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8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达到7600万，几乎占了中国总人口的6%，加上差不多同等规模的、直接外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占了人口的10%以上。从理论上说，党员是社会的先锋分子，而共青团则是党最有力的助手。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党、团员占人口的比例，和党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环境与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很不相称。党员的不作为、党的干部的腐败、党和中国社会整体严重脱节等等因素，已经导致政府和社会关系的紧张、干群关系的紧张。中国社会所说的信任危机，指的就是政府缺少公信力或者社会对政府缺少信任。如果信任危机不能得以克服，政府和社会之间所积累起来的矛盾就不能得到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甚至会公开化，从而导致执政和治理危机。这些年来趋于频繁的针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问题是何等严重。
缺乏互信的恶性循环
这表明，党本身需要改革。执政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在不断壮大，但社会更多的是给改革创造压力，而非改革本身。如果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出了大问题，那么党对改革的领导能力就会成问题。就改革而言，中国已经走到了令人担忧的一步。很多年里，改革的动议越来越少。即使出现一些改革动议，也往往是缺少有效性，雷声大、雨点小，甚至连小雨点都没有。有效改革的缺失，加上腐败的每况愈下，政府在社会的公信力大大下降；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进而又对改革产生负面的影响。无论政府推出什么样的改革，社会都会抱怀疑的态度。现在，即使政府真正想推行一些有利于社会的政策也常常遭到怀疑，社会对政府政策的高度怀疑，使得政府难以获得社会的支持。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长期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没有人会怀疑，党如果要长期执政，并且是有效执政，就必须改革，牢固树立其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党的改革可以从多方面进行，但其中很重要、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重新建立党和社会的连接点或者有机关系；就是说，要回归党本来的存在意义。根据共产党的理论，党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应当不是个问题，因为党本身就应当是社会的一部分，党员仅仅是社会成员中的先进分子。但理论归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看到和体会到的是党和社会的严重脱节。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党和其各种外围组织（包括共青团）的建制化（或者官僚化）。任何政党，一旦建制化，和社会脱节就不可避免。一旦建制化，党就会“城堡化”，把自己孤立于社会之外。这种情形，东西方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在西方，因为存在着定期的选举，政党比较能够维持和社会的有机联系。一旦和社会过分脱节，就很难从社会获取选票而执政。再者，因为西方政党的主要功能是组织选举，所以建制化的程度并不高。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是社会的有机部分，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就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但革命之后，党本身很快就建制化。不仅党本身是这样，连其外围组织也高度建制化。可以说，党是通过把所有社会团体（包括民主党派）建制化来重组社会的，使得各个社会组织都依附于党本身，并成为党的社会基础。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说，人们可以说，党的社会基础建制化了。但正因为党的社会基础被建制化，党必然和整体社会脱节。建制化的组织往往追求的是其本身的利益，而非整体社会的利益。
中共建制化的逻辑恶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新兴社会群体的出现，党的社会基础出现了变化。为了与时俱进，扩大社会基础，党开始向这些新兴社会团体敞开大门。执政党不仅容许和鼓励发展民营企业，而且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参与政治。这样做表明党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也的确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但是党向社会单方面的开放，并不能解决党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因为这样做的逻辑还是一样的，即建制化，把新兴社会阶层纳入建制。这些群体除了在党内（或者政府内部），利用建制来追求利益之外，很难说能够为社会整体追求利益。实际上，新兴社会群体进入党内，并没有改变社会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日益不满的声音。
怎么办？如果在任何社会，建制化有其必要性，那么要解决党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就必须让党员（和其外围组织成员）走向社会，让他们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员，就是这里所说的“志愿者”化。西方政党的很多党员都是志愿者，尤其在选举期间。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但党员并不多，普通党员大都是志愿者，帮助执政党的议员和部长，联系群众。
党员的“志愿者”化有助于培养他们对党的认同感。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党员越来越多，但党的认同感越来越淡。在中国，入党的过程本身就有问题。西方的政党是选举党，入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帮助党赢得选举。在中国现在要求入党者（或者被要求入党者）动机越来越功利化。理论上，入党还是要追求党的利益的，但实际行为上，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党的利益为何物？有人说，现在的入党过程就是“假话”的社会化过程。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入党是一个“向上”（即对党组织、尤其是党组织中的个人）而非“向下”（即在社会上的实际表现和社会的评介）的过程，只要党组织（的个人）认可了就可以入党。这个过程到了最后，就演变成今天一些人所说的“天下第一难便是在党内说真话”的局面。
党员走向社会重新获得使命感
很多人入了党之后更是迷惑，失去方向和使命感。他们既没有什么参与政治的机会，但也不能站在社会的一边。在党内，他们感觉不到党是什么？对党的现状和问题（尤其是干部的腐败），很多普通党员是有认识的。但他们能够做什么呢？无能为力，失望，是他们的共同感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要比普通人更悲观。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一旦这种感觉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党员（尤其是干部）就变得毫无公共责任感，追求私利成为了作为党员的最重要的目标，如果不是唯一的目标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把普通党员推向社会，才能使他们重新获得其使命感和责任感。
更为重要的是，“志愿者”化有助于改革干部培养制度。中国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在体制内培养的，或者说都是在公务员系统培养的。这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公务员，而非政治人物。很显然，要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光靠公务员类型的人才是不够的。现在很多官员来自团的系统，但团本身是高度建制化的，和党本身没有什么区别。中国要培养政治型官员，就要从官僚系统之外再建立一个体系，就是社会体系。官僚系统与社会脱节、“政治家族化”(即民间所说官二代、官三代)等现象的产生和持续必然导致“政治衰败”。培养政治类型干部就要超越建制化，就是要社会培养党和政府官员。一方面，要把大量的普通党员送到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群体中去，到那里去培养、锻炼能力；另一方面，也必须从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吸收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如果不能从建制之外录用党的干部，党必然会因为和社会脱节而衰败。
这要求执政党选拔人才、任命官员的制度也要改革。要改变现在光从（建制）官僚系统中产生官员的做法，把在很多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有良好成绩的普通党员选拔上来。官僚系统培养的主要是公务员，非建制化的社会系统则培养政治类型官员。从社会中产生的干部，社会的评估是最重要的，其群众基础，会比党内提拔的干部要坚实。实际上，社会的评介是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来源。只有普通党员才能和社会建立有机的关联。通过这些关联，党员就能切身体会到社会脉搏、社会现状和社会的声音，其所获得的信息反馈到党内，作为执政党政策的依据；进而和社会的关联，也可促使普通党员在制约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的滥用权力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党的干部滥用权力、腐败也是很多普通党员所不想看到的。但在现行的体制中，普通党员没有任何机制来制约党的干部官员。在建制内，因为党员是向其所在的党组织负责的，党员即使对党的干部不满，也没有任何办法。但如果普通党员作为党组织和社会的连接点，可以把社会压力带到党内，对党的干部造成压力。如果普通党员能够起到制约党的干部的作用，那么针对党政干部的社会暴力就会得到控制，甚至消失。
应当说，中国的大多数精英出现在党内。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处于浪费状态，要不无所事事，要不无所作为。如果能够把这么庞大的党员队伍建设好，再建和重建执政党和社会的有机关联并非难事。不管怎样，对任何执政党来说，和社会脱节是最危险的。长期和社会脱节不仅会失去对社会的领导力，失去合法性基础，最终走向社会的对立面。如果哪一天执政党在选拔干部时能够用“社会认同”、“社会业绩”等概念，替代现有“党龄”、“行政级别”等概念时，那么这个党会变成一个和社会有有机联系、能够长期执政的党。
作者郑永年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