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是可悲又可恨的社会群体,可悲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可恨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道德准则。宦官一旦和权力结合,就会制造人间惨剧;赵高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使强大无比的秦帝国土崩瓦解;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汉、唐王朝就是断送在宦官手里;明王朝的宦官则无孔不入,几乎主宰了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仅人数就达十万人之多。
宦官,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可耻的产物之一。至于宦员专政,则是封建专制体制惹的祸。
宦官起源于农业社会的多妻制度。公元前12世纪,从事农业而奉行多妻制的周部落,从西方渭水流域向东发展,灭掉了位于黄河中游的商王朝,这一兽性的野蛮制度也随着带入中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三千年,直到20世纪,随着帝王制度的消灭才被灭绝。
一个男人拥有数目庞大的妻子群之后,以他一人之力肯定满足不了所有妻子的生理需求。成年男女的性要求乃人之天性,长期且不合理地压抑这种天性无疑违反人性。当妻妾的性要求无法从丈夫那里得到满足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亲近其他男人的欲望。为了防止妻妾的红杏出墙,丈夫们想了很多办法,最有成效的措施就是向女人灌输片面的贞操观,宣扬万恶淫为首,女人如果和丈夫以外的男人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那是女人最大的罪恶,活着时身败名裂,死后要去十八层地狱下油锅。而男人却可以三妻四妾可以去妓院寻花问柳不用承担任何道德压力。这个办法行之有效,但并非对所有的女人都起作用,那些没有受过传统教育的女人有时就不吃这一套。更何况性欲的力量有时很强大,有些人不惜身家性命也要去尝试,俗话说"色胆包天"。所以男人在给妻妾灌输了片面的贞操理论后仍然不十分放心,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把她们像囚犯一样关闭在戒备森严的庭院(皇宫)之中,与外部世界隔绝,永远见不到别的男人。问题是皇宫工作并不能全部由女人担任,像只有男人才能承担的力气活就不是女仆能胜任的。还有去市场采购之类,如仍由女人担任,她们势必要跟外面的男人接触;如由男人担任,他们也势必深入皇宫。这些问题对妻妾成群的丈夫是一桩真正的困扰,最后是周部落那些短寿的酋长解决了这桩困扰。他们想出一种伤天害理的残忍办法:把男人的生殖器阉割,以供差遣,称之为宦官,成为多妻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间最理想的媒介,几乎每一个贵族家庭都有需要,皇宫需要的数量当然更多。一直到10世纪,宋王朝政府下令禁止民间蓄养阉奴,宦官才为皇帝所专有。
在男权社会里,生殖器是男性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世界上几乎没有男人高兴阉割自己,所以宦官的来源只有两种,一是金钱诱惑,一是强迫。即使是金钱诱惑,因为宫廷不接受成年宦官(因为成年人被阉割有很强的仇恨心理,还有残存的性意识),孩子又怎么懂得为钱舍身?而收买孩子父母,对孩子来说仍然是强迫。这是国人最辛酸的一桩悲惨遭遇。
中国古代的宫廷是世界上黑暗的宫廷之一,有它特有的行为标准和运行法则。孩子们被阉割后,即被送入宫廷,永远和父母家乡隔离,像投入羊群的羔羊,无依无靠,无亲无友,随时会被杀死、虐死。如明王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平均每三天就要亲手鞭死一个宦官。孩子们必须忍辱负重,如被大宦官收为养子,在养父培植下,逐渐接近皇帝,触及或掌握权力魔杖,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是极少的,绝大多数宦官都在魔窟中悲惨地死去,没有人为他们申冤或为之洒一滴同情的泪水。孩子一旦被阉割成为宦官,就永远失去了作一个正常人的机会,因为生殖器是一个男人的标志,其价值有时比脑袋还要重要,一个不男不女的人在文明不太发达的社会里是不会得到尊重和认同的。尽管宦官被阉割不是他们本人的过错,他们一样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按理应该像残疾人一样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被人们广泛地同情和关怀。但遗憾的是,当时的国人没有那样的胸怀,人们对宦官不是同情关怀,而是极度地蔑视和奚落。因此,宦官对社会和正常人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心理,一旦掌握权力,就会以百倍的疯狂来报复给他们身心以巨大伤害的社会群体。令人痛心的是,在极权体制的国度里,宦官掌握权力的机会比正常人大得多,因为他们接近最高权力(皇帝)的机会比正常人多。
自儒家学派的所谓"圣人"叔孙通创立复杂繁琐的"朝仪"制度后,皇帝跟他的子民,包括最尊贵的大臣,都隔开了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大臣只能在皇帝上朝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和皇帝说上几句场面话,说心里话和打小报告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因为皇帝和大臣很少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皇帝除了上朝当众处理国事外,其余的时间多半呆在宫廷,宫廷除了皇帝外不允许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自由进出,因此大臣想单独向皇帝陈述自己的意见是很难找到机会的。相比之下,宦官不但能自由出入宫廷,有资格的宦官还能整天围着皇帝打转,有相当多的机会单独向皇帝吹耳边风,把自己的观点和好恶潜移默化为皇帝的观点。这样宦官就有相当多的机会接近权力,对政治施加影响。倘若发生大臣和宦官争权夺利的争斗,宦官所处的位置无疑有利得多。如果皇帝勤劳明智,上朝理政的时间比呆在宫廷的时间长,宦官的影响就小些;如果皇帝懒惰糊涂,大部分时间呆在深宫,宦官的影响就要大得多,这时就极有可能出现宦官专政的情形。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宦官的基本特征:一、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生殖器,不但没有生育能力,还因永远失去了作一个正常人的机会而为社会所不齿。二、宦官没有高深知识,没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因此也就没有高深知识派生出来的匡时济世造福苍生的高贵情操。三、宦官曾因贫穷而被阉割,又备受社会的歧视轻蔑,因此宦官多少都怀有对正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四、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五、宦官没有后代,比正常人相对缺少希望和未来,为非作歹不用担心殃及子孙,所以宦官行为歹毒,作恶不择手段,除非被外力所遏制否则恶行不会自行终止。
综上所述,宦官是一个对社会害处多于益处的群体。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点,造成这种现状不是宦官一方的过错,如果当初不去阉割他们,或在阉割之后社会不再歧视奚落他们,他们的仇恨心理自然会少一些,他们的权力欲也就不会那样强烈,宦官专政的机会也会少一些,即便掌了权对社会的伤害也会轻一些。
因为宦官心灵深处有太多的委屈和不平,他们特别渴望掌握权力,利用权力向社会索取自己失去的东西。宦官由于接近皇帝,很容易从皇帝手中窃取权力,并进而左右政权。宦官专政,这个封建专制的怪胎,在历史上的中国一再地成为事实。
一个王朝一旦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它覆亡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因为宦官既无智慧也无德行独揽行政大权,宦官专政千篇一律地结出两样苦果:一是王朝的解体,导致尸横遍野的改朝换代大混战;一是宦官惨遭灭种式的大屠杀,给国家和宦官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
(一)第一位权势逼人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有势力的宦官是秦王朝的宫廷总管赵高。赵高是始皇帝嬴政的贴身侍从,嬴政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他,因此他是最接近皇帝的人。所幸的是嬴政比较英明勤奋,不那么容易糊弄,赵高很难从他手中窃取权力,对帝国构不成大的危害。可从嬴政死亡的那一刻起,赵高就有机会打开"潘朵拉魔盒"(希腊神话里专门装妖魔鬼怪和不幸种子的一种盒子)了。
嬴政喜欢出巡,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著名的山川,每次出巡赵高都陪侍左右,最后一次出巡归来途中,走到沙丘暴病身亡,死时遗诏命他的长子嬴扶苏继任皇帝。这是赵高最不愿接受的事实,因为嬴扶苏比嬴政还要勤奋明智,一旦他君临天下,他这个贴身侍从注定离权力越来越远。好在嬴扶苏当时不在嬴政身边,正在离沙丘几千公里之遥的上郡监督由大将蒙恬率领、防御北方匈奴的边防部队,这使得赵高有机会施展他的阴谋。他把赌注压在嬴政的幼子、除了玩乐胡闹外不知人生为何物的嬴胡亥身上。嬴胡亥当时正陪侍在嬴政身边,听到赵高有意立他为皇帝时还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他根本没有当皇帝的心理准备。他上面有十三个哥哥,每个都比他精明能干,在长子继承制的法统社会里,皇帝那个位子离他太遥远了,因此他对皇位没抱任何幻想。当赵高把当皇帝的种种好处渲染得天花乱坠时,这个花花公子除了高兴外,还对这个年龄比自己大一倍的玩伴滋生出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赵高又施展利诱威胁之术,竟然使那位对秦王朝忠心耿耿的宰相李斯同意并参与了他的阴谋,篡改了嬴政的遗诏,命嬴胡亥继任帝位,又命嬴扶苏自杀。
嬴胡亥坐上皇帝宝座后,一刻也离不开对他有再造之恩的赵高,不但对他言听计从,还把他引为知己。赵高乘机利用他的信任引导嬴胡亥加速走向堕落。下面是他们两人间的一段精彩对话。
嬴胡亥:"人生在世,不过白驹过隙。我既然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权有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所以我要享尽天下艳福,你以为如何?"
赵高:"这是极聪明的见解,愚蠢的人永远想不到。"
嬴胡亥自此一门心思地玩乐胡闹,没时间过问国家大事,权力遂顺理成章地滑入赵高手中。
赵高教导嬴胡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嬴政的十二个儿子、也是胡亥的哥哥全部砍头示众;又把他的十位如花似玉的姐姐投入杜县监狱,赵高则亲手把她们活活地鞭打致死。死后连尸体也不放过,剥光了衣服陈尸街头,任乡里小儿猥亵凌辱。
赵高教导嬴胡亥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大兴土木,横征暴敛,耗尽国力民财,使之大失民心。国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人心思变,一年不到就激起全国沸腾的民变。
嬴胡亥坐上宝座的第二年,一小队后备边防军在陈胜吴广的率领下于蕲郡大泽乡发动兵变,结果引起各地连锁性的民变,不到一年大半个国家已落于叛乱分子之手,秦帝国的权力所及只剩下最初发迹的关中地区。
当变乱的消息传到中央时,赵高把那些报告不悦耳消息的官员全部投进监狱,并严密地封锁消息,不让嬴胡亥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有一次嬴胡亥从一个宫女口中听到国民在造反,就问赵高有无此事。赵高回答说:"是有一些小小的骚动,但都是些癣疥之疾,是少数游手好闲之徒打劫商旅,偷鸡摸狗而已。地方官员搜捕进剿,皇威到处,草匪已全部肃清。"嬴胡亥于是非常高兴。赵高事后查出了那个多嘴的宫女,就找一个罪名把她处决。结果民变在赵高的保护下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
赵高并非有意保护民变,他没有那样的情操,而是他没有能力来应付,又对民变的后果估计不足,认为变民成不了大的气候。他是一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明于人而暗于事的邪恶政客,自然对全国沸腾的民变束手无策,又惧怕他人在战场上立功而受到重用,使自己的权力缩小,于是采用掩耳盗铃的手法,妄图用纸来包住火,祈求叛乱自生自灭,自己依旧大权独揽。他宁可国破家亡,也不愿失去半点权力,因为权力是他能够为非作歹的前提。
当全国民变蜂拥,秦帝国江山摇摇欲坠之时,赵高仍在蒙住眼睛疯狂地揽权。在精密的设计下,他诬陷开国元勋宰相李斯私通东方的叛徒,把他和他的儿子李由双双送上了腰斩的刑场。李由当时是三川郡守,正在荥阳英勇地抗击叛军,扼住叛军西进的咽喉。在他的英明指挥下,荥阳成了挡在叛军前面的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杀死李由为叛军西进秦帝国的心脏地带--关中,最终推翻秦王朝扫清了障碍。赵高遂当上了宰相,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宦官宰相。为了建立权威,他着手在帝国境内推行彻底的愚民政策,把帝国境内稍微有点思维头脑和见识的臣民铲除净尽,为此特地在一次朝会上把一只鹿呈献给嬴胡亥,并宣称呈献的是一匹马。嬴胡亥虽然昏庸,可是鹿是马还分得清,他说:"明明是一只鹿,怎么说是马呢?"赵高说:"明明是马,怎么说是鹿呢?陛下不相信的话,请问各位大臣。"高级官员们遂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是马,一派认为是鹿,把嬴胡亥也给弄糊涂了,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问题。等到这个事件结束后,认为是鹿的一派官员,不久就陷入证据确凿的谋反案件中,全部被杀,赵高遂完全控制了政府,掌握了百分之百的朝政大权。不过这个政府在赵高的摧残下,已没有几天的权力可操纵了。在这之前赵高已掌握到百分之九十的朝政大权,如果他不去企望那百分之百的权力,不杀害秦帝国的股肱之臣,秦王朝的寿命也许要长得多,他享受权力的日子也会长得多,现在掌握了百分之百的权力,可已没有时间来享用了。赵高这样做是愚是智?我们正常人也许永远也猜不准他的心理动因,他一定有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只是这个理由所包含的智慧成分一定不会很多。有些小事看上去很聪明的人在大事上却愚蠢至极。
秦帝国在民变的燎原烈火中没有倾刻覆亡,全靠它的财政部长(少府)章邯。这个善于用兵的将才,在几个月内就把已打进关中、拥兵数十万的陈胜变民集团消灭,进而又打败了新兴的楚王国,杀死了楚兵团司令项梁。眼看全国的叛乱就要扑灭下去,这时赵高不高兴了,因为章邯的声望已经高过了他。恰好这时章邯在河北巨鹿被楚王国的猛将项羽击败,这虽是一次战役的失利,对秦王朝的帝国政府并没有太大的震动,可足够赵高有计划地揳入。一则是嫉妒章邯的战功,二则是要把民变日炽的责任推到章邯身上,他向嬴胡亥控告章邯纵敌玩寇,养敌自重。嬴胡亥这时已身不由己,要想不相信也不成。这时章邯的秘书长司马欣至首都请求增援,一连三天见不到宰相,正在惊疑时听到这个消息,急忙从小路逃走。赵高果然派人追赶,但还是让他逃脱了。章邯进退失据,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率领身经百战的二十万野战部队向项羽投降。秦帝国的主力兵团自此不复存在,防卫力量成了一道纸屏。当叛军再次挺进关中时,秦政府已集结不到多少兵力。嬴胡亥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最信任的宰相赵高身上,认为只有他才会创造奇迹。嬴胡亥屡次派人召见他,可赵高每次都"卧病"在床。他在内斗中是一等一的高手,对付敌人却一筹莫展,或许他也在床上反思当初杀了些不该杀的人,这些人本来可以保护他多作威作福几天。赵高越是称病,嬴胡亥就越是要召见他,到实在推脱不掉时,赵高决定对手中的傀儡皇帝下毒手。他密令担任咸阳市长的女婿阎乐率兵闯进皇宫,向昔日的恩主举起了屠刀,直到这时嬴胡亥才发现赵高的狰狞和邪恶,但已经迟了,屠刀一挥,那颗愚蠢的人头与躯体永远分开了。
嬴胡亥死后没几天,赵高的脑袋和躯体也分了家。
(二)第一次宦官专政
第一次宦官专政是皇帝和外戚权力斗争的产物。
外戚是皇帝的妻族和母族,因为和皇帝有血亲关系之故,在科举制度尚未确立、裙带关系在官吏任免中起重要作用的时代,大量进入中央和地方政府担任要职。皇帝能力强的时候,外戚是一种助力,如汉武帝刘彻的妻舅卫青在反击匈奴时立了大功;皇帝能力弱的时候,外戚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政权最自然的篡夺人。等到又一个能力强的皇帝继位时,就要收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权力是一个诱人且可爱的东西,尝到了甜头的外戚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交权,于是皇帝和外戚围绕权力的争斗自此展开。中国最早的封建王朝汉王朝,外戚和皇帝的权力斗争贯穿王朝的始终,西汉王朝的江山就是被外戚王莽夺去的。到了东汉王朝,外戚和皇帝的争斗愈演愈烈,最终为宦官专政埋下伏笔。
东汉王朝皇族有一个凑巧且不幸的特征,即皇帝即位时的年龄都很小。除了开国皇帝刘秀跟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只有十八岁,最小的还抱在怀中喂奶,殇帝、少帝、冲帝和质帝还不到十岁就死了,这个现象使外戚主宰政局不可避免。皇帝既然幼小,当母亲的皇太后自然成为权力中心。在儒家学派意识形态和多妻的宫廷制度下,皇后很少跟别的男人接触,仓促间掌握全国最高权力,面临着她必须对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动做最后裁决,她的能力和心理状态都无法适应,犹如赤身露体忽然被抛到街上一样恐慌而孤单,惟一可靠的人物不是朝中大臣,因为她根本不认识他们,而是她平日可以常常见面的家属。她没有选择,只有这些人她才相信能够帮助她解决问题,尤其是父亲和兄长,往往成为她的政治主心骨。
外戚掌握政权后,很快发现了权力的可爱,因为权力可以助他恣情纵欲为所欲为,大大地提升他的生活质量。为了巩固窃取的权力,他们便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中去,让他们担任要职。等到皇帝长大成年开始亲政时,外戚已在政府中布置就绪,皇帝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皇帝跟外戚斗争,必须获得外力支持。没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没有区别。东汉政府第十任皇帝刘缵,九岁时受不了外戚梁冀的傲慢态度,说了一句"跋扈将军",梁冀立刻把他毒死。毒死皇帝这样的天大事件,在朝中居然没有引起任何震荡,可见没有外力支持的皇帝影响是如何有限。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两种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结合,一是跟宦官结合。跟士大夫结合可能性很小,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外戚圈子里的人物。惟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此外别无其他选择。于是皇帝和外戚的斗争就转为外戚和宦官两大邪恶集团的正面交锋。
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在前期互有胜负。一个小皇帝登基,外戚靠女人的力量执掌政权,等到皇帝长大后,和宦官联合从外戚手中夺权,外戚被杀被逐,权力转到宦官和皇帝手中。皇帝死后,又一个小皇帝登基,另一批外戚靠女人掌权,皇帝长大后又联合宦官从外戚手中夺权,把外戚拖往刑场,像杀猪一样杀掉。政权像篮球一样在外戚和宦官手中抢来抢去。东汉王朝第四任皇帝刘肇,跟宦官郑从结合,逼迫外戚窦宪自杀。第六任皇帝刘祜,跟宦官李闰、江京结合,逼迫继窦宪而起的外戚邓骘自杀……最后的胜利者属于宦官集团。
东汉王朝十一任皇帝刘志成年时,外戚梁冀权倾朝野,第十任皇帝刘缵就是被他毒死的,刘志对他更是侧目而视。为了铲除梁冀的势力,刘志跟五个宦官密谋采取行动。他知道面临最大危险,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与谋的宦官之手。在密商大计时,刘志曾把一位名叫单超的宦官咬臂出血,誓言事成后共享富贵,像黑社会的兄弟一样歃血盟誓。刘志和宦官的密谋成功了,梁姓戚族被屠灭种。梁冀的尸骨未寒,刘志便开始大封功臣,把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一齐封为一等侯爵,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汉王朝有一个严厉的规定:非姓刘的人不能封王,对于其他姓氏的臣民,一等侯爵是最高封赏。刘志在封赏宦官时的确舍得下本钱。外戚和宦官的斗争以宦官的最后胜利收场,此后外戚又作了几次反击,甚至不惜联合昔日的敌人士大夫,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宦官牢牢地掌握政府大权。如十二任帝刘宏即位时,母亲窦太后摄政,任命兄长窦武为大将军。窦武联合士大夫谋杀宦官,还没等到动手消息就被泄露出去了。宦官曹节、王甫发兵反击,窦太后成了囚徒,窦武身首异外。宦官十七人封侯。
自此,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员身份出现,仗着跟刘志的咬臂之盟,他们的家族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首长。这些新贵出身跟宦官相同,行为也相同,除了弄权和贪污外,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大的伤害。他们愤怒地转过头同外戚联合,把斗争目标指向宦官。外戚和宦官的斗争自此转为士大夫和宦官的斗争。士大夫反击宦官不仅仅是在皇帝面前告状,而且和外戚组成联合阵线,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流血对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反击,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从159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189年宦官全体被杀,共三十一年。
士大夫跟宦官斗争中,宦官获胜的机会明显要多得多,因为皇帝在他们的掌握之下。十二任皇帝刘宏对宦员的信赖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常指着两个臭名昭著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一个皇帝说出如此没水平的话,刘宏的昏庸也实在有点过分。一个国家由这样的皇帝掌舵,撑船的又是最没责任心和道德水准又低下的宦官集团,帝国的航船自此驶入了礁石丛生的水域,要想不翻船简直是不可能的。
公元166年,宦官一手制造了为期十八年的"党锢"之祸,对知识分子进行了空前的大迫害。二百多名理性尚存、拒绝与宦官合作的士大夫被禁离故乡,褫夺公职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官职。士大夫领袖之一的范滂进监狱时,对前来送行的小儿子说:"我要是教你做坏事吧,坏事毕竟不是人做的:我要是教你做好事吧,你爸爸的结局就是做好事的下场。"这段话今天听起来仍令人心灵滴血。
宦官的胡作非为很快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公元184年,太平道教主张角鼓动几十万信徒武装暴动,全国笼罩在一片血光之中。此时帝国的根基已被宦官淘空,东汉政府既无财力军力又无统帅人才来平息这场暴乱,无奈之余只好饮鸩止渴,乞灵于地方武装对抗"黄巾军"。地方军阀乘机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收编降伏的黄巾,形成割据一方的势力,不再听命于中央政府。黄巾民变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全国军阀割据的局面自此形成,东汉政府已名存实亡,权力所及的范围只有首都洛阳周围的一小块地方。
宦官的胡作非为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公元189年,最后的日子来到了,士大夫领袖之一的禁卫军统领袁绍率领五千名全副武装的禁卫军纵火焚烧宫门,攻入皇宫,对宦官进行了绝种性的大屠杀。无论老幼,无论平常行为如何,统统格杀勿论。可怜那些平日受尽欺凌,还没来得及作恶的小宦官,也不明不白地做了刀下之鬼。
第一次宦官时代就这样在宦官的尸山血海中结束。宦官似乎应该从中吸取血的教训,不再干预超越自己能力的政治,可惜宦官没有接受教训的智商,同样的悲剧一再地在中国历史上重演。
(三)第二次宦官专政
第二次宦官时代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开始,到903年朱温发动宫廷政变结束,历时一百四十九年。
第二次宦官专政是皇帝与地方军阀斗争的产物。
唐王朝是一个有进取精神的王朝。从太宗李世民到玄宗李隆基前期的一百年间,历任皇帝不断开疆拓土,漠北和西域相继归入中原的版图。为了统治新开辟的疆土和对外保持进攻态势,唐王朝在边境地区先后设立了十个军区--藩镇,军区司令官称"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管军事,后来为了提高军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节度使可就近征兵筹饷,逐渐掌握了军区内的财政和行政权力,节度使因此成为军区内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节度使权力的增大有利于保持唐王朝军事力量的强大,不利因素是为节度使积累了对抗中央政府的资本。公元755年,范阳军区节度使安禄山被酒肉宰相杨国忠逼反,率领蕃汉混合兵团十七万人南下,一路势如破竹,东都洛阳首都长安相继失陷,爬灰皇帝李隆基狼狈地逃往四川。他的儿子李亨前往西北五百公里外的宁夏灵武重组中央政府,征召仍然忠于唐王朝的军队讨伐安禄山。经过这次打击后,皇帝对军事将领充满戒心,在任用他们的同时又严加监视,防止他们像安禄山那样叛变。于是发明一种此后几乎遗害一千年的监军制度,派遣宦官出任监军。不但军区设有监军,就是比军区小两三级的军事单位也设有监军。武装部队中遂形成两个系统,一是传统的军事系统,一是可以直达皇帝御座的宦官系统。监军的任务,表面上是协助军事统帅,事实上是在防止叛变。
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下去了,但节度使的力量非但没有削弱,相反还有大幅度的增长,最终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割据的形成,由于安史手下若干当节度使的大将在投降中央政府时,仍握有强大的武装部队和重要据点。大乱之后,皇帝和宰相杯弓蛇影,不敢予以调动,命他们继续担任原职如故,只求表面归顺,维持统一的外貌。这些节度使当然了解这种政治形式,遂乘机取得合法的割据。不但军事、财赋、行政全部垄断,连节度使的职位也父子相承,成为无名有实的独立王国。其他军区也纷纷仿效,加之安史兵变后,全国逐渐都被划做军区,作为对内抗衡和安置军阀的工具,全国藩镇割据的局面因此形成。在这种政治形势下,皇帝更没有理由不防范军事将领,监军宦官的权力也随着节度使力量的增长而增长,最终到了连皇帝也无法收拾的程度,第二次宦官专政因此来临。
因为监军是一个权威的职位,所以宦官拥有极大的权力,军区首长在皇帝眼中的分量和好坏并不在于他的文治武功,而在于监军宦官呈给皇帝的一面之词;一纸密告,就可以使统帅人头落地。中央第一任讨伐安禄山的统帅高仙芝和副统帅封常清,就因为不能满足监军宦官边令诚的勒索,边令诚密告他们通敌谋反,二人遂被双双处斩。继任的统帅哥舒翰也因不能宠络宦官,被宦官诬陷为"养敌自重",结果只好在不该出战时含泪指挥潼关守军作自杀性地出击,意料中地全军覆没,使安禄山侥幸成功。不过最可笑的是,当安禄山攻陷潼关,向长安挺进时,边令诚带着皇宫的钥匙第一个向叛军投降。
监军宦官并不能如所预期地防止统帅叛变,而只会诬陷统帅叛变,或把统帅逼反。扑灭安史兵变的大将仆固怀恩,一门之中为国捐躯的四十六人,女儿也为了国家的和亲政策远嫁到回纥汗国。但他得罪了宦官骆奉先,于是骆奉先密告他谋反。仆固怀恩发觉之后,不愿作高仙芝第二,只好选择叛变才能自存。昭义军区监军宦官刘承恩经常凌辱节度使刘悟,甚至计划绑架他。刘悟在忍无可忍之余逮捕刘承恩,发兵和中央对抗。同华军区节度使周智光索性把监军宦官张志诚杀掉,声明说:"仆固怀恩本来不反,被你们逼反。我本来也不反,今天为你而反。"
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唐王朝呈现中兴气象,藩镇割据的局面有所缓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大大增长,连"河朔四镇"也陆续归附中央。四镇之一的成德军区节度使李宝臣征讨有功,李纯特派敕使宦官马承倩前往慰劳。马承倩临返长安的前夕,李宝臣亲自到旅舍致谢,并送礼物绸缎一百匹。河朔地瘠民贫,搜括不出多少财物,这已是超级重礼了,但马承倩却嫌太少,把礼物抛掷道旁,大骂而去。监军宦员的贪暴和跋扈可见一斑。李宝臣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辱,决心脱离中央。
宦官的暴行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因为昏暴的皇帝坚定地相信他们,于是宦官的暴行不但公开而且合法。凡不能使宦官满足的对象,随时都会发现忽然陷入"谋反"的巨案。虽然大臣们不断向皇帝建议加以约束,但皇帝都听不进去,连本来很英明的唐宪宗李纯也不承认宦官诬陷过大臣。他说:"宦官怎么敢诬陷大臣?即令有什么谗言,当皇帝的也不会听。"还得意洋洋地宣称:"宦官不过是一个家奴,为了方便,差使他们跑腿而已。如果违法乱纪,除掉他们就跟拔掉一根毫毛一样。"李纯夸口后不久,即被宦官陈弘志谋杀,昙花一现的"中兴"也随着李纯的暴死成了昨日黄花,藩镇再度专横割据如故。
唐代宗李适在位时,泾原军区兵变,李适对统军将领疑心更重,于是把禁卫军交给宦官统领,两军司令官也由宦官充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措施,从此禁卫军掌握在宦官手中,形势为之一变。第二次宦官时代与第一次宦官时代也因此有了质的区别。第一次宦官时代宦官的权力来自皇帝。第二次宦官时代宦官的权力前期来自皇帝,后期来自他们统率的禁卫军。从皇帝手中窃取权力的前提条件是皇帝昏庸无能,如果皇帝英明果敢,宦官专政的局面就会成为旧话。权力来自统领的军队情形就不同了,即令皇帝不信任宦官,企图限制他们的权力,但军队若不答应,皇帝也无可奈何。宦官长期统领禁卫军,这支军队事实上成了他的亲军,亲军对统率的支持力又远远大于皇帝和国家,因此皇帝是不可能取得禁卫军的合作的。宦官因有军队的支持,皇帝不但动不了他,他反而可以随时牵制皇帝。因此第二次宦官时代宦官的权力更为广泛且巩固。到了唐王朝的后期,执掌禁卫军的宦官几乎成了实际上的皇帝,真正的皇帝则成了他手中的一个傀儡。
宦官掌握军权之初,对皇帝还存有敬畏,但时间累积下来,宦官在禁卫军中布置成熟,培植下不可动摇的势力之后,力量的天平就会发生有利于宦官的倾斜。宪宗李纯死后,为了继位人选,宦官内部发生火并。右禁卫军司令官梁守谦,把左禁卫军司令官和他打算拥立的亲王李恽一起杀掉,改立太子李恒。这是一个更为不祥的开端,继任皇帝不由前任皇帝决定,而由宦官决定。前任皇帝即使生前决定,他死了之后也要经过宦官集团重新审查。皇帝被杀被立,都身不由主,连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这种现象越演越烈。下面把唐王朝后期的几个皇帝的遭遇逐一列举出来,使我们对第二次宦官时代宦官的巨大权力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十四任帝李纯:805~820年在位,为宦官陈弘志所杀。
十五任帝李恒:820~824年在位,为宦官梁守谦所立。
十六任帝李湛:824~836年在位,为宦官刘克明所杀。
十七任帝李昂:826~840年在位,为宦官王守澄所立,在位期间发生"甘露事变",包括宰相在内的高级官员数千人,被宦官屠杀一空。
十八任帝李炎:840~846年在位,为宦官仇士良所立。
十九任帝李忱:846~859年在位,为宦官马元贽所立。
二十任帝李漼:859~873年在位,为宦官王宗实所立。
二十一任帝李儇:873~888年在位,为宦官刘竹深所立。
二十二任帝李晔:888~900年和901~904年在位,为宦官杨复恭所立。即位后和宰相韦昭度力谋振作,企图限止宦官权力,结果被宦官联合亲信节度使打得东躲西藏,后被宦官刘季述囚禁,迫他传位给太子李裕,一年后虽被仍然忠于皇帝的宦官救出复位,但已完全被宦官控制。
看了上述这些皇帝的遭遇后,也许有人要问,禁卫军历来都有统领,他们为何没有构成对皇帝的威胁,而宦官掌握禁卫军后却可以随意废立皇帝,难道非宦官统领的能力不如宦官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非宦官统领的能力应该高于宦官,但他们多少有点原则和节操,为人处事比较注意社会舆论的反映,也会顾及行为的后果,不会轻易去犯叛逆大罪,一旦失败不但身败名裂,还会株连九族。宦官则连最起码的节操都没有,行动起来也会不顾后果,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名声可败坏且没有亲属可株连,因此他们掌握军权的危险性比正常人要大得多。可见皇帝当初为了防止武人干政而把军权授予宦官等于是用毒蛇来替代老虎,后者的危害比前者要大得多。
第二次宦官专政使一度强盛并给世界带来巨大震撼的唐王朝朝纲紊乱,像一个奄奄待毙的病人苟延残喘,最终酿成黄巾民变后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农民领袖黄巢在对富庶的江南和中原作彻底的破坏之后,挥师西向,攻陷了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僖宗李儇沿着爬灰皇帝李隆基当年逃亡的老路再度逃往四川。这场惊天动地的农民抗暴虽然最后被平定下去,但国家已支离破碎,农村遭到彻底的破坏,所有军区无一例外脱离中央自行割据,互相攻战更烈。皇帝命令不出首都长安,宰相和宦官分别跟军区司令官勾结,各人寻找各人的利害关系。唐王朝已名存实亡,剩下的日子进入了倒计时。
当宦官把唐王朝往坟墓里推进时,自己也在亦步亦趋地向坟墓跟进。二十二任帝李晔复位后,宰相崔胤建议皇帝乘着这个机会使禁卫军摆脱宦官的掌握,任命正规军出身的将领担任司令官。李晔不肯接受,表面上是顾及骤然间改变百余年的传统会招致强烈反应,实际上他仍然觉得宦官比任何人都可靠,家奴总是家奴,只要任用驯服的家奴就行了。于是他任命最亲信的宦官韩全诲、张彦弘接任左右军司令官。
宦官对几乎剥夺了他们军权的崔胤恨之入骨,他们勾结凤翔军区节度使李茂贞作为外援,准备向崔胤下手。崔胤也知道自己的危机,就向宣武军区节度使朱温靠拢。于是第一次宦官时代发生的故事再度重演(那时大将军何进为了铲除宦官,密令凉州军团司令董卓进京救驾。董卓进京后大权独揽,皇帝成为傀儡)。崔胤给朱温写信说奉有皇帝密旨,命朱温发兵救驾。朱温,这个地痞流氓出身的恶棍一把抓住这个上天掉下的馅饼,立即统军西上。韩全诲得到消息,强迫李晔投奔凤翔。朱温围攻凤翔,凤翔坚守两年,可怕的饥饿使它不能支持。903年,李茂贞只好把韩全诲、张彦弘杀掉,跟朱温和解,送李晔回长安。朱温迅雷不及掩耳地派军进入皇宫,对宦官做彻底的屠杀,包括新任命的两位禁卫军司令官和大多数无权无势也属于被迫害的小宦官在内,共五千余人,全部死在乱刀之下。派往各军区担任监军的宦官,朱温也命李晔下令,一律就地处决。第二次宦官时代就到此结束,跟第一次宦官时代斩尽杀绝的结局完全相同。
(四)第三次宦官专政
第三次宦官时代发生在最为专制也最为黑暗的明王朝,始于1435年王振当权,终于1661年明王朝覆亡,历时二百二十七年。
这是一个更为漫长的时代,占据了明王朝将近五分之四的时间,相当于当时一个人平均寿命的四点五倍。
注意一个现象,宦官时代一次比一次的时间漫长,说明中国的封建王朝正在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
第三次宦官专政是极权体制和皇帝懒惰无能的产物。
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朱姓皇族的江山永固,创立了一整套便于集中权力的极权专制体制。这种体制的核心是全国主要的政务都是皇帝一人说了算,各级官吏只能秉承皇帝的意旨办事,没有任何决策权和变通措施。极权体制有效地防止了权臣乱政,但同时又出现了新的更大的问题,即皇帝一人的能力和精力能否应付得了一个庞大帝国千变万化的政治。如果皇帝英明勤奋且统治的又是小国寡民,皇帝也许能够胜任他的职责。问题是明王朝是一个幅员广大且内部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帝国的政治千头万绪变化莫测,没有分身术的皇帝往往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即使勉强应付得了也一定是完成任务式的低质量政治。朱元璋在位时,平均每天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这样大的工作量不是提高工作效率所能解决的,事实上只能草草了事。这时皇帝若缺少理政的能力和热情,帝国的政务就会积压,以前还有大臣来弥补皇帝的不作为,现在则没有大臣来分担政务,皇帝也不允许别人分担,结果帝国陷于实际上的瘫痪状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懒皇帝最多的王朝,除了一任帝朱元璋、三任帝朱棣和七任帝朱祁钰外,其余的十多个皇帝都非昏即懒,既无智力也无心力处理国家政务,别说一个国家的政务,连他自己家里的事务都处理不了。
为了防止国家的政务瘫痪,皇帝在取消宰相后,又设立了一个协助自己理政但品级不高的秘书机构--"内阁",工作人员称为"大学士"。大学士的职责和现在的秘书完全相同,即帮助皇帝处理信件、奏章,分析案情,代写文稿,把自己的意见上呈皇帝,但不能像宰相一样对下行使意志。这样皇帝就不用亲自阅读和书写奏章,既可减少工作量又无大权旁落的危险。大学士因不能直接向下发布政令,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也就没有宰相那样的责任心。那些懒皇帝在位时,理政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上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对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这样政权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了没有名义的宰相。
大学士签注的意见皇帝会不会采纳,大学士并不知道,他们和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他们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意见的机会,他们的意见要靠宦官来转达,这样宦官就有干政之权。自九任帝朱见深起,明王朝出现了自人类有政治组织以来,从未听说过的政治现象,即皇帝长年幽居深宫,不上朝理政,越往后这种现象越是突出。十二任帝朱厚熜自1540年到1566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跟群臣只见过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到了十四任帝朱翊钧在位时,最后的三十年只在金銮殿亮过一次相,朝中的大臣百分之九十以上不认识他。皇帝长年不上朝,大学士数年甚至数十年见不到皇帝,不能向皇帝面呈"票拟",皇宫他们又进不去,那里除了皇帝外任何正常男人都进不去。这样所有的"票拟"都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做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且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物以类聚,宦官口中的好官通常情况下都是赃官。于是政府大权从大学士手中滑出,落到宦官之手,明朝进入空前黑暗的年代,第三次宦官时代来临。
明王朝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他特别亲信并掌握权柄的宦官。明王朝宦官的数量之多,说出来定会让你倒抽一口冷气。十七任帝朱由检在位时,国土只剩下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但宦官却有十万人。继明王朝之后建立的清王朝,疆土扩张到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明王朝的四倍,但宦官只有五百人。仅只十万人这个庞大的数目,就可想见明王朝宦官的重要。
明王朝的宦官几乎无孔不入,不但在中央政府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官吏任免升降,还深入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直接鱼肉人民。十四任帝朱翊钧在位时,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矿监、税监、采办太监和织造太监横行乡里、欺行霸市、无恶不作,成为地方的一大公害,最终酿成沸腾的市民抗暴。云南税监杨荣横征暴敛,群众在忍无可忍之际愤起抗暴,攻杀他的随从。杨荣一口气逮捕了数千人,全部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认为拒绝合作的一位中级军官樊高明,拷打后戴枷示众,结果酿成更大的民变和兵变,杨荣被乱刀砍死。宦官本来是在宫廷侍候皇帝的,现在却走向社会插手大小政务,可见宦官的权力膨胀到何种地步。
明王朝的宦官虽然没有像唐王朝的宦官那样掌握军权,但他们的权力相当广泛。皇家特务组织"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厂"完全在他们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个组织让人谈虎色变,可以不经司法部门批准就随意逮捕、审讯和处死除皇帝之外包括亲王宰相和平民百姓在内的所有臣民。此外,宦官还管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主宰国家的经济命脉。
第一、二次宦官时代宦官虽然大权在握,但政府官员和士大夫阶层仍从心底蔑视他们,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哪怕因此会付出巨大代价。如汉末的范滂宁可进监狱被杀头,也不向宦官低头。第三次宦官时代则不同,政府高级官员和公卿士大夫,公然无耻地争向宦官卖身投靠,疯狂地向宦官谄媚。王振当权时,工部侍郎王佑没有胡须,王振问他什么原因,王佑说:"老爷没有,儿子辈安敢有。"汪直当权时,监察部委员王亿上奏章给皇帝,颂扬汪直主持的西厂(一个乱用酷刑、冤杀无辜的特务组织)对治安有极大的贡献,他说:"汪直所作所为不仅可以为今日法,并且可以为万世法。"魏忠贤专权时,包括宰相和多数的政府官员在内的士大夫阶层,争着拍他的马屁。
第三次宦官时代权倾朝野给国家和社会酿成巨大灾难的宦官很多,逐一列举他们的罪行恐怕有厚厚的一大本书。这没有必要,下面只把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权力宦官亮亮相。
明王朝第六任皇帝朱祁镇即位时年方九岁,还是一个只知道玩乐的顽童,由司礼太监王振带着他游玩。他对这个鬼点子层出不穷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王振遂利用朱祁镇的信任假传圣旨,专擅朝政,没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第三次宦官时代,遂由王振揭幕。
朱祁镇成年后,皇家教师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肢解,抛掷荒郊。有一天王振前往李时勉处视察,李时勉对他没有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把他在门前带枷示众三天。部属数千人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还是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何太后向朱祁镇问起,朱祁镇惊愕地说:"一定是王振干的事。"才下令释放。由此可见皇帝并非不知道王振在胡作非为,相反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但他不但不因此处罚王振,还一如继往地坚决重用他,这其中的隐情实在叫人弄不懂。
朱祁镇即位的第十五年,蒙古瓦剌部落向东推进,对中原北部边疆发动攻击,沿边城堡相继陷落。朱祁镇召集大臣商量对策,王振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皇帝亲征瓦剌。他把战争看成儿戏,认为有权就有战斗力。诏书颁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即行出发,因仓促间没有准备,半途上已有军士饿死,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大军到了大同后,王振还要北进,可是派出去的几个兵团先后溃败,军心大乱。镇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北进,连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始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关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剌追兵已至。兵部尚书邝野请急速入关,但运送王振所搜括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有赶到,他坚持等候。邝野坚持迅速撤退,王振骂道:"军国大事,你懂什么?"把邝野逐出营帐。既而瓦剌骑兵合围,中央军成了口袋里的困兽,王振这才发现权力也有不管用的时候。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中央军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成了阶下囚。
明王朝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熜照十五岁即位,是一个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政府大权。他当权时的所作所为,使老前辈王振的恶行看起来像儿戏。
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刘瑾不知采用什么法术,使刚上台不久的朱厚熜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谢迁、刘健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阴谋使皇帝陷于孤立的"奸党",把他们统统地赶出朝廷,连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也于廷杖后贬窜蛮荒。从此朝中文武大臣要么对刘瑾侧目而视,要么争先恐后拍他的马屁,刘瑾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大权。有一天早朝时,朱厚熜照发现了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熜照却拒绝相信,并把这封信转交给刘瑾。刘瑾大发雷霆,命部长以下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国防部科长和北京地方法院法官焦渴过度,当众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他们释放。
刘瑾权势熏天,整个政府都围绕着他转圈。宰相焦芳、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几乎跟他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的私宅决定,即使最荒唐最恶毒的大政方针也没有人敢提出半点异议。
刘瑾当权只有五年,1510年八虎之一的宦官张永密告刘瑾谋反,恰好朱厚熜照对刘瑾已开始日久生厌,一怒之下把刘瑾杀了。刘瑾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得七零八落。
第三次宦官时代后期,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最有权势的宦官魏忠贤登场了。
魏忠贤是明王朝第十六任皇帝朱由校孩童时的玩伴,在朱由校即位后自然受到重用。朱由校是一个热情似火的木匠,整天在皇宫赤膊短裤挥汗如雨地营造各式各样的木器,对政治则既无热情也无智慧,朝政大权自然而然地滑到离他最近又最受信任的魏忠贤手中。魏忠贤对朱由校的特性了如指掌,他总是乘朱由校兴趣盎然做木工活时请他批阅奏章。朱由校的反应是极为不耐烦,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要你干什么!"魏忠贤要的正是皇帝这句话,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满朝文武发号施令了。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太上皇帝。
魏忠贤大权在握后,便急如风火地在朝中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的势力集团比刘瑾的要庞大百倍,最后几乎包括大多数宰相和大多数政府官员,核心组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一看这些名号就可窥知他们是些什么东西!魏忠贤早期的政敌是被朝野称为"东林党"的士大夫阶层,是一些理性尚未完全泯灭且多少有点责任心的各级政府官员和赋闲在家的缙绅隐士。他们比魏忠贤集团(又称阉党)的素质要高,灵魂也较为高贵。他们看魏忠贤不顺眼,魏忠贤看他们也不顺眼,必欲除之而后快,条件一成熟,魏忠贤便对东林党亮起了血淋淋的屠刀,使用的仍是传统的冤狱手段,即合法的屠杀。
最先被开刀的是籍隶东林党的名将熊廷弼。熊廷弼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1621年被明政府任命为辽东军区司令官,抗击生龙活虎般崛起、给明政府以巨大威胁的后金汗国。他深知明政府边防军腐败已极,战斗力和八旗兵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坚决主张采取守势,不可轻率挑战,可他的副将王化贞却有另外的看法。王化贞当时统率着十万重兵驻在山海关之北260公里的广宁,这位只看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的将军对自己拥有的优势兵力抱有很大的信心,坚决主张主动出击,一举踏平后金汗国的老巢,为自己升官制造"政绩"。王化贞虽然是副将,但有兵部尚书作靠山,熊廷弼指挥不了他,熊廷弼只有四千人的部队驻防山海关。因为有这层关系,王化贞的主张自然占了上风,朝廷批准了他的作战方案,熊廷弼则成为众矢之的。王化贞和努尔哈赤在广宁展开决战,结果王化贞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而大败,十万边防军全军覆没,王化贞只身逃走,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这次溃败本来跟熊廷弼无关,但魏忠贤认为跟他有关,就跟他有关了。熊廷弼被逮捕下狱,罪名不是"谋反"而是"贪污",这恰恰是魏忠贤的毒辣之处。在一个行将就木的腐朽王朝里,谋反并不能唤起人们的愤慨,贪污才是人们最痛恨的,一个官员被冠以贪污的罪名,国人总是容易相信的,且不论这个官员是多么英明和无辜。
魏忠贤为何选中熊廷弼作为打击的靶子,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熊廷弼为人刚直不阿,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竞相拍魏忠贤的马屁,使魏忠贤感到没有面子;二是熊廷弼是东林党的干将,打击他东林党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必然会想方设法营救,从而把东林党的实力暴露出来,到时好一网打尽,这是一个阴险的"引蛇出洞"的诡计;三是熊廷弼是没落王朝中极少数头脑清醒的将官之一,他对领悟力较弱的庸碌政客感到不能忍受,对他们没有表示应有的尊敬,因此他的人缘不好,高高在上的那些滥污官僚尤其厌恶他,因此打击他会赢得很多同盟者。
不出魏忠贤的预料,东林党果然出来为熊廷弼呼冤,站在最前面的是监察部长杨涟和评议部主任委员魏大中。魏忠贤一一把他们逮入诏狱,用惨无人道的酷刑逼迫他们承认"贪污""受贿"的罪名。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
当魏忠贤认为"蛇"已都被引出洞时,就把熊廷弼押赴刑场斩首。
魏忠贤执政的末年,各地官员竞相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最先发明这种新型拍马屁招数的是浙江军区司令官潘汝桢,他于1626年出奇制胜,第一个建立魏忠贤的生祠。魏忠贤对这个无耻之徒大为欣赏,各地遂纷纷效尤,俨然成为一种一窝蜂的效忠运动。
魏忠贤当权仅仅七年,但已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
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是由来自塞外荒凉苦寒地带的满人建立的,但这个王朝的宦官却最没有势力,不但没有干政的机会而且数量很少(五百多名)。到了王朝的末期,虽有一二宦官如安得海、李莲英之辈很有权势,但影响只是个别的,没有形成势力,对王朝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随着清王朝被推翻,封建专制成为历史陈迹,宦官也随之消失。肉体上的宦官消灭了,精神上的宦官仍在一定的范围内长期存在,仍然威胁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你如果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宦官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随处可见,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中国要想文明富强,就必须在肉体和精神上彻底和宦官时代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