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内容提要】历史人物要从历史高度衡量。毛泽东扭转了中国自明朝中叶以来衰颓的趋势，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中国进入了新纪元。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中国，这是世界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毛泽东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要历史地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历史/世界历史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3)06-0005-05
以研究毛泽东而闻名于世界的美国学者施拉姆曾说过：“二十世纪的重要人物几乎没有谁像毛泽东那样受到极不相同的各种各样的评价。”[1]出现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除毛泽东自身的理论与实践异常丰富、复杂的原因外，主要同评论者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文化背景、知识构成、个人情趣、资料掌握、研究方法等主体状态有直接关系，正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就研究方法而言，对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人物，只有从历史高度加以衡量，才会对他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从历史高度衡量主要是指在评价时，要着眼于大者、主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为根本标准，而不能为细微末节所模糊、迷惑；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评析，而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以今天的要求来苛求前人；要放在历史长河中加以衡量，而不能只看当时一时的得失。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个别细节将会淡忘、模糊，而他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将更加真实地显现。
一、从中华民族历史衡量毛泽东
从历史衡量毛泽东，首先是从中华民族历史来看毛泽东。中华民族有五千余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历史做出过伟大的贡献。直至明代中叶，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中国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中华民族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但从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衰老时期，中国社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未能像西欧诸国那样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开始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清朝前期，中国社会有所发展，清朝对中国历史发展有重要的贡献，这是应充分肯定的。但从总体来讲，此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末期，中国与先期进入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的差距正在迅速扩大。而当权的统治者依然以天朝自居，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对世界新的发展浑然不知，顽固守旧，反对变革。所谓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封建社会在衰亡前出现的回光反照而已，它已不能同历史上出现过的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汉盛世、唐朝盛世相提并论。不朽的中国古典小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正是以艺术的形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在“盛世”之下走向衰败灭亡的趋势。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争夺和瓜分的肥肉，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但都没有成功，没有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社会衰颓的趋势。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代表中华民族最先进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革命斗争在艰难曲折中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了胜利与失败的比较，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才逐步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找到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欺凌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后，继续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顶住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侵略、干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捍卫了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多少建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虽然出现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失误，但总起来看成绩巨大。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在经济、教育、科学、文化极端落后的基础上迅速地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研制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导弹、人造卫星，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毛泽东不仅是现代中国革命之父，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总之，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才扭转了自明朝中叶以来停滞不前、日益衰颓的趋势，结束了一百多年备受帝国主义侵略、欺负的历史，再次进入了一个生气勃勃、向前奋进的新纪元。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战略家、革命家、军事家，而且精通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化，是伟大的学问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他把当代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将中国思想文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人被人视为不文明的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孔子是古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思想统治了中国二千多年。到了近现代，孔子思想已不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有新的思想代之。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和资产阶级的软弱，中国资产阶级未能担负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也未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形成自己的成熟思想体系，以代替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肩上。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形势下，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通过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形成了新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并在实践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毛泽东思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已深入到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和人们的价值取向，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
毛泽东受人敬仰、称颂，不只在于他的理论和实践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而且还在于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品德。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救国救民，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他历经种种磨难而始终矢志于人类解放事业。他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不怕“鬼”、不信邪的英雄气概。他继承了中华民族天下为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传统美德，把自己的一生及全家都无私地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与人民同甘共苦。他心中装着人民，时刻想着人民，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直至暮年，他依然壮心不已，念念不忘的仍是人民的命运，党和国家的安危。即使在犯错误时，他也自以为这样做是出于公心，是为人民和党的事业所必须的，这是他悲剧之所在。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品德，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正直的人。
中华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和民族英雄。但历史上有哪位杰出人物、民族英雄的功业、理论、精神、文采、人格能与毛泽东相比呢？恐怕很难找得出来。毛泽东是伟人之中的伟人，英雄之中的英雄，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梁漱溟是一位因五四运动后尊孔而爆得大名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开山师祖，爱国志土，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诤友，1953年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文化大革命”中又一度挨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0年，撰写梁漱溟传记的外国作家艾恺在拜访梁时问：中国历史上伟人很多，“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梁漱溟既没有讲孔子，也没有讲别人，而认为是毛泽东，尽管他晚年犯有很多错误。他说：“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他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2]这是一位熟谙中国历史、受到过毛泽东严厉批评的老人对毛泽东的最后的看法。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和毛泽东的著名学者竹内实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四个伟人。第一个是秦始皇，因为他统一了天下。第二个是孔子，因为由于他的存在，中华世界才具有“中华文明”的“面貌”。秦始皇是中国政治权力的第一人，孔子则是没有权力的精神世界的第一人。使这两个人合为一体的第三人是毛泽东。他既握有权力又拥有思想，他把一个国家放到历史的舞台上了。抹杀毛泽东的名字，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第四个人是邓小平，因为他积极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干前无古人的事。[3]竹内实关于毛泽东合孔子与秦始皇之长，既有思想又有功业的见解不无道理。
从中国历史衡量毛泽东，不仅要看毛泽东身前对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历史性贡献，还要看他身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作为特定的毛泽东时代也随之结束，但他的思想、事业并没有就此结束、终止，而是在新的历史时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作为毛泽东的学生、战友的邓小平，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结合时代新的特点，改革开放，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形成了新的理论，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党的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就停滞了，就要落伍挨打。但发展离不开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不能丢，毛泽东思想的最基本原则不能违背。20世纪90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枝独秀，欣欣向荣。中国之所以处惊不变，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是由毛泽东缔造的党，始终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将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久远的影响。
二、从世界历史衡量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位世界性的历史伟人，还需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衡量。
中国是一个占人类总人口四分之一、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东方大国，曾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到近现代落伍了。毛泽东把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成功地解决了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如何进行革命的世界历史课题，并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胆探索、试验，取得了宝贵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没有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是在东方落后的中国取得了胜利，并坚持下来，这可以说是人类发展史上出现的奇迹。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新发展。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密切相关，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中国革命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也支援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从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广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加速了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成就对广大新独立的国家是一种鼓舞，新中国的经验对它们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有借鉴意义。毛泽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争取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第三世界、中小国家反对外来欺负、干涉和侵略的斗争。毛泽东的中国成为被压迫民族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维护国家独立的榜样。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毛泽东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赢得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进步人土和政治家、思想家的尊敬。我们只要看看在他逝世之后世界各政党、政府、团体、报刊、电台和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各界著名人士所发的唁电、声明、评论、谈话、纪念文章和报道，看看全世界人民举行的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就可知道这位巨人对世界历史所发生的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他的英名不仅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而且也将永远活在世界人民的心中。有的政治家说：“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毛泽东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的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有的政治家声明说：“由于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有的政府声明：“他的原则和他的斗争始终是指导全世界自由的人们的明灯。”有的报刊评论说：“毛泽东给第三世界树立的榜样：自力更生。”“毛泽东是穷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和全人类的导师。”“毛泽东的业绩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二十世纪的面貌。”[4]毛泽东逝世在全世界所引起的反应之强烈和悼念活动之广泛、持久是空前的，以后很难再会出现类似的盛况。毛泽东是20世纪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
毛泽东是世界性的历史伟人，他的思想，尤其他的哲学思想、军事理论，他的诗词书法，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毛泽东的研究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有的研究者说：人们可能对这个中国领导人的伟大程度、成功程度及其取得成就的持久性有争论，“然而，没有人会否认毛比本世纪的任何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更多更深刻，而且在其死后可能还对人类具有‘说服’的力量”[5]。有的研究者指出：“他（毛泽东）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在许多国家，‘毛主席’这一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碍的亲切尊名，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常用语”，“即使是孔夫子，他的学说也从未传播到如此之多的国家”。“毛是第一位以朴素而直率的语言同世界谈论我们的切身利益的中国人……”。[6]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军队的伟大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他的军事理论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民族解放战争有重大影响，他的军事著作为西方军事理论界所推崇。有的西方军事理论研究者称：“图书馆里的书架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压弯了。但是，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7]“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的人物”。[8]总之，毛泽东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使中国重新对人类做出贡献。他逝世后，他的著作继续为国外的研究者以各种文字编辑出版。
毛泽东由于其理论与实践的丰富性、复杂性，因此，他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世界上不同政治、思想、文化背景的人们自然对他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取舍。一切追求革命、进步的人们仍将把他的著作当作革命教科书，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一切正直的学者将通过研究毛泽东来研究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历史；而一切反对革命、恐惧革命的人将把毛泽东作为活着的敌人加以反对。施拉姆在1984年发表的《毛泽东的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说：“今天，虽然毛泽东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影响已不如六十年代那么巨大，但并没有从历史地平线上消失”。作为世界性的历史人物，毛泽东的影响将继续存在。
三、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错误
毛泽东不是神，而是人，有功，也有过。他自己讲过，他身后如果能够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我们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他所犯的错误，历史地看待他的错误，从中吸取教训。
首先要实事求是地估量毛泽东的错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但他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他对有些事和人的处理并不都完全正确。在这方面突出例子是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发生的审干扩大化。不承认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有错误，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近年来，有人夸大这方面的错误，并以此来否定整风运动，否定毛泽东路线上的正确和人格上的崇高，这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情况比较复杂，正确与错误交叉并存。他的错误计其大者主要有：1957年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文化大革命”等。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理论”既不符合中国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也应否定。他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所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我们有切肤之痛，应永志不忘，避免重犯。但他的这些错误只是他晚年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等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其次，毛泽东的错误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寻找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从人类历史长河看，在一个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落后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事，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探索，在这过程中不可能不犯错误。我们对他错误的批评既是严肃的、认真的，又是要善意的、同志式的，决不能用冷嘲热讽的态度对待他，更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他。他的试验虽不成功，应否定，但对他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则应认真分析、记取，不可简单否定。
再次，要历史地看待毛泽东所犯错误付出的代价。错误有两重性。错误带来损失，付出代价，但错误是正确的先导。正确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经过了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的比较，付出血的代价。正确认识建设的规律同样要付出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的错误及其造成的巨大损失也为纠正他的错误准备了条件。没有毛泽东的错误在先，就没有邓小平成功在后。还应指出，倘若毛泽东不独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按照苏联的一套搞，加入它的“大家庭”，那就不会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自然也就不会有由此带来的巨大的损失。但当苏联解体之时，“大家庭”崩溃之时，中国能否避免它们的命运那是一个问题。倘若出现，中国历史将发生大的倒退，其付出的代价将难以估量。从这方面看，毛泽东独立探索大试验的代价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补偿，避免了付出更大的代价。
最后，应历史地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晚年犯错误，他个人当然有责任。他犯错误除了前面提到的认识论原因外，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正如他的科学思想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样，他晚年的错误也带有时代的、民族的特征。中国封建专制传统很深，自由民主传统缺乏。急性病、平均主义、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家长制、轻视知识、轻视理性、重人治轻法治等封建主义和小生产者的观念、思想、情绪、心理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自然也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发生影响。民主和法制不健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则是导致毛泽东晚年犯错误体制上的重要原因。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我们可看到中华民族存在的某些积弊与弱点，看到反对封建主义遗毒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任务远没有完成。
总之，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应站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评价、衡量毛泽东，历史地看待他的功过是非。毛泽东的功绩永垂千古！
〔收稿日期〕2003-07-14
【参考文献】
[1]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简评毛泽东[J].［英］今日历史，1981,(31).转引自萧延中主编.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从奠基者到“红太阳”[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3.
[2] 美国学者艾恺先生访谈梁漱溟记录摘要[A].梁漱溟全集：第8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1161.
[3] ［日本］竹内实.中国历史上的四位伟人[A].现代中国的实相 苍苍社，1987年版序言，转引自萧延中主编.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从奠基者到“红太阳”[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19-20.
[4] 见新华社编译出版的举世悼念毛泽东[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0,40,263,323,412.
[5] ［英］迪克·威尔逊.从历史衡量毛泽东：(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一书前言，剑桥大学，1977.
[6] ［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497,500.引文据新的译文校正。
[7] ［美］菲利普·戴维逊.毛泽东和战略.［美］陆军，1963,(4).转引自许全兴等编.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265.
[8] ［英］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在东方的失败.转引自许全兴等编.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