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国锋主席的几点思考

2007-03-30 08:11 ⁄ 名人·名传 ⁄ 共 9889字 ⁄ 字号小中大 ⁄ 暂无评论

1．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的中国政坛

“凡是派”与“务实派”的分法基本上是恰当的。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将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称为“凡是派”，人们习惯将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改革派称为“务实派”，这种分法基本上是恰当的，反映了毛主席逝世后，粉碎“四人帮”到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凡是派”失去所有权力，彻底失势，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共的领导集体的内部情况。

1977年，中共十一大共选出23名政治局委员，3名候补委员，客观来说，凡是派与务实派基本实力相当。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的凡是派麾下有纪登奎，吴德，陈永贵，陈锡联，苏振华等人，他们都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虽然人数较务实派要少。

但由于华国锋、汪东兴当时各身兼大小八九职，华国锋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培养、选定、安排的接班人”，手握“你办事我放心”的遗旨，在当时掌握了实权，吴德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纪登奎，陈永贵是国务院副总理，苏振华是海军总司令，所以双方实力基本持平。务实派虽然没有占据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样显赫的位置，但由于他们都是在“文革”中被打倒，后重新出山的老革命，比起凡是派的这些新贵们，“人气”更旺，也更能争取中间派的支持。

所以，当邓小平向华国锋发起夺权总攻时，大批的中间派纷纷倒向了务实派。象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对邓小平的感情显然比华国锋深厚。有了这么大的支持力量，因此，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华国锋事实上就失去了对政局的控制能力。虽然他的画像仍然与毛主席像并排挂在人民大会堂上，但在许多问题上已经无法再按自己的意思办了。

当务实派在邓小平的率领下，联合中间派向他发起夺权总攻时，他就只能一步步“丧师失地”了。到了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凡是派已经彻底失去了与务实派抗衡的能力。汪东兴的八个职务被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所瓜分，成了空头的党中央副主席。陈云当了新成立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党中央副主席。78-79年，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赵紫阳、彭真先后进入了政治局。至此，务实派完全取代了凡是派，主导了中国政坛，结束了两派抗衡的局面

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下子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所有党政职务来了个批处理的剥夺，新设了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全是老革命和“走资派”，这样一来，华国锋就成了光杆主席了。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请辞所有职务，仅保留了党中央副主席的空衔，并通过了“决议”，指出了凡是派所犯错误，点名到姓批评华国锋，至此，凡是派彻底失势。

2．华国锋是毛主席理想的接班人吗？

毛主席曾经先后将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选为自己的接班人，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废”掉了。华国锋是他76年在病重中仓促决定的。至于，毛主席为什么会看中华国锋这个没有一点历史背景的“新人”来作他的接班人呢？难道是“病急乱投医”？

其实，毛主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选的接班人，一定要能坚定不移的贯彻他的路线，就是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无产阶级江山万万代”，毛主席生前多次公开评价华国锋，“厚重少文”、“他是个老实人”、“是我的父母官”。华国锋解放后长期在湖南担任地方官，73年突然奉调进京，毛主席是有所打算的。虽然毛主席很欣赏王洪文年轻气盛的闯劲，但始终信他不过，把华国锋调到身边，就是准备培养他，以便随时“废立太子”，避免以前林彪自我爆炸后，心中没有合适人选的局面。

如果单从继承毛主席路线方面来看，他老人家并没有选错人。但华国锋毕竟是地方官进京，当时也才50多岁，以前没有立下过显赫战功，作为最高领导人，他既缺乏支持的高层干部，又没有私人交情可以用来处理与众多老帅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与邓小平的交锋中，他始终占不到优势。

毛主席对华国锋是恩重如山，华国锋对毛主席也是知恩图报，忠心耿耿，一生都不曾改变。为了维护毛主席的权威，保全毛主席的名节，在政治上失势后，仍然在政治局会议上独自为毛主席而抗争，不为名，不为利，不为一己官位，不考虑个人得失，有时甚至泪洒会场，何等悲壮！要知道在文革中吃过毛主席亏的人一旦得势，那个决心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抗争除了给自己招祸之外，没有任何好处，到最后是两个主席一起批。

后来的批斗会是不许华国锋辩解的，某在文革最早的“打倒阎王店”中挨整的老干部甚至指着华国锋的鼻子骂，最后徐向前等人实在看不下去，说了句“不要欺人太甚”才算解围。但华国锋后来用沉默的抗争，招来的仍是“从未积极检讨自己的错误”，历史的灵活写法真令人唏嘘。

3．华国锋到底有没有担任最高领导人的能力和风范？

这需要我们详细地了解华国锋这个人。华国锋1921年生于山西交城，比毛主席小28岁，可以说是整整两代人。身材高大魁梧，典型的山西汉子。原名叫苏铸，华国锋这个名字是抗日战争时改的，取的是“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的意思。1936年入党，抗战时担任交城武工队的政委，1977年后风靡全国一时的“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有个华政委”就来源于此。

解放后，先后担任湘潭县和湖南省的第一书记，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当官，自然有他引人注目的优势。1973年，华国锋奉调进京，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中共十大上，进入政治局。1976年，毛主席对王洪文彻底失去了信心，为他特设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并兼任国务院总理，成立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并且亲笔给他写下了“不要着急，慢慢来；你办事，我放心；按过去方针办”的便条，这便成了日后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的直接依据。那么，华国锋到底有没有领军治国的能力呢？

只是他无法背弃将他推上宝座的毛主席，无法走出毛主席的影子，跳出他的框框，而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前西德总理施密特的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华国锋（79年，华国锋访问西德时，两人进行过会谈），“看得出，他是个思路清晰，有判断力，很精明能干的领导人，而且，他比他的前任毛更务实，更理性。”虽然我们不能通过这些话就断定华国锋是个有能力的领导人，毕竟他们两人并没有深交，但政治家的目光总是敏锐的，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认为华国锋只是一个无能的庸才。

华国锋的“抓纲治国”经常为后人所诟病，但统计数字清楚表明了其结果：经过两年“抓纲治国”后的一九七八年，我国不少地区遇到了严重干旱，但粮食生产还是大幅度增长，为建国以来所不所见，超额完成计划百分之二点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8。9%，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三百五十五亿元，比上年增长32。3%。一九七八年全国基本建设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达三百五十六亿元，比上年增长37％，“抓纲治国”到底是大治还是大乱，数字最有说服力。（以上资料引自国家统计局《197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当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庆贺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群众大会上，身着绿军装，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中外嘉宾首先感受的就是他英气逼人的领袖风范。当时，人们都认为他会顺利的掌握一切原来只有毛主席才能拥有的权力，没有人怀疑。他身材高大魁梧，说话声音洪亮，对群众、战士讲话时经常不用扩音器，满脸笑容，春风满面。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成为“英明领袖”，“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后，他仍能保持平民本色。

据中央警卫部队的退役战士会回忆，华国锋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事务繁忙，可他仍经常自己洗衣服，亲自带领战士们大扫除。他对下级从不乱发脾气，总是和蔼可亲乐于帮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困难。对于工作人员签字、合影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这些都是华国锋下台以后的工作人员的回忆资料，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

4．关于“决议”中评价的华国锋同志的功过是非。

“决议”中承认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的作用。事实上，当时，“四人帮”与华国锋并无直接矛盾，华国锋要是不下定决心，站到人民一边，恐怕问题没有这么容易解决。因为当时，汪东兴的8341部队和张耀祠的中央警卫部队既不会听命于“四人帮”，也不会服从叶剑英、李先念的调遣，唯一动得了他们的，只有华国锋。

华国锋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毛主席“尸骨未寒”（江青语），要他下命令逮捕毛主席的遗孀，确实他是作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站到了叶帅这一边，使得“四人帮”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在这个问题上，华国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功不可没。认为别的人起了决定作用是不符合事实的。

“决议”中，批评了华国锋继续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阻挠干部平反，维护旧的个人崇拜，制造“两个凡是”，这都是由于他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结果，前面已经讲得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了。“决议”中批评他“接受和制造对他的新的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与华国锋同志关系不大，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1976年，毛主席在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时候，作了这样的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所以，在此后中宣部根据这个指示，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介绍，宣传华国锋的文章，毛主席逝世后，还出了很多《华主席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好领袖》之类的书籍。加上当时的习惯，人们都模仿对毛主席的称谓、做法来对待华国锋。

在当时的情况下，“文革”才刚刚结束，巨大的历史惯性使人们习惯于进行个人崇拜。“英明领袖”的专用称谓和挂像的做法就是自然而然的，没人认为有什么不妥。后来，在80年11月，华国锋主动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以后在公开场合不在悬挂他的画像和题词。虽说他当时大势已去，再这么做也没什么意思了，但他毕竟主动的提了出来，起码说明了他对这些东西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被动的。

“决议”中还指出，“他的字写的不好，却喜欢到处题词。”这个评价相当不公正。华国锋的字虽说不象当时宣传的“银钩铁划，华氏颜体字”，也绝对比不上毛主席的草书笔走龙蛇，但起码在当代颜体书法家中还算有较高造诣。这从现在全国仅存的一处的公开的华国锋的“墨宝”，毛主席纪念堂的堂名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是个成王败寇的观点。这样的话写进党的历史决议里，谁都觉得不太妥当，有些小人报复的气度。

现在每年9月9日，毛主席祭日，华国锋都是一大早就率家人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祭拜，每次瞻仰毛主席遗容，华国锋都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一辈子都是忠于毛主席的，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不得不佩服他老人家的眼光，应该说他没有选错。华国锋用自己的仕途，用下台挨批的代价实践了对毛主席的忠诚。也许有人说是愚忠，但宁折不弯，知恩图报，总比见风转舵，忘恩负义的人要高尚的多，也许他并不适合官场。

附1：

华国锋是毛泽东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此前，毛泽东也亲手选定过刘少奇、林彪作为他的接班人，其中林彪还被写入党章，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华国锋幸运，因为华国锋最后终于得以以接班人的面孔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虽则时间不过三年左右。而作为毛泽东晚年同政治局的传声筒的毛远新其实也是毛泽东的另一个变相的接班人，特别是李讷病重之后，毛远新的地位扶摇直上，成为口含天宪、炙手可热的新贵。

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看重，实际是得益于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华国锋出任湘潭地委书记之后，对毛泽东故居的完善和保护。华国锋曾经这样说过：“没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湘潭的一草一木都是革命的见证，都是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文献。我们今天保护好毛主席的故居就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高度负责。以后，这里不仅要成为毛主席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的纪念馆，也要成为中国革命的纪念馆。”（详见《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11页）当这段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的时候，毛泽东对左右说：“此人（指的是华国锋）很有些理论水平，不简单。”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居然能给一个普通的地委书记这样一个评价，可见，华国锋的工作还是比较到位的。

邻省大刮“浮｀夸｀风”之时，小舟冷静处事，避免了湖南的重蹈覆辙，连陶铸都不能不承认周小舟的所作所为是客观实际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湖南省委在批判二周（周小舟、周惠）的时候，很有些阻力，新任书记张平化在情急之中看到了华国锋亲笔写的一篇文章《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此文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在那样的现实下也是难得的一支利箭。湖南省委因此布置下去，就华国锋同志的文章展开深入揭批周小舟问题的巨大声势。张平化进京之后把华国锋的文章也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赞赏：“我们的干部中要是多几个华国锋这样务实肯干的老黄牛式的同志，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就可能少走一些弯路。注意培养中层干部的理论知识水平现在看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张平化和华国锋的订交也在于此。而后，当华国锋青云直上的时候，他没有忘了张平化，提拔此公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且许诺以后可以进入政治局。当然，这也是后来张平化一蹶不振的主因。

第三件事，在1967年5月，湖南造反派批斗和关押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工作）王延春和书记处书记华国锋时，王延春和华国锋的关系是不错，可以说是那种交心的同志关系。王延春就对华国锋说：“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老糊涂了，这么搞（指文革）国家乱了，军队乱了，群众也乱了，天下大乱只有对帝国主义有好处。”第二天，这段话就被华国锋报告给专政队了。王延春的下场可想而知。如果从组织原则来说，华国锋的告密不见得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一个普通群众都可以揭发任何攻击党和党的领袖的言语、行动，何况还是一个受党培养多年的老干部呢？但是，从人情、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华国锋这一举动显然是不光彩的。虽然后来在揭批华国锋的时候，大家义愤填膺的说了很多话，然而，唯独这件事却不能摆在桌面上，因为华国锋的政治理由太充分了，作为受害者的王延春、王晓光父子当然是没齿难忘了。作为另一个难忘的则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可谓消息异常灵通，随便哪一个地区的事件，他几乎都是了如指掌，以往那种所谓被蒙蔽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时期，毛泽东大权独揽、乾纲独断，所以，华国锋的表现自然不会在毛泽东的视野之外。当四十七军主要负责人黎原和省军区负责人龙书金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文革动态和三结合组建新班子的时候，毛泽东听罢，说：“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要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就这样，华国锋再度出掌湖南的大权，并且很快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注，在林彪垮台之后，华国锋接替死去的谢富治主管国务院业务组中的公安、政法工作，此后在十大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四届人大上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再以后，逐渐成为毛泽东须臾不可或缺的宠臣、重臣。

华国锋晋升到中央工作伊始，还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因为那时候王洪文正在窜红。华国锋作为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乎和在湖南做省委书记一样对四人帮毕恭毕敬，特别是对江青，这并不奇怪，因为那时，周恩来以下，除了小平还敢软顶一下江青，剩下的都是唯唯诺诺、不知所云。然而，华国锋和李先念、叶剑英，甚至包括纪登奎、吴德这些人绝大的不同是华国锋没有自己的任何班底，没有和京中任何的大老有任何超越工作关系之外的特殊联络。这被毛泽东视作可靠、单纯。毛泽东不止一次的提及华国锋：“国锋同志的优点是厚重、朴实，对党忠诚，组织观念、纪律性很强。不像有的同志以为进京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老子天下第一。”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华国锋凡事很少主张或者基本没有主张。以致于当他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角的时候，毛泽东亲自交待张姚说：以后中央要注意宣传国锋同志，让全国人民都了解国锋同志。

华国锋真正被毛泽东简在帝心的事情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的一系列的表现。众所周知，华国锋在四五事件中的作用，但是，那件事是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都举手通过决定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的，而且，那时候毛泽东已经决定抛弃邓小平而选定华国锋了。所以，还不能作为说明华国锋真正意义上的得宠的证据。

早在中央召开的农业学大寨的会议上，张春桥厉声责问赵紫阳、万里阳奉阴违的同时，华国锋就陈永贵的发言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小平同志的讲话里面不多讲文化大革命的优点了，不多讲我们取得胜利的成绩了，也不多讲毛泽东思想了。讲的最多的是什么调整，还不是以前右倾分子们经常用经济压革命的那一套吗？正是由于小平同志的倾向，导致了我们身边一部分人开始怀疑、动摇，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这是非常应该值得我们警惕的，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主席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一小撮阶级异己分子对我们的疯狂攻击，这是非常英明、伟大的。”（见《英明领袖华主席讲话学习要点》1977年红旗编辑部内部版）

华国锋的这篇讲话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表扬华国锋高屋建瓴的看问题，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国锋同志的讲话表明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之后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一举一动都是洞若观火的。国锋同志的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是值得你们这些同志学习的，我看这篇讲话要印发政治局，引发到县团一级，国锋的水平我看不在春桥之下嘛。（《我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汪东兴著，1995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102页）而后，江青在省市领导打招呼会上，说：“这次化国锋同志立了新功，指出了邓小平同志的一些错误认识，难得啊，主席表扬了他，希望你们能够向国锋同志看齐。”作为联络员的毛远新后来给毛泽东所吹的风，其实也是和华国锋的这次讲话异曲同工。

四五事件之后，毛泽东终于决定换马，把年轻“有为”的华国锋提拔到接班人的位置上来。根据毛远新以后的交待显示，毛泽东当时对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有一个综合的意见和评定，毛泽东讲了三点：

第一：剑英75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要下。第二：春桥，思想家，但是，业务不行，全局工作弱一点，不如总理。第三：国锋可以主持全面工作，春桥、文元、江青、登奎、锡联、先念、吴德次之。以后可以考虑把军队管起来。

华国锋的地位就此奠定，一跃而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成为所谓的仅次于伟大领袖的英明领袖华主席。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华国锋在对付四人帮的问题上始终是比较被动的，抓捕四人帮的决心更是叶剑英和汪东兴共同帮助华国锋下定的，只是因为汪东兴后来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目前公开的史料是很难得提到此人的功劳了，尽管他的目的和叶剑英不同，但是，他们的主张基本相同，而且，不论是叶剑英也好，华国锋也罢，如果没有汪东兴的鼎力襄助，怀仁堂事件是不可能顺利解决的。具体的关于汪东兴的要在后面的文章中谈及，此不赘。

华国锋上台之后，因为深感自己羽翼单薄，所以，拼命拉近和汪东兴、纪登奎、吴德等人的关系，基于对军队的控制考虑，他不得不暂时疏远叶剑英极力反对的陈锡联，转而对苏振华、许世友、耿飙进行拉拢，特别是对徐向前、许世友，华国锋做了很多的工作，以致于薄一波在复出之前一度让人给徐向前带话，请他为自己在华主席面前美言几句。叶剑英空出的位置，如国防部长这一至关重要的缺分也是华国锋力主交给徐向前的。对于耿飙，华国锋曾经考虑让他出任总参谋长，但是，被耿飙本人谢绝了。因为耿飙发现局势并不是一边倒的那么简单，这也给耿飙后来的结局比较良好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而没有像吴忠那样被废掉。华国锋对苏振华的拉拢也是非常用功的，许诺给苏振华指挥的全权，进而考虑苏振华接替老帅们异常反感的陈锡联。但是，在南海事件之后，苏振华触怒小平，一蹶不振，特别是华国锋插手军队试图控制军队的举动被小平识破，毅然启用罗瑞卿、杨成武、杨勇等人先后控制了总参、总政和北京军区，从而使得华国锋无法达到毛泽东所提到的把军队管起来的意思。

1977年在十一大上重新恢复“三副一正”职务的邓小平开始逐步推动政治上的“解冻”，而华国锋因为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自然和汪东兴这些人捆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徐向前曾经主动提出华国锋主动提议解放一批老干部出来，比如薄一波、彭真等人，因为一则年代久远，二则立案理由不充分。再则，解放毕竟是很得人心的举措，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时候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批示，但是，由于受到汪东兴等人的否定，所以，华国锋很快不再做诸如此类的尝试了，这也使得华国锋在元老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分数。

当薄一波的诉求被递到陈永贵的桌面上时，这位大寨的化身居然加之冷嘲热讽。后来薄一波回忆道：六十年代我管工业，陈永贵到北京见不到彭真，就找我，一见面就说，薄副总理啊，你真是我们山西的骄傲啊等等，后来，我因为六十一人的事情找到他，他居然说叛徒也想翻案吗？可见，有的人如果本质不好，就是做到什么位置上都是要最终暴露出来的。（《薄一波回忆党内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真相》中央党史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本）而因为平反上的被动，华国锋很快被*主持的中组部和中央党校在舆论和组织上找到了借口，不久，被称作动手术的工作开始了。

小平在从朝鲜访问回国之后，在东北讲话，配合北京当时的真理大讨论，其实也是摸底，辽宁任仲夷、吉林王恩茂先后表态，随后各路诸侯云集北京，对小平的观点给予足够的支持，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摇摇欲坠。

平心而论，华国锋不是一个领袖群伦的人，正如汪东兴所说：“华国锋总是一方面想让老同志满意他，另一方面又要让新同志感觉到他就是毛主席一手选定的接班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如果作为一个幕僚或者执行政策的角色，华国锋这样自然不会错，但是，作为一国的首脑，一党的领袖，他的所作所为只能导致面面俱到而面面不到。他既失去了汪东兴、吴德等人的期许，也没有可能顺利击败胡赵等人的进攻，只好黯然下台了事。值得庆幸的是华国锋在国家政治走向日益清明的时节选择了离开，否则，以党内历来的斗争哲学，华国锋想如此之后获得连续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美梦。比较前两位毛泽东的接班人刘林而言，华国锋诚然是幸运的。虽然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们并不这么认为。

附2：

邓小平经由汪东兴转华国锋的信（1976.10.10 ）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1977.4.10）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