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3日，新华社的一条新闻让全国人民眼镜大跌：有中国“政坛新星”之称的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因腐败落马！与其他贪官落马不同的是，邱晓华的腐败不仅涉嫌贪贿、生活腐化，还涉嫌重婚罪。在腐败官员名录里，省部级高官涉嫌重婚罪被追究的，邱晓华可谓“第一人”。
有人笑了，说这是“高级官员”犯下的“低级错误”；可更多的人没笑，他们严肃认真地说，在邱晓华之前，这样的“低级错误”绝大多数贪官都犯了，而在他之后，许多贪官还在犯。于是，一年365天，天天都有人在谈论层出不穷的贪官和他们层出不穷的桃色新闻。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贪官到底有多少桃色新闻？贪官桃色新闻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究竟还能有没有办法惩治“色官”、让我们的官员远离“桃色”？
形形色色的“桃色贪官”
在海南查处的贪官中，有5个“色贪”各具特色：“痴”者有原海南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李耀祺、原农行琼山支行科长韩新。前者年过六旬，疯狂敛财7000万元，供比其小30多岁的“佳丽”任意挥霍；后者风华正茂，也贪贿1497万元，用以献媚情妇。两人最终皆被执行死刑，但他们都觉得“死而无憾”，大有“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痴情”。“猛”者如原临高县城监大队队长邓善红，一口气包养了6个情妇，而且个个都为他生下孩子，绰号“情妇队长”。“慨”者有原海南省工商局局长马招德、原海南省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冯戈宁，在单位他们都是“一言堂”、“吝啬鬼”，可在情妇面前，他们又言听计从、挥金如土，都以千万黑金买得美人笑。
如果编制一份“色贪榜”，上述5名贪官的“桃色业绩”虽然不错，但排名肯定靠后，不仅在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包养140多个情妇的“超级纪录”面前黯然失色，与被称为“五毒书记”的原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的“床上一百单八将”相比不值一提，甚至还要远远落到以拥有“金陵十三钗”而“自豪”的原南京市车管所所长查金贵和敢于长期包养一个16岁女孩的原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等人之后。
如果说上述这些贪官花了钱得到了“肉弹”的“回报”的话，那么，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的“大手笔”说出来就会吓你一跳：他找一个小姐给他捏脚，小姐说她想买房子正缺钱，老毕一出手就甩给小姐20万元。毕玉玺之流满足的是“美女捏脚”，而孟庆平、王建业之辈满足的则是误把奸情当作了真情。原河北省副省长孟庆平，是个“花省长”，东窗事发后，他的数个情妇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他老先生却还在“老实”地“交代”说：“她们跟我都是真感情。”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与情妇史燕青共同贪贿近千万元，王建业逃到了国外还想着史燕青并设法“救她”，可史燕青一落网，就为了保命把王建业给“卖”了。事发前，王建业的哥们还提醒他对史燕青别太“死心眼”，可王建业教训他们说：“什么事都是旁观者清，感情的事就是旁观者不清！”
与男贪官不同，女贪官进行的权色交易又是另一番风景。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原本只是个“半文盲”的一家县食品厂的普通女工，却凭着自己的身体“本钱”一路“高升”，尤其是成了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的情妇后，她的升迁更是一帆风顺，最终坐上了厅级官位，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检察机关在查处尚军贪贿案时，说尚军并不存在“以色谋权”的问题。而原湖南省六建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蒋艳萍，不仅通过与40多个官员的性交易，从一个仓库保管员爬上了副厅级高官的宝座，而且即使最终身陷囹圄了，还能用“肉弹”把看守所副所长放倒，得以“绝处逢生”，简直就是一个“桃色传奇”。
还有，原安徽省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用MBA原理管理“情妇团队”、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搂着情妇在上海“电话遥控”北京的工作、原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将诸位情妇召集起来一起“联谊”摆“群芳宴”、原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姚传锐“双规”时被情妇组织人马成功“营救”……形形色色的“桃色贪官”制造的桃色新闻，不仅形形色色，而且数不胜数。
权威统计表明：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人，而在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贪官腐败案中，有权色交易的几乎达到了100%！贪官的桃色新闻如此之多，而且各有千秋，我们无法一“文”打尽。有一句名言叫“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套用一下，“100个贪官至少有95种桃色新闻”。
“桃色贪官”的五张“通行证”
在中国传统和主流的道德价值体系里，“生活作风”问题无论对于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来说，都不是件体面的事，但如果“贪官”和“桃色”连在一起，其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简单地考察一下两者能够结成“玫瑰之约”的原因，至少有五大因素我们不能忽略。
从贪官本身看，他们“追求”。古往今来的贪官，所贪不外财色两宗，但钱财不是最终的消费品，人最终的消费还是感官的满足，于是“饱暖思淫欲”，美色能满足贪官的性需求，而且贪官的钱财是贪来的，花起来更不心疼，所以贪官追逐“桃色”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如果他们用无耻告别了羞耻，他们就会自甘堕落，没有了道德标准，追求美色，也就成了他们的“荣耀”。原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副厅级总经理金维芝曾大言不惭地说：“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而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的话，则从另一面“印证”了金维芝的观点：“我和李嘉廷常常一起出去玩。每次出去，陪着李嘉廷去的不少领导干部也大多带着女人，那些女人基本不是他们的老婆，而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并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从情人本身看，他们“愿意”。给贪官当情人，是“发财升官”的一条“捷径”，因为情色的价值成本和损失成本不可量化，法律没有也无法规定，可塑性太强了，不仅值得挖掘的“潜力”很大，而且承担的法律风险又很小。这样，双方一结合，就都找到了风险小、成本低、收益大的最佳方式，都能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坊间有了“裤头一拉，票子一沓”、“看得开就划得来”等等的民谣。于是，在湖北天门，尽管不少人都知道张二江是个“五毒书记”，可仍然有少数女干部心甘情愿去“送菜上门”，因为在赢得张二江欢心的女干部中，有7人得到了提拔，两人的丈夫得到了升迁，老百姓讥之曰：“一夜春梦，终生受益。”于是，在深圳罗湖，尽管不少人都知道女公安局长安惠君喜欢单独带年轻英俊的男下属“出差”并索取其性贿赂，但仍然有少数男警员渴望带上自己，因为一路上如果“侍候得好”，说不定一回来就会得到提拔，甚至有可能“连升三级”。
从查处贪官的结果看，一般“忽略”。这一点毋庸赘述，无数的惩贪案例已经证实，除非贪官因为乱搞男女关系闹出了人命官司，否则这些“生活细节”问题统统可以装入“生活作风”甚至“个人隐私”这个大筐里，加以掩护甚至保护起来，一般不会列为惩处的依据。且不说调查难取证难这些技术难题一时还解决不了，单从“保护干部”的角度看，有人也会有一种很“人性化”的解释：“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
从职能部门的监管看，基本“装聋”。关于生活作风问题，建国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一直是党员干部的“高压线”、“政治生命线”，如果发现哪一位官员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他一生的前程就基本玩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少数官员的观念意识也来了个偏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革开放”，原先那种为人不齿的生活作风腐败问题，渐渐在他们眼中“香”了起来。这样的“干部基础”一厚，作为专事监管官员的纪检监察部门就有了自己的难处，况且他们中的一部人也是这样的“干部”，监管的难度就更大了。同时，一些纪检监察部门也片面地认为，我们反腐败主要是针对经济问题，只要不贪污受贿，不在经济问题上犯错误，生活作风问题那是“小节”，不会影响到“大局”。渐渐地，一些纪检监察部门对官员的桃色新闻就见怪不怪了，就麻痹了，就基本“装聋”了。原海南省临高县城监大队队长邓善红包养6个情妇“全城皆知”，时间长达10年，可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就是这样一个“整个临城人都知道”的“桃色贪官”，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却从来没有“过问”一下。
从整个社会的心态看，大多“作哑”。贪官的桃色新闻，坊间流传，官场并非不知道，而且有可能先知道。但对贪官的桃色新闻，整个社会大多采取“看客”态度，“作哑”了事。对民众而言，当地有了贪官的桃色新闻，不管是查出来还是没查出来，都能只作为饭后茶余的谈资，说说笑笑而已；对官场而言，饭后茶余谈论一下也无妨，但一到正规场合，一到负责任的场合，全都会避而不谈，全都会“不知道”、“没听说”；只有几家“不太听话”的媒体嚷嚷几句，但又大多是战战兢兢，大多是谨小慎微地“据传”、“据说”、“有人反映”等等什么的，而且大多报道本地以外的贪官的“花花事”。
贪官的“追求”、情人的“愿意”、惩处的“忽略”、职能部门的“装聋”、整个社会的“作哑”，为“桃色贪官”的生存和发展开出了五张“通行证”，为贪官桃色新闻的产生准备了足够的土壤和条件。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和深思，也不能不让我们开出“药方”加以“救治”！
做个高尚的官
其实，从整体上讲，从主流上讲，中国的官员队伍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绝大多数官员都不想沾上桃色新闻，都希望自己做一个高尚的官。
要做个高尚的官，首先必须提高对“淫祸”危害性的认识。这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大话”、“空话”和“套话”。每一个官员都可以从很具体的地方去想想。譬如，贪官找的情人，有人认为他们都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情妇或面首，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杀人，只是把“笑贫不笑娼”当成了生存哲学，你能把人家怎么样呢？其实呀，这里有个误区，那就是贪官及其情人吃喝玩乐所花费的钱物是肮脏的，是由贪官通过非法手段捞来的，是对纳税人以至全体公民权利的肮脏践踏，是害党害国害民的恶行；再譬如，贪官的情人生活一般都是尽量“地下”的，一旦变成“地上”，“后院起火”、情人“反戈”、东窗事发，往往会狼狈收场，丢官丢财以至丢命，都不鲜见，这又是害人害己害家的丑行。有“三玩市长”之称的原湖南省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有这样一个“总结”，他说：“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认为名副其实。”他认为，不玩权，就玩不来钱；不玩钱，就玩不了女人，要玩女人，就得玩权；玩了权，才能玩女人。可最后，“三玩市长”差点把自己“玩”进了地狱。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万恶“淫”为首，“色”字头上一把刀！
要做个高尚的官，其次要带头尊重“软约束”。事实上，我们今天的贪官以至其他官员单纯因桃色新闻很少被惩处，并不完全是因为司法和纪检监察部门的“疲软”所致，而是因为这类问题确确实实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道德问题。除了有确凿证据证明权色交易的事实成立并产生了后果，或者像邱晓华那样已经走上了“重婚”路，法律以至党纪政纪还真的不能依据桃色新闻来拿他们是问。这就要求我们所有的官员都要带头尊重社会和家庭道德的“软约束”，因为官员是整个社会的精英，要做个高尚的官员，理应成为遵守社会和家庭道德的模范。
要做个高尚的官，第三要支持“硬约束”。贪官的桃色新闻愈来愈多、愈来愈严重，仅靠道德谴责是难以抑制更难以制止的，而且现实的状况已经告诉我们，权色结合的危害仅靠道德范畴已经调整不了了。实质上，在绝大多数权色结合的案件里，权力、美色、金钱三者已扭作一团、分不清彼此、互为因果，其中的道德与法律界限已非常模糊；实质上，我国已经签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对“贿赂”内容的规定是“不正当好处”，这自然包含“性贿赂”，但我国目前使用的刑法则将贿赂的内容只直接限定为“财物”，把财物之外的利益排除在贿赂内容之外。所以不少法学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为了依法有效地惩治性贿赂，有必要修正我国现行刑法的有关条款，或者立法或最高司法机关对贿赂的定义在内涵和外延上作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扩大范围的解释，从而建立一种“硬约束”机制，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贪官的“桃色”问题。譬如，在我国刑法还没有将“性贿赂”定罪的情况下，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以夫妻名义同居时间较长的，应视为重婚罪，生有子女的，更应以重婚论处；对贪官情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应定为合法夫妻的财产或者贪官与情人共同受贿的财产。这样，既能依法打击贪官，又能依法打击贪官的情人；既让贪官为权色交易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又让贪官的情人意识到涉足权色交易并非是一个无成本、低投资、高回报而没有风险的暴利市场，而是一只“烫手的山芋”。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官员以至每一个公民不仅要支持“硬约束”，不碰“硬约束”，更要把“硬约束”作为自己头上的“紧箍咒”，时刻警惕自己成为“色官”和“色男色女”，以免受到法纪制裁。
要做个高尚的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严格“自律”。佛教中有“最危险的烈火，莫大于贪欲之火”的经文，而拯救滑向罪恶的灵魂莫过于及时地将这把“贪欲之火”扑灭，一旦恶欲成火，就很难将它遏制于未燃之时。我们有不少官员，并不是不知道党纪国法和社会公德对腐败腐化腐朽生活的不齿与不容，而是面对权力、美色、金钱的莫大诱惑，无法浇灭心头升起的“贪欲之火”。因此，作为官员，作为社会的栋梁和道德标杆，应当日三省乎己，谨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考验。
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过，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白求恩先生那样，我们就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同样，只要我们的每一个官员都牢记和践行了党的宗旨，甘当人民公仆，远离“粉红陷阱”，没有桃色新闻，我们就能成为一个高尚的官，一个纯粹的官，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官，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官。
罗满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