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早有思想准备，看完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仍然泪流满面。这部电影虽然名为《唐山大地震》，但却串联了新中国历史上两起罕见的自然灾害：唐山和汶川，实际时空维度跨越改革开放三十年。这里面，既让我们再次回顾了中国的大转型，感受传统的改变，也同样看到了虽然前后三十年非常不同，但政府（军队）的角色仍然有效传承。
在好莱坞的特技轰炸下，灾难片早已泛滥成灾而令人麻木。然而一部《唐山大地震》却令无数观众潸然泪下。这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剧中突出表现出来的“情”。在一场突如来的灾难下，亲情面临的特殊考验以及特殊的表现形式。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而所谓国家不过是放大的家庭而已。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表达的这种社会关系亲情化的传统。以我们在海外生活的人看来，这是中国社会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也是面对二十一世纪挑战，中国可能给世界的最大贡献。流亡在海外的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就持此论。
和东方相比，西方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契约社会。政府是我选出来的，你要按我们之间的契约行事。其性质和商业合同无根本差异，虽然规范却缺少了浓浓的“情”。而中国则相反，一切以“情”为基础。家庭是父子关系，政府与百姓也如此。我们的治理更像一个家庭，是伦理、亲情，而不是一切以利益、规则为标准的契约。所以在西方，老人的境地是很凄惨的----虽有物质保障，但却孤独、寂寞，甚至死在家中也无人知。因为孩子成年后就很少再和老人来往，许多老人临终也未必能让孩子随伺在侧。当然在这种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的西方民众可能并没有我们所感到的“凄惨”。如果是西方拍大地震这样的题材，恐怕视角反映的就是正义，人在自然下的渺小，而不会诉诸于情。应该说，东西方社会虽然不同，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交融，取长补短，尽量避免文化的排异现象，是一个时代难题。
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细节表现了东西方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当地震把女主角李元妮的两个孩子埋入废墟之中时，悲痛欲绝的她仰天大喊：“老天爷，你王八蛋”。在西方的宗教信仰中，上帝及其子耶稣是完美的，绝不可指责的。任何灾难都是由于我们的原罪或次罪带来的，是上帝的惩戒、点悟。这种冒犯神灵的语言是绝不可能出现在西方的宗教话语中。当然更重要的是，死后能够上天堂与上帝生活在一起，主导着西方的信仰。但在中国，一方面注重的是现世的幸福，另一方面心理中认为神和人实质是一样的：有父必有子，有子必有兄（洪秀全自称为耶稣的兄弟，令西方无不骇倒）。有玉帝，自有王母娘娘之类，是多神论（颇类似于古希腊罗马时期），仍不过是一个放大的世俗（家庭）社会而已。神与人的关系也是受一定规则制约的—即许愿还愿。只有当人的愿望满足了，才会还愿感谢。而当神作孽的时候，更会被怒骂斥责（不妨理解为我们的实用理性在宗教中的表现）。都说西方的制度演变宗教的力量功不可末，仅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也演绎不出西方的制度的。
《唐山大地震》让我们再次看到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想想今天，我们不得不惊叹邓小平的伟大：他竟然能够平和的让中国完成如此巨大的转型。两场地震表现出来的中国是不一样的。面对灾难，物质财富的多寡和作用对比鲜明。唐山地震，完全是政府主导的下的军队救援，而到了汶川地震，公民社会、民间社会与政府同时发挥作用，军队虽仍然担当重任，但专业救援队也同样突出。当然，这三十年的变革中也有不变的内容：负责任的政府、军队的核心角色。东西方都号称是人民政府，哪么检验的标准就只能是实践。至少从二十一世纪这几场灾难来看，西方（或它的追随者）都远远落后于中国（美国的飓风、法国的高温、台湾的八八水灾）。原因恐怕在于，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在于其执政的有效性。而西方制度下产生的政府其合法性来自于选票。哪怕不作为，并不影响其合法性。法国的希拉克和美国的小布什虽然应对自然灾害堪比灾难本身，但都没有影响到他们连选连任。马英九恐怕也同样会创造法、美式连任奇迹。这根源还是要追溯到西方合法性与执政有效性分离的制度本身。这种分离不仅表现在执政的不好照样连任，也表现在即使执政的好，也同样保证不了本党、本人的胜选。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堪称黄金时期，但同党的戈尔照样败选。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治理国家十几年，表现极佳，无可挑剔，就因为执政时间长，照样败选。请问：“执政时间长”算什么更换政府的理由？其实西方的许多问题都源于执政与否和执政有效性的脱节。
唐山大地震由于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国外的援助，而一直饱受批评。应该说，拒绝接受外援是当时中国封闭、落伍于时代的写照。但拒绝接受外援和灾难的后果没有关系。唐山大地震二十周年时，凤凰大视野拍摄过一个纪录片，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地震后二十四小时，通过自救和他人帮助，二十万人获救。当时死亡的二十多万人，是用什么办法也无法救援的。仅就救人这一层面来说，后续马上赶到的救援队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更别说来自外国的救援队。对于政府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维持灾区社会秩序、安置灾区人员、救助伤员、卫生防疫。99年台湾“9.21”南投7.3级大地震，死二千余人，伤近万众，主要靠岛内军民自救。而境外救援队共十五支计558人、搜索犬69条，仅救生4人，其中日本145人加19犬救2人；俄罗斯73人加3犬救1人；瑞士40人救1人；美国93人加4犬一无所获。另外，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神户大地震、本世纪美国飓风，政府都拒绝外援，特别是美国州政府在自己救灾演变成灾难之际，出于选举的原因仍然坚决拒绝联邦军队的进入。这可都是唐山地震二、三十年之后的事情。那个时候中国是封闭、落伍于时代，哪么现在这些拥有“普世价值”的国家又算什么呢？特别是汶川地震，举国同悲，众志诚城、义务反顾的投入救灾之时，自由派立场的《南方周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胜利，请问，美国和日本就是这样普世价值的吗？如果真是什么普世价值的话，恐怕也不是来自西方吧，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以人为本”、“人命关天”吧。
《唐山大地震》还有一个感人的细节，女主角在失去丈夫之后，三十多年未婚，为了能让死去的丈夫亡灵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坚守不迁。我们不妨认为是封建社会的“从一而终”，在当代已经以“人性”为名将之否定。但对于观众依然有一种凄美的崇高感和打动人心弦的冲击力。我相信也没有人会指责她如此“封建”、违反人性。当然，在汶川大地震后，许多破碎的家庭重新组合，也同样为社会视为当然（最为著名的背亡妻归乡的男主角，很快再度步入婚姻）。而女主角的女儿也是骇人世俗：未婚先育，独立抚育成人。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令人五味阵杂。也许一个更接近人性的社会，就是如此。
法国巴黎 宋鲁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