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在南京小朝廷里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比历代帝王所封王爵的总和还要多，那时太平天国的疆域还不到一个省;李自成进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宫女;黄巢占领广州后，一口气杀了十二万无辜的西洋侨民;陈胜的车夫庄贾一刀砍下了主人的脑袋，陈胜的卫士看见庄贾手中提着大王血淋淋的人头，居然没有一个人对庄贾刀兵相向，可以想见陈胜平日是多么刻薄寡恩。
农民起义的功过是非，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在评说这个主题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农民起义。
（一）中国最早的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起义
在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中，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家喻户晓，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王朝就是被这场起义断送的。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之一，它的缔造者嬴政是一个富有想像力、善于开拓进取的伟大帝王，对中华文明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卓越贡献，他执政的每一项措施都影响后世的中国达两千年之久。但嬴政对他的帝国责任心太强，恨不能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完成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做完的事情，结果欲速不达。嬴政的政治蓝图画得太大了，不是当时的技术所能胜任的，他不明智地采取高压手段来对付辖下臣民，要他们没日没夜地从事那看不到终点的浩大工程。人民在他的鞭策下不得不把自己的双腿当做汽车轮子来奔跑，繁重的劳役和沉重的负荷使他们的承受力很快达到了极限，对帝国政府充满了不满和仇恨。嬴政死后，荷花恶少嬴胡亥和最阴险的政客赵高执掌政府大权，帝国的统治机器运转不灵，出现了许多薄弱环节，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人民的不满情绪很快找到了突破口。
灾难说来就来，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嬴胡亥坐上宝座的第二年（公元前209年），阳夏县派遣前往一千公里外北疆重镇渔阳郡换防的一小队（九百人）由农民组成的后备军，走到蕲郡（安徽宿县）所属的大泽乡，遇到连绵大雨，道路中断，计算时间，在限期内已不可能赶到目的地。帝国法律严苛，耽误了军事行期，不问原因一律处斩。在死亡的威胁下，陈胜和吴广铤而走险，率领九百名农民叛变，杀掉押送的军官，用削尖的竹竿和木棍武装起来(斩木为兵)，用在人民心目中有着很高声望的公子扶苏（嬴政的长子）和项燕（故楚王国的大将，大泽乡属故楚地盘）的名义揭竿而起，攻击地方政府，夺取武器。
陈胜叛变暴动的消息传到中央，宦官宰相赵高严密地封锁消息，不让信使把这不悦耳的消息传给爱听好话的皇帝，也不采取军事措施去镇压变乱，因为他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精于内斗的政客往往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政事一筹莫展，又害怕别的文臣武将在镇压民变的过程中取得威胁自己地位的军权，于是采取掩耳盗铃的"妙计"，祈求变乱自生自灭。烈火一旦在枯草遍地的原野燃烧起来是不可能自生自灭的，大泽乡的燎原烈火很快燃遍全国的广大地区。陈胜率领的那支不起眼的乌合之众在赵高和嬴胡亥的"保护"下进展神速，皖北豫西的郡县相继落入义军之手。一个月不到陈胜的队伍已发展到"拥众数万人，战车七百乘"的强大武装。陈胜统领这支武装力量向西进军，没遇多大抵抗就攻克了设防坚固的陈县（陈国故都）。在每战必胜的情势下，陈胜的"大头症"（历史上大多数农民领袖的通病）急剧膨胀起来，天真地认为秦军已不堪一击，天下已在掌握之中，因此迫不及待地想过过皇帝瘾，享受一下那羡慕已久的豪奢生活，丝毫也意识不到他们虽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还没有和帝国的主力部队交锋过。他们虽征服了广大的地盘，但和帝国的辽阔疆土相比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岛，可这个不懂地理的农民将领自以为这个小岛就是大半个国家。秦帝国的实力实际未受大的损失，比陈胜集团的力量要大百倍以上。陈胜不顾队伍内部最有头脑的文士张耳、陈余的反对，在陈县称王，国号"张楚"，取张大楚国之意。称王的举动表面上确立了陈胜的尊贵身份，实则是在羽翼尚未丰满之前，过早地暴露实力，给自己招来强敌。国家内部出现了一个反叛性的独立政权，政府要想不做出强烈反应是不可能的。
陈胜称王后，张耳、陈余再次建议分兵四出开疆拓土，陈胜很幸运地采纳了这个建议，派吴广统率重兵进攻军事重镇荥阳，武臣和陈余、张耳领兵三千进军河北;另派周文统领两万人的主力部队向西进军，目标直指帝国首都咸阳。
吴广在荥阳遇到了坚强的抵抗，张楚军自举义以来第一次遇到了劲敌。荥阳守将是帝国宰相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这个忠勇兼备的将军挡住了数倍于己的张楚军的攻势，把荥阳变成了一座难以攻克的铜墙铁壁，扼守住张楚军西进的咽喉。吴广的智谋显然比李由要大为逊色，在攻城作战时占不到半点便宜，无奈之余只得用重兵对荥阳实行长期的消极围困。和吴广相比，周文的运气要好得多。他汲取荥阳攻坚战的教训，绕开设防坚固的据点，挥师直指关中，沿途召集流民以壮大自己的队伍。这一招很奏效，秦帝国法律严苛，到处都是获罪于官府逃亡在外的亡命之徒，他们躲藏在山林沼泽和穷乡僻壤，是武装部队无尽的兵员。这些罪犯因不能逃避法律的惩罚，招安投降的路给堵死了，只有死心塌地地为叛军卖命效力，打起仗来也比非罪犯出身的农民勇敢。周文的部队进军神速，两月不到就打进帝国的心脏地带--关中平原，先头部队一直挺进到陕西临潼;队伍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进入关中时部卒已达三十万人！临潼距离帝国首都只有几十公里，帝国的国防军全在几千公里外的塞北和岭南同匈奴和野蛮人作战，抽不出身来回援首都;再说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帝国的灭亡似乎已成定局。赵高的掩耳盗铃之计这时也不管用了，因为他自己也面临着家破人亡的威胁，敌人的大刀已逼近了他的脖子。在火烧眉毛的境况下，赵高把仍在深宫疯狂玩乐胡闹的嬴胡亥请出来商议御敌之策，一连几天也想不出一个救急的办法，最后还是财政部长（少府）章邯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他提议把正在阿房宫和骊山陵墓服苦役的七十万刑徒武装起来去抗击张楚军，用做战胜归来时免除判处的刑罚来激发他们的斗志。章邯的意见被采纳了，嬴胡亥任命他为总司令，统率这支经过突击训练的新军东进抗敌。周文的部队虽然人多势众，但都是些乌合之众，不是这支经过正规训练且数量占优势的政府军的对手，一经接战就败下阵来，并且一败再败，只好像潮水般地向东溃退。章邯则在后面紧紧地追赶，不让周文有喘息之机。
当张楚军正在前方浴血奋战时，陈胜却在深宫玩物丧志，在宦官和女人的包围下恣情纵欲，没日没夜地御女酗酒，把国家大事远远地抛在脑后，以致常常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称王后不到一个月，陈胜就堕落到和嬴胡亥一样的地步，耳朵里习惯了阿谀奉迎之声，对不好的消息则勃然大怒,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处理。于是身边的人就把前方的战况隐瞒起来，像当初赵高保护他一样，章邯也在此的"保护"下一步步地走向胜利。陈胜的威望也因此丧失殆尽，部属不再服其统御调遣，各地将领自行其是，形不成抗击政府军的合力。结果张楚国君臣猜忌，将帅离心，呈现一幅败亡的迹象。
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陈胜腐化变质的程度：陈胜在举事之前曾给人当过长工，有不少在一起种田的农民朋友。陈胜成了高高在上的大王之后，有几个农民朋友去王宫拜访，想沾点故友的光，没想到陈胜认为他们丢了他的脸面，竟然把他们全部用酷刑处死。这个自以为聪明的愚蠢举动使数量广大的穷人也走向了他的对立面。
在陈胜派往各地征讨的将领当中，只有武臣一人在张楚政府里惟一有文化的张耳、陈余的辅佐下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统领的这支微不足道的武装力量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整个河北，为张楚开疆拓土一千公里，常备军膨胀到二十万人。张耳、陈余看到陈胜不是干大事的料,就劝说武臣自立为赵王，富贵逼人，一夜间爆发的农民将领不可能抗拒为王的诱惑，武臣欣然接受了这个令人愉悦的建议。在武臣平定河北的同时，周文在章邯的追击下已溃不成军，张楚王陈胜的信使络绎不绝地前往河北，命武臣统率精兵兼程向西增援周文。武臣在河北调兵遣将，准备和章邯一决雌雄，不幸的是，陈胜的又一桩自作聪明的暴政使这位对陈胜尚存幻想的赵王改变了主意。
陈胜在称王之前，曾派部将葛婴统兵向东征战。葛婴在取得一定的战果后，为了号令民众，就寻觅一位故楚王国贵族后裔在征服地称王，也号称楚王，后来听说陈胜已在陈县称楚王，因为一国容不得二主，葛婴就把自封的楚王杀掉，亲自回陈县向陈胜复命。葛婴此举说明他对陈胜忠贞不二。可陈胜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葛婴未向他请示就私立楚王是不把他放在眼里，而不设身处地地想想若从遥远的前方回来请示必然贻误军机。这个一字不识的农民国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部下不给他面子，为了杀一儆百，使其他的部将知道张楚王的厉害，陈胜竟然把葛婴绑赴刑场砍头示众。这个自认为"英明"的决策使章邯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军营大摆宴席以庆贺敌人的这桩冤狱。
陈胜处死葛婴的"壮举"使在外征战的农民将领人人自危，因为他们在情势千变万化的遥远前线或多或少都权宜行事过，没有事事向张楚王请示。那时没有现代化的通信设施,全靠信使的两条腿传送消息,信使从前方到首都往返一趟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年半载。尤其是武臣，他的处境比葛婴还要严重，葛婴毕竟是立故楚国王的后裔为王，比武臣自立为王情节要轻得多。葛婴横死的噩耗传来，武臣吓出了一身冷汗，深感张楚王不会放过自己，眼下之所以还没有和他翻脸，主要是因为他还有利用的价值。一旦来自章邯的威胁被解除，陈胜就会跟他算旧账。既然是这样，他又何必损兵折将去帮助周文打自己的"保护神"章邯呢？张耳、陈余剖陈利害，使武臣彻底打消了支援周文的意图，让军队掉转头来进攻常山、燕代和上党，为新兴的赵王国开疆拓土。至于周文和章邯，让他们去互相厮杀吧，打得越热闹越好，最好是两败俱伤，不过先死的得是周文。
武臣的坐山观虎斗，把陈胜的最大一支武装力量送上了绝路。周文的败军溃退到河南渑池时，掉进了章邯布下的口袋，全军覆没，周文的脑袋也和身体分了家。解决周文后，章邯乘胜向荥阳进军。大敌当前，张楚军仍不能团结对敌，围困荥阳的总司令吴广和部将矛盾重重，部将田臧很可能受了陈胜的密旨，在军中发动兵变，吴广被自己的军队乱刀砍死。消息传到陈县，陈胜立即任命田臧接替吴广的职位，同时命令他抗击章邯。田臧和章邯在荥阳城外展开决战，张楚军意料中的大败亏输，田臧继周文、吴广之后做了刀下之鬼。荥阳解围后，通往陈县的门户打开了，张楚国的首都立即陷入秦军的包围。陈胜望着城外密密麻麻的政府大军，预感到自己的好日子快到头了。这个才当了几个月国王的农民，知道自己不是章邯的对手，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溃围出逃，从汝阴一直逃到下城父，当天晚上被自己的车夫庄贾一刀砍下了脑袋，把它献给尾追而来的秦军。一个小小的车夫甘冒大不敬的恶名杀死自己的主人，那一定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当庄贾把陈胜的人头血淋淋地提在手中时，陈胜的卫士居然没一个对他刀兵相向，说明陈胜平日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陈胜死后，张楚王国就只剩下武臣这一支孤军了，但他的日子也进入了倒计时。武臣虽然不像陈胜那样刻薄寡恩，但他纵容亲属胡作非为（这也是大部分农民领袖的通病），招致赵国军民的怨恨。武臣自幼父母双亡，和姐姐相依为命，在情感上对姐姐格外宠爱。这个一字不识的村妇一夜间成了尊贵无比的公主，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一时间忘乎所以，急不可耐地想炫耀炫耀，大白天带着一大队随从招摇过市，任意鞭打过往的士卒臣民，一门心思往弟弟脸上抹黑，把弟弟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不当回事，糊里糊涂地把自己的家族送进了坟墓。
武臣的部将李良奉命攻下常山，回首都向赵王复命并请求增派援军乘胜攻打太原，在半路上看见一百多名随从簇拥着一顶八抬大轿喝道而至。李良以为是赵王驾临，就毕恭毕敬地跪在道旁高呼万岁，等到他听到"平身"两字抬起头时，才发现他竟然跪在一个满脸横肉的妇人面前。古代中国妇女的地位相当低贱，给妇人下跪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对于像李良这样有身份的男人，更是无法忍受的羞辱。李良自然不能忍受，无名之火一瞬间冲上了头顶，当即拔剑出鞘，一剑把那个趾高气扬的妇人劈成了两半。等到李良的头脑冷静下来时，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那个身首异处的妇人正是赵王武臣的姐姐。李良这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对武臣反戈一击，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指挥忠于自己的部队突袭赵王首都邯郸，闯入武臣的王府，一剑刺穿了赵王的胸膛。武臣至死都睁着一只眼睛，不明白一向忠心耿耿的李良为何要杀他，他实在没有做对不起李良的事。
陈胜、吴广统领的农民起义最终被扑灭，从举事到失败才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像元宵节的烟花一样倏隐倏现，在夜空一闪即逝。陈胜的农民军虽然失败了，但他们播下的火种并没有随之熄灭，反而越烧越旺，最终把秦帝国的大厦烧得灰飞烟灭。大泽乡的烽火在帝国各地引起连锁性的民变，并逐渐汇合成两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一支是故楚王国大将项燕的孙儿项羽统领的江东子弟兵;一支是沛县地痞流氓头目刘邦统领的杂牌军。项羽在河北巨鹿击败了秦帝国的主力部队;刘邦则攻占了帝国的首都咸阳。只十四个月时间，秦王朝所建立的光辉帝国即土崩瓦解，重新恢复了昔日的战国时代。秦帝国覆灭后，民变领袖们为争夺帝国的遗产又残酷厮杀了四年，最后的胜利属于刘邦，他在秦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汉帝国，那是一个和秦帝国同样光辉强大的帝国，但寿命要长得多，长达四百多年。
（二）在宗教标帜下的农民大起义
1.太平道和黄巾大起义
东汉王朝因为继任皇帝大多未到亲政年龄，所以由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掌政权。这两个阶层的官员都是用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邪恶政客，外戚靠的是裙带关系，宦官靠的是不断向皇帝打小报告，靠这种手段爬上政治高位的人无论德行还是能力都是大可怀疑的，把国家政权交给这样的人等于是拆国家的台。到了东汉王朝末期，宦官在和外戚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既无文化又无任何道德准则、比外戚还要邪恶的政客集团自此控制了政府大权。他们当政的最大杰作是买官卖官，把各级官吏职务明码标价公开张贴出售。那些买得官职的人一旦坐上官位，惟一的目的不是治理国家，而是疯狂地捞钱以补偿买官的损失，于是贪污索贿就成了他们政务的核心。广大农民在贪官污吏和苛捐杂税的压榨下迅速走向赤贫，大规模地破产逃亡，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没有正当职业、随时准备为生存铤而走险的流民，为大规模的民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当国家出现败亡的迹象时，与物质上的匮乏相对应，臣民在精神上也会出现信仰危机，先前的那套"君权神授"和"仁义忠孝"等政治理念在心怀不满的平民心中不再有号召力，于是各种宗教团体也因此应运而生。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是黄巾标帜下的农民运动领袖张角，他以自己的家乡河北巨鹿为根据地，借符咒传教。他的教会号称"太平道"，又称"五斗米道"，教民只需缴纳五斗米并遵守基本的宗教信条就可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个简单的入会仪式在资产不丰厚又不爱动脑筋的农民中很行得通，因此太平道在农民中很容易发展信徒。张角传教十余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门徒有数十万人，遍及冀、青、幽、徐、荆、扬、兖、豫八个大州。张角被他的宗教成果所鼓舞，开始有步骤地把他的宗教用于政治目的。他把全国教会划分为三十六"方"，每方设一渠帅，有教徒一万一千人，用四句宗教谒语作为政治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黄道太平"。甲子年是公元184年，184年遂成为太平道教徒和广大贫苦农民的希望之年。各地公共场所、城墙上、城门上，都出现神秘的"甲子"字样。当时国家已经乱得不成样子，渴望变乱的人越来越多，看到这个字样的人们心情振奋，祈求天老爷早一点把这个罪恶的政府推翻。
甲子前一年（183）终，张角最得意的门徒马元义，奉教主张角之命潜入首都洛阳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他联合宦官作为内应，准备在甲子年的甲子日（184年3月5日）在首都举事，夺取首都，全国同时响应。马元义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在宦官和禁军中培植了不少支持起义的力量，东汉政府看势头已成了刀俎鱼肉。可悲的是：如此庞大的组织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内奸和变节分子，另一位门徒唐周，很可能因为嫉妒师兄的成果，在最关键的时刻向东汉政府告密，起义的计划败露。就在184年1月，马元义被捕，身体被四辆战车拉成了四大块。根据口供的牵引，辗转杀了一千多人，并通缉太平道教主张角。张角事先得到消息，躲过了东汉政府的追捕，情势已十分危急，时间不等人，每耽搁一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信徒被推上断头台，等到甲子日恐怕起义的有生力量已丧失殆尽。张角审时度势，毅然把起义时间提前，即刻下令起兵，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两个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号令全国各地同时举义反抗东汉政府。一夜之间，三十六万教徒，百万以上的农民，纷纷拿起武器掀起暴动，攻击地方政府和官僚富户。为了分别敌友，他们用黄巾裹头，因此号称"黄巾军"。整个中原地区霎时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东汉政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全国各地为之震动。
东汉政府当时已腐败至极，中央军数量不足且战斗力不强，对全国范围的民变鞭长莫及。政府中的有识之士想出一个应急的权宜之计，建议政府下放军权，赋予豪门大户和地方政府可以自行招兵买马的广大权力，让他们建立私人和地方武装抗击农民军。这一招果然有效，各地豪门望族和地方行政首长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利益不受侵犯，纷纷招募军队对抗农民军。每一个村镇每一个城市都成为抗击农民军的坚强据点，农民军不得不像攻克碉堡一样去对付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武装据点，攻击的势头很快缓慢下来，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农民军攻击的势头一缓，地方武装为了扩充军队和地盘，迅速对农民军转入反攻，把黄巾军一支支地击垮，俘虏过来的青壮年则编入自己的军队，地方武装的实力在和黄巾军作战中迅速壮大起来。
张角的整个作战计划是建立在速战速决的基础上的，对旷日持久的攻坚战没有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当黄巾军在那些设防坚固的武装据点前迟滞不前时，张角没有及时对黄巾军的整体战略做根本性的调整，这时他应该命令黄巾军绕过那些设防坚固的据点，以最快的速度把农民军集中起来，然后挑选精锐的优势兵力兼程南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首都洛阳，把东汉王朝的根基拔除。地方武装对保护他们切身利益的战斗很积极热心，但对保护东汉王朝的热情显然要差一级。当黄巾军的进攻矛头转向东汉中央政府时，他们会"明智"地保存实力，不愿把他们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投入和自己切身利益没有多大关系的冒险中，再说东汉王朝这个靠宦官支撑的腐朽政权早以失去了吸引他们效忠的威望，让洛阳那些权贵吃点苦头他们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如果中央政府在农民军的打击下垮台或力量衰弱，政府权力重心就会由中央偏向地方，这对地方军阀显然有益无害。基于上述原因，中央政府一旦成为黄巾军率先攻击的焦点，极有可能陷于孤立无援的逆境，农民军取胜的成算还是相当大的。遗憾的是，张角没有做这样的战略调整，他的军事知识太有限了。黄巾军被地方军阀牢牢地套住了，宝贵的时间延误了，有利的时机很快丧失，东汉政府赢得了喘息之机，得以从容调动大部队来部署战略反攻。甲子年的后半年，东汉政府调动讨伐羌部落的军队来对付黄巾军主力，那些凉州部队和羌人打了上百年的恶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且强悍善战，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们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开始品尝连战皆北的苦味。张角看到黄巾军大势已去，忧虑成疾，在最关键的时刻病死在床上。黄巾军失去了领导核心，无法组织统一的抵抗活动，在政府军的攻击下大规模地溃败。于是这个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农民大起义以土崩瓦解的局面告终，前后只支持了十一个月。黄巾部众被地方军阀收编，头领被送上断头台。
黄巾大起义就这样迅速走向失败，作为胜利一方的东汉王朝也随之走向末路，形势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原状了。那些地方实力派军阀在镇压黄巾军的战斗中力量迅速壮大，并取得压倒中央政府的优势，开始轻视中央，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自行其是。凉州部队大将之一的董卓利用宫廷内乱把精锐军队开进首都，控制了中央政府，尊贵无比的皇帝成为他手中的傀儡，董卓成为实际上的皇帝。地方军阀不服从他的调遣，在各地割据称雄，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2.白莲教和红巾军
在中国北方瀚海沙漠群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部落在13世纪成为亚洲大陆上所向无敌的武装力量。他们在杰出首领铁木真和他的英雄儿子的领导下东征西讨，建立起一个横跨亚欧、幅员三千万平方公里的空前庞大帝国。位于中原的元帝国是它的最大子国之一。
统治者在缔造帝国的过程中发挥出惊天动地的军事才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不能配合。这些马上打天下的武夫，在和平时期也采用马上那一套办法来治理天下，结果生产力不但得不到恢复反而被进一步破坏，人民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他们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海角，他们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美女，一是满足征服欲望。他们统治中原也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只是维护统治者高高在上的奴隶主地位和任意奴役他人占有财富的特权。元政府没有为帝国官吏制订一套必须遵守的行为标准，因此元朝的吏治是历史上最糟的。元朝的官员为官一方，一不是为了发展生产，二不是为了为民请命，惟一的目的就是搜括民脂民膏以供其疯狂地挥霍享受。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也是史无前例的，以致每一个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14世纪第八任大汗帖木儿曾大力整顿吏治，一次就有一万八千多个贪官被撤职，由此可以想见元帝国的贪官之多。元帝国的赋税异常繁重，每一任大汗不知道鼓励发展生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财税上，只知道竭泽而渔，盲目凶暴地剥削辖下的子民百姓。百姓所承担的人均赋税比宋国时期要高出几倍、几十倍，有的地方甚至在百倍以上。在这样野蛮的赋税制度下，百姓的血汗被迅速榨干了。元政府最著名的暴政是"赐田制度"：大汗随时可以把百姓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百姓，赏赐给皇亲国戚。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百姓忽然间失去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并且从自由民沦为农奴，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人在冬天的荒野上痛哭无告。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统治者可以随意侵占百姓的子女财产，经常突然间把百姓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放牧牲畜。
元统治者把帝国臣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为他们提供全部税源的中原百姓被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统治者眼中，百姓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生命财产没有任何保障，杀死一个中原百姓只需要缴纳一头毛驴的价钱。政府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甲主就是这二十家的奴隶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财产他更可以随意霸占。除此之外，元政府还严厉规定：禁止中原百姓打猎，禁止中原百姓学习拳击武术，禁止中原百姓持有兵器，禁止中原百姓集会拜神，禁止中原百姓赶集做买卖，禁止中原百姓夜间走路。总之中原百姓简直就不被当人看，待遇连负重的动物都不如。
元政府的野蛮统治，激起中原百姓风起云涌的抗暴斗争。元帝国统治中原期间，农民暴动的次数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要多。帝国到处都是战场。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经常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到处发生人吃人的惨剧。1345年，黄河又在铜瓦厢决口，向西南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家可归的流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最终酿成排山倒海的红巾军大起义。
红巾军大起义是在"白莲教"的旗帜下有准备有组织地策动起来的。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源于5世纪的"净土宗"，倡导光明善良，反对黑暗邪恶，认为忍让向善，行为明明白白的人死后会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坐在莲台上享受芸芸众生的礼拜。元帝国前期，白莲教因有反抗暴政的宗旨，被元政府禁止在帝国内部传播。到了帝国后期，元政府被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搞得焦头烂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才对白莲教解禁。农民志士积极利用白莲教做幌子，在百姓中进行反抗统治者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元政府禁止百姓集会串连，现在用宗教传播做掩护，就可以避开政府的禁令，使分散的农民抗暴活动走向联合集中成为可能。
在白莲教的诸多传教士中，有两位教主的活动对起义的影响最大，他们是韩山童和彭莹玉。韩山童主要活动在黄淮地区，建立了从事起义准备工作的领导核心，得力助手有后来成为红巾军起义领袖的刘福通和罗方素、王显忠等人;彭莹玉主要活动在江淮地区，没有成立领导核心，主要从事反元的鼓动和宣传工作。韩山童宣称"白莲花开，明王出世，弥勒降生"。明王就是白莲教主，也就是韩山童自己，意思是自己将成为农民的主人。这三句谒语在一贯迷信的百姓中有很强的号召力，各地白莲教会纷纷成立，信徒成千上万。
正当农民抗暴活动排山倒海兴起之际，元政府却在决策上出现了一个大的失误，即引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1351年1月，征调十七万民工，用五个月的时间把铜瓦厢决口堵住，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这本是一项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鼎沸的年月里，把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迫征调集中到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任由他们向四方流散，为农民集众抗暴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韩山童、刘福通等起义志士充分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在民工中煽动反元情绪，培植起义骨干。刘福通命他的教徒刻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刻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时，群情鼎沸，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认为统治者的气数已到了尽头，元帝国的灭亡指日可待，纷纷摩拳擦掌准备讨还血债。韩山童、刘福通发现民众反叛情绪已被有效地调动起来，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就在5月8日这一天在颍州白鹿庄杀白马举起义旗，公开打出反元旗帜，在民工中发展队伍，队伍一律用红巾裹头，称为"红巾军"。工程完毕后，除少部分民工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起义的主力。红巾军最先攻下颍州，把颍州的统治阶层无论老幼全部杀死，接着分兵四出攻击邻近的州县，各地农民纷纷起兵响应。元政府派军镇压，但挡不住红巾军的攻势，百姓的愤怒情绪像火山爆发一样，一发不可收拾。1355年，红巾军攻下亳州，在那里建立政权。这时白莲教主韩山童已死，刘福通迎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国号"韩宋"，刘福通被任命为帝国宰相。1357年，刘福通统率红巾军攻陷中原军事重镇开封，把首都迁到那里。这时韩宋帝国已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拥有十万战斗兵员，整个中原进入掌握。
在江淮地区，没有像治理黄河那样的机会来集合民众，白莲教徒便采取另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联络民众暴动。在元帝国境内，百姓在"甲主"的严密监视下，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逐户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于是白莲教徒恳请"甲主"准许他们向各家分送像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百姓为大汗祈福。"甲主"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8月15日杀鞑子"的纸条，百姓准备停当，当晚夜半，所有的"甲主"和他的家族都死在棍棒之下，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在石阶上，脑浆迸裂，做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也死在乱刀之下，惨相不忍卒睹。百姓的报复是血腥残酷的，统治者的后裔开始为先辈的屠杀和暴政付出惨重代价。
江淮流域的红巾军主力集结在布商徐寿辉的旗帜之下。徐寿辉是湖北浠水人，在彭莹玉、邹普胜等白莲教徒的拥立下在蕲州起兵，先攻克蕲州、黄州，占领浠水后在故乡称帝，建立天完帝国。后分兵四出征讨，占领长江中游，并派军进入江南。1356年，天完帝国的宰相倪文俊攻占武昌，徐寿辉把都城迁到那里。1357年，徐寿辉派大将明玉珍出征四川，占领了川蜀全境和云南的广大地区。
1352年，安徽凤阳的卖卜人郭子兴也在濠州集众起兵反元，也称自己的军队为红巾军，接受韩宋帝国的领导，在皖南、渐东攻城掠地，兵锋直指江苏。郭子兴死后，大将朱元璋统领其部众挥师东进，于1356年攻下南京，并以南京为根据地四出征讨，成为江南最大的武装割据力量。
除了红巾军外，盐贩张士诚于1353年在江苏高邮集众暴动，攻占江苏全境，另一位盐贩方国珍则把浙江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黄河以南的蒙古统治呈现土崩瓦解的迹象。
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自颍州举义后，一直领兵在最前方同元帝国的主力部队浴血奋战。他于攻陷开封作为首都后，分兵三路发动总攻。东路由大将毛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李喜喜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破头潘率领，攻开平。东路兵团前期进军顺利，一举攻占了山东省省会济南，把山东省元帝国的势力一扫而光，然后兵锋直指大都，一直挺进到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元帝国第十八任大汗妥欢帖睦尔手足无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跋太平坚持固守。东路兵团见攻击不能得手，孤军不能久留，只好返回山东，最后被尾追而至的元军主力击溃。西路兵团深入关中后，因孤军深入后无援兵，在元帝国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战败溃散，漏网的部众被天完帝国的大将明玉珍收编。只有北路兵团取得了较大的战果，该军一路穿过山西，沿途摧毁元帝国的所有抵抗，攻陷帝国的上都开平。开平距作为首都的大都只二百五十公里，理所当然成为西路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在大都先行把大汗擒获，把元帝国的心脏摘除。不知什么原因，北路兵团没有这样做，却向与战略重心没多大关系的更遥远的东方进军，攻陷辽阳，进入高丽国王。高丽兵团不能抵抗，只好向北路兵团投降。遗憾的是，这只所向无敌的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远征和一连串胜利，头脑已经发昏，军纪空前败坏，引起高丽人民极大的痛恨。高丽国王充分利用农民军的弱点，有计划地出动大批美女，跟农民将士交往缠绵，男子则乘机把他们的战马和武器藏匿。一切准备妥当后，高丽军民发动突如其来的反击，被高丽女人淘空了身子的农民军不能抵抗，在温柔乡里引颈受戮，关先生也身首异处。只剩下万余人转战脱险，逃回中原，意料中地掉进元军设置的陷阱，全军覆没。
韩宋帝国三路出征，把自己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元军乘机发动反攻，韩宋帝国的首都开封在血腥中陷落。刘福通保护小明王韩林儿突出重围，千里转战到安丰，在那里招集残余部众继续抗击元军。1363年，韩宋帝国雪上加霜，遭到另一位变民首领张士诚的反噬袭击，宰相刘福通战死沙场，帝国的支柱倒塌了，余部出奔滁州，在张士诚的追击下不能支持，应朱元璋的邀请前往南京。这个昨天的部将、今天的暴发户没有胸怀容纳旧日的恩主，密令奉迎的军队在瓜步镇把韩林儿推入长江溺死，对外则诡称小明王失足落水，看上去一切都顺理成章。韩宋帝国自此寿终正寝，这个率先举义的农民政权，在变民集团中第一个走向灭亡，但它在最前方挡住了元军的主力部队，把元帝国的墙基掏空，使其他的变民集团在它的卵翼下有机会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为元帝国的最后覆亡创造了条件。
当北方的红巾军全军覆没之际，南方的红巾军政权也进入了倒计时。建都武昌的天完帝国在帝国的鼎盛时期发生了内乱，皇帝徐寿辉在宦官美女的包围下恣情享乐、不思进取，把当初举义起事的初衷抛到九霄云外，在将士面前日益丧失威信，实权逐渐滑落到宰相倪文俊手中。倪文俊对这个没落帝王不能忍受，阴谋杀掉他，由自己当皇帝，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拥有更大野心的大将陈友谅发动先发制人的政变，杀死倪文俊，坐上了宰相的高位，取得了控制政府的力量。1360年，陈友谅把已成为傀儡的徐寿辉杀掉，自己登上了皇位，改国号为"汉"，建都武昌。陈友谅在内斗中虽然站在胜利的一方，但他的日子也不多了，陈汉帝国和天完帝国相比，力量已严重削弱。盘踞四川的大将明玉珍不承认他的政权，在成都宣布独立，建立明夏帝国，不再服从陈汉帝国的节制。这时暴发起来的朱元璋正在乘胜西进，在陈汉帝国的西部边界鄂东赣北和汉军发生冲突。1364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关系帝国命运的决战，陈友谅的运气太坏，当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时，他从船舱里偶尔探出头来，竟被流箭射死，本来占优势的陈汉兵团不可挽回的失败了。儿子陈理年幼，不能统率他的部队，只好举国向朱元璋投降。
最后站出来收获红巾军的战果，给摇摇欲坠的元帝国最后一击的幸运儿是打着红巾军招牌、实际上与红巾军没多大关联的朱元璋集团。朱元璋在攻陷南京后，头脑忽然开了窍，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把浙皖名士李善长、刘基、宋濂网罗进他的政权，这是他比别的农民领袖的高明之处。朱元璋采纳李善长、刘基的建议，把以报复和掠夺为宗旨的农民军改造成为一支有纪律有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并在战略上做出有利于保存实力和巩固新生政权的调整。当其他变民集团尤其是韩宋帝国在和元军苦斗时，朱元璋却避开元军的打击力量，把作战目标对准中原百姓的其他抗暴力量，夺取他们的地盘，把对方的军队编入自己的队伍，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朱元璋的战略对整个民族革命来说是卑鄙的，但对他的政权是明智的。当其他变民集团在抗击元军的战斗中两败俱伤时，朱元璋的实力却迅速膨胀，为他最后收获胜利果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继1364年灭亡陈汉帝国后，朱元璋又于1367年打败了张士诚和方国珍，把富庶的江浙并入自己的政治版图，自此整个江南进入掌握，取得了和元军争夺中原的优势。朱元璋在溺死韩林儿后，顺理成章地坐上了韩宋帝国的第一把交椅，并于1368年即皇帝位，改称明王朝（白莲教又号称"明教"），定都南京。这时朱元璋才正式面对元帝国，一个被农民军掏空了墙基、力量已今非昔比的虚弱帝国。朱元璋兵团在大将徐达的率领下大举北伐，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轻而易举地把惊魂未定的元统治者赶出了中原。
3.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国
清帝国和元帝国一样，是外族奴役中原的产物。但清帝国的缔造者满人比元政府的政治手段要高明得多，对百姓不是采取简单的高压和排斥政策，而是引诱百姓的上层入朝为官，让他们参与政府分一杯羹，同时用科举制度牢牢地控制汉人知识分子，和汉人共同治理帝国，在不影响满洲贵族政治特权的前提下，对汉人的权益也不做破坏性的践踏，对汉人征收的赋税也不高。因此，汉人在满人统治下并不感到特别难受，这个来自东北苦寒地带的民族，在其统治前期曾一度把帝国带入繁荣的盛世。但好日子不长，专制政体的不治之症--贪污腐败在统治阶级内部无孔不入，以致整个统治阶层都传染上了这种病症，终于把这个强盛进取的帝国推向衰落。在乾隆统治后期，重用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和，一个广大的贪污网在朝野上下迅速建成。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的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工程上的中饱和司法上的冤狱，或干脆赤裸裸地向百姓搜刮摊派。人民的负担一天比一天沉重，等到忍耐超过极限时，本分的农民就被迫奋起抗暴，乾隆后期全国各地的农民暴动呈风起云涌之势。乾隆死后，和被新上台的皇帝逮捕处死，清算他的财产时，总数有白银九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还不包括他家人贪污的庞大数字和挥霍掉的款项。由此可以想见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到何种地步，也可由此窥见帝国的农民所受的压迫是何等的深重，官逼民反、农民起义的悲剧也因此不可避免。
1840年，清帝国和大英帝国因鸦片贸易发生冲突，最终演变成战争。英帝国以两千五百人的军队，侵入面积比它大五十倍、拥有四亿人口的大清帝国，沿途击溃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清帝国兵团的所有抵抗，一路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前锋一直打到南京。已空前腐败的清政府不再做自杀性的无用抵抗，被迫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港口为商埠，英国商品可经此五个港口自由进入内地。对外作战的惨败，把清政府的纸老虎面目无情戳穿，大大地鼓舞了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生不如死的农民，四面八方的民变更如火如荼。
五口通商使外国廉价商品像潮水一样通进国内，使农村的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传统的谋生技能市场日益缩小，靠这些技能为生的农民大批失去工作，不能养家糊口，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例如古代中国的交通全靠人力，机帆船引进后，靠拉纤和撑船为生的人生活就没有着落。在南中原的万山丛中，生产的茶叶全靠茶农用双肩挑往山外的城市，廉价的交通工具采用后，成千上万的挑茶农就会失业破产。尤其是质优价廉的"机布"大量涌入国内，使传统的手工"土布"无法与之竞争，大批靠纺织为生的农民就无以为生。这些失去生计的农民，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国度里，被迫大批加入流民的行列，成为暴动民众无尽的兵源。19世纪50年代，清帝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在南中原的万山丛中爆发了。
洪秀全祖籍广东花县，属于说古汉语的客家人，是一个落魄知识分子。跟当时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他自幼就接受儒家教育，熟读儒书，立志遵循科举程序上进当官。但机械空洞的八股文考试并不能选拔优秀的人才，洪秀全不能代圣贤说些没任何内容的空话套话，往往在文中加进自己的观点，不自主地暴露了自己的独立思想，触犯了八股文的大忌，结果四次科考都名落孙山，连士大夫最低级的"秀才"头衔都没有取得，在家乡被那些侥幸得中的庸才讥笑嘲讽。洪秀全不能承受接二连三的打击，对科考取官之路彻底死了心。在最后一次落榜归来时，洪秀全把所有的儒书付之一炬，恨恨地说："还是让我来开科取士吧！"
洪秀全在最后一次去广东应试时，在街上遇到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后者送给他一本传播基督教的通俗读物《劝世良言》。洪秀全回家后认真地阅读了这本小册子，被耶稣所描绘的天国中的太平景象所陶醉，欣然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成为一个狂热的教士。他创立"拜上帝会"，宣称耶稣并不是上帝的独生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洪秀全，上帝是他的天父，耶稣则是他的天兄，上帝是世间万物和一切神灵的惟一主宰，人们应该只敬拜上帝，不应敬拜祖先、孔子、释迦牟尼和其他邪神，否则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他把家中所供奉的佛教神像和孔子、孟轲的牌位全部捣碎烧毁，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招致卫道之士的群起攻击。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后，积极在家乡开展传教活动以发展信徒。他的工作在早期进展不大，上帝在习惯于崇拜祖先、迷信因果报应的国人中没有多大市场。从1836年到1844年，八年时间只发展了两名信徒：一位是洪秀全的同学，小学教师冯云山--拜上帝会前期的实际策划者和执行者;一位是洪的族弟洪仁玕。洪秀全在家乡看不到前途，就和冯云山一道前往广西省，深入到桂平县紫荆山，向山上那些来自广东的客家烧炭工人传教。烧炭工没有文化，多数人目不识丁，视野狭小，看不到山外的世界，眼光只限于目力所及的狭小区域。这些人的头脑是一片空白，没有被孔子和释迦牟尼所占据，容易接受新鲜的宗教信仰。当洪秀全来到这里时，就像欧洲传教士来到印第安人中间一样，找到了传播宗教的最好市场，因此他的传教工作进展神速，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赢得了成千上万的信徒，尤其是金田村白身地主韦昌辉的加入，使拜上帝会在物力和财力上有了保障。韦昌辉是一个和洪秀全一样科场不如意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拥有两百亩田产，年租谷在万斤以上的中等地主。但韦氏家族世代没有取得功名，在官本位的体制下再富也被人瞧不起，因此韦家在金田村受了不少窝囊气。韦父曾将扬眉吐气的希望寄托在韦昌辉身上，让他通过科举考试走上当官之路，只是他的官运和洪秀全一样不好，每次考试都榜上无名，因此更被当地的乡绅瞧不起。韦昌辉不能忍受这种羞辱，就带领全家加入拜上帝会，意图利用拜上帝会的力量来给自己撑腰打气。韦昌辉对拜上帝会慷慨解囊，用自己的家产来为拜上帝会打造武器，把信徒秘密地武装起来。40年代后期，广西连年发生旱灾，民变蜂起，仅1850年全省就有九支民众抗暴武装，每支都拥有千余人甚至七八千人。省长郑祖琛又是一位有名的赃官，迫使那些不肯参加民变的人也不得不参加。洪秀全看到举大事的时机已经成熟，就把他的信徒集中组织起来成立太平军，于1851年元月在金田村举起了反抗清帝国的大旗。
拜上帝会的组织和斗争策略是斩断教徒的所有退路，对参加者全面控制。洪秀全除通过迷信宣传对会徒进行精神控制之外，还有一整套条规、措施，进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造反之初，他要求入会者"贱售家产"，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卖不掉的旧房屋则放火烧掉。于是，一人参加就要全家参加，互为人质，没有退路，都成为过河卒子。不久之后，每占领一地，就以鸣锣集中"讲道理"的办法，将活着而又没有逃跑的百姓，不论愿不愿意，悉数收编为太平军，也就是实行彻底的裹胁。收编之后，凡是财产没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银子五两以上的，"即是邪心，即为妖魔，其罪极大";超过21日背不出天条，两次无故不听"讲道理"的，都是严重违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无条件服从，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发牢骚说怪话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里开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违反天条、命令的，叫做"变妖"，对以上种种罪名的处治，都是斩首。全面而严厉的控制，使人成为没有家庭财物，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尊严的工具。凡参加拜上帝会的成员都得把家产全部交"公"，教民不允许拥有私有财产。在太平军举事前夕，教民都要烧掉自己的房子，断绝教民所有可能的退路，这样教民就只能跟着拜上帝会向前走，因为他们无家可归。这个办法虽然有点丧失人性，但却有效地防止了没有坚定信仰的民众叛变和动摇。
太平军在起义前期进展缓慢，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被清帝国的地方部队和地主武装围攻追逐，在万山丛中和对手玩猫捉老鼠的把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时太平军没有在艰难曲折的岁月里叛逃和溃散，不是因为拥有坚定的基督教信仰，而是断教民后路的策略起了作用。一直到这一年的九月，太平军才攻克了第一个城市--永安，在那里休整了半年时间，进行急需的政权建设，宣布建立太平天国，成立起义的领导核心。洪秀全被尊为天王，作为太平天国的元首，他的五位杰出助手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也被封为王爵，杨秀清成为仅次于洪秀全的第二号人物，掌握了天国的军政实权。值得一提的是：洪秀全这时已拥有三十六名妻子，他的地盘只有一个县城，腐败的派头却大得很。
太平军在永安宣布立国并建章立制，吸引了清帝国的大部队来围攻它。太平军在永安不能立足，就在次年四月突围北上，攻陷全州，进入湖南，攻长沙失败后绕道北上，于这一年年底攻陷岳阳。在岳阳，太平军从地下掘出17世纪吴三桂所埋藏的巨炮，实力大增。洞庭湖的几千船民也在此加入太平军，为太平天国增添了水上生力军。力量已大为扩充的太平军在1853年初挥师北上，轻而易举地攻陷了湖北省的重镇汉阳和省城武昌，然后顺长江东下，沿途摧毁清帝国军队的所有抵抗，连克长江两岸的重镇九江、安庆、芜湖，最后攻陷江南最大的政治城市南京，并把南京定为国都。
太平军在进攻全州时，南王冯云山不幸阵亡，这是太平天国的最大损失。因为冯云山是天国里惟一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是拜上帝会的灵魂人物，太平天国的章制和进军战略都是他一手制定的。冯云山过早死去，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前进的大方向，在战略上一直陷于被动，即使取得无数次的辉煌胜利也无法走向最后的成功。因为没有正确战略指导的进军只能是盲动和一时的成功。
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即在太平天国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急剧的社会变革，取消大部分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主张男女平等，禁止妇女缠足，禁止男子娶妾，禁止人口买卖，禁止娼妓，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偶像崇拜和崇拜祖先，禁止饮酒，禁止赌博，禁止迷信巫师巫婆，割掉辫子，厉行土地改革，创立天朝田亩制度，收土地为国有，按人口平均授田，创立新历法，废止阴历，改用阳历，力求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大同世界。这一连串的措施，传达了一种理想。清政府对这个跟普通民变不同的新生力量大为恐慌。但这样剧烈的社会变革，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和安定有利的内外环境与之配合。太平天国极度缺乏政治人才，除了洪秀全、韦昌辉等极少数低层知识分子外，占绝大多数的高中层干部都是文盲，对这些改革既不理解也没有热情去推行，因此天国缺少推动变革的技术力量。就是文化水准相对较高的洪、韦两人，政治眼界也相当有限，只知道坐在书房里制定制度，而不知道怎样走出去推行制度。太平天国自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清政府的围攻，对外战争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并且在战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因此天国没有适合变革的外部环境。在这种不利的情势下，太平天国的现代化变革从制定制度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不可能实行，尤其是生活方式的变革措施形同虚设，而这些变革措施又是其中最为进步合理的部分。天国的领导人包括政策制定者洪秀全在内，根本不把这些条律放在眼里，每个权力人物都妻妾成群，结果这些禁欲条律只在普通士兵百姓身上起作用，在整个天国形成各级教主骄奢淫逸，下级教士被迫做苦行僧的可悲景观。至于《天朝田亩制度》，在南京周边的农村被有限地推行，但这种制度的不足之处是不切实际的平均主义，限制了种田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对土地的责任心，使生产力受到损害，制度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不可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洪秀全在进行基督教改革的同时，又继续对清帝国用兵，以巩固新生的农民政权。1853年五月，太平天国派出两支大军北伐，矛头直指帝国首都北京。第一军由大将林凤祥率领，由南京出发，挺进到距天津只十公里的静海县独流镇，引起北京清政府的震动。第二军由大将李开芳率领，由安庆出发，挺进到山东省高唐县。但这两支北伐兵团却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援军，也没有补给供应，很快陷入清军的重重包围。在此情况下，南京曾派出少量的增援兵团北上解围，但救援来得太迟，不但不能解救北伐兵团，自身也掉进了清军精心设置的口袋。1855年，第一军退到河北省阜城县的连镇覆没;第二军退到山东省荏平县的冯官屯覆没。北伐失败，使太平天国推翻清政府、统一中国的希望化为泡影。
太平天国在北伐的同时，为了减轻首都的压力，又派出大军西征，以控制长江中游。长江中游的城镇曾被太平军攻克过，但又很快放弃了。定都南京后，为了确保南京的安全，消除来自上游的威胁，保证首都的物资供应，太平军又重新对中游的城镇用兵。西征军开始进展顺利，长江两岸的军事重镇安庆、九江和武昌再次落入太平军的手中，前锋进入湖南，岳阳继武昌之后再度被攻克。在向湖南纵深进军时，太平军遇上了自己的克星--湘军。
湘军是清政府的一位汉人副部长曾国藩组建的。曾国藩是清帝国统治阶层中最有头脑最有能力也最有远见的官僚，当洪秀全在金田举义时，他正在故乡湖南省湘潭县为他死去的老娘守三年之丧。那时清帝国政府军（八旗兵和绿营兵）腐败至极，不能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咸丰皇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下放军权，授意各地的地主乡绅和汉人地方官组建自己的武装以抗击太平军。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对太平天国破坏那些固有生活方式的行为强烈的反感。他以恢复传统生活方式--他称之为"维护名教"作为政治号召，组织以湖南人为主体的湘军，攻击太平天国，成为太平天国惟一的劲敌。
湘军在出征前期，数量只有区区一万七千多人，和几十万身经百战且没有退路的太平军相比，力量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有两个因素抵消了这一劣势：一是湘军的各级将领都是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没有官职，空怀济世安民的抱负但苦于没有施展能力的舞台，有头脑有远见又没受腐败政府的污染，渴望在战场上展示自己的能力，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们的综合素质比太平军的各级将领要高得多，一般都能很好地胜任自己的职位。二是湘军的统帅曾国藩是清政府内部最杰出的帅才，意志坚韧胸怀宽阔，能够容纳像左宗棠这样公开轻视自己的将才，依其特长分别委以重任，使其在军队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这种优良的品质恰恰是太平军的统帅洪秀全所缺少的。两军对垒，最终都归结到人才的较量，湘军的统帅和将领的素质比他们的对手高得多，从而决定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湘军。
湘军和太平军交手后，把太平军沿着来时的路线往回赶，一直赶到九江并向这座设防坚固的军事重镇发起进攻。战场的主动权控制在湘军手中，西征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逆境。在这关键时刻，太平天国最杰出的统帅石达开率领援军奉洪秀全之命赶往前线，湘军则得不到必须的增援。石达开抓住有利的战机，和湘军水师在鄱阳湖决战，已成了强弩之末且数量处于绝对劣势的湘军战败，被迫向江西撤退。石达开乘胜扩大战果，把武昌至九江沿江两岸的城镇从湘军手中夺过来，并第三次攻克武昌，然后大军进入江西，整个赣北进入掌握，湘军则被压缩在一个狭长的地带，曾国藩也被太平军重重围困于南昌这座孤城，战争的主动权转入太平军手中。
就在湘军败走麦城，曾国藩面临灭顶之灾的紧要关头，他的军事对手洪秀全在关键的时刻帮了他一把，使湘军从低谷中走了出来，重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太平天国从广西起兵到定都南京，只不过短短的四年，领导阶层固然都是杰出的人物，但他们的成功过于迅速，从烧炭工人、贫农转眼间成了帝王将相，作为高层领导人，可以说没有经过严酷的折磨和必需的训练，使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把开邦立国的事业看得过于简单，误认为天下大局已定，可以坐下来享受享受了。当太平军将士在各地浴血奋战之时，呆在南京城高墙深院内的农民领袖们在加速腐化，习惯于他们所反对的堕落生活，而且被权力摆布得发狂。自天王洪秀全至东、北、翼三王，都在南京建造了华丽的王府。天王府设在清帝国两江总督府的原址上，但洪秀全嫌原来的房屋太寒碜，下令全部拆除重建，改建半年才完工，不久失火被烧毁。他不顾清军大兵围困天京，不顾北伐太平军的危急，不管天京天寒地冻，1854年初扩大重建，周围十余里，比现存北京的明、清故宫大了一倍多，而且建筑也华丽得多。东王府则重建了三次，最后落成的王府周长七华里，围墙厚三尺，高二丈，绕围墙走一圈得一个小时。天王府有侍从一千六百二十人，绝大部分都是漂亮女人，主要侍候天王的生活起居，没有几个是办理政事的。洪秀全自住进天王府后，就龟缩在深宫安享荣华富贵，很少出面处理政事，把自己和天国的臣民有效地隔离开来。天王府的大门上居然刻着几行镏金大字："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朝奏方准入，否则雪云中。"雪云中就是杀头的意思，洪秀全把当初举事的初衷抛到九霄云外，进取精神丧失殆尽，就好像他是大一统的和平君主似的。其实太平天国控制的国土面积在最盛时也不到两个省，和幅员辽阔的整个清帝国相比犹有如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
除了生活腐化外，农民领袖还大讲排场，出行时前呼后拥，侍从成百上千。洪秀全乘坐六十四人抬的大轿，东王则乘坐五十六人抬的。六十四人即使肩并肩站在一起也能围成一个直径十多米的圆圈，比当时的任何一条道路和街道都要宽，更何况轿夫要行动自如就必须在人与人之间留下适当的空隙。设计这种轿子的必定是个天才，只是他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军国大事上，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哀。不仅如此，这个倡导绝对平均主义的割据王国，却制定了世界上最为森严的等级制度。东王杨秀清每次出巡，扈从有一千多人，来不及回避的市民和官僚必须恭恭敬敬地跪在道旁，不得仰视，否则当即格杀勿论。东王如此行为，天王就更不用说了。太平天国的国制是绝对禁欲的，禁止娼妓和纳妾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禁欲条款只是针对下层臣民的，农民领袖则不受这些条款的限止，他们不但不禁欲，还恣情纵欲，不择手段地掠夺漂亮女人供其泄欲。洪秀全在深宫尽情纵欲，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六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在天京十三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甚至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太平军败亡时，天王有妻妾八十八人(有说一百零八人)。宫中有横直均八尺的大雕花床，用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而且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诗》叫她们背诵，这些良家女子完全成了他纵欲的工具。洪秀全对女人很暴虐，他还未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生打死"(打得要死)。进了南京后，他在所作的《天父诗》中，反反复复地说，惹他发火就是死罪，他发火就要杀人，众人要一起跪求息怒，"不求莫怪亮(火)连天"。太平天国倡导男女平等，女子也有参加科举考试并进而当官的权利，但太平天国的第一位女状元傅善祥的工作却与国事政事无关，而是做东王的性奴隶，被东王强行夺走了贞操并长期霸占。另一个名叫朱九妹的少女被东王强行招进东王府作抄写文书的女官，没几天就被东王霸占，九妹不能忍受这个羞辱，就在东王的茶水中下了砒霜，事情败露后自己把那杯毒茶喝进肚里。又一个姓李的江宁女子被东王施暴后，对东王恨入骨髓，下决心与其同归于尽，趁东王不注意时用一柄锋利的匕首刺向东王，也是东王命不该绝，适时地转动了一下身子，匕首未能刺中要害，只是左肩受了点轻伤。东王发狂了，把李姓女子点了天灯……
天王洪秀全长年幽居深宫不理政事，由东王杨秀清主掌国政，天国的军政实权逐渐滑落到杨秀清手中。杨秀清看到自己大权在握，天王足不出户，与臣民日渐疏远，遂滋生了取而代之的不臣之心。杨秀清是一个少有的军事奇才，他虽然没读过书，不识字，但他有鬼神莫测的军事谋略，天国的每一个胜仗都凝结着他的智慧。如果说杨秀清在军事上是一个天才的话，他在政治上则是一个白痴。他既然想篡权夺位，就应该和下属搞好关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多施恩惠、少结私仇，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把洪秀全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但杨秀清的所作所为几乎和上面的原则背道而驰，把本应支持自己的力量推到洪秀全那边，彻底地把自己孤立起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洪秀全的五个杰出助手只剩下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人，他们都拥有相当大的军政实权，在臣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杨秀清要想夺洪秀全的至尊之位，最好能争取韦昌辉和石达开的理解和支持，最起码要让二人保持中立，可杨秀清却像着了魔似的，急不可耐地和二人结下了血海深仇。韦昌辉的部属张子朋任意殴打水兵，激起水兵哗变，这事和韦昌辉的关系本不大，可杨秀清却认为关系很大，竟当众把韦昌辉责打了三百军棍。韦昌辉御下无方，部属激变水兵他难辞其咎，但杨秀清的处罚也着实有点过分，更何况二人在级别上是平等的，以对待下属的方式来对待平等的幕僚，除了显示杨秀清的狂妄自大外别无其他益处。和杨秀清下面的行径比起来，这还算不了什么，有一天，韦昌辉的哥哥和杨秀清的妾兄争房子，闹得不可开交，杨的大舅子理屈，可杨秀清仍然怒不可遏，把韦兄绑起来交给韦昌辉发落。韦昌辉觉得此事不好办，就提议把哥哥五马分尸，没想到杨秀清竟欣然应允，韦昌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胞兄被五匹奔马拉成血淋淋的五大块。到了这步田地，除非韦昌辉是一个白痴，否则他对杨秀清的仇恨是任何力量也不能化解的，他会寻找机会向杨秀清讨还血债，并因此不择手段。杨秀清至此还不满足，还要进一步把石达开和天国的其他高级干部也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有一天，杨秀清的一个远房叔叔路过燕王府，碰巧燕王的一个马夫正在王府门口打盹，没有向杨的族叔施礼，杨叔当场把马夫鞭打了两百下。杨叔还不解恨，又把遍体鳞伤的马夫押送到石达开的岳父、主管天国司法的黄玉昆那里，责令黄玉昆严惩该马夫。黄玉昆认为马夫已遭鞭打，不可再罚，杨叔气冲牛斗，当场推翻了黄的案桌，又跑到东王面前告了恶状。杨秀清如果有点政治头脑，就应该息事宁人，并劝其叔叔往后行为要收敛一点，别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树敌于人。可杨秀清认为黄玉昆等人使他没了面子，就把燕王秦日纲打了一百军棍，把黄玉昆打了三百军棍。黄玉昆羞愤之余跳水自杀，被人救起后则削职为民……
杨秀清的一连串倒行逆施，终于把自己推到了火山口上，可杨秀清并不知觉，认为天国已在掌握之中，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在1856年八月公开向洪秀全摊牌，要天王和他调换一下位子。洪秀全表面应允，暗中则传密旨给在外带兵的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三人，请他们火速回京救主。
韦昌辉率先接到密旨，连夜率三千亲兵赶回南京，在秦日纲的配合下把东王府杀了个鸡犬不留，两万多太平军将士身首异处，尸体给丢在秦淮河中，河水染成了红色。从广西出来的太平军先前只死了四千多人，韦昌辉一下子就杀了两万多人，杀戮的惨烈可想而知。随后回京的石达开责备韦昌辉杀人太多，韦昌辉不服，阴谋向石达开下毒手。石达开得到消息，就连夜绾城出逃，韦昌辉逮石达开不着，就把石的家属杀了个精光。韦昌辉杀红了眼，准备向天王下手，下令亲兵围攻天王府，洪秀全反戈一击，把韦昌辉杀死。
石达开回到遍地血腥的天国首都，洪秀全把军政大权委托给他，请他主持国政。经过这次变乱，洪秀全并没从中汲取教训，只是自此不再相信外人，在委石达开以重任的同时，又任命两位草包哥哥洪仁达、洪仁发为安王和福王，名义上是佐理朝政，实际上是监视石达开。石达开不能忍受，就离开总理的岗位，前往前线军中，带领二十万忠于自己的部队另找出路。天国的将士因此为之一空。
经过这次变乱，太平天国被严重地削弱了，如果不是清帝国噩梦连环，因为对国际知识盲然无知的缘故和英法联军爆发了战争，把用于围攻太平军的八旗兵抽调出去对付外国人，太平天国就很可能立即覆亡。对外战争停止后，清政府得以腾出手来对太平天国发起总攻。太平天国在刀光剑影中勉强支撑了几年，但仍免不了覆灭的命运，1864年湘军攻陷了南京，天国的君臣不是战死沙场就是束手就擒。
在最后的日子到来时，天国的疆域还不到一个省，可洪秀全仍在南京一个劲儿地封官，一下子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比历代帝王封王的总和还要多。常用的汉字只有两千多个，有不少字还不能作为称谓，农民领袖识的字本来就不多，能认识两千多个常用汉字的找不出几个。汉字不够用，只好连不体面的"猪""狗""牛""龟"也用上了，于是天国的高级贵族群中出现了"猪王""狗王""牛王"和"龟王"，那些大字不识的农民新贵不但不脸红，相反受宠若惊、趾高气扬。
（三）历史上最大的两次农民起义--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黄巢大起义。
黄巢祖籍山东荷泽，农民出身，青少年时代受过系统的教育，是一位中级知识分子。和当时所有的士子一样，黄巢企图通过科举之路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曾几次去唐帝国首都长安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可每次都榜上无名。唐王朝的科举，几乎全在场外决定。最初大权操在公主亲王之手，士子还可以用文章竞争，所以产生短篇小说。安史兵变后，大权操在宦官之手，这个最没有道德准则的社会群体不是优美的文章打动得了的，士子只有靠毁灭自尊心的谄媚和屈辱才能榜上题名。稍微有点才干和性格的人都不愿向宦官屈膝，黄巢就是其中之一。他既不能适应流行的政治形态，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就是落第而归;但他对政府的腐败情形有深刻的印象，叛逆反抗的思想也因此油然而生。在最后一次落第归来时，黄巢在长安城头上题了一首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对唐政府的不满和轻蔑跃然纸上。黄巢在书本上找不到出路时，便加入了贩卖私盐的行列，这个和政府法律对着干的营生，培养了黄巢的反抗意识和冒险精神，同时结识到不少胆大粗豪的亡命朋友，为他日后揭竿而起创造了条件。
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王朝，李世民大帝曾使饱经苦难的国人成为当时世界上生活质量最高的国民，首都长安也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为世人瞩目。但到了唐帝国后期，那个神话般的国度已成为昨日黄花，贞观、开元时代的美好生活人民只能在梦中享受到，所有的荣华都成为不可思议的古老故事。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兵变使铁板一块的强盛帝国支离破碎，中央权力大为削弱，拥兵自重的武装军阀割据一方，在权力所及的地域自行其是，不服从中央调遣，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唐帝国也成为若干个小国结成的松散联盟，国力急遽地衰落下去，在对外战争中由不可战胜转为被动挨打，国土也因此一天天萎缩。这个积弱不振的中央政府，却由宦官执掌军政大权，那些在权力边缘徘徊的士大夫官员则分成势不两立的牛党和李党，在小朝廷内进行疯狂的内斗。国家暴力决定一切，朝政暗无天日。
处在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和宦官专政的夹缝中过活的农民，其命运的悲惨可想而知。农民在死亡线上苟延残喘，被迫典妻卖子来延续残生。实在走投无路之时，这个最本分的弱势群体就会全家上吊投河，不愿意自杀的则铤而走险，用暴力向官府夺取食物，全国各地的兵变民变也因此如火如荼。868年发生在桂林的庞勋兵变差一点就使唐帝国瓦解，兵变的起因则是司令官的昏噩和贪暴。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这次兵变的起因和经过。
863年春，江苏徐州的武宁军区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派出两千军士前往桂林驻防，防御被唐政府的昏暴边官逼反的南诏王国。政府宣布的是三年为期，期满即行调回。865年冬，三年期满，军区官员遥远地颁下一纸命令，续延一期，声明决不再延，军士们只好在三千公里外的蛮荒异乡再驻屯三年。到了868年，第二期又满，大家高高兴兴准备返乡之际，军区官员又遥远颁下第二纸命令，再续延一年;而一年之后会不会再续延下去，没有人敢肯定回答。他们向军区所作的申诉都像撞到石头上。思乡的士兵除了叛变外，可能十年二十年都不能回去。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回去，推举一位负责管理粮秣的军官庞勋当领袖，攻破军械库，夺取武器，向东挺进，沿途摧毁所有的抵抗，一直打到徐州城下。庞勋对政府的大赦令不予理睬，下令攻城。城垣不久陷落，坚持主张延期的军区参谋长尹戡、训练司令杜璋和后勤司令徐行俭被剖腹挖心;以严苛闻名的节度使崔彦曾被囚禁了一段时间后也被处决。政府征调大军讨伐，但无法取胜，最后求助于李国昌的沙陀兵团才把庞勋击溃。庞勋兵变历时一年零五个月，转战三千公里，双方死伤十多万人，长江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大部残破。庞勋以一千人敢向中央政府挑战并不断获胜，显示政府军已丧失战斗力，这对其他的民变兵变是一个新的鼓舞。
庞勋兵变虽在高压下平息，但政府的胜利只是下一次大规模民变的前奏。不断的兵变民变，政府本该从中得到教训，以谋求改革。可事实恰恰相反，政府坚定地认为：应该得到教训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人民必须接受血的事实，即任何犯上作乱和叛变谋反的行为，一定要受到严厉惩处。
庞勋兵变后，中原连年发生水旱天灾，荒田千里、颗粒无收，到处都是饿死的僵尸。而皇帝的奢侈和官员的贪暴反而变本加厉。人民向官员哀告，好像向猪猡哀告。狭州农民代表晋见州长崔荛，陈诉旱灾严重，请求减赋。崔荛大怒，指着院中一棵树说："你看庭院的树上还长着叶子哩，哪里来的什么旱灾！"下令把代表毒打一顿。尤其使人震惊的是，当蝗虫遮天蔽日，从中原向西蔓延到关中时，不但农作物颗粒无存，连树叶草皮也一扫而光，可长安市长竟向皇帝上奏章说："蝗虫飞到京畿之后，拒绝吃田里的庄稼，都抱着荆棘树，自动饿死。"宰相马上率领文武百官，上殿拜贺，歌颂皇帝英明圣德。在这样一帮寡廉鲜耻又愚蠢无比的官僚政客推动下，唐帝国这驾破旧的马车一日千里地向悬崖奔驰，任何阻挡的尝试一律被政府视为乱臣贼子而给予残酷的惩罚。分散的民变兵变终于在昏君贪官火上浇油式的鼓动下汇合成翻天覆地的农民大起义。
公元874年，滑州所属长垣县农民在饥饿愤怒的逼迫下铤而走险，推举另一个私盐贩子王仙芝当领袖，向官府发动求生和报复式的武装攻击。第二年，黄巢在家乡起兵响应，不出几个月就集结成两支庞大的群众武装。庞勋兵败时藏匿逃亡的残余部属这时也投入行列，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士，很快把这两支乌合之众的农民军训练成劲旅。农民军攻城掠地，同时也杀人越货，对地主富商和政府官员，做无情的凌辱和屠杀，用以回报平日所受的迫害。878年，王仙芝战死，两支武力合并，由黄巢担任统帅。黄巢因读书较多的缘故，比王仙芝有头脑，有一定的政治远见，及时为那支为求生和快意而盲动抢杀的农民军确立了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唐王朝，建立一个人人富足的新王朝。他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用"均平富"的政治口号来吸引饥民加入他的队伍，所以每到一处都有新的力量投入，部队遂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义军的实力得到了迅速的扩充，终于冲破了政府军的围堵，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黄巢适时对唐政府采取进攻态势。
黄巢了解东南地区对中央的重要。长江以北的地区因是安史兵变的主战场，各地都被划为军区，这些军区在战后因实力膨胀到一定程度，超过了中央的控制力量，遂纷纷拥兵自重，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唐政府在那里的权力空间极为狭小。这些军区如果遭到农民军的进攻，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作战，理所当然会拼死抵抗，不像中央军那样不愿为政府卖命而被动应战。因此这些军区就像一个个设防坚固的堡垒一样阻挡义军前进的步伐，农民军如果在中原使用武力，必须逐个攻克这些堡垒，这对力量还不足够强大的农民军来说是不明智的。同时唐政府为了防御来自藩镇的威胁，在中原也针对性地布置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农民军不容易讨到便宜。东南地区则不同，安史兵变没有波及到那里，地方军阀不能借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力量不能跟中央抗衡，中央牢牢地把握了主动权，因此东南地区在安史兵变后成为中央政府的粮食仓库。因为东南较为平静的缘故，中央在那里防守的武装力量较中原地区弱小得多，军队的战斗力也不强（没经受战争的训练）。黄巢针对这个弱点，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绕开设防坚固的据点，兵锋直指江南，他从滑州渡黄河南下，穿过淮河流域大平原，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长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横扫江南，然后进入南岭的万山丛中。黄巢兵团在崇山峻岭中开山凿道七百华里，进入福建，洗劫了沿海的商业港口，然后来到富得流油但防卫像一道纸屏的广州。攻陷广州后，农民兵团的复仇和破坏政策发展到极端，仅西洋侨民，因他们都是富商的缘故，一次就被屠杀了十二万人。黄巢在扫荡江南，摧毁唐政府的粮食仓库后，即回兵北向，向唐帝国发起总攻。880年，黄巢兵团从采石矶渡长江北上，折回藩镇林立的中原。针对藩镇割据的现状，黄巢继续采取避实就虚，集中矛头打击唐帝国中央政府的战略，和各地藩镇武装达成休战的默契，得以从藩镇的缝隙里穿过去。各地军阀只要农民军不威胁到自己的既得利益，也就懒得为唐政府卖命，内心深处甚至还巴不得唐政府失败，搬掉他们称孤道寡的绊脚石。各地藩镇虽然是实际上的独立王国，但只有黑市地位，没有得到法理上的认可。唐政府一旦跨台，他们的地位就合法了，机会到来时还可沿着唐王朝的开山老祖李渊的老路出来平定内乱、收伏群雄，不用担负篡逆的恶名走上一统天下的帝王高位，创立自己的家族王朝。
黄巢兵团在攻克唐帝国设在中原的军事据点东都洛阳后，即折兵西向，进入唐帝国的老巢关中平原，和中央军的主力部队决战。腐败的中央军不是身经百战的农民军的对手，像山崩一样溃退下来，通往帝国首都长安的门户打开了。唐王朝的第二十一任皇帝李儇，带领妃嫔姬妾沿着一百二十五年前爬灰皇帝李隆基逃亡的老路逃到四川成都。黄巢兵团兵不血刃占领长安，不堪唐政府重税压榨的长安市民夹道欢迎农民军，像过节日一样喜气洋洋，他们对农民军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认为好日子马上就会到来。黄巢即位称帝，建立"大齐帝国"。
黄巢虽然当了皇帝，但离统一中原还有相当遥远的一段路程。李姓皇族被赶出了首都，但并没有被消灭，在法理上仍是皇帝。各地藩镇在管辖的领土内自行其是，黄巢不能约束他们，李姓皇帝是他们名义上的主人，黄巢则连这个名分都没有。大齐帝国的领土只有关中平原和洛阳到长安间的一块狭长地段，充其量只是一个力量强大一点的藩镇。因此大齐帝国的当务之急是乘胜追击，不给李姓皇族以喘息之机，从根子上铲除唐王朝的残余势力;然后挥师东向，削平各地藩镇，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最终统一中原。但黄巢并不这样认为，这个不懂地理的半知识分子，天真地认为占领了首都就是占领了全国，大齐帝国就是全国，他就是大一统至高无上的皇帝。他坐上宝座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情地享受当皇帝的滋味，首先把皇宫御藏的美酒佳肴痛饮一顿，然后纵欲一番，然后一觉睡到日上中天，害得早朝的文武百官在金銮殿上毕恭毕敬地站上几个小时，两腿站麻木了还见不到皇上的影子。黄巢把身边的男人全部赶走，只留下宦官宫女侍候自己，在没完没了的奉承话中自我陶醉。在特有的宫廷制度下，黄巢从当皇帝的那一天开始，就陷入千万争宠的宦官与宫女之手，与宫门外世界完全隔绝，创业时代跟干部们那种亲密相依的无间感情化为乌有。皇帝带了个头，那些本应为巩固新生政权浴血疆场的文臣武将，竟也在高墙深院内左搂右抱，日日御女酗酒，沉湎于他们过去所痛恨的纸醉金迷生活。普通士兵则在长安街头杀人越货、争抢美女、任意殴打过往市民，和明火执杖的强盗没什么两样。那些一夜之间发迹的农民暴发户，没有耐心从事艰苦的政权建设，为了省事省心，竟把唐王朝的制度照搬过来。大齐帝国的一切政治措施，几乎全是唐王朝腐败制度的翻版，甚至连最糟糕的宦官政治也继承下来，也把宦官派往各武装部队担任"监军"（防止军事统帅叛变），使在前线作战的将领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战斗力因此大不如前。
黄巢在称帝建立大齐帝国后，本应该及时转换角色，停止报复性的仇杀和绿林好汉式的抢劫掠夺，由政权的破坏者转为政权的建设者，对上流社会人士采取安抚政策，以增强新政权的向心力，最大限度地孤立唐帝国流亡政府。可大齐帝国却倒行逆施，在关中继续执行复仇和破坏政策，不但对地主富商和官僚士子做血腥的杀戮，连没有作恶的体面人士也不放过，中等以上的人家全成为农民军掠夺和凌辱的对象。黄巢和高级将官忙于享乐，不能约束部众，农民兵团的军纪因此受到极度败坏，使长安市民人人自危。那些对唐政府失望至极的无辜百姓，发现新政权的面目比唐政府更加狰狞，转而怀念唐政府的好处来，结果使本应效忠于大齐帝国的臣民转向了唐政府那一边，大齐帝国的处境日益孤立。农民兵团的滥杀和掠夺，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富庶的关中平原成了真正的荒原，粮食供应出了问题，可怕的饥馑在帝国的心脏地区蔓延开来，市民不是逃亡就是饿死，接着农民军也陷入饥饿之中，大齐帝国的将领在饥饿的逼迫下纷纷叛变。
黄巢重用宦官的成果是逼反了对他忠心耿耿的大将朱温。朱温当时镇守河南开封，在前线和唐军苦战，可黄巢派往军中的监军宦官却向他索取巨额贿赂。朱温不答应，宦官就威胁说要去黄巢面前告发朱温叛变，还在军中煽动将士不服从朱温的命令，把健壮骁勇的战士全部选拔出来作为自己的卫队，使军队战斗力大受伤害。朱温多次上奏章向黄巢申诉，可黄巢已陷入宫女和宦官的包围之中，他的一切申诉都被截留，无法到达黄巢面前。朱温在忍无可忍之余，就把监军宦官斩首，向唐王朝投降。唐政府大喜过望，立即任命他当宣武军区节度使。
朱温的叛变揭开了大齐帝国覆亡的序幕。当农民兵团在饥饿中发狂时，唐帝国流亡政府在组织有计划的反攻，唐僖宗李儇再度向沙陀兵团乞援。在庞勋兵变中立下大功的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出兵勤王，已丧失斗志的农民兵团一败再败，长安成了一座孤城。公元883年，黄巢在饥饿和勤王军的夹攻下放弃长安，向东撤退，进入河南时部众损失过半，好不容易退到开封，追兵的压力明显减轻，想停下来休整一下时，昔日的部将朱温又指挥重兵重重围裹上来，给了黄巢最后一击。884年，在朱温的反噬追击之下，黄巢逃亡到山东泰山北的虎狼谷，脖子被一柄利剑刺穿，一说是自杀一说是他杀。
黄巢大起义终于失败，离最后的成功只差一步之遥，击败他的与其说是他的敌人唐政府，还不如说是他自己。唐王朝又一次站在胜利的一方，只是这次胜利的代价太过巨大，把自己的精力消耗殆尽，剩下的日子进入了倒计时。二十年后，黄巢的叛将朱温再度叛变，带兵进入皇宫，对宦官做种族式的大屠杀，皇帝李晔成了他手中的傀儡。第二年，朱温强迫李晔迁都到他控制下的洛阳，到了洛阳后把李晔刺死。公元907年，朱温干脆把唐王朝这块破旧的招牌一脚踹开，自己坐上宝座当皇帝，唐王朝终于灭亡。
再回顾一下李自成大起义。
李自成起义和黄巢起义如出一辙，起义的起因、经过、结局是如此地雷同，以至在叙述李自成起义时很多地方可一笔带过，详情只需参照上面的黄巢起义就成。
李自成起义发生在七百四十年后的明王朝末期。
李自成的出身比黄巢低贱，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贫苦农夫，没进过学堂，大字不识一个，年轻时曾在驿站当过驿卒，因为职业的缘故，马上功夫很了得。16世纪30年代，他的家乡陕西米脂天灾人祸连绵不断，饥饿的乡民把树皮草根吃光后，最后竟挖掘"观音土"来果腹，数天之后腹部下坠而死。一些不愿吃土块的乡民，只好集结起来当强盗。那些稍有积蓄的家庭被抢劫一空，也变成饥饿的群众。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和那些常年不上朝的草包前任相比责任心要强一些，但智商不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强盗问题，只知派军队镇压讨伐。腐败的明政府军队对真正的强盗束手无策，就屠杀不愿当强盗的逃亡乡民，用他们的人头冒功领赏。那些侥幸逃脱的本分流民为了躲避军队的滥杀，只好也投身强盗队伍，结果强盗越来越多。乡民大量逃亡当强盗后，地方户口大减，可贪婪愚蠢的明政府税收不减，甚至为了虚报"政绩"而增加税收。那些逃亡乡民应承担的税收，就落到仍在家乡吃草根树皮辛勤耕种的守土乡民身上，结果把这部分乡民也逼上梁山，加入盗匪的行列，如是灾区遍地皆匪，全国到处民变。
一个政府使人民陷入如此悲惨之境地，实在是不能原谅的罪恶。
李自成从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传奇人物，是腐败的明政府把他逼上了传奇之路。他曾向姓艾的乡绅借过钱，限期到时，在天灾人祸下，他无力偿还。艾家通知米脂县政府把李自成逮捕，拷打后戴上重枷，押到市面上，在毒烈的太阳下示众。艾家更叫他的仆人们在一旁监视，不准李自成的家人给他送饭，目的是要李自成在刑具下活活饿死或晒死，用以威吓其他欠债的穷人。艾家的算盘打得很如意，但他们选错了对象，此办法只能用来对付真正本分的乡民，不能用来对付李自成那样貌似本分的睡狮。看守李自成的狱卒（很可能是李自成的江湖哥们）于心不忍，把李自成移到有树荫的地方，给他一点饮食，艾家仆人们咆哮着上前阻止。李自成悲愤地说："我就是被太阳晒死，也没有关系。"踉跄地仍爬到烈日之下，拒绝吃狱卒们的东西。在旁边围观的李自成的江湖朋友不胜愤怒，在呐喊声中拥上去把重枷打碎，一齐逃到城外一带的树林中，商议如何善后。一直到这时候，他们仍没有跟政府对抗的意思，但县政府已出动军队围剿。李自成等人知道一旦被捕后的结果是什么，于是拿着树枝木棍从树木中一拥而出，平时专横跋扈实则胆小如鼠的军官大吃一惊，从马背上跌下来摔死，军队溃散，弓箭刀枪全被李自成部众掳获。他们有了杀人武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当天夜里进攻米脂县城，很顺利地把县城占领，附近饥民闻风而至，立即集结一千余人，进军富裕的地区。他们在战争中成长壮大，因为怀着过度的悲痛和愤怒，所以每攻陷一个地方，对官僚和乡绅所进行的报复也格外残酷，那个艾姓乡绅和仆人们的结局，一定惨不忍睹。
明政府调集大军围攻李自成部众，政府军的力量比李自成集团要大好几倍，因此李自成早期的日子一直不好过，一直在和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明军苦斗，潼关一战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十八个人脱险，隐姓埋名藏匿于商洛山中。在形势有所好转时，李自成再度出山，但仍然步步艰险，有一次还险些被另一个农民领袖张献忠吞没。在河南，李自成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两位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他，他们是李信和牛金星。
李信所以反叛明政府，是另一类型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他是河南杞县人，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家境富有，属于乡绅阶层，但在遍地饥馑的时候，仁慈而又明智地拿出粮食做救济工作。饥民们对他感恩戴德，互相传扬说："李公子救了我们的命。"当时有一位江湖上卖艺走绳索的美丽女郎，名红娘子，因没有人再看表演的缘故，生路断绝，只得加入饥民的行列，成为一支武装力量的首领。她在一次攻击杞县的战役中把李信掳去，因仰慕他的人品和才学，主动以身相许，并强迫结为婚姻。李信不甘心作流寇，婚后不久就逃了回来。明政府把他逮捕下狱，那些嫉妒他名声的官僚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明知道李信不会有反叛之心，否则他就不会逃回来，那等于是自投罗网。他被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痴心的红娘子攻破县城，把丈夫救出，李信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死心塌地叛乱到底。他劝红娘子投奔李自成，李自成算得上是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的群众首领，不但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还把李信收为自己的智囊。
牛金星也是一个落魄举人，投奔李自成一样有不得已的原因。他的灵魂没有李信高贵，但在人才极度缺乏的农民军中，他的智慧和见识一样光芒闪耀，使李自成眼界大开，因此也被李自成委以重任。
李自成在李信、牛金星的辅佐下，停止报复性的屠杀，把只知盲目攻杀、以掠夺报复为宗旨的农民军改造成一支服务于一定政治目的的正规部队;同时发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号召，以收天下民心。结果李自成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力量茁壮成长，对明政府由被动流窜转入主动进攻，接连攻克军事重镇襄阳和洛阳，然后乘胜攻入西安，在那里建立"大顺"帝国政权。1644年，李自成出师北伐，穿过山西省，明政府的防御力量土崩瓦解，连最著名的九边之一的军事重镇大同都望风归降，农民军几乎没有遇到认真的抵抗就直抵北京城下。李自成于三月十七日到达北京，明政府用以保卫首都、但却五个月不发薪饷的十万防卫部队霎时叛变。十八日夜晚，监视城防的宦官巨头曹化淳（皇帝朱由检最为宠信的权力宦官）大开城门，迎接大顺兵团进城。像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有经过战斗就告陷落。崇祯帝朱由检在十九日清晨去煤山上了吊，死时只有几个小宦官跟着他。
李自成坐上朱由检的宝座，把大顺政府由西安迁到北京。明政府的那些只知贪赃弄权的误国官僚把"忠孝"二字抛在一边，一窝蜂地向新政权投降，跪在李自成面前，歌颂他的英勇无敌，并争先恐后地贡献扫荡明政府残余势力的计策。大顺政府的反应大出他们的意外，农民新贵把他们全部投入监狱苦刑拷打，追缴他们在明政府时代贪污所得的赃款。
大顺政府在陷入狂欢的追赃行动中时，不能冷静下来考虑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大顺政府虽然占领了首都北京，把皇帝赶下了台，但事实上他们只控制了华北的一部分，离统一中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大顺帝国当时仍然强敌环伺，主要的威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明政府的城防军虽然覆没，但明政府的一只最强劲的边防军，由蓟辽兵团司令官吴三桂率领，从他的防地宁远向北京驰援，前锋已抵达距北京一百五十公里的丰润。吴三桂勇武善战，是大顺兵团真正的劲敌。二是北方像巨魔一样兴起的后金汗国对中原虎视眈眈，张开的血盆大口随时准备把华北的任何汉人政权吞没。三是明政府的中央政权虽然垮台，但明政府的残余势力在南京另立新政权，整个南方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积极整军备战以对抗大顺政权。因此大顺政权的处境并不轻松，所面临的情势还相当严重，新政权的当务之际是乘胜追击，把明政府的残余势力扫荡干净，尤其是首先要解决吴三桂这个燃眉之急;同时还要调集重兵防御后金汗国对新政权趁火打劫。要从根子上铲除明政府的武装力量，除了继续使用武力外，能招抚的尽量招抚，促使明政府从内部分崩离析，缩短明政府最后瓦解的时间。最便捷的途径是利用明政府的降臣，只有善待这些降臣才能使他们死心塌地为新政权卖命。如果急功近利向他们追赃派饷，这些人不但不会对新政权效力，相反那些想投降的明臣也会吸取前车之鉴而顽抗到底。
除了李信、宋献策等寥若晨星的智慧人物外，大顺政权的决策人物对当时的情势一无所知，迫不及待地想坐下来享受享受了。他们看不到四周那些虎视眈眈的强敌，因而也看不到明政府降臣的利用价值，急不可待地想在他们身上清算旧账。他们重蹈了9世纪时变民领袖黄巢所犯过的错误，那些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面前，几乎是一霎间就把最初起事时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宦官和宫女包围的皇宫中，李自成无法跟往常一样同他往日的部将生活在一起，最大限度地把自己和臣民隔绝开来。刘宗敏、李过等高级将领则竞相闯入大户人家抢夺美女珍宝;士兵没有将领约束，也在首都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大顺政府虽然为部队制定出了二十一条军规，但进入北京后并没认真执行，军队纪律空前败坏，李信虽然在朝中一再强调军纪，但他一个人的声音太微弱了，引不起大顺政府的重视。才几天工夫，北京市民就对新政权极度失望，从心底诅咒这个强盗政权早一点垮台。
李自成在李信等人的劝说下，终于意识到吴三桂的重要，派人持他父亲吴襄的亲笔信到军前劝他归降。吴三桂给说动了，决心归顺新政权，形势本来对李自成很有利，可大将刘宗敏却让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刘宗敏从进入北京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过美酒和艳妇，除了李自成按指标分给他的宫女外，他还自行去名门望族强抢豪夺，最后居然闯入吴三桂的府中，把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给抢去了。
吴三桂在率军归降大顺政权的途中，得到父亲被拷掠追赃和陈圆圆被刘宗敏抢去的噩耗，当即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掉转方向，回师山海关，同时命士兵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白色丧服，誓言为朱由检报仇。他知道不能两面作战，于是转过脸来，向昨天还是敌人的清帝国投降，请求清帝国派遣军队入关，联合歼灭李自成集团。
李自成亲率大军讨伐吴三桂，两军在山海关前决战。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大顺兵团因被旧王朝腐败遗毒侵蚀的缘故，战斗力大不如前，在阵前讨不到半点便宜。当战斗成胶着状态、两军斗成了强弩之末时，八旗军投入战斗，李自成不能抵抗，像海潮一样溃退下来，并且一溃不可收拾。吴三桂穷追猛打，李自成在北京不能立足，不得不离开那个才坐了一个月的宝座，向西安撤退。这时李自成仍拥有山西、陕西和鄂豫西部的广大地盘，实力依旧很强大，如果李自成听信李信的建议，固守三川，经略河南，联合南明政权以对抗主要的敌人清帝国，大顺帝国仍有东山再起的希望，纵不能迅速统一中原，也可称雄割据一方。但李自成却听信器小易盈的牛金星的谗言，把李信冤杀了，拆毁了大顺帝国最后的一段长城。大顺兵团自此兵败如山倒，丢弃了山西、河南，一直退到西安，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弃城向东南逃亡，在九江掉入了吴三桂的口袋，大顺兵团全军覆没，刘宗敏被吴三桂擒获砍头。李自成率领二十余骑逃往湖北通城，在通过九宫山时遭到当地村民的围攻。曾经力敌万夫的李自成竟变得如此软弱无力，居然被没有任何武功和战斗经验的村民杀死。当噩耗传到李自成的漏网部属耳中时，他们拒绝相信这一事实，因为"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李自成不是几个村民奈何得了的，他们连接近他都不可能，就更不用说杀死他了。如是他们坚信李自成没有死，而是悄悄地离开了现场，去某个寺院作了和尚，准备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就像当初在商洛山里隐居一样。一代枭雄李自成的生命就这样完结了，距他登基当皇帝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四）农民起义若干问题探讨
1.农民起义爆发的条件
（1）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是引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没有哪一次农民起义不是因为政治黑暗和官吏贪暴引发的，政治清明的国家和政府永远也不可能爆发农民起义。农民是本分和没有激情的一个群体，不会因为人权、主权等涉及人性尊严的问题向执政府讨还公道，只有当他们的最基本权利--生命权受到威胁时，他们才会闭上眼睛往深渊中一跳，铤而走险反抗政府。当国家政权的核心是为极少数当权人物的特权服务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就成为被奴役压榨的对象。为了供给权贵人物无止境的挥霍浪费，满足他们的贪欲，各级政府只有增加税收，巧立名目搜括民脂民膏，农民就会不胜负荷。税收和摊派增加到一定程度，农民的主要生计--耕田种地就会成为不能赢利甚至亏本的营生，农民的耕种积极性就会大受伤害，田地会因此大片荒芜，农民的税负能力会大大降低。当苛捐杂税超过农民的支付能力时，农民就会被动抗税，官府自然不能容忍这一现象滋长，会针锋相对地动用合法暴力征税。在暴力威胁下仍然交不起税的农民除了反抗或逃亡外没有别的出路，当反抗逃亡的农民达到一定数量时，农民起义就不可避免。陈胜、黄巢、李自成等农民领袖都是因为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才揭竿而起的，李自成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如果当初姓艾的乡绅不把他铐在太阳下暴晒，如果事后官府不出兵讨伐他们，李自成也许永远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传奇式的农民英雄。
（2）政府管理机器出现薄弱环节是爆发农民起义的必要条件
如果仅仅是农民不堪重负，而政府管理机器仍运转正常，国家统治力量依旧强大有力，饥饿不满的农民也不可能走上起义一途。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不是发生在暴君统治的时代，而是发生在昏君统治的时代。暴君虽然鱼肉百姓、残害生灵，引起人民普遍的不满，但暴君多半是强有力的人物，手中掌握有强大的统治机器，农民虽然痛苦不堪但不敢聚众举义，即使起义也很快被扑灭。如秦始皇嬴政是有名的暴君，对农民横征暴敛，人民自感生不如死，但因嬴政英明勤奋，拥有强大的军队和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农民宁愿选择自杀或劳累而死也不选择造反。只有昏君嬴胡亥即位后，有能力有责任心的官吏被逐出了政府，朝野上下全是阿谀奉迎的庸碌之辈，政府管理机器运转不灵，出现了许多薄弱环节，对人民的统治力量大为削弱，陈胜等人才会在大泽乡行侥幸之事。
（3）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是农民起义的催化剂
很多农民起义的发生都有自然灾害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其中起推动作用。在政治腐败、官吏贪暴的黑暗年代里，如果再发生大面积的水、旱、蝗灾，那些只知贪污弄权不知国计民生为何物的烂污官吏不能担当赈济灾民的重任，大规模的饥馑就会在灾区迅速蔓延。当饥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如果不想活活饿死就只有犯上作乱，用暴力向官府和富户夺取食物。这时若碰上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分散的农民暴力就会集中起来，汇合成威胁政府统治地位的暴力集团，形成冲击政府统治秩序的农民大起义。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都是在旱灾的中心地带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则是黄河水患奉献给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教志士的圣战礼品。
（4）社会上出现大批流民是酝酿农民起义的最好温床
历史上的农民都是安土重迁的，家乡观念浓，除了不得已的原因是不会背井离乡的。农民若不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庭，再英明的组织者也很难鼓动他们抛妻别子从事株连九族的谋反壮举。事实上不少农民在生活不下去时宁可在家乡附近用一根绳子上吊，也没有拿起武器向官府讨活路的胆识。只有社会上出现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时，农民领袖才会大有作为，武装群众也会得到无尽的兵源。下述三种情况容易在社会上造就大批流民：一是大面积自然灾害，人民为了生存而远离家乡土地逃荒乞讨，如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二是政府法律严苛，犯罪的人太多，罪犯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而逃亡，如陈胜、吴广起义;三是社会经济结构转轨，有很多职业被淘汰，靠这些职业为生的人如果得不到政府的妥善安置，就会失业成为流民，如洪秀全起义。
（5）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农民起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即使上面的四个条件都具备，但没有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从事策划、组织和领导工作，农民起义也只会停留在盲目分散的状态，成不了大的气候，对执政府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对历史起不到大的影响作用。如果上述的四个条件不完全具备，但农民领袖的策划组织工作做得很出色，也能策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东汉末年既没有大面积天灾也没有大批量的流民，但张角仍成功地策动了黄巾大起义;咸丰王朝的政治和吏治并没有黑暗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可洪秀全仍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了长达十多年的农民政权，把大半个国家闹得翻天覆地。
2.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
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除了朱元璋取得成功外，其他的农民起义都以最后的失败而告终。农民不能主宰历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有四：
（1）领导集团的忘本变质和高度腐化
这一部分不需要做过多的理论阐述，黄巢在西安，李自成在北京，洪秀全在南京的表现就是最好的样板。农民领袖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既然做出了不好的表率，其他的农民将领就群起效尤，农民士兵也在自家的庭院内打家劫舍，破坏新生的农民政权。农民最大的优点是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最大的弱点是没有远见、缺乏自制力，他们能够忍受起义早期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可一旦处境改善，迫在眉睫的危机一消除，就眼睛发昏看不到未来，更看不到隐藏的危机。他们急不可耐地想放纵一下自己的肉体，那些长年被压抑的天性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各种欲望急剧膨胀。在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和国色天香面前，他们几乎在一霎间便把当初举事的初衷忘得一干二净，沉醉于自己曾经痛恨的堕落生活。假使黄巢在当了皇帝后不被宫娥彩女包围，不委派宦官当监军逼反大将朱温;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不抢走陈圆圆，招惹吴三桂冲冠一怒;洪秀全在定都南京后仍勤于国政，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也许都要重写。
（2）农民领袖御人乏术，导致领导集团的分裂和内耗
任何新兴力量都有两个最致命的危机：一是腐化，完全背弃他们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目标;一是不能团结，发生一连串自斩手足式的内斗。农民政权基于农民与生俱来的弱点，都不能度过这两方面的危机。最致命的是农民领袖大都缺乏御人的胆略和胸怀，不能确立自己在领导集团中不可动摇的威望和地位，不能激励和鞭策部下始终如一地向终极目标不懈地努力;不能阻止部下腐化堕落;如李自成不能阻止刘宗敏强抢陈圆圆，大顺帝国的二十一条军规对大顺兵团不起约束作用;不能团结部属目标一致，如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军自行其是、互不配合，结果被元军队各个击破，洪秀全不能阻止石达开带兵出走;不能预防部将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如太平天国的东、北、翼诸王相互攻杀时，天国的最高领袖洪秀全一筹莫展;不能警醒部将野心膨胀，对自己反戈相向，如天完帝国的农民领袖徐寿辉就死在部将陈友谅手中，天王洪秀全也差一点在东王杨秀清的逼迫下让位;不能防止手握重兵的军阀在形势不利时叛变投敌，如黄巢不能防止朱温投降李唐王朝。所有这些不该发生的故事都是因为农民领袖不能严于律己，没有容人之量，缺乏领导艺术，使自己在下属面前威信扫地，导致形势急转直下才发生的。
（3）没有全局观念，缺乏政治头脑，不注重政权建设
农民领袖在举事之初，往往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只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只停留在报复仇杀和掠夺财富等低层次的斗争水准上，而没有长远的打算。因此农民领袖缺乏政治头脑，不注重政权建设。他们每攻克一个地方，主要的任务是杀富劫财，不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权为己服务，不在征服地征收税赋以供军需，而是靠掠夺来解决后勤供应。掠夺是暂时的，会招致坚强的抵抗;征税则是长期的，只要税负合理，抵抗情绪会相对小得多。所以农民起义除了破坏执政府的统治秩序外，自身并不能替代被摧毁的旧政府，不能长期享用政权果实。极少数农民领袖如黄巢、李自成之辈在读书人的辅佐下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他们立足点不高，不能从总体上把握当时的政治形势。黄巢、李自成当了皇帝后，事实上只控制了部分地区，可他们都自认为控制了全中原，俨然大一统国家的君主，闭眼不看四周环伺的强敌，不乘胜把这些强敌消灭，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缔造自己的万世基业，过早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结果给对手以喘息之机，使他们重整旗鼓向新生政权反击并赶进了坟墓。农民军的缺乏全局观念，韩宋帝国中路北伐军的出征路线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证，这支农民武装在攻克元帝国的上都开平后，不乘胜南下攻击距离才二百五十公里的帝国首都北平，反而把进攻矛头指向和总体战略目标没任何关联的遥远的高丽王国，使元帝国躲过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如果当时中路军兵锋南指，和东路北伐军南北夹击大都，元帝国极有可能立即崩溃，韩宋帝国就会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
（4）逞一时之快报复仇杀，不注重收服人心，不能延揽敌方人才为己所用，不明智地和读书人结怨，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全社会的力量为新政权服务
黄巢在占领长安后，对唐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屠杀，把徘徊观望、随时准备投降的唐政府残余势力推上拼死抵抗这一条路，实在是一个大的失策。李自成在北京也没有汲取前车之鉴，对归顺过来的明政府官员动用惨无人道的酷刑追赃派饷，任意掠夺他们的财富，凌辱他们的妻女，硬是把吴三桂这支生力军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为大顺政权培植了一个强劲的克星。太平军打进南京时，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兴许是出于无知和嫉妒两方面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农民政权都仇视读书人，对他们无情地砍杀和侮辱。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专门做官的阶层，但他们的头脑比农民清醒得多，眼光也比农民远大，正可弥补农民身上的不足，是建设和巩固新政权必不可少的力量，因此农民政权应该把这些人吸收进来为新政权效力，和读书人结怨实在是农民领袖极大的不智，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自己。至于农民领袖不能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新政权服务，可以从太平天国对西洋人的态度上看出端倪。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立国，西洋那些基督教国家自然十分兴奋，加上对清政府的恶感，他们都盼望太平天国成功，把太平军当成自己人。1853年，法国大使朵博尔隆到南京晋见洪秀全，意图和太平天国联合起来对抗清政府。这个主动送上门来的橄榄枝对太平天国自然不是一件坏事，可天国的所有领导人物大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对国际局势跟清政府的那些酒肉官员一样地茫然无知，硬生生地把这件好事看成是一件天大的坏事。他们不知道利用外国的援助，而清政府和湘军中的若干将领却觉悟到跟外国人结合的有利影响，于是本来可以帮助太平天国政府的西洋力量倒转过来帮助清政府，使本来一败涂地的清政府最后成了胜利的一方。
3.农民起义的历史后果
（1）动摇执政府的统治基础，冲垮执政府的统治秩序
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多以失败而告终，但造成的历史影响是翻天覆地的。农民起义动摇了执政府的统治基础，削弱了执政府的统治力量，冲垮了执政府的统治秩序，为改朝换代充当急先锋。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倏兴倏灭，但引起全国各地连锁性的民变，最终汇合成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把强大的秦王朝淹没在冲天的火光之中。黄巾大起义使朝纲紊乱的东汉王朝进一步衰弱，失去对全国的控制力量，是军阀割据和国家大分裂的始作俑者。红巾军大起义把元统治者赶出了中原，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残暴奴隶政权。太平天国起义则使满人掌握的军权滑落到汉人手中，结束了满洲贵族独霸政权的时代。黄巢和李自成是最成功的农民领袖，离最后的胜利只有一步之遥，虽然没有成为一统天下的中国皇帝，但唐帝国和明帝国也在他们手中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几乎是紧跟着二人的步伐走向覆亡的墓门。
（2）使激进性的暴力革命替代渐进式的理性社会变革而成为解决民族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导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降低
西方的民族国家通常情况下都是亡于外族的侵略，极少因民族内部的革命而崩溃。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当内部矛盾发展到威胁帝国的立国基础时，执政府往往主动采取温和理性的社会变革来调和阶级矛盾，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益的享有者和代价的付出者，社会的上层和底层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陈述各自的理由和不满，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手段来重新划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调各方的关系，使将要激化起来的内部矛盾缓和下来，政府重新趋于稳定。历史上的中国则不同，政府不积极采取措施来调和社会矛盾，使内部矛盾一步步走向激化直至不可调和，最后只有求助于用内部的鲜血染红的暴力革命来解决社会矛盾。农民起义是暴力革命最主要最经常的表现形式，引发农民起义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冥顽不灵的执政府，但农民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上的中国农民与西方国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忍受限度之内出奇地忍辱负重，从不向迫害他们的暴虐政府争取权益或讨还公道，使执政府感受不到变革的必要;当迫害超越他们的承受限度时，他们也不求助于请愿和游行等推动政府变革的理性举措，而是拿起武器走极端，用暴力反抗政府，这时执政府除了用暴力还击外没有其他办法，因此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频繁的农民起义必然威胁民族的内聚力，使民族内部各成员之间的防范和敌意多于信任和依赖，在民族大家庭里面没有安全感和幸福感，因而对民族的依存感大大降低，民族自豪感和对民族的责任心也会因此大打折扣。
（3）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使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步伐放慢
农民起义在前期大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农民领袖也没有长远的打算，只知逞一时之快报复仇杀和掠夺财富，不知道珍惜社会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农民起义最显著的负面影响是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国家生产凋敝、山河破碎和人口减少，导致社会发展停滞或倒退。农民兵团每攻克一个地方，都免不了要对当地上流社会人士（官吏、富人、读书人）来一次大屠杀和大清洗，并把他们的财富抢劫一空。至于怂恿兵士抢劫普通平民、纵火焚烧民居和随意践踏庄稼，更是农民将领的拿手好戏。农民兵团的兵锋所向，必然引起当地居民大逃亡，使生产延误田地荒芜，大片土地就不能生产粮食，社会经济就会衰退甚至崩溃。上流社会里确然有不少只知贪污弄权的官僚政客和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但也有少数天良未灭泯、智能超人的杰才俊士，如李自成起义中的李信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和国家的希望，把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掉实在是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其危害甚至要延续几世。如果李信不提前投身义军，李自成兵团打进他的家乡时，尽管他挽救过不少贫苦农民的生命，他仍有可能成为不辨是非黑白的农民军的刀下之鬼。下面把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后果简要列举一下：
陈胜、吴广起义和它引发的改朝换代大混战，杀戮的惨重只需看一下曲逆这座城市的户口数就可想象。曲逆在秦王朝时的户口数是三万，到了公元前200年（西汉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只剩下五千户，人口减少了六分之五。曲逆还是当时的秦国保存得最完好的城市之一。刘邦反攻匈奴失败，从白登逃到曲逆时，赞扬曲逆城市的伟大说："雄壮啊！我到过很多地方，只有洛阳和这里最为繁华。"其他城市的破坏程度就不用赘述了。曲逆距主战场中原有一千公里之遥，尚且如此，主战场中原的悲惨程度可以想见。刘邦即位当皇帝的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破坏的惨重不是能够想象的。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和二十年王朝更替战争，给国家带来的伤害远不是二十年能够恢复的。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陕西延安县）、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它引发的军阀混战，使泱泱大国只剩下五百万人，比今天的上海市还要少一半以上，一看这个数字就不用多说了。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混战只持续了十八年，却使全国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全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我们不能想象其间有多少人间惨剧。
黄巢大起义历时十一年，杀戮的凶暴古今皆知，今天的民间仍有"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的村语。黄巢攻陷广州后，把西洋侨民屠杀一空，一次就屠杀了十二万人，情形惨不忍睹。进入长安后，来不及逃走或对黄巢兵团仍存幻想的上流社会人士，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诗人文士无一幸免。黄巢兵团所经之处，农业生产遭到彻底破坏，一向被称为全国心脏的中原地区几乎成为沙漠。一直是文化政治名城、繁华盖世、以牡丹花和美女闻名的洛阳只剩下三五户贫苦人家，举目所及，昼不见炊烟，夜不见灯火。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清帝国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7000万，可以想见太平军的杀戮是何等的残酷。太平军所到之处，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
这些减少的人口，一部分是战死或被屠杀;一部分是因战乱造成的饥馑、瘟疫而饿死、病死。农民起义和它引发的改朝换代型混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循环性的浩劫，每个朝代早期都要花费巨大精力修复上次农民起义造成的伤口，然后是经济发展，然后是官吏贪暴并引发下一次农民起义。这种循环性浩劫的后果是：国人的建设成果永远得不到积累，不能为后代人所利用，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更新，中华文明不能沿着健康理性的轨道前进，中华民族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就像一位西方哲人说的那样：亚细亚文明（中华文明）总是在废墟上重组，然后又在下一次战乱中变成新的废墟，胜利者又在废墟上组建新的文明，新的文明只是被摧毁文明的简单重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当中华文明在循环性的浩劫中停滞不前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却在大踏步地前进，结果中国落伍了。
农民起义在总体上来说是中国的历史悲剧，是民族的内斗，不值得歌颂甚至美化，更不值得提倡和发扬。但这种历史悲剧不能全归咎于农民起义，因为农民起义是政府腐败和官吏贪暴逼出来的，要使农民起义的悲剧在中国不再重演，首先得对中国的传统政治和吏治作痛心疾首的改革，建立真正的清明政治和廉洁政府，从根子上铲除官逼民反的土壤。其次是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勇于用理性的方式向执政府争取权利和讨还公道，敦促执政府做出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改革，而不要一味地隐忍退让、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再走暴力、走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