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鞅变法成功，使处于草昧状态的秦王国跃进为超级强国;王安石变法失败，中国的半壁江山沦入异族之手;戊戌维新失败，中国人失去了一次巨大的机会。历史显示一个定例：在剧烈变动的国际社会里，变法彻底的国家强，变法不彻底的国家乱，保守不变的国家亡。
（一）
公元前361年，一位单薄瘦削的年轻人由东向西跨过了函谷关，向地处西陲的秦王国帝都栎阳走去。
此时的秦王国和三百年前穆公嬴任好在位时的秦国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把那时的秦国比做正午的太阳的话，这时的秦国则是乌云背后的夕阳，连一线美丽的回光返照都感受不到。嬴任好在位期间，任用两位杰出的外族人百里奚和蹇叔整顿内治，又任用他们的儿子训练秦国的军队，征服了邻近的二十多个封国，包括驱使强大的周王朝东迁的犬戎部落，向西开拓疆土二百公里，向东打败了当时已是超级强国的晋王国，把处于草昧时代的秦王国向前推进了几个世纪。嬴任好死时，百里奚和蹇叔都已去世，那些愚蠢至极的继承人竟按照秦王国先前的野蛮习俗把他们的儿子百里孟明等人赶入墓穴，为他们的英雄老爹殉葬，同时遭难的还有出生于本国的三位高级知识分子"车家三良"（车奄息、车仲行、车针虎）。秦王国的人才一下子被剪除罄尽，改革的成果全部付诸东流，秦国一夜间又回到了嬴任好之前的草昧时代。到了两百年后的战国时期，秦王国虽勉强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但无疑是七国之中最为贫穷落后的国家，没有人看出这个蛮荒偏僻的小国有什么前途，能维持现状，不被新兴的魏王国并吞，已算是上等的运气。本世纪初期，魏国大将吴起统率魏兵团渡黄河西征，夺取了秦国河西（陕西省北部）的大片疆土，像泰山压顶一样压在秦王国的头上。秦王国的命运更黯淡了，到了秦孝公嬴渠梁即位时，他面对的已是一个没有任何生机,正在加速走向坟墓的垂死王国。
嬴渠梁是秦王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杰出和出类拔萃的君王，对他的王国和他的家族有强大的责任心，不能容忍他的国家一步步地向着绝望的深渊迈进。他主持的虽然是一个暮气深沉的小国，但他雄心勃勃地想恢复三百年前公元前7世纪时他祖先嬴任好的霸业。要实现这个光辉的梦想谈何容易，秦王国的基础太薄弱了，地理位置偏远不说，能够匡时济世富国强兵的人才在这个远离文明中心的草昧王国是无法找到的，因为这块尚未开化的土壤孕育不出优秀的人才。摆在嬴渠梁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仿照先祖的做法，从国外引进人才。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就发出征求贤能人才的文告，欢迎能使秦王国富强的才智超人之士光临秦国。在那个时代，各国延揽政治人才，犹如二十世纪各国延揽科学人才一样。嬴渠梁确认，人才是国家强大兴旺的决定因素。
招贤文告最先传到和秦王国毗邻的当时世界的超级强国魏王国，在该国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们纷纷束起行囊离开使之备受冷落的母邦，踏上了西去的漫漫天涯路，去寻求实现自我的舞台。前文那位单薄瘦削的年轻人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是来自魏王国的伟大政治家公孙鞅。
公孙鞅本是卫国人，但卫国太小，不能作为施展平生抱负的舞台。他很早就到魏国，在魏国宰相公叔瘗痤手下做事。公叔瘗很了解他，正要向国君魏惠王推荐，不巧却一病不起。魏惠王亲自前去探望，向他询问后事。公叔瘗说："舍人公孙鞅的才能十倍于我，我死之后，请把国政交给他。魏国的前途在他身上。"魏惠王不禁大吃一惊，半晌做声不得。公叔瘗看到惠王那不以为然的表情，又说："大王如果不能委公孙鞅以重任，那么请你把他杀掉，不要让他出境。一旦被别的国家延揽，将成为魏国的第一大患。"惠王告辞出门后，对随行的人说："公叔瘗病势沉重，大脑已经不管事了，竟然教我把国家大权交给一个出身低下又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年轻人，而且一会儿工夫又劝我杀了他，这不是病糊涂了是什么。"大臣魏昂也了解公孙鞅的才能，要求惠王对他破格予以重用。可魏王国的运气太坏，掌舵人只是一个普通庸才，不是一个有过人见识的领袖，对魏昂的意见一笑置之。
正当公孙鞅在魏国陷入绝望的苦境时，嬴渠梁的招贤文告进入了魏国的通衢大街。他没有别的选择，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前往秦王国。
每个人尤其是杰出人物离开母国都有不得已的原因。
嬴渠梁跟公孙鞅促膝长谈，一连谈了三天三夜，公孙鞅那精辟独到的见解使他沉浸在巨大的兴奋当中，连吃饭睡觉都忘到了九霄云外。嬴渠梁对公孙鞅相见恨晚，决定把政治大权交给这个素不相识的外人，命他依照他的计划和步骤，对秦国的军政进行彻底的变革--当时的术语称为"变法"。
公孙鞅深知他的变法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在暮气深沉的秦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阻力，没有国王始终如一的坚定支持，变法要么胎死腹中要么中途夭折。到那时秦王国不但不能强大，还会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当嬴渠梁把变法的提案提交大臣们讨论时，他们死抱着儒家学说"利不十不变法"的信条，反对对秦国进行彻底的变法，只主张在原有的基础上做几处有限的修修补补。公孙鞅告诉嬴渠梁说："对一项学问有怀疑，绝对不能成功。对一件措施怀疑，也绝对不能成功。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必定被世人排斥。高度智慧的见解，往往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成大功的人只跟少数人相谋，不去征求多数人的意见。庸俗的大多数不可共始只可乐成。要国家富强，只有义无反顾进行彻底的变革。"嬴渠梁回答说："我听说成大事者不谋于众，孤陋寡闻的曰夫子才喜欢无谓的争论，我把国政交给你，你放心地去干吧，不要有任何顾虑。"于是这块魏国扔掉的石头，成了秦王国墙角的磐石。公孙鞅开始对秦王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公孙鞅在颁布变法令之前，先把一根十公尺长的木棍立在首都栎阳南门，下令说："把它拿到北门的人，赏黄金十两。"当大家惊疑不定时，他又把赏金提高到五十两。一个好事的青年姑妄把它拿过去，竟然如数得到赏金。这是公孙鞅的第一步，他先要人民信任并尊重政府，政府在得到人民的信任尊重之后才能有令必行。
公孙鞅的改革可归纳为下列十三个主要的具体项目：
1.强迫人民学习最低程度的礼仪。父子兄弟姐妹不准睡在一个炕上，必须分室而居。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步骤。
2.统一度量衡制度。强迫全国使用同一标准的尺寸、升斗、斤两。
3.建立地方政府组织，若干村组成一乡，若干乡组成一县，县直属中央政府。
4.建立社会基层组织。十家编为一组，互相勉励生产和监督行动，一家犯法，其他九家有检举的义务。而检举本组以外的其他犯罪，跟杀敌立功一样有重赏。藏匿犯人者与犯人同罪。
5.强迫每一个国民都要有正当职业，游手好闲的人，包括世袭贵族和富商子弟，如果不能从事正当职业，一律当做奴隶，送到边疆垦荒。
6.用优厚的条件招请移民。不分国籍，凡到秦国从事垦荒的外族人，九年不收田赋，以求人口迅速增长，而人口就是兵源。
7.鼓励生产。人民耕田织布特别好的，积存粮食特别多的，免除他的赋税和劳役。
8.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强迫分居。这是增加生产和人口的手段。
9.人际间争执，必须诉诸法庭裁判，不准私人决斗。私人决斗的，不论有理无理，一律处罚。
10.对敌作战是第一等功勋，受第一等赏赐。
11.废除贵族的世袭特权，必须作战有功才能升迁。贵族的地位虽高，商人的财富虽多，如果没有战功，就不能担任政府官职。
12.废除土地国有制，承认土地归私人所有，允许自由买卖土地，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
13.迁都咸阳，与国民有一个全新的精神面貌相适应，行政中心也应该有一个全新的面貌。
从这十三个项目，可看出秦王国那时还处在半野蛮状态，落后、穷困、封闭、愚昧和一片混乱。也可看出变法的意义不仅是单纯的改变法令规章，不仅是单纯的只改变上层建筑，而是彻底的改变--军事改变，政治改变，政府组织和社会结构改变，风俗习惯改变，甚至道德价值标准和人生观念都要改变。可以想象，在秦王国这样封闭停滞的国家进行这项前所未有且对人民生活有着巨大冲击的剧烈变革，几乎所有的国民，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贫民百姓，都不理解并进而坚决反对。一是改革使贵族丧失了世袭特权，只注重眼前利益而无视千秋大计的官僚政客自然本能地反对损害他们既得利益的变法。他们只要眼前过得舒服，才不管百年之后子孙后代沦为亡国奴。他们没有着眼未来的情操和智商。二是普通国民尽管不满意自己生活的悲惨，但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眼前的生活有太大的变动，尤其是妨碍他们懒散自由的变动。三是拥有巨大智慧能够预见百年兴衰荣辱的大政治家都是很寂寞的，他们的超凡见识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人们看不到他们匡时济世的良苦用心。四是政客的狭隘心胸和愚蠢的嫉妒使他们不能容忍同僚有超越于他们之上的作为。变法令颁布不久，朝野上下到处翻滚着非议朝政的声浪。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太子嬴驷也公开站出来抵制新法时，变法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嬴渠梁不愧是一代天骄，他理解公孙鞅并坚决地支持他，对反对变法的官僚给予无情打击，连皇太子也不例外--他的教师公孙贾和公子虔被处以割鼻和脸上刺字的刑罚，这对皇太子是一个巨大的羞辱。
在嬴渠梁的坚定支持和公孙鞅的英明策划下，秦王国的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只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秦王国魔术般地崛起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对东方的诸侯国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实力比它们要强大百倍。
公元前340年，公孙鞅率领用新法武装起来的秦兵团，发动了决定秦王国千年霸业的复仇战争，向当时最强大的魏王国进攻。号称所向无敌不可战胜的魏兵团不是渴望杀敌立功的秦兵团的对手，因为秦兵团的每个军士为了自身的荣誉和利益而战（他们每杀一个敌人就可进爵一级），不顾生死地努力向前。魏兵团意想不到地大败亏输，连总司令魏昂（曾劝说魏惠王重用公孙鞅）也做了俘虏。魏惠王捶胸说："我懊悔不听公叔瘗的话。"以惠王的平庸和当时对公孙鞅的痛恨，他不可能懊悔失去这个人才，恐怕是懊悔没有杀掉他。魏王国这次受到的打击十分沉重，把吴起辛苦开辟的河西疆土全部丧失给秦国。首都安邑跟秦国只隔一条黄河，失去安全保障，只好向东迁到四百公里外的陪都大梁（河南开封）。魏王国自此失去了一等强国的地位，陷入不可挽回的衰落。
这一战役距公孙鞅公元前359年开始变法，只十九年，秦王国已强大到迫使超级强权的魏王国一蹶不振，割地迁都，这是人类智慧所能做到的最伟大的创举。变法能把一个侏儒变成一个巨人，把一个没落的民族变成一个蓬勃奋发的民族，把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辉煌变法，奠定了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强大民族的基础。这次变法的意义是深远的，没有这次变法，秦王国就不可能强大，更不可能完成统一中原这样的浩大工程。中原将陷于永远的分裂，将永远失去作为世界超级强国的机会。令人痛心的是，这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成功变法，在以后的两千三百年中，各朝也曾多次做过变法的尝试，但结局都是失败的。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两百二十年后汉武帝刘彻采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尊祖复古--至少也要维持现状，主张祖宗的法度不可更改，对任何形式的变革都深恶痛绝。儒家学派申称"利不十，不变法"，也就是说你要变法可以，但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好处，一点坏处也不能有，否则你就得老老实实地遵守祖制。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清楚，世上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法制。生儿育女是件好事，可生产时难免疼痛，产妇甚至会死亡，如果因此拒绝生产，人类就绝种了。其实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哪怕是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就是一种值得推行的进步制度。儒家学派的这种主张等于是不要变法。二是公孙鞅的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个人的结局令人沮丧。丧失既得利益的人类渣滓，对改革的倡导者公孙鞅等人恨入骨髓。公元前338年，英明伟大的嬴渠梁过早地离开人世，他的儿子嬴驷继位。怨声载道的时代落伍者，包括嬴驷的皇家教师公孙贾和嬴虔，像挣脱铁链的疯狗一样乘机反扑，指控公孙鞅谋反，公孙鞅在出逃时被抓获，绑赴咸阳五马分尸，家属全部处斩。儒家学派一直用这个悲惨结局，告诫后世的政治家，万万不可变法。因为儒家拒绝变法，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机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周而复始的残酷内战，给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中华文明不断在血腥中解体，又在废墟上重组，永远得不到提升。
两千二百年后的19世纪，日本帝国效法公孙鞅，实行变法，即著名的"明治维新"。使一个跟当初与秦国同样落后的古老日本，也魔术般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历史显示一个定律：处在巨变的时代，有能力彻底改变的国家强，改变而不彻底的国家乱，拒绝改变的国家则继续没落，直至灭亡。下面再展示两个改变不彻底和拒绝改变的事例。
（二）
历史的车轮运转到1069年，立国一百多年的宋王朝酝酿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变法运动。
这次变法的总设计师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王安石。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这时的宋帝国和公元前4世纪时的秦王国处境差不多，沉重的内忧外患使他高度疲惫，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病夫苟延残喘。首先，宋王朝是靠军队统帅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因此特别担心别的武将也依样画葫芦调转枪口，不断做着随时被兵变推翻的噩梦。这噩梦使宋政府除了努力防止军队叛变外，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为了防止武将发动兵变或拥兵自重，宋政府把武装部队的精锐--"禁军"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而把老弱残兵--"厢军"驻防各地维持地方治安。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率军出征。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领的部众一无所知。战争结束后，统帅把兵权交出，将领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这种军事体制虽有效地防止了"陈桥式兵变"，但极大地伤害了军队的战斗力。一旦发生外族入侵，等驻在首都的国防军赶至千里之外的边界时，敌方已取得了足够的战果，我方的军队则疲惫不堪。由于统帅与将领互不熟悉，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攻击，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尤其致命的是文官担任统帅，让这些胆小怕事的书生指挥腥风血雨的战争，实在是和他们的"勇力"过不去。因此宋帝国在对外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王朝建立初期，和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帝国发生了多次战争，每次都是以宋帝国的失败而告终。1004年，辽帝国大举南征，一路势如破竹，深入五百公里，一直打到距宋帝国首都才一百公里的澶州。宋帝国朝野震动，群臣们除了想到迁都躲避外别无他法，多亏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劝皇帝御驾亲征，在澶州和辽帝国签订"澶渊之盟"，每年向辽帝国进贡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买得暂时苟安，宋帝国才避免了过早沦为亡国奴。当宋王朝惊魂未定想坐下来喘口气时，西北又出现了更大的威胁。1038年，定难军区司令官李元昊被宋帝国对辽战争的丑态所鼓舞，宣布脱离中央，自称西夏帝国皇帝，并对宋帝国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宋帝国对这个小且贫的叛徒的自不量力自然不能容忍，发动大军讨伐。双方的实力是如此悬殊，宋帝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比对方高出百倍，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宋帝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败再败。在每战必败的情势下，宋王朝只好在1044年正式承认西夏独立，并每年向这个不起眼的小国进贡绸缎十三万匹、银币五万两、茶叶二万斤，但为了面子对外宣称是"赏赐"。到了王安石开始变法时，宋帝国已四面楚歌，国土一天天萎缩，四周全是虎视眈眈的强敌，他们的胃口随着宋帝国的衰落而日益加大。其次，宋王朝为了防患行政和军事将领权力过大，特设置一些职能互相重叠的机构，且一个职位委派几个人互相牵制，互相监督，造成政府官员数量急剧膨胀，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对人民的盘剥也越来越残酷，人民的不满也越来越深，表面平静的帝国成了一座冰雪覆盖下的火山，大规模官逼民反的局面已经形成。再次，宋王朝依靠文人治国，自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文人所学的知识仅限于儒家的"四书""五经"，知识面相当狭窄。因此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心胸狭隘、不辨轻重是非，且勇于内斗的劣质，没有能力包揽富国强兵的重任。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合理内核也变得不合时宜，于是这种本来很保守的思想变得更为保守。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作茧自缚、安于现状、固步自封，没有进取精神，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是什么。当宋帝国已大厦将倾时，这些执掌国家政权的文人还意识不到即将来临的危险，或者故意蒙上眼睛，依旧在那里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不休，依旧在那里结党弄权。
情势发展到这个地步，宋王朝已不可能按先前的办法统治下去了，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变法自强，要么坐以待毙。这时帝国的掌舵人是宋王朝的第七任皇帝神宗赵顼，这个生长在深宫的皇帝，属于极少数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选择了变法。1069年，赵顼任命王安石当宰相，变法步入实质性的启动阶段。
王安石的变法是全面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个领域。因为宋帝国百病丛生，必须动大手术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救国家于水火，拯黎民于倒悬。下面我们把变法的重要措施归纳为十项，作一简要叙述。
1.确立预算制度，并控制预算。王安石设立一个"计划部"，自兼部长，对行政管理作合理的改进，严厉制止私人挪用公款，结果每年为国家节省开支百分之四十。
2.建立政府储备粮制度。过去，各行政区向中央政府每年缴纳以一定数额食粮为主的赋税，丰收之年不多缴，歉收之年不能少缴--全靠向贫苦的农民搜括;而且还要千里辗转，运输到首都开封，费用巨大。王安石颁布"均输法"，用货币代替实物纳税，以免去运输上的困难。由各行政区在首都设立仓库，丰年时大量购入，歉年时就可不必强迫搜括农民。
3.建立政府贷款制度。农民最困苦的日子，大都发生在"青黄不接"之时，即稻麦刚生出青苗，还未变黄成熟，农家存粮往往用尽，新粮又未收获，需钱最是孔急。王安石命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他们向地主贷款时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获之后再行归还。因为这项贷款是用田中的青苗作信用保证的，所以称青苗法。
4.清查漏税耕地和整理田赋。官僚地主兼并农民耕地时，往往隐没田籍，不缴纳赋税。王安石对全国耕地加以清查，结果清查出三百六十万亩之多。又颁"方田均税法"，重新评估全国耕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比照交纳赋税。
5.建立平抑物价制度，设立平抑物价机构"市易务"。首先在首都开封施行，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时再行售出。"市易务"这个机构还兼营银行，百姓用金银绸缎或不动产抵押就给予贷款。这是一个经济性的大进步，称"市易法"。
6.建立公平劳役制度。王安石颁"募役法"，规定全国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为国家服劳役的义务。如果申请免除劳役，必须缴纳免役钱，由政府雇人顶替。
7.加强国防军训练，淘汰老弱残兵。宋帝国的国防军，一部集中首都，一部集中边疆，轮流更换，目的是使兵将不相熟悉，防止叛变。这些国防军平时就有八十万人，仅军饷开支就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可是出征作战却不堪一击。王安石强迫老弱退役，废止更戍法，国防军不再轮调，而把他们永久分屯到重要地区，委派专任司令官，平时负责训练，战时带兵出征，使上下互相了解，如臂使指。王安石选拔出宋帝国开国以来第一位统帅人才王韶担任洮河军区司令官，于1073、1074两年之间，收回陷入吐蕃王国二百余年、面积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原故有领土，包括熙州、河州和全部河湟地区，使宋帝国第一次品尝到了那种久违的胜利滋味。
8.更新武器，国防军装备全部现代化。国防部队的腐败，在武器方面尤为严重，不但数量不够，而且大都锈烂。王安石设立中央兵工厂，建造新式武器，淘汰全部落伍装备。
9.建立并加强国民基层组织，集合"管""教""养""卫"于一个称为"保"的单位。王安石颁"保甲法"，规定十个家庭组织一个"保"，五十个家庭组织一个"大保"，五百个家庭组织一个"都保"，守望相助，随时纠察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一家有两个青年时，选出一个充当"保丁"，利用农闲时期集中军训。
10.改进考试科目和学校课程。自唐王朝以后，考试课目主要有二：一是诗赋，一是帖经--即对五经的填空白试法。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跟国家所需要的行政人才毫不相干，但已实行了四百年之久。王安石把它一律取消，改为考试议论文，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校里除教授王安石所著的"三经（诗经、书经、周礼）新议"外，还教授地学、史学、法学、医学和经济学。
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改革是一项伤筋动骨的浩大工程，和公元前4世纪公孙鞅的变法具有同等规模，一旦成功就会使积弱不振的宋帝国从侏儒变成巨人。王安石最引人瞩目的战略是：要在中原传统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更多地注入商品经济的成分，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这在把重农抑商作为立国根基的古代中国不但要有过人的见识，还要有巨大的道德勇气。宋帝国虽然国防力量积弱不振，但经济发展速度却超过先前的任何一个朝代，生产力水准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商品经济也初具规模，甚至发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这时继续采取重农抑商、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国策不但不合时宜，还会极大地减缓经济的发展速度。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有超凡胆识能够预见百年兴衰的政治家，看到了商品经济在宋帝国的发展趋势和对宋帝国的正面影响，因此制定了一套推动商品经济的大政方针，开辟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富国强兵之路。王安石在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增加。这正是时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王安石独具慧眼地施行于11世纪的北宋，真不愧是大智大勇的杰出政治家。王安石早在11世纪就提出由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时的欧洲尚停滞在中世纪的黑洞里），在古代中国推行现代化的改革，比17世纪西方才开始的资本主义化要早六百多年。如果这项改革成功，今天的中国在人类世界历史上的位置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令人痛心疾首的是：王安石的真知灼见不为当时的无聊政客和平民百姓所理解，他就像一个寂寞的智士仁人一样在朝野找不到支持力量。要完成这样浩大的政治工程，改革者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拥有推进改革的无限权力;二是坚定的意志;三是很高的个人声望。后两个要素王安石都具备，大诗人的气质和政治家的胸襟给了他多彩多姿的个人魅力，但恰恰缺少第一个也是至关重要的要素。他的政治后台赵顼虽然大力支持他的改革，但支持力度比秦孝公嬴渠梁对公孙鞅的支持力度要小得多。嬴渠梁敢于把抵制变法的儿子也是帝国继承人施以重惩，赵顼则连把破坏变法的普通官员逐出政府都办不到，只是把他们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由一批反对新法的官员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如变法开始时，中原地区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这样的悲剧性巧合在中国的历史上一再出现），这本是不可避免的天灾，与新法的实施无关;但反对新法的旧党却认为与新法有关。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开封安上门管理员郑侠把饥民流亡的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的母亲高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
王安石遇到的阻力比公孙鞅要强大百倍。公孙鞅的对手只是分散的、没有被腐朽没落思想毒害的个人，反对变法多半出自本能，一旦从理论和事实上加以说服疏导容易转换思想，从新法的反对者变为新法的拥护者。王安石则不同，他的对手是一个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庞大群体，他们不仅从本能上反对新法，而且有一套系统完备的理论作武器，振振有词地把新法的拥护者污为祸国殃民的"小人"，而把自己誉为忠君爱国的"君子"。宋王朝的官僚政客尤其喜欢拉帮结党，有着相同利害关系的权力人物结成一个超越于国家民族利益之外的帮派。他们评判人物的标准不是是非曲直，而是是否属于本帮本派，帮派之内纵坏也好，帮派之外纵好也坏。反对新法的官僚集团被称为"旧党"，少数拥护新法的官员因此被称为"新党"，王安石面临的是整个"旧党"群体的合力对抗。
下面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宋王朝的士大夫官员只讲党性不讲原则。
变法开始后，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代州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发表意见，属于旧党的退休宰相韩琦提出著名的"七项奏折"，声称："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
1.高丽王国早已脱离我大宋，成为辽帝国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
2.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湟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一个目标就是它。
3.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
4.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术。
5.黄河以北州县积极修筑城郭，掘深护城河渠。
6.我们又建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
7.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设立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
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湟地区交给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止人民军事训练。黄河以北州县城池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撤消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消黄河以北三十七个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辽帝国自然心悦口服。"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韩琦反对的恰恰是关系帝国千秋命运的善政;但因为他属于旧党，所以整个旧党对他的奏折报以热烈的欢呼。
宋帝国的内部危机，人人皆知，人人都认为必须改革。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在不损害自己既得利益之下的改革。士大夫反对改革，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更主要的是，改革伤害到他们本身。像预算制度，使国家开支减少百分之四十，则这百分之四十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贪污，他们对新法的不满和愤怒是可以想见的。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地兼并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怒上加怒。像募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担。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自己身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自然更加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宫之中，使赵顼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发出警告：新法祸国殃民，祖宗法度不可更改，使一代明君赵顼的态度发生了悲剧性的动摇。
王安石变法还遇到了来自队伍内部的困惑：新党并非铁板一块，人员良莠不齐，在推行新法的措施和策略上发生了大的偏差，给了旧党攻击的把柄。这是古代中国传统人事制度的恶果。宋王朝的官僚多数是靠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人，官僚集团中只有极少数的政治家，其余都是政客，只有个人的短期利益。王安石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不能从民间去发掘未被污染的政治人才，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只能从政客集团中去挑选自己的同盟军。因此新党的整体素质也就高不到哪里去，里面不可避免地隐藏着投机钻营的机会主义分子。像隶属新党的开封市长蔡京就是一个卑鄙的变节分子。当新法失败旧党掌权时，旧党领袖司马光下令以五天时间为限，撤消"募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仓促，不容易办到，可蔡京却如期完成，以致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等到八年后旧党失势时，蔡京又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新党。后来蔡京官至宰相，把宋帝国推下了万丈深渊。
在一个腐朽没落的社会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总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王安石的变法终于失败。1076年，王安石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而他的前辈公孙鞅却掌权二十多年，因此他来不及全部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变法只开了个头就草草收场。王安石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可不久就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1085年，赵顼去世，冰山倒塌，旧党得势，变法停止，一切恢复原状，甚至比原状更糟。王安石等三十多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物被列为"奸党"，公告全国皆知。
变法不彻底的国家乱，宋帝国自此乱成了一锅粥，各地民变风起云涌。1125年，北方新兴的金帝国乘机向动乱的宋帝国发动进攻。奉命去抵抗的国防军好不容易攀上马鞍，却两手紧抱着马鞍不敢放开，一望见金军旗帜就一哄而散。旧党反对王安石训练国防军，这正是他们胜利的成果。一年后，金帝国攻陷首都开封，把包括皇帝、太上皇在内的全体赵姓皇族三千余人和那些得胜的旧党官僚用一队牛车载往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在四面透风的破烂草屋里啼饥号寒。
（三）
在长达两千一百年的封建专制体制行将结束之际，又上演了一次短命的变法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百日维新"。从字面上可以看出，这次变法只维持了可怜的一百天。
百日维新的总导演是清帝国第十一任君主年仅二十九岁的光绪皇帝，一位历史上少见的悲剧性的英雄帝王;设计师和执行官则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志士。
百日维新的目标是使沉睡不醒的东方睡狮--清帝国现代化，赶超日本成为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军事强国，像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百日维新前的清帝国命运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峻，亡国灭种的乌云在文明古国的上空弥漫翻腾，只剩下一个很小的空隙没有合拢。三年前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号称世界第六大海军强国的清帝国（当时北洋舰队仅巡洋舰就有三艘，注意中国迄今仍没有巡洋舰），竟被屈居第十二位的小国日本在天朝大国的门口击败，曾经显赫一时、作为自强运动结晶、被誉为东方无敌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了辽东半岛，攫取了大清国最优良的旅顺军港，并对旅顺的国人作灭种式的大屠杀，老人妇女儿童无一幸免（只留下三十六个人掩埋尸体）。
北洋舰队的覆没对清政府内部新派官僚集团--"洋务派"是一个尖锐的讽刺。和那些昏聩愚顽、死抱着祖宗法度不放、自认为大清什么都好、连大炮也轰不醒的老官僚相比，洋务派官员还算清醒一些。他们在认定清政府的政治是优秀的前提下，承认西洋人有一点比清廷高明：那就是"舰坚炮利"，西洋人在制造战争武器的"奇技淫巧"方面的确优于国人。因此清帝国要想强大起来并战胜"洋鬼子"，不需要对政治作大的改革，也就是不触动专制体制的内核，只需要花点银子向西洋购买军舰大炮并进而自己学会制造军舰大炮就行了。至于由谁去操纵这些军舰大炮，则是政治体制解决的问题。在古代中国腐朽的人事制度下，自然是那些和权力人物有裙带关系、不学无术的荷花恶少，或者只会贪污行贿溜须拍马迎合上司阴暗心理、让上司感到通体舒泰的投机政客，掌管了这支舰队的指挥权。由这些既无技术勇气又无情操责任心的政客去指挥"无敌舰队"上战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北洋舰队在战争中的丑陋表现用血的事实证明了要想强大，光靠买船买炮不行，必须对阻碍清帝国强大的过时没落的体制进行根本的变革。
大清国战败的代价是惨重的，清政府赔偿白银二亿三千万两（其中三千万两赎辽费，辽东半岛本已割让，沙俄和德国对日本眼红，用战争手段威胁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清政府，日本则向清政府索取三千万两赎金）;台湾和澎湖列岛被霸占。
清政府的战败揭开了蒙在天朝大国头上的最后一块面纱，使它的弱点全部暴露，因而大大地刺激了列强的胃口。他们固然知道清帝国衰弱，但不知道衰弱到这种地步，这对他们是一个新的诱惑。当非洲、土耳其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先后被欧洲瓜分之后，他们认为瓜分清帝国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必须迅速下手，否则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甲午战争至百日维新前的三年，各国在宰割清帝国时争先恐后，就像一群急吼吼饿狼争相撕扯着大清国的肢体。
1859年：德国在天津、汉口划定租界，清帝国自此国内有国，本国主权在租界内不能行使。
1896年：俄国、法国在汉口划定租界;日本在杭州划定租界;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驻军。各国跟着援例，纷纷派军驻扎各地保护各国的利益。
1897年：法国要清政府保证海南岛不割让他国;这是瓜分大清国的信号，各国开始划定在大清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在苏州划定租界。
1898年：德国租借胶州湾，并要清政府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俄国租借辽东半岛（清政府的三千万两赎金投进了黑水河）;英国租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清政府保证两广、云南三省不割让他国;租借就是占领，小的瓜分自此开始。日本在天津、汉口、沙市划定租界。
可以看出，到了百日维新前的1898年，清帝国已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开始受到各国的凌迟酷刑。这个失去了神秘面纱的"天朝大国"，各国对它不再维持应有的礼貌和尊敬，在宰割它时不再作任何化装。像俄国对旅顺、大连，它的舰队突然闯进港口，声称有租借它的必要，就大模大样做军事占领，清政府只好答应。英国对威海卫也是直率提出他们的要求，清政府连犹豫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华夏大地就是在列强张开的血盆大口下苟延残喘。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任何一个有天良的国人都发现，如不立即改革发奋自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将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
被瓜分的危机，终于使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一场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在当时的首都北京爆发。
早在《马关条约》（中日停战协定）签订的那一年（1895），北京正在举行科举考试，集中在北京参加"会试"，来自全国各省的一千多名考生（举人）悲愤交集，推举一位广东省的考生康有为当领袖，领导大家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变法图强。专制政府等级森严，这份请愿书当然到不了光绪手中。次年，康有为已考取了进士，再向光绪上书，光绪仍然没能看到。不过以康有为为首被称为维新党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已掀起政治性的狂飙，发展为激烈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他们和自强运动的当权官员发动的以改良武器为主的洋务运动不同，他们要求清政府在皇帝领导下做彻底的政治变革。
经过皇家教师副宰相兼财政部长翁同龢尚书的推荐，年轻的光绪皇帝发现了这个救亡运动。他在读到康有为所著的《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时，不禁痛哭流涕。这位头脑清晰有着高贵情操的君主，对他的王朝和国家的前途怀着极大的忧虑。他决心领导这次救亡运动，挽大厦之将倾，变法图强！
19世纪的最后三年，也是古历戊戌年，年轻的光绪皇帝接见地位卑微的康有为，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下令变法。从4月23日起至8月5日，一百零三天中，光绪皇帝颁发了下列一连串严厉的诏令，实行明治维新式的变法。
1.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改用议论体裁。
2.设立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各省原有的旧式书院（专门研究儒家的四书五经，教授八股文）一律改为现代化的中学小学，并创办茶丝专科职业学校。
3.满洲兵团全部改用现代化武器，用新法练兵。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团改为警察。
4.撤消叠床架屋的若干中央机构，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
5.选派满洲贵族出国游历考察。
6.改良司法部门，改良刑事诉讼法，改革监狱弊端。
7.命各省出版农业丛书，奖励各种工商发明。
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建议光绪皇帝进行更激烈的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1.建立内阁会议制度，由皇帝召见大臣讨论国事。
2.禁止妇女缠足。
3.请皇帝率先剪去辫子，改穿西服。
4.请迁都上海，摆脱旧势力，在新环境中改革。
5.借巨款六亿元，改良军队，广筑铁路。
可以看出，上面这些改革措施比王安石变法要激烈十倍，遇到的阻力自然也要大十倍。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政治后台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王安石变法都归于惨败，戊戌变法的命运可想而知。康有为不过是一个新进的小官--工程部科长;光绪皇帝虽然在理论上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但他刚刚亲政，实权掌握在他的伯母兼姨母慈禧太后手里，皇帝连一支效忠他的军队也没有，要他们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改革，失败自是命中注定。
和王安石变法一样，稍微有点理性的官僚都知道清帝国必须变法图强，但前提条件是不能伤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项政治措施都是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为之付出代价。变法图强通常都是伤害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为他们利益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对国家民族的伤害之上。丧失既得利益的阶层，很少有光绪皇帝那样的胸怀和境界（只要国家能够富强，我这个皇帝就是不当也在所不惜），他们永远把变法恨入骨髓。
守旧党的势力事实上比维新党强大百倍以上，儒家学派理学巨头宰相徐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连从洋楼前面走过都不肯，坚持"宁可亡国，不可改革"（一国宰相居然说出如此没水准的话，进一步说明中华发族的悲剧是何等深重）。监察御史文祥是满洲人，他向皇帝警告说，维新党的目的只在救国，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见解供给满洲人反对改革的理论依据，他们誓言："宁可把国家送给友邦，也不交给家奴。"家奴指的是汉人。
变法运动在技术上也发生了失误，包括光绪皇帝在内，维新党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他们不先谋求广大群众的觉醒，反而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能控制局势之前，剥夺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树立了太多的政敌，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强敌环伺的孤岛之上。变法很快到了紧急关头，维新党发现自己已站在悬崖边上，依靠理性的手段只能走向失败和死亡，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绝处逢生。光绪皇帝想到了军队，这位没有军权的皇帝开始培养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他亲自接见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并把他破格擢升为副部长。但袁世凯是官场中人物，这类人物只效忠于势力较大的一方。那时中央的军权全部掌握在守旧党领袖直隶总督荣禄手里，而荣禄正率领满洲权贵日夜在慈禧太后身旁哭诉清王朝满洲人的危机和维新党的罪大恶极。当维新党求助袁世凯实行兵谏，用武力推进现代化改革时，袁世凯当面慷慨陈词，要为君王两肋插刀，可一转身却跑到荣禄那里告密说，光绪皇帝将有对慈禧太后不利的突发行动。
那拉兰儿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政变。她从北京东郊六公里外挪用海军经费兴建的豪华盖世的颐和园悄悄返回北京故宫，把光绪皇帝幽禁，下令逮捕维新党。康有为梁启超在英国和日本公使馆的掩护下逃亡海外（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悲剧，中华的民族志士竟然要外国人来保护，类似的悲剧好像没完没了）。六名维新党领袖，包括中国近代伟大的、高贵的思想家之一的谭嗣同，都被以叛逆罪名押往刑场砍头示众，他们的鲜血被成群的愚昧百姓用来制作人血馒头（古时迷信的人用来治痨病的一种药方）。其他维新党人也被贬至蛮荒。
慈禧太后再次掌握了行政大权，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改革，下令一切恢复原状。科举考试仍使用八股文，各古老官署仍恢复设立，司法仍恢复严刑拷打，监狱仍恢复暗无天日。守旧党取得了完全胜利，他们欢声雷动，弹冠相庆，歌颂慈禧太后是满洲民族的救星，亘古以来最英明的女圣。下面是他们胜利的成果：
1899年，英俄两国约定长城以北为俄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日本在厦门、福州划定租界;法国租借广州湾。各国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各国预定的瓜分地区，都已协调妥当，只等动手的信号。中华民族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这时，美国这个新兴的经济强国不愿被排除在瓜分的行列之外，机智地提出了"对华门户开放宣言"，声明应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独立，各国在清应有均等的通商贸易机会。列强因为它可以消除各国在清帝国对抗的紧张形势，先后表示赞成。机于阴错阳差的原因，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华领土暂时免除了被瓜分的噩运。
1900年，奄奄一息又无自知知明的清政府听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谎言，气咻咻地向世界各国宣战。西方世界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把北中国淹没在尸山血海之中。俄国则出兵占领了满洲人的老窝--东北，攫取了面积一百一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大清国领土。
1901年，清政府和列强签订战败和约，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1911年，汉人爆发了武装暴动，推翻了满洲人的统治。先前满洲权贵害怕特权受到任何限制，害怕地位财产受到任何损失，现在连生命也没有保障。清王朝崩溃后，全国陷入了长达四十年的血腥战争，几万万人口死于非命，生产力遭受极大的破坏。
1937年，日军占领了首都南京，屠杀了三十七万手无寸铁的百姓，旅顺的惨剧又一次在中国重演。
1945年，前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俘虏了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和漏网的满洲权贵，把他们押往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在坚硬似铁的冻土上开荒服苦役。这些昔日的皇帝和王公大臣，现在连普通的百姓也当不上，成了最低贱的囚徒。
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光绪皇帝变法成功，清帝国可能不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满洲权贵也会照样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并像英国王室一样受到全体国民的尊敬。
中国人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最为痛心疾首，因为中国失去了一次巨大的机会。如果变法成功，不但可以赶超日本免受外侮，避免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战争，还可最大限度地利用20世纪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如果中国人能够自此正确对待理性的社会变革;如果既得利益阶层能够眼光远大一点，放弃既损害国家民族又给自己留下无穷后患的利益;如果统治者能记住前车之鉴，如果……中国还是有机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