走到了前台，而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中国和第三世界的战略合作就已经逐步展开。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同时，也标志着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以美国主导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最终取代了以西欧国家主导的殖民经济模式，世界政治格局随之重新洗牌，上世纪4、50年代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之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以及人民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善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前文中我们曾提到了，东西方国家在经济运行上曾在两套各有优劣的组织形式，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在于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其社会力量并不足以形成一套可以自行正常运转的经济体制，而他们的政府也不具备很强的行动能力，某些国家的政府连日常政令的下达实施都做不到如臂使指，因此无论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选择了怎样的政治体制，单从经济活动的组织体制而言，都是“破而不立”，而由于缺乏经济基础的保障，又使得上述国家的国内局势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而这又会反过来恶化其国内的民生状况，由此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难看的“死循环”。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又不得不把过去被赶走的“殖民者”重新请回来，以出售原材料来维持经济的最低标准运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西方国家对其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都还具有非常的影响力的原因。对于发达国家之于发展中国家，这里我们并不想过多的从道德角度来评判，笔者甚至愿意相信发达国家对贫穷国家减免债务提供粮食和卫生援助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的，至少这也应是其动机的一部分——毕竟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较高的文明阶段。但是，仅从经济角度分析，西方发达国家高成本的工业体系意味着其于出售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剪刀差”是必然会存在的，除非发达国家人民愿意大幅的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凭借发达国家高效律的农业，通过粮食援助马马虎虎的保障“边缘国家”民众的生存问题还是可以做到的，而现实也确是如此。
而还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其内部最初同样也没建立起有效的组织体系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但是发达国家仍旧愿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之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而不是孤立的“点”，产业链远比卖资源要长，情况自然比前面说的那种“死循环”状态要强的多。抛开大国地缘政治不考虑，能有这种机会的国家必然要有丰厚的资源做基础才行，原因仍旧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工业体系——由于成本高，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工业设施，除非有特别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回报，否则支付上就要无法完成。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曾将国际贷款投入到基建上，而这种投入的回报往往是远期，期间的维护费用由于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工业体系也是非常高的，一段国际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发生波动，这些工程往往就得半路下马，发展中国家会被逼到经济破产，最后发达国家还得减免债务。因此，和发达国家“合作愉快”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现在对外战略的转向，对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各项经济指标、国际政治影响力、综合国力来说，把中国归入通常意义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并不合适，而算人均经济指标肯定也不能算发达国家，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国应该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区分看，单独算做一块，而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不是简单的“南－南合作”或是“南－北合作”可以比照的。
2001年至今世界范围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大大的改善了出卖资源的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制造业向中国的聚集使得中国成为了这些国家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二次转轨以及产业升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高潮已经开始，中国对原材料的引进会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在为欧美国家大量低价提供消费品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国得到了质优价廉的机电产品。这样的一“低”一“高”，使得“剪刀差”因为中国制造而大幅的缩小了，这就使得中国对外战略在发展中国家方向获得了突破口。以这个角度说，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轮战略合作的基础相对而言更多的是立足于“利”而非“义”，在笔者看来这其中的的确确缺失了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然而必须承认，这轮合作的基础是非常可靠和牢固的——“义”的对象往往是对于某一特定的领导人或政党，而“利”则是面向一个国家，而对内部稳定性不好的国家而言这点尤其重要。
而同时，中国与各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仍然在道义层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南海主权争端仍未明确的情况下，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政府坚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而中国的政治影响重返东南亚，正是依此为契机实现的，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地位，在此之后也有了大幅的提升，这以后，在印尼海啸后中国政府与民间对印尼的援助，同样也是道义层面的工作。而在同一时期，日本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非常短视的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宣布日元大幅贬值。中日两国当时截然不同表现，则为日后中国在整合东盟经济问题上胜于日本埋下了伏笔。
从现在看，中国与亚、非、拉美国家的战略合作体系还处于一个积累阶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两方最初的合作都是基于原材料贸易之上的，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永久、稳定存在的平台——原材料价格必然会有波动，中国的工业品价格迟早也会提升。从发展中国家角度讲，这种贸易虽然改善了收支状况，但其内部机制上的“死循环”仍旧存在。
而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的合作现在也已经展开，中国领导人外事访问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建立“总体经贸合作”，中国已经开始向这些国家整体输出初级的工业体系——如，以80亿美元承包了印尼全国的电力设施改造工程，在巴基斯坦援建港口……等等。和过去的无偿援建项目不同，这些工程的实际意义远要大于象征意义。中国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有能力去承建这些项目，同时上文中也提到过——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那么前面提及的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中国这里就可能不再是问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把发展中国家比作是矿石，对其进行工业体系输出的国家则是冶炼厂，那么对比发达国家，中国这座“冶炼厂”对“矿石”的品相要求要低得多——这就使得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和中国的合作完善自身的基础设施，乃至建立自己的初级工业体系都具备了可操作性，可以说中国在这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合作看见是非常大的。而以此延长产业链，扩大经济发展中的受益人群，则是这些国家走出“死循环”的根本途径。
从中国的角度讲，拥有一个稳定的具备一定实力的合作者要比与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合作更为有利也更容易操作，而现在我们所做的这种工作，则就是在“授人以渔”，是在向“双赢”的方向去努力。从长远来讲，由于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未来中国的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有向外转移的一天，就业问题的应该随着工业化的深化，转而由第三产业、由服务业来解决。而现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设施，使他们走出“死循环”，这些则是为未来低端产业的转移提前铺路。此外，在未来中国应该以贷款为突破口，使人民币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逐步的成为这些区域流通货币——通涨对债务人有利，通缩对债主有利，当中国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是，至少，当中国外储货币汇率发生波动时，中国的利益损益可以平衡，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而日本对华贷款，也正是采取了以日元结算的方式，客观上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再回到现实中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已经开始让中国在原材料特别是能源领域开始受益。之前中国原有进口中约九成是通过市场购买，目前中国海外石油开采量已达1900万吨，其中份额油约占900万吨。中石油项目分布在四大洲的12个国家，业务范围包括油气勘探开发、生产销售、炼油化工及成品油销售等领域，而预计到2010年，中国与非洲的能源合作将使中国每年得到5000万顿的份额油——所谓“份额油”：即中国在当地的石油建设项目中参股或投资，每年从该项目的石油产量中分取一定的份额，其价格通常不过每桶十几美元（美国的原有进口中份额油占40％，价格仅为个位数）。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凤起于今年7月27日在沪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透露，“目前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确定将主要以份额油为主”，而这将强化中国对原油期货炒作产生的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
变则通
从历史角度说，现在中国所扮演的实际是一名“追赶者”的角色，而在上世纪的后五十余年中，与中国同处东亚的日本也曾扮演这个角色，而其发展历程中的很多历史片断又和我们存在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认真的去回顾、审视那段历史——历史没有“如果”，但未来有。
二战刚结束时日本所留下的是一片狼藉，尽管不像现在某些论调所说的那样“已经一穷二白”，但当时的日本的确是持续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经济萧条，自甲午战争开始形成的殖民地经济体系中，原材料与农产品等供应的来源地随着战败已经被剥离，日本的经济体系实际已经崩溃。美国当时曾有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农业国的计划，果真如此的话，今天的日本经济模式或许会更接近于新西兰或澳大利亚。但是，历史往往不会随着我们的愿望而转变——冷战开始了。
从道奇路线出发，由朝鲜战争诱导的日本经济复苏使得日本很快摆脱了战后初期的萧条，到1956年，“神武景气”开始正式启动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脚步。从1956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日本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连续19年高速增长。1955年日本GDP为美国的6%，西德56%，到1966年日本超过了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超过德国——从那时至今日本一直稳居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在增长，在劳动生产率上，1951到1979法国与西德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是4.5%，美国是3.2%，而日本高达8.9%。由于上世纪6、70年代美元危机最终导致了美国的一轮战略收缩，依此为契机，日本实现了对美国的贸易平衡，进而在80年代彻底在美国本土击跨美国的家电业，正式对美国建立起了出口优势。到1986年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前，日本在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生产领域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有利地位，当时日本的GDP占世界总额的15.3%，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超过了欧洲第一、第二经济大国——德国与法国的总和。至1983年，日本在当时决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159项技术领域中同时领先于美国和欧洲的有39项，与美国相当有38项，而同时落后于美国与西欧的技术仅为19项。由于进入日本市场的非关税壁垒高，日本在80年代之前仅用15亿美圆就获得了如果自行重头研究需要花费1500-1800亿美元的技术。对内，日本建立了被称为发展“三神器”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与企业工会制度（不少日本人因此认为日本所搞的实际是计划经济）；对外，日本借助自身在冷战格局下的地缘价值，在美国默许下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著名的“大雁序列”产业阵列，依此实现本国产业升级后的低端产业分工、转移。1986年前后，日本开始利用日元升值的机会大举向海外扩张，在之后的短短数年时间中就成为了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和世界海外资产第一大国（至今，日本海外资产额仍超过了美、英、德、法四国海外资产的总和）。
90年代初，日本财团与跨国公司，靠着不可一世的日本制造横扫世界。一些资料显示，世界十大银行中八家是日本银行（前三位均为日本银行），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日本占了244家，比如住友、三菱、丰田、松下、索尼、全日空、新日铁、新干线都是世人皆知。从尖端的特种钢、特种材料、半导体、大型电子计算机到传统的汽车、轮船、钢铁、电子产品、精密化工产品，到处都是日本制造的天下。超越美国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确实是一个可望亦可及的目标，这也难怪石原慎太郎会写出一本《日本可以说不》。
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舆论一片哗然时，他们把日本再崛起看作是“第二次珍珠港”——美国国会议员被日本人逼得开始鼓吹民族主义（那段事情西方的影视作品中日本人的形象并不是很好），称日本是“可耻的剽窃者”（有意思的狄更斯也曾这样称呼美国人，后来韩国和台湾地区也曾得到过这个称号，现在它则属于中国），提倡“爱美国就要买美国货”，甚至还当着电视新闻记者面当众砸毁日本汽车以示决心（对此今天的我们可能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日、美贸易争端一度达到白热化，而在此之后的最终产物则是我们所熟悉的《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可以看作是日本经济对美国由胜转败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将《广场协议》以及这背后美国对日本非正常的政治影响视作是唯一的原因，那最终归结出来的只能是美国人的一个“阴谋”或是“阳谋”，而事实果真的如此简单吗？
美国人的反击恐怕需要追述到1986年前后。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IBM与AT&T的分拆与限制垄断措施出人意料的出台，美国IT领域一下子就进入了群雄争霸的格局，在激烈的竞争中，苹果率先在个人电脑领域打破了IBM在PC领域的独霸地位，到1981年苹果电脑就已经占领了美国个人 PC75%的份额。1981年Intel推出了面向IBM的80286芯片，到了1986年Intel独立向市场推出了386芯片，芯片时代开始了。而此同时，同为遏止苹果为IBM扶持的微软公司逐步与Intel结成了著名的Wintel体制……。随着克林顿展开“信息高速公路”以及“新技术革命”，新经济时代到来了。而日本人对此的反映则显得非常迟钝——直到1991年世界范围PC保有量开始爆发性增长，日本还没有可以彼此兼容的电脑系统，日本公司还在以大型机为主导方向……当日本开始追赶时，围绕着信息产业美国已经建立了全球分工体系，亚太地区四小龙成为了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二传手”与其实现了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作合作，而不再是仅仅依赖日本技术与市场的“小雁”，这样的影响进而逐步扩散到了东南亚与中国大陆地区，最终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制造的外援基础。历史有时的确存在这相似之处，日本经历了“第二次珍珠港”，而1986年至1991年则是他的“第二次中途岛”，而其失败根源仍旧在于：日本人对于新变化缺乏敏感性。假如当时日本紧紧的跟上了美国的步伐，那么后来日元升值反倒会随着产业升级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如果那样，后来的东亚格局将是什么样则未尝可知……。
。一直以来，日本已经西欧在产业体系上赶超美国的一个“诀窍”在于：将绝大多数资源投入到可以立竿见影的应用型技术的开发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忽视了源发型技术的发展，而“新技术革命”恰恰基于后者——美国新经济模式不是传统产业的量变，也不是靠某种技术或某个领域的一个优势来确立的，这是以一系列颠覆性或者是推倒重来的方式来构筑一个新的高端平台，再以这个平台来实现全球产业的分工。不光是硬件问题，从“软件”上说，这样的颠覆性，对于以“三神器”制度为组织基础的日本制造的致命性在于，当超越一种旧有模式的时候这样的模式也许已经落后，甚至在刚开始超越的时候，被超越的楷模就已经在被淘汰。就是这样，日本在新技术领域特别是消费电子领域，先后被美国、台湾地区与韩国超越，而日本公司并不是去适应潮流而是试图以自己曾经的优势去改变市场与世界，结果可想而知。三星赶超了索尼，台湾的内存超越了日本。软件领域有印度，而硬件领域中国也紧紧的逼了上来……
大国的崛起基于建设而非破坏，即使第二天清早起来我们发现美国真的崩溃了，那么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中国仍旧无法建立其稳定的世界架构，那样的话，混乱对我们而言反倒会成为一种威胁。而所谓“建设”，不单指经济，而是包含一个国家软、硬件的所有方面，对于一个成功的追赶者而言，这必然包括两个方面：在传统领域的追赶以及在新兴领域主动的突破与创新——“凡战者，以奇胜，以正合”，兵家如此，其他领域其实也莫不如此。历史上，德国工业赶超英国是在化工领域，而并非研制出了更好的蒸汽机，美国赶超德国则是基于内燃机的发展，至于精细工业方面至今德国的地位仍是无法憾动的。
事实上，在很多领域中国现在走的也都是“以奇胜，以正和”的路数：国防领域，一方面在追赶式的发展航母、核潜艇、四代战斗机，另一方面在开发弹道导弹对海打击体系，搞反卫星武器；扩大到产业升级方面，2006年国务院确定了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具体包括：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技术，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大型飞机，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从项目构成分布来看同样可以分作传统领域追赶以及在新兴领域的突破、创新两部分，而显然后者所占比例还要更大一些。
而我们把目光再次转移到美国身上时，会发现近一段时期，美国关于生物燃料、新能源的报道不断高调出现，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否会是美国又一轮颠覆旧模式的“新经济浪潮”的开始？石油是成熟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而不断攀升的油价以及环保的压力都确实使得拆毁这一旧模式有了充分的“理由”，面对新一轮“推倒重来”的经济或者说能源“革命”，美国对比欧盟国家和日本在实力上保持着优势，而后者正在进入到后工业时代，面对成熟的工业体系，积重难返之下也许会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被美国远远的甩在后面——面对这种“颠覆”式的变局，曾经的优势也许反倒会变成包袱。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假设，毕竟这个世界上预测明天要发生什么远要难于预测一千年后要发生什么，那么假如确实发生了，国际大环境必然随之发生前面不曾预料的变化，那是否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会随之存在遍数呢？不会，中国再次崛起的关键只能在于自身建设，在于同时把握正、奇之道：如果按照前面的方向发展，那么美国的优势在于实力，而中国的优势在于成本——我们的工业化刚算完成初级阶段，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积重难返”的问题……
再进一步的说，历史上几次成功的大国崛起，都是建立于制度或者说是经济运行体系的创新之上的，荷兰人最先创造了股份公司，而英国则进一步的在政治上建立了议会制度；法国的理想主义——即“自由、平等、博爱”——随着拿破仑的失败最终没有在欧洲大陆立足，而后来崛起的美国，在政治制度上则可看作是英法两种模式的综合产物……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性都是不可复制的，此外，一个大国要想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就必然要提出一个较之以往更能为他人所接收的理念，那么，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在建立架构的过程中任何“简单的照搬”行为，其结果都可能是灾难性。
总之，中国的“大国之路”走到今天，还远远没有可能像作火车卧铺那样——躺下来睡一觉醒来就能到站，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经济的这种高速发展态势很多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都曾或长或短的出现过，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盲目乐观的理由。今后的每一步都还需要认真塌实的去走，但是，只要不往回走，只要不半途而废，只要每一步的决策都不出严重失误，那么这条路就是必然可以走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