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政治理想是追求普遍性的，但中国本身的历史与社会环境是特殊性的。从这种特殊性走向普遍性追求的过程则是实践的，是辩证的。恰恰是这种连接普遍与特殊的辩证过程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讨论的中国道路。
是否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超越时空的制度普遍性？这是《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作者们（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试图回答的问题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答案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到了最近三十年，我们愈发觉得，一种叫做“市场化”和“民主化” 的迷信，占据了我们原本丰富多元的理论现场。它们成为一剂“万灵药”，被用来处理在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中浮现的一切问题。我们中的一些人也曾经相信，有一种完美的制度，可以自上而下地为这个世界立法。然而，今天这五位青年学者，试图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对这种轻松的解决方案，提出一种不轻松的挑战。这一实践超出了简单的理论批判。他们试图通过这一思想实践，从新中国成立与发展这一深具特殊性色彩的现代史政治“事件”之中，总结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经验”。
第一，对政治理想的讨论更具普世性。
在回国的飞机上，我读完了这本同龄人合著的《大道之行》。在这个雄心勃勃的主标题之下，它确实有一个让我们这代人似乎打不起精神的副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与我们的父辈相比，“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往往意味着《公民》与《思想政治》教育课本中那些干巴巴的教条，以及仿佛永远也拿不到高分的政治考卷。离开学校之后，这些词语随即也迅速成为我们这代人在工作之余、房价压力之下上网“吐槽”的冗余对象。
然而，在《大道之行》作者们的讨论中，我们看不到这种无奈的冷漠。相反，他们像一群热情的斗士，重新将那些一度让我们的父辈无比自豪的普遍信仰摆到了世界面前。在他们看来，“群众路线”与“人民”这类曾经指导了政治实践并鼓舞了整个世界平等追求的信念，完全可以拿到今天，在一个与现实问题对话的过程中，重现其现实价值。
在今天重提政治理想，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与那些深受社会历史条件等“语境”限制的制度讨论相比，对政治理想的讨论实际上是更具普世性的。今年是英国的大选年，伴随着大选的到来，英国国家广播台制作了一套四集纪录片，用四个关键词概括出了一种极具普遍意义的政治基本目标。这四个关键词是：人要有工作（work）、有饭吃（food）、有房子住（house），最后还要有理想（hope）。
将“理想”作为一种与衣食住行、与劳动并列的基本需求提出来，这颇值得玩味。随着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英国社会精英化的色彩愈发严重。市场里不但集中了金融资本，也集中了智力与政治资本。在短短的十年间，野蛮生长的私有化市场迅速将议会政党政治“改造”成了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与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之间的政治。诸如国家医疗保险这类重要的社会福利，从最初把英国人民从战争的瓦砾中带出来的希望火炬，变成了政党选举之前被肆意摆弄的恩惠工具。“失望”与“冷漠”成了在“80后”年轻人中间蔓延的瘟疫。日益走低的青年人投票率，则是这种病态最直接的政治症状。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瘟疫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新自由主义野蛮市场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无分肤色、信仰、国籍，都成了这种政治冷漠流行病的受害人，也更成了这种野蛮市场下不平等的受难者。原本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身份的“人民” 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代受压抑的无望“屌丝”。
第二，从《夜上海》与《南泥湾》理解何谓人民。
何谓人民？这也是《大道之行》作者们希望追问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人民”的政治理想背后，潜藏的是对时代核心问题与社会历史发展方式的基本认识。我就职于一所英国大学，当上课谈及中国政治问题时，我遇到了一个“特殊性”带来的问题。我究竟如何能够让一群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的英国学生，在短时间内去理解“人民”这一政治概念所暗含的普遍性价值呢？于是我选择了两首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歌曲：《夜上海》与《南泥湾》。
面世于1947年的《夜上海》，用一种典型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爵士乐风格，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消费型的理想社会以及在这个消费社会中人的异化。在这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城”里，一切欢歌笑语实际上都是为了“衣食住行”。因此，人虽然表面上“欢歌笑语”，然而却“内心苦闷”，直至最后“蹉跎了青春”。而曲风完全不同的《南泥湾》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快乐向上的生产故事。一群来自天南海北各种社会背景的人，来到了一块原本贫瘠无望的土地上。通过劳动，将其改造成了“遍地是牛羊”、“处处是花香” 的福地。在这种生产创造出的田园风光中，人民得以被组织起来，并进而通过劳动展现出其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形象。这两种叙事，为作为主线的人提供了两种到达自我救赎的方案。
第三，“屌丝”与“高富帅”的对立揭示了今天世界最基本的不平等。
在《大道之行》的结尾，作者们写了一句雄心勃勃的话：“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全世界的屌丝互联起来！”作者们拒绝将“屌丝”看作是一种无望的碎片化体验，而将其看作是一种在今天新时代背景下可能觉醒、充满组织可能性的身份认同。的确，在“屌丝”这一戏称背后，潜藏的是一个对新自由主义市场背后严格机会壁垒的无望。这一点，似乎可以从今天的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中，超级英雄们的成长历程里找到些隐喻。
今天的超级电影里，成为拯救人类英雄的途径一般有两条，概括起来就是：“屌丝”靠变异，“高富帅”靠装备。前者的代表是蜘蛛侠彼得·帕克，后者的典型则是钢铁侠托尼·斯塔克。作为“富二代”的托尼·斯塔克，有知识、经济、社会资源的支持，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创造出精良的装备，并在这套昂贵装备的支持下，奋战外星人，勇斗恶势力，实践自己如牛仔般奔放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然而，同样拥有“帮助弱小”理想的彼得·帕克，在被天降的变异蜘蛛咬到之前，甚至连自己在学校里被人欺凌的命运都无法改变。
这种鲜明的对立实际上揭示了一个今天世界最基本的不平等，即在掌握自身命运，以及实践个人社会理想能动性方面的不平等。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天，一种几乎影响了全球的精英化倾向，迫使世界所有“屌丝”不得不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与这种市场迷信之间的关系。而恰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我们的作者站在中国经验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对影响了我们这个世界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市场与制度迷信，展开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反思。
第四，中国道路是连接普遍与特殊的辩证过程。
什么是普遍的？什么是特殊的？普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于平等机会、发展理想及富足生活的追求，而我们究竟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则是特殊的。制度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产生的结果。在中国历史经验中，毛泽东总结出了“群众路线”与“为人民服务”两种实践的方式。在他看来，这种政治实践的理想超出了简单的内外、中西、敌我这种二元论范畴。
在1956年《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讲话中，毛泽东提到：“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这种表述超越了二元论和简单内外观。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为中国人民负责，同样也就是对人类负责。在毛泽东的世界观里，从来都是具有三个层面的。除了简单的二元对立之外，他特别强调辩证法的重要性。所以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政治理想是追求普遍性的，但中国本身的历史与社会环境是特殊性的。从这种特殊性走向普遍性追求的过程则是实践的，是辩证的。恰恰是这种连接普遍与特殊的辩证过程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讨论的中国道路。
在这几位同仁的书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实践的冲动。希望通过梳理中共过去的革命与执政经验，通过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改革，在当今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历史现场中，重新思考“平等”的问题。这种思考，超越了简单的制度讨论，而将问题意识放在了对政治之“道” 的探索之上。这种思考，不仅仅是为我们中国人的未来作出贡献，也是我们这一代对这个世界的责任。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单位：英国埃克斯特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