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盘真相的帷幕刚被撩开一角，胡星神秘失踪
“二胡”逃往哪里？广州一宾馆的监控录像中突然出现了他们的身影，双双金蝉脱壳
异国追逃，只能眼睁睁看着逃犯就在眼前
“去找胡星谈，劝他跟我们回去！”
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批示：“这是一次成功的跨国追捕。
”
1．谁也没料到，胡副厅长在会后便神秘消失，直至看到A级通缉令，人们才大惊失色
2007年1月19日凌晨，一辆银灰色的“欧宝”轿车悄悄驶出昆明，车灯冲破夜幕，往滇南方向疾行。车上坐着一对同胞兄弟，哥哥是随后被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追捕、涉嫌特大经济犯罪的逃犯胡星，弟弟胡波则已移民加拿大。
49岁的胡星祖籍湖北，曾任昆明市副市长，主管城市规划和建设。他此时的身份是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昨天他还代表交通厅参加了省里的一次会议，谁也没料到胡副厅长此后便神秘消失，直至看到A级通缉令，人们才大惊失色。
难以揣测踏上逃亡之路的胡星此刻是怎样的心情。他曾经风光一时的昆明，此时变成一张巨大的罗网，充满了危险和不测。逃走还可能有一线生机，而观望等待则意味着束手就擒。
在出逃前的一段时间里，胡星陆续获得一些对他不利的信息：1月18日，他的三弟胡彬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同一天，胡彬公司的一名涉案男子被检察官带走。当时该男子遵照胡星的指示，到一家酒店接他并给他送来160万元，未及见面就出事了。那一刻，站在暗处的胡星全程目睹了这一幕。他预感到检察机关的侦查触角正在迅速向他包围过来。他不能坐以待毙。
其实，这次出逃胡星一直在谋划之中。早在2006年11月，昆明市规划局局长曾华刚刚出国考察回来就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随后被捕。胡星深知，曾华“进去了”，自己也难免要被牵扯出来。而随着金城阳光公司违规开发地产事件的败露，他这个深藏不露的幕后主使面前几乎只剩一层薄纱了。情势危急之中，大洋彼岸的胡波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他和胡星不仅是手足，还是利益盟友，唇亡齿寒。胡波很快飞回昆明，“拯救”处于险境中的胡星。他带来了胡星出逃的关键工具——一本奇特的护照。
此刻，通往滇南方向的“欧宝”一路狂奔，车窗外夜色浓重，没人知道车窗内的胡星是在庆幸还是反省。那一桩桩权力与金钱的交易给他带来快感的同时，不承想也给他埋下了祸根。眼看事情就要败露，仓皇之下哥儿俩只能选择出逃。尽管是仓皇出逃，但二人选择驾车出逃还是颇费心机的：不仅兼备机动性和隐秘性，还避开了乘飞机可能出现的风险。
“二胡”将逃往哪里？
2．“砸车事件”中莫非蕴含着特殊的信息？它与胡星失踪有没有逻辑联系？
2005年，一个名为“倾城名筑”的高层楼盘兀然出现在昆明黄金地段的金碧路上，一时间物议纷起。早些时候，云南省高层曾经作过一个决定，昆明市二环路以内不得再兴建高楼，以保证营造一个良好的城市建筑生态。这个决定已成为一道地产开发商难以逾越的政策壁垒。“倾城名筑”的拔地而起打破了禁令，顿时引起相关人士的密切关注。
指点着这座傲然耸立的楼盘，开发商们忿忿不平：不让我们建高楼，这个项目是怎么冒出来的？省市的官员们也纳闷，不知就里。很快就有传言说，“倾城名筑”是省里主要领导亲自打招呼才网开一面的，该项目开发商与这位领导关系密切，云云。类似的负面信息广为流传，甚至反映到中央。中央巡视组和昆明市纪委接到举报后展开了调查。表面上看，土地的取得、规划的审批似乎都符合程序。然而事情一步一步朝着政治化的方向演变，导致公众对党政官员的严重不满。而事后证明，省里主要领导与这个项目的违规审批毫无关系，也毫不知情。
“倾城名筑”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是什么样的一只手在暗中操纵？疑惑在蔓延，不满在滋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难以平息传闻和众怒。
破解迷局的契机终于出现了。昆明市检察院在侦办曾华案件时得知，“倾城名筑”的开发商是金城阳光公司（以下简称“金城公司”），该公司的真正老板名叫李彬。检察官们通过侦查发现，李彬有一个女儿姓胡，继而确认李彬原名胡彬，是时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的三弟！此时，在检察官眼中，胡星开始隐约浮出水面。而金城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却是另外一个名字：刘伊萍（化名）。办案人员试图联系刘伊萍，打通电话后接听的是一名男性，自称人在香港，有事可到香港找他，但侦查发现这个电话在昆明。办案人员一时无法判别刘伊萍是确有其人还是子虚乌有。
1月15日，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采取行动，传讯了胡彬和金城公司的几名管理人员，同时被传讯的还有昆明市土地储备中心的汤姓负责人。在短暂的抵抗后汤终于承认，金碧路的项目是胡星专门交待他运作的。综合分析了纷繁复杂的侦查情况，检察官基本勾画出了这样一幅权力寻租图：
2003年4月3日，昆明市政府着手对金碧路的一幅地块进行拆迁，建成开放式公园，但时任昆明市副市长的胡星提出，拆迁和建设经费的缺口很大，建议把其中的6．69亩拍卖开发，收益可弥补经费的不足。促成此议后，胡星又以时间紧迫为由，提出采取邀标方式拍卖土地，嘱咐汤选定12家开发商，其中4家是胡星指定的。汤即授意经办人员对电脑程序进行了设定，保证最终拍卖只有这4家开发商获准参与。4家开发商中有两家由胡彬控制，另外两家对胡星言听计从，并遵嘱每亩报价没敢超过400万元，确保了金城公司以每亩403万元把土地拿到手。
在整个“操盘”过程中，胡氏兄弟为防止玄机泄露，筑起了堪称坚固而无形的“防火墙”：金城公司名义上的老板刘伊萍一直藏而不露，实际控制公司的胡彬则隐身幕后，出面打理公司事务的是另一名经理人；购买土地的近2700万元资金全部使用现金，以防止银行转账暴露痕迹。
检察官们没有放弃对真相的追寻，他们查阅了上万份银行票据，终于找到了一家关联公司，该公司属于胡彬的家人。
种种迹象表明，胡星与金城公司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位前副市长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友牟取私利的嫌疑。据办案人员初步估算，“倾城名筑”项目由于有权力的介入，获利惊人。
掩盖着真相的帷幕已被撩开一角，“剑锋”直指胡星。因涉及厅级干部，云南省纪委介入此案。云南省高层决心铁腕严查，追根溯源，揭露真相。
1月19日，星期五。云南省纪委准备找胡星谈话，而胡不在省交通厅，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连续几天都杳无音信。交通厅的同事说，平时周末胡的手机也经常关闭。因此一时无法确定胡的去向。次日，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孟苏铁等4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省纪委常委会讨论对胡星立案，省公安厅立即实行边控，防止胡星外逃，并成立以省纪委副书记郭永东为组长的专案组。
1月22日，星期一，胡星仍没有进办公室。看来反贪局的行动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突然潜逃更加证明了胡星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追缉胡星迫在眉睫。
1月23日下午3时，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队长蒋平奉命赶到省纪委，孟书记和郭副书记表情严峻地讲述了案情，并下达指令：迅速找回胡星！同时成立以蒋平为组长的追捕工作组，由省纪委专案组直接领导。追捕组面临的难题是，没有任何关于胡星踪迹的情报，不知从何着手。
一筹莫展之际，昆明市检察院传来的一条信息引起了追捕组的高度关注：1月20日,也就是办案人员搜查金城公司所在的东来大厦后的第二天，胡星停放在大厦地下停车场的一辆“宝马”轿车车窗玻璃突然被砸破，砸窗者是与胡星有密切联系的陆立民（化名）。陆砸完车窗后并未隐藏车辆、转移财产，而是修理后又将车停放回来，这个举动令人费解。
“砸车事件”中莫非蕴含着特殊的信息？它与胡星失踪有没有逻辑联系？
3．全广州的住宿记录中都没有“二胡”，但白云宾馆的监控录像中突然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专案组选择蒋平领衔追捕工作组可谓慧眼独具。
蒋曾任云南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当年是知名的公诉人。在同事眼中，他意志坚定、作风果断、思维缜密、雄辩滔滔，具有丰富的侦查经验。此次任务非同小可，他深感前所未有的压力。
听说了“砸车事件”后，蒋平凭直觉意识到其中必有玄机。他迅速组织抓捕陆立民，并突击审讯。1月24日凌晨，面对咄咄逼人和推理严密的追问，陆渐渐招架不住，回答时漏洞百出，最终放弃狡辩，道出真相：
昆明市检察院搜查东来大厦的消息惊动了胡星，他不敢贸然前去查看。在东来大厦胡星拥有三套阔大的居室，其中藏匿着他为出逃准备的重要物品。惊惶的胡星通知陆立民即刻把大厦的监控录像送到市区一个宾馆，仔细查看以评估形势。看完后胡波说，现在要么逃跑，要么等着被抓。一番商议，“二胡”下决心出逃。
1月19日凌晨，“二胡”星夜驾车离开静谧的昆明城，无人知晓。仓促上路，他们没来得及到东来大厦取走为出逃预备的东西。20日上午，陆立民接到“二胡”的电话，指示他按所说步骤进东来大厦取东西——天黑后进入地下停车场，砸开车窗（陆没有车钥匙），从遮阳板上拿出23层D座的钥匙，进入胡的居室；不许开灯，用手电筒照明；从一个花盆附近找到另一把钥匙，打开一个柜子，取出一个信封，再拿上胡星的笔记本电脑，下楼交给早已等候在此的王某；然后再上楼，拎走一个装着100万元现金的密码箱。整个过程由“二胡”在飞驰的汽车上遥控指挥。此前“二胡”还嘱咐陆立民新买两部手机和两个新号码，号码用电子邮件发出，要保密。稍后，陆、王接到电话，让他们赶到昆明机场前往北京，并提醒二人分别行动，以防不测。甫到机场，“二胡”又通知他们改飞广州。分头行动，突然改变目的地，反侦查的意图显而易见。
午夜时分，陆、王抵达广州，在胡波的电话指示下，他俩玩起了捉迷藏式的躲避跟踪“游戏”：先进入中国大饭店，登上电梯，按下2、12、22等若干楼层，待电梯在二楼停顿时快速闪出，走楼梯回到大堂；接着直奔花园酒店，如法炮制，确信无人跟踪后，再到白云宾馆。两人分别在总台登记，一人登记一天、另一人登记三天。1月21日凌晨2时40分，疲惫不堪的陆、王分别入住1412、1429房间。
陆立民回忆说，两个多小时后，“二胡”来到他们的房间，胡星急切地问东西拿来没有，见到信封和密码箱他如释重负，并安慰说：你们辛苦了，别怕，我做的事情都是正当的。询问了昆明的情况后，“二胡”随即离去。早晨8时许，胡波只身来到陆、王的房间，约请二人喝早茶，未及动筷便接到一个电话，随后匆匆离去；10点多又返回白云宾馆，分别给二人各1万元以示感谢，嘱咐他俩当天返回昆明。
信封里是什么？为什么胡星特别嘱咐陆、王二人将它贴身携带？陆支吾以对，直到最后一刻才向审讯人员交待，里面装着一本墨绿色护照，但他一口咬定没有打开看过。
1月24日凌晨，追捕组确信胡星已潜逃。情况迅速上报，专案组立即查询所有边防离境记录，以确定胡星的去向，然而一无所获。胡星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按规定都存放在云南省外办，他这一级官员出境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所以，陆、王送去的护照一定暗藏玄机。
既然胡星在广州出现过，就必须锁定这个目标。
1月25日，蒋平带领追捕组一行5人抵达广州，他们要在这个人海茫茫的大城市里捞“针”。在广东省公安厅的协助下，追捕组查验了广州市所有的宾馆饭店住宿登记，只找到陆、王的记录，而全然不见“二胡”的名字。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边检处处长钟蓓和助手在广州边检总站查阅了1月21日~22日的出境记录，也不见“二胡”踪迹。他们试图从口岸监控录像寻找线索，但仅深圳就有7个口岸，每个口岸有十几个通道，人流如过江之鲫，1∶1的时间查看录像仅一个口岸就将耗时逾月，难以奏效。
然而白云宾馆的监控录像却让追捕组大喜过望：1月21日凌晨4时48分，一辆银白色轿车溅起水花驶入白云宾馆停车场，随后“二胡”的身影出现在宾馆大堂和14层楼道里，胡星身穿深色夹克，穿黑色长风衣的是胡波。“二胡”是驾车来的，如此重要的线索岂能放过？追捕组请求粤、穗警方配合，查找这辆“欧宝”的下落，然而广州车辆如蚁，短时间找到这辆车几乎不可能。追捕组限于警力，也只能无奈放弃。
“二胡”神秘“蒸发”，追捕失去目标。
4．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神秘的“李力”进入追捕组视线
昆明的侦查工作这时有了重大突破。专案组在胡星位于东来大厦24层D座的秘密居室中查获了702万元现金，人民币、美元、港币整整装了5个旅行箱。鉴于胡星涉嫌特大经济犯罪，1月26日，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通缉令说，云南省公安机关在侦办一起特大经济犯罪案件时，发现胡星有重大作案嫌疑，现畏罪潜逃。
远在广州的追捕组也在第一时间看到了通缉令，面对苦寻无果的局面，他们深感压力、焦虑和迷茫。蒋平沉思良久，回想起在省纪委参加案情分析会时曾提到一个线索：胡星平时周末经常飞到深圳，会不会在那里有情人？而且，金城阳光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刘伊萍的户口就在深圳，胡波也在深圳住过酒店。根据这一思路，追捕组决定另辟蹊径，迂回包抄，破解其中的奥秘。
在深圳的调查果然颇有收获。追捕组不仅查出胡波1月16日至18日入住过华侨城酒店，更重要的是通过户籍资料查实了刘伊萍确有其人，在深圳拥有别墅和铺面，而且可以断定刘是胡星的情妇。追捕组顿感柳暗花明。此时，公安部刑侦局行动处处长卢保良和广东省公安厅的干练警员奉命加入追捕组。“我们如虎添翼！”追捕组顿感信心倍增。
秘密侦查发现，刘伊萍经常往来于港深两地。追捕组推测，刘出入境时胡星会不会同行？如果胡使用假名出入境，这个假名就可能出现在刘的名字前后。于是，追捕组采取排查法，把每次刘出入境通过口岸时的前后人员排列出来，两次排查就发现有一个叫“李力”的人均与刘一同通过，这样的概率绝非偶然。调阅办证资料发现，“李力”港澳通行证上的照片竟然就是胡星！进一步的信息是，这个“李力”已于2005年办理了澳门投资移民，并在澳门购置了房产。而且，“刘伊萍”也是假名，她和“李力”的身份证明都是在深圳出钱托人制作的。
在广东省公安厅的协调下，“胡星”、“李力”以及胡星的另外几个假名立刻被列入香港和澳门的边控“黑名单”中，港、澳警方都投入警力参加到查找胡星的行动中。经过多次地毯式梳理，追捕组查明“李力”已于1月22日晚从深圳皇岗口岸进入香港，入住维景酒店，次日中午12时离开港澳码头前往澳门，此后便下落不明，因为澳门没有此人的入境记录。追捕组判断，“李力”仍可能潜入了澳门，于是蒋平动身直赴澳门。
在从深圳到澳门的路上，蒋平凝神静思，整理着纷乱的信息。他设想着1月21日早晨的情景：胡波请陆、王喝早茶的时候，胡星在哪里？接到电话后胡波去哪儿了？后来他又是怎样回到白云宾馆的？这是个重大的疑团，侦查工作是否有疏漏？他立即命令广州的追捕组成员重新调看白云宾馆监控录像，发现胡波是乘出租车返回的。出租车司机提供情况说，胡波是从新白云机场上的车。那么，他很可能是送胡星去机场了。可是，新白云机场当天的出境记录既无胡星也无“李力”。
奇怪，难道胡星插翅飞走了？案情扑朔迷离，疑云重重。蒋平分析，最大的可能仍是胡星以“李力”的身份潜入了澳门。但是，胡波又去哪里了？
姑且先不管胡波，拿下“李力”再说。蒋平越来越相信胡星藏匿在澳门，“我要在离祖国大陆最近的地方抓住他！”想到这里，蒋平心里很惬意。
1月30日，蒋平拜访澳门警察总局，商请当地警方协助，立即封关，“围他个水泄不通！”澳门警察总局局长助理郑明照爽快承诺：请转告你们“一哥”，只要“李力”在澳门，5分钟内就把他送到拱北口岸，并立即命令：“各关口立即封关！”
然而情况并不乐观。“李力”在澳门的私宅空无一人；宾馆酒店也查无此人。调看1月23日从港澳码头进入澳门的旅客，也没有胡星那张熟悉的国字脸。但在澳门入境口岸第19通道的录像里，蒋平注意到有一名穿黑色风衣的男性未能入境。由于该男子离镜头很远，且脸部被验关员遮挡，分辨不出是何许人。他站立了10多分钟，似乎在和验关员说明什么，随后来了一名警察将他带离。
线索再次中断，“二胡”均不知去向。
5．持“李力”港澳通行证到香港的并非胡星，胡波金蝉脱壳
对手太狡猾了，举动完全出乎预料和推理。
“我当时已万般无奈！”恰逢澳门警察局组织祭奠关公，蒋平和同事专门去上了一炷香，祈求关公显威，“让我们早日抓到他俩！”
山重水复之际，突然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深圳警方截获一条信息，表明刘伊萍第二天将从香港返回深圳。可是，刘并无进港记录，她是怎么到的香港？猛然间蒋平想起来，刘还有个真名，她应该是持那个通行证走的，“她太聪明了！我真笨，但是我还来得及！”
抓，还是不抓？此时追捕组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胡星即便在香港，也不会与刘伊萍一同返回大陆，如果控制住刘伊萍，她又肯合作，说不定就会一举擒获胡星；但是，如果她拖个一两天什么都不说，不是反而给胡星报了信，给了他再次逃亡的时机吗？
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突破口。蒋平驱车直奔深圳。路上他发出指令，明天一早必须办好深圳口岸的边控手续，“越快越好，不惜一切代价！”云南后方的同事们片刻也没耽误，连夜办好边控手续。
第二天早晨，追捕组进入罗湖口岸等待刘伊萍到来。蒋平推测胡星如果在香港，可能会送刘到口岸，如果这样就不能让他察觉刘出事了，必须以最快速度控制住刘，防止她通知胡。追捕组提前请香港警方做好准备，刘一进入香港口岸就通知这边。一切都在掌握中，时间已过了12时。蒋平和同事们刚扒拉了两口盒饭，突然接到港方电话，刘从落马洲出关了，20分钟后将从深圳皇岗口岸入关！
蒋平和同事们扔下盒饭，拔足狂奔，引得周围一片惊奇的目光。他们跳着冲下自动扶梯，上车后拉响警笛穿越车流，并紧急告知皇岗方面控制住刘和她的手机，不许任何人接近。一行汉子冲到皇岗口岸边检处，气喘吁吁。
刘伊萍很快被带过来，并没有显得惊慌。蒋平单刀直入：“你有没有见到他？”刘回答：“没有。我等了几天都没见到，在香港报纸上看到通缉令，感到害怕，就回来了。”反复讯问，她始终辩称是胡波通知她到香港，让她到维景酒店取一些东西，但她没敢去，而是托了一个朋友去。
从刘伊萍那里一时得不到胡星的消息，追捕组连夜开会，气氛凝重。抓刘伊萍的举动是不是太沉不住气了？是不是追捕组把本可以“钓大鱼”的“长线”给掐断了？
蒋平陷入沉思。此时一直在香港负责协调的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情报处副处长李珉打来电话说，经过再次辨认监控录像，1月22日晚上住在维景酒店的“李力”更像是胡波。追捕组成员黄建伟又查看了1月22日晚皇岗口岸的录像，确定出关的是胡波！
蒋平顿时醒悟：胡波使用“李力”的通行证进入香港！好一招“金蝉脱壳”！
胡波留在维景酒店的物品被刘伊萍带回后，黄建伟仔细查找蛛丝马迹，发现了一张1月21日上午的出租车发票，这正衔接上了胡波匆匆离开陆、王二人去机场的时间。根据这一宝贵的线索，蒋平命令黄建伟立即回广州，找到了出租车司机。经过反复提示若干细节，司机终于回忆起来，当天有两名操云贵口音的中年男子从花园酒店附近上了车，指明到新白云机场。途中两人显得很疲倦，其中一人还睡着了。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黄建伟与广东警方的协查人员查看了1月20日晚花园酒店的入住记录，没有发现“二胡”。他们仍不死心，调出监控录像仔细查看，终于在第十层的录像中看到了“二胡”从1020房走出来，镜头记录时间是早上8时52分。
“二胡”真是戒备重重！他们从陆、王二人处拿到信封和密码箱离开时，已是早晨6时。但他们并没有住在白云宾馆，而是到一街之隔的花园酒店另开房间，两个多小时后他们就再次出逃。
酒店总台记录显示，1020房间的客人是用一本瑙鲁国护照登记入住的，号码为022880,姓名是HuStaneyB．。这一定就是陆立民从东来大厦取出送到广州给胡星的那本神秘的墨绿色护照。此时已是2月2日晚上近8时，香港入境事务处立刻通知对该护照实行边控。令追捕组顿足不已的是，护照持有人已于当天下午4时从香港飞往新加坡！
尽管再次与胡星失之交臂，这仍是侦破工作取得的重大突破！这本护照就是胡星的狐狸尾巴，这让所有成员无比兴奋。
真相日渐明了。经过广东警方协查，胡星1月21日早晨持瑙鲁国护照从新白云机场飞往上海，当天14时15分登上MU545航班飞往新加坡。
逃跑的路线昭然若揭。追捕组在香港警方的协助下查明：1月21日胡星到新加坡后，滞留两天，打听移民的有关情况；24日他离新赴港，与刘伊萍会合，两人在香港租住了爵悦庭20A号公寓，准备长期住下。公安部A级通缉令发出后，胡星惶惶然决定离开香港，于1月31日清晨6时12分乘QF29航班飞往英国伦敦。当地时间2月1日18时12分，因为没有事先办理入境预约，且未出示返程机票，被英国移民当局判定有移民倾向而拒绝入境，递解回港。由于胡星未能合理解释自己的行为，香港入境事务处也拒绝他再次入港。无可奈何的胡星只好狼狈地再次飞往新加坡。
瑙鲁是太平洋上的岛国，胡波早在1999年就取得了瑙鲁国籍。护照上个人资料是胡波的，而照片却被胡波借更换新护照时换成胡星的，照片上的胡星没有戴眼镜，介乎两兄弟之间，两人都可使用，但每次过关时胡星都得摘下眼镜。这本护照本没有入境中国的记录，即没有被激活，胡波特意持此护照从加拿大回中国，把“活护照”交给胡星以备出逃，其处心积虑可见一斑。
胡星飞出国门后，胡波持胡星的港澳通行证以“李力”名义进入香港。但他如何逃回加拿大却是个谜。经过梳理证据和严密推理，追捕组最终解开了这个谜：
1月23日胡波离开酒店到港澳码头前，把随身物品全部留在房间，通知刘伊萍去取。然后他乘船前往澳门，但在澳门入境时受阻，追捕组从监控录像上看到的那个穿黑风衣的男子正是胡波。在被遣返回香港的船上，胡波把“李力”的港澳通行证扔进大海，身上只留下一本没有激活的加拿大护照——他本来企图用这本护照“闯关”澳门将其激活，但未遂。回到香港，移民官员审查未被激活的加拿大护照后将其扣留，讯问胡波是如何进入香港的，胡一言不发，行使沉默权。他的律师急速赶到香港，与移民官员交涉时称他的当事人在港并无犯罪记录，至于他如何进入香港并不重要。根据规定，香港移民官员只好把胡波遣返回加拿大。
胡星遂愿，胡波遂愿。弟兄俩南北分身，成功逃离。至此，国内追逃已告结束。追捕组的同事们心情郁闷。但一个信念在他们心中挥之不去：“不管胡星跑到哪里，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6．打开新的突破口，追捕组踏上异国追逃之路
尽管追捕组的汉子们的决心坚如磐石，但要去新加坡追缉胡星却面临着诸多困难。新加坡没有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与我国也没有签署引渡条约，这意味着中国警察即便到了新加坡也难以开展工作。国内一些贪官逃到新加坡后，中国司法机关望尘莫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新加坡过着逍遥的日子。
但是，追捕组仍未死心。他们请求公安部与新加坡警察局取得联系，提出去新加坡缉捕胡星的要求。新加坡警方很快回函，表达了如下意思：第一，根据新加坡记录，HuStaneyB．持瑙鲁护照（号码：0022880）于2007年2月2日乘坐CX711航班从香港到达新加坡；第二，新加坡警察局未发现此人在新加坡的下落，新加坡警方将监控其出境情况，如发现其离开新加坡，将尽快通知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第三，新加坡与中国没有签订引渡条约，新加坡政府没有合法的权力去临时逮捕此人。除此之外，新加坡警察局将尽力协助中国警方。对于中国警方派员来新加坡的要求，新加坡警方看不到有这个必要性。
意思很明显，新加坡警方并不欢迎他们的中国同行。追捕组不能强行硬闯，原本想从深圳直接领命飞往新加坡，现在只得暂时解散，各自打道回府。
从深圳回到昆明后，追捕组立即向省委领导汇报了前期工作。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是艰难的：去新加坡，中国警察不能执法，没有新加坡警察的配合很难成功；如果不去，就完全失去了将胡星缉捕回国的可能。我国目前尚无从新加坡成功缉捕贪官回国的先例，就算去了，跨国缉捕阻碍重重，胜算渺茫。
云南省委铁下了心，认为：国内一些贪官和犯罪嫌疑人往往一走了之、潜逃国外，影响极为恶劣。如果就此放弃，客观上纵容了这些贪官。无论如何要试试！一定要争取公安部的同意和支持，到新加坡去！
公安部刑侦局负责人与新加坡警察局高层通话，对方仍不肯松口。公安部刑侦局行动处处长卢保良则通过外交部与我驻新加坡大使馆取得联系，请求使馆支持。同时，专案组查阅和准备了国际遣返的有关资料，把胡星的犯罪事实、通缉令、逮捕令等相关资料翻译成英文，又委托云南省司法厅涉外公证处进行了公证。整整3个卷宗，加班加点赶了出来。
专案组意识到，胡星非法使用胡波的护照这一事实很可能成为案情的突破口。可是，怎么证明护照有问题呢？他们手头甚至连护照的复印件都没有。这时卢保良想起，他有一次在曼谷与公安部驻泰国警务联络官聚会的时候，瑙鲁驻泰王国总领事也在场，看上去联络官与总领事关系不错。瑙鲁驻泰王国总领馆统辖着对多个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事务，其中包括新加坡。卢保良问，不知这个总领事能不能帮上忙？
“当然可以！”蒋平跳了起来，每一个使领馆在签证的时候，必须要登录本国外交部的电脑系统检验护照真伪，只要总领事乐于配合，把HuStaneyB．的名字输进去，就可以查看护照的原始信息。然后再敦请瑙鲁驻泰王国总领事馆向新加坡方面出具一份公函，证明护照信息与照片不相符，胡星非法使用他人护照，那么他就可能被遣返。无论是遣返到中国、瑙鲁或澳门，情况就会乐观得多。
经过多方协调和努力，几天后瑙鲁驻泰王国总领事向新加坡移民局提交了一份外交公函。
致有关部门：
尊敬的贵国移民当局，我是瑙鲁共和国驻泰王国总领事馆的总领事，非常荣幸地给您致信。我谨通知您，最近我们收到一封传真来函，一名中国政府通缉的罪犯胡星持瑙鲁护照022880（名HUSTANEYB．，出生日期1960年6月23日）进入贵国。根据我们的出入境记录，该护照信息与我国的登记信息不相符，即意味着胡星所持护照为其他人护照。现在我谨代表瑙鲁政府请求贵国的帮助，如果任何人持上述护照来贵国，请立即通知我们，并当我们到达新加坡后，逮捕该犯。
瑙鲁共和国驻泰王国总领事ALEXKE
这是釜底抽薪之举，现在只等着进入新加坡的机会了。2月13日，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向公安部发函，同意正式派员到新加坡处理胡星出逃的事件。追捕组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次日，蒋平与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赵明、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情报处副处长李珉从昆明出发，公安部派出卢保良和国际合作局李玉红处长从北京飞赴新加坡与他们会合。
临行前，专案组组长郭永东专门赶到机场送行，而蒋平的心情很沉重。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段独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啊！省委期望值这么高，人民群众对贪官外逃义愤填膺，新加坡警方不欢迎，甚至在没有新加坡警方允许的情况下，拿着使馆的邀请函就毅然决然踏上了异国追逃之路。新加坡是什么样的法律制度、什么样的人情环境，我都一无所知。肩头任务很重，没有人指导应该怎么做，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能不能完成任务，实在是一片茫然。
7．我们就守在这里，他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
2月15日凌晨，当追捕组抵达新加坡时，正是这个时尚的岛国尽情展现她的迷人夜色之际。
顾不上欣赏美景，顾不上旅途劳顿，他们向赶到酒店的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公使黄勇介绍了案情。鉴于中国警察不能在新加坡执法，不能公开进行调查，众人商定，还是先争取当地警方的帮助。天亮之后，再由使馆的吴冬梅总领事与新加坡警察局联系。
没有想到的是，新加坡警方避而不见。千里迢迢飞到新加坡，连新加坡警察局的门都进不去，何谈缉捕？
这是追捕组在新加坡过得最压抑最漫长的一天，5人如同困兽一般坐在酒店的房间里，气氛沉闷到了极点。猛然间，蒋平一摁烟蒂站起来说：“我们就守在这里，他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就不信有这么怪的事，就在眼皮底下还抓他不住？”坚韧的信念激发起大家的斗志。他们清楚，他们身后有千万双期待的眼睛。他们唯一的选择是：不辱使命！
晚饭时分，吴冬梅总领事终于带来了好消息：经过大使馆一天的斡旋，新加坡警察局终于同意第二天上午双方面谈。
这是一场异常艰苦的谈判。中方据理力争，而对方也寸步不让。吴冬梅和卢保良、李玉红分别代表外交部和公安部向新加坡警察局局长助理李水发、行动署主任熊衍庆等4名警官表达了警务协助的请求，蒋平随后通报了案情：胡星在中国有经济犯罪嫌疑，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去。如果根据新加坡法律这样做有困难，请控制住不让他离开贵国国境，我们通过你们认为可行的渠道寻求解决的方法。
按照前天晚上商定的原则，既要引起对方足够重视，又要反映胡星没有携带大量资产进入新加坡，也不是什么高官，所犯罪行也不是特别引人注目。所以，蒋平强调胡星只身仓惶出逃，连自己的护照都没有拿出来，只能冒用其弟的护照。
谈判中对方问：“胡星在中国算什么级别的官？”
蒋平回答：“他是交通厅副厅长，在云南省算个中层干部。”
对方又问：“交通厅是干什么的？”
蒋平轻轻松松地说：“修路的。”
对方小心翼翼地问：“那我们能知道他的罪行有多严重吗？”
蒋平说：“我们初步查证他有受贿的嫌疑，但掌握的只是线索。至于数额有多大，只有法院审判后才能认定，我们来带他回去，就是为了搞清楚他有多大的问题。”
回答无懈可击，新加坡警察也表示理解。蒋平进一步说：“通过他E－mail的IP地址和网上订房信息可以确定，胡星就住在这里的莱佛士酒店。”奇怪的是，新加坡警察对此不置可否，只表示：按照新加坡法律，如果没有现行犯罪，新加坡警方不能拘捕胡星。
眼看着对方死守阵地一步也不肯让，蒋平只能使出“杀手锏”：“我们有瑙鲁国外交官的证明，胡星使用的是他人的护照，按照贵国的法规，请你们把他扣留下来。依照国际惯例，胡星应该被遣返至其假照出发地——中国上海浦东机场，同时，鉴于胡星以‘李力’身份办理了澳门投资移民，取得了澳门居住权，你们也可以将胡星遣返到澳门。”
李水发早有准备地回答：“瑙鲁驻泰王国总领事的函件我们也收到了，但这是一个个人函件。我们得通过我国外交部向瑙鲁国外交部求证后，才能采取相应的行动。”
蒋平急了：“你们可以不必等待瑙鲁国的证明，我来给你们证明。现在！”
此言一出，不仅新加坡警方4人愣住了，连中方几人都面面相觑：他哪来的瑙鲁国外交部的证明？
蒋平拿出两套户籍资料摆到桌上：“不就是证明他使用的护照是他弟弟的吗？请看，这是胡星和胡波在中国的户籍资料：胡波1960年6月23日出生，与瑙鲁国护照上的登记一致；胡星1958年10月16日出生，你们可以查查看，护照上的照片是胡星。这些户籍资料都已经翻译成英文，按国际惯例进行了公证，是有效力的证明文书。”
对方没有想到中国警察有这么一招儿，一时没有回答。但他们很慎重，说要研究一下。新加坡警察礼貌客气，却处处打“太极”，眼看着谈判就要进入胶着状态，蒋平霍地站起来朗声问道：“请问各位，警察是干什么的？警察就是执行法律、打击犯罪的！我这里有中国公安部的通缉令、向国际刑警组织申报红色通缉令的文件、案件卷宗，而且全部都按照国际惯例翻译成英文、经过了公证。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联合国的反腐败公约，我们两国都是加入国，胡星的行为放在贵国也是涉嫌犯法的，况且贵国的反贪力度举世公认。我们已经证明了他是嫌犯，是中国政府通缉的人，警察的职责不就是嫌犯潜逃以后把他捉拿归案吗？我们现在已经追到这里了，难道能够眼睁睁看着他逍遥自在，而我们却束手无策吗？作为同行，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我此刻的感受！你们也一定不愿意看到我空手而归！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们到中国需要我们的警务协助时，你们也会有这样的心情！”
对方显然没有料到蒋平会突然“动之以情”。沉默了一会儿，李水发说：“蒋局长（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对外又称经济犯罪侦查局），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法律。我们只能保证，如果收到瑙鲁外交部的证明，我们一定将胡星遣返回去；在此之前如果他离开新加坡，我们一定通知你们。你带来的户籍资料我们会留下认真研究。”
这似乎是谈判的最大收获了。追捕组以证据说理开路，又以大义晓之、情感动之，可看上去对方仍无动于衷，大家都觉得有点失望。但蒋平觉得，他关于警察职责的那一段慷慨陈辞还是引起了一点共鸣，在感情上，新加坡同行一定会有所触动。
8．胡星要离开新加坡了，追捕组却还未能申请边控
就在追捕组与新加坡警察谈判的同时，云南警方对胡星的监控显示，胡星有要“动”的迹象。
自从来到新加坡，胡星已经换了3个酒店。他确信自己被跟踪，而且跟踪者丝毫不掩饰行迹。他“觉得走投无路，整天忐忑不安，寝食不宁”，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惶惶不可终日”。胡波从加拿大传给他的消息更让他心惊胆战：昆明已经派人追到新加坡了！他在与胡波的通话中揣测：跟踪的人是新加坡警察或是中国警察？还是黑社会来敲榨？任何一种猜想都令他“惊恐万分”。他对刘伊萍说，我已经买了机票，要回到我办护照的地方去，但是我可能走不掉；如果不能成功，我只能回来面对一切。
从新加坡警察局出来，新加坡华人唐先生请蒋平一行吃饭。唐先生仗义友善，在当地人脉广布。席间，蒋平正为上午谈判无果而食之无味时，唐先生热情地指点迷津。此时，专案组从昆明紧急通报：胡星已经买好机票，随时会离开新加坡。
胡星就要从眼皮底下溜走了，而追捕组甚至还没有去移民局请求办理边控手续！刚到新加坡时，大家分析形势认为，从种种迹象来看，新加坡警察似乎已经将胡星纳入视线范围，掌握了他的行踪。如果马上找移民局，警察局很可能就此甩手不管了。移民局只管着口岸，只要胡星待在新加坡永远不出境，移民局是没有办法的；而且，移民局只能监控HuStaneyB．的瑙鲁国护照，要是胡星还有一个其他护照，那就只能眼看他远走高飞而徒呼奈何了。因此追捕组决定还是依靠当地警方控制住胡星。
他们立刻赶到使馆与黄勇公使商量对策。黄说，早上会谈的结果他已经知道了，他已与新加坡外交部官员直接通话，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表示，现在已经证明了胡星使用他人护照进入新加坡，若新方还把他放走，这是对中国政府的不负责任。
这番话相当于口头照会，分量很重。可是从外交部传达到移民局，其间要耗费不少时间，哪里等得？这时唐先生忽然想起：他曾经有一个朋友来新加坡时，由于护照出了点问题，被人举报，在移民局被暂时扣押了48个小时接受调查。如果有人举报胡星，不是可以大大缓冲我们的时间吗？问题是，举报人必须是新加坡公民。唐先生说：“我来写信举报胡星！”
黄勇公使大喜，马上叫秘书打印出一封正式的举报信，唐先生签上名后，大使馆立即派人送往新加坡移民局。可是怎样让移民局马上受理、立即对胡星实施边控？唐先生又生一计：请他的一位和新加坡移民局熟悉的朋友直接找局长，先实行边控，再走程序。
能做的只剩下等待了。追捕组又回到酒店里发呆。下午4时，唐先生举起手机给众人看短信：“胡星已被移民局列入黑名单，请放心。”心上石头落了地，房间里一阵欢呼雀跃。在大使馆、祖国侨民的合力下，“HuStaneyB．”这下插翅也难飞出新加坡了。
然而短暂的欣喜过后，大家又笑不出来了：根据新加坡法律，使用别人的护照将被处以两次鞭刑和3个月的监禁。3个月后，新加坡方面会不会把胡星交给中方还很难说，事情可能还是回到原点。让胡星被移民局扣留，实为下下策。
追捕组已经查明胡星入住的酒店和房间号，也掌握了他的手机号码，但目前唯一能做的却只有等待时机。根据消息，胡波回到加拿大以后大病一场，近几天已经出院，如果他再次飞来新加坡“拯救”其兄，再带来一本新的护照，怎么办？
值得庆幸的是，可以确定整日跟踪胡星的人是新加坡警察。早上新加坡警察对胡星住处信息完全不感兴趣，恰恰暴露出他们已经监控了胡星，这至少说明他们对此案的重视。这是中国的外交努力、公安部的交涉以及追捕组的辛勤工作取得的一大成果。
9．你的出逃很不明智，起码不够男人
2月17日，中国农历大年三十。
昆明传来消息，胡星又跟刘伊萍通话，称自己马上要离开新加坡，“如果顺利，20号再联系”。追捕组紧急跟黄勇公使商量：不能让他离开新加坡，也不能让他被监禁3个月。蒋平提出：“去找胡星谈，打消他继续逃亡的念头，劝他跟我们回去！”
这个设想太冒险了。谁去谈？怎样谈？谁能预料到会发生什么问题？胡星在新加坡警察的控制之下，不能贸然前去找他。还有，万一打草惊蛇，他跑了怎么办？谈话中他做出不测之举怎么办？哪怕他喊叫一声，中国警察就涉嫌在新加坡执法，这可能导致外交争端，谁负责？
正在反复研究中，这时昆明又报来一个重要线索：胡星在拨打云南省委有关领导的电话，但没能接通。他想干什么？是想试探跟踪他的人是否中国警察，想讨价还价，还是想投降？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蒋平说：“我去找他谈！”他认为，胡星此时已经购买了再次逃离新加坡的机票，并且已经和刘伊萍作了告别，不太可能轻易投降。给省委领导打电话也许只是想探探虚实、摸摸底，或是虚晃一枪、麻痹一下中国警方。但是，蒋平细致地分析了胡星的心理状态：他的出逃虽蓄谋已久，却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仓促上路，没有携带太多现金，又在英国和香港屡屡碰壁，狼狈不堪，如丧家之犬。在新加坡又被不明底细的人跟踪数日，更是惶惶如惊弓之鸟，感到了极大的不安全，无形罗网似要扑面而来。他备感孤独无助、前途黑暗，已被逼到角落里。“劝降”有风险，但并非毫无胜算。
蒋平拨通了省政法委孟书记的电话，请求同意给胡星打电话。孟书记只问了两句话：“使馆同意吗？有没有把握？”听了蒋平的分析推理，他果断地指示：“打！”事后回想，蒋平感到，孟书记的这个决定包含了巨大的信任。此去孤注一掷，成败在此一举！
2月17日12时57分，蒋平拿起手机，众人都围了过来，屏息凝气。
电话接通了。蒋平用昆明话说：“你是胡星？”
对方警觉反问：“你是哪个？”
“我是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蒋平。”
“哦，我知道你。”
“我告诉你，你的周围是新加坡警察，新加坡警察的外围是云南省公安厅追捕组，我就是孟书记在新加坡的代表。你刚才不是打电话找省里领导吗？”
对方沉默。
“我知道，你就在莱佛士酒店1750号房间，我知道你正在收拾东西，我警告你不许出门！不允许有任何动作！”
胡星慌了，不知道追捕组监控到了什么程度：“我没想走，我只是整理一下书。”
“现在只要你离开房门，你就会因为非法持有他人护照被新加坡警察逮捕！根据新加坡法律，你会被处以两次鞭刑和3个月的拘禁，然后移交中国警方处理！”
继续沉默。
“如果你愿意跟我谈，跟我们回去，出逃这一情节的责任，可以不追究。”
这个电话就像一枚炸弹，将胡星的心理防线炸开一道溃口。他感觉自己如瓮中之鳖，中国警察居然监视到了自己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他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挂断胡星的电话，“我感觉他精神濒临崩溃，有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蒋平喜形于色。
蒋平和卢保良等人跳上大使馆早已备好的车，再次拨通胡星电话：“你在房间等着，一步都不许离开！”大使馆工作人员此时将打印好的《自愿回国申请书》递上。黄勇公使特别嘱咐：一定要在新加坡警察的眼皮下谈，千万不能去房间，而且绝对不能动手！不然只要胡星叫声“绑架”、说自己是被胁迫的，就前功尽弃了。汽车正要开动时，吴冬梅总领事追上来：“要不要订机票？”那一刹那，蒋平陡生信心：“订！今晚就走，我有决心把他带回去！”
莱佛士酒店有好几个咖啡厅，蒋平找了一处能从二楼俯瞰监视的桌子坐下，大使馆的申秘书坐在另一桌，卢保良上了二楼。一切准备就绪，蒋平通知胡星：“到咖啡厅来，不许带任何东西，不要让人觉得你想出逃！”挂断电话，手机定格在2月17日14时14分05秒。
等了10多分钟，胡星才下楼。仅仅20多天的逃亡生涯,那个原本意气风发的省交通厅副厅长显得落魄潦倒，神情黯淡。环视周围，蒋平立刻感到新加坡警察悄然围了过来。
蒋平单刀直入：“胡星，我觉得你的出逃太不明智，起码不够男人！你把昆明的那些问题丢下不管，丢给你弟弟，甚至丢给你的情妇刘伊萍，你觉得公平吗？是你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躲？你认为你躲得掉吗？我早就盯着你了，你在香港住的是爵悦庭，到了英国没能入境，你在莱佛士酒店之前住在文华酒店，对不对？我跟了你一路，你是跑不掉的！我只是不希望你在这里受监禁、挨鞭刑。”
胡星听得目瞪口呆。不会抽烟的他一支接一支地吞云吐雾，烟灰缸很快就满了。
“你的周围都是新加坡警察，你没看出来吗？你的护照有问题，你一动，就会被捕！”
胡星嗫嚅着说：“老二（指胡波）不是说没问题吗？”
“我都能证明你的护照是变造的！你的案子是经济犯罪，无论走到哪个国家都是逃不过的。你已经寸步难行了，回去是你唯一的出路！如果跟我回去，出逃的情节不追究。出逃有多严重你知道吗？你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出逃就是叛党、叛国！回去后只要你如实交待经济上的问题，认罪态度好，还可以换取减刑。”
胡星抬起头：“蒋总，我弟弟胡波不太懂中国的法律，他受国外教育比较多，可不可以放过他？”
蒋平说：“可以！胡波帮助你出逃的事可以放过，但其他经济上的问题，回去和反贪局讲。只要你跟我回去，连刘伊萍帮助你出逃的情节，我们都一并放过！”
这个表态一举击中了胡星的软肋。他当即抓住蒋平的手：“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信任你！”
蒋平示意申秘书把《自愿回国申请书》给胡看：“致新加坡警察局，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胡星，我在中国境内犯有经济犯罪，现自愿回国，请新加坡警察局予以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胡星”
胡星提着笔半天落不下去，笔尖颤抖：“我这一签，就全完了。”蒋平说：“不，是重新开始！你本来就全完了！”良久，胡星在文件上写下：“我是中国公民，我自愿要求回国。胡星。”
下午3时多，新加坡警察局局长助理李水发在大使馆的通知下，率员来到酒店。此时胡星的心理防线已经完全被击溃：“我是中国人，他们是我的亲人，我要跟他回去，请给予方便。”
李水发握住蒋平的手：“祝贺你！我们已经研究过，支持你们把他带回去。但是，胡星现在得由我们看着，请你理解。你们抓紧时间办手续，通知我们航班号，我们机场交人。移民局方面也由我们来协调。”
蒋平也明白，自己带着胡星很可能被误会为跨国执法。他接受了李水发的善意：“我不知该如何感谢你！”李水发摇摇头：“不用说了，我们都是警察。”两名职业警察的眼神交织在一起，蒋平在李水发的眼中读出了理解、尊重和钦佩。
下午4时30分，与新加坡警察交割完毕，蒋平才发觉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但饥饿感被胜利的喜悦压倒了，他与大家相视而笑：“今晚可以在这里吃顿开心的年夜饭了！”
2月18日凌晨0：05，追捕组带着胡星登上了中国航班。起飞前，蒋平给专案组领导发出一条短信：“这个春节可以过得愉快了。天道酬勤……”
回首高度紧张的20多个日夜，追捕组的同事们感慨万千，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松弛下来了，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意志、智慧和胜利而自豪。但他们也明白，缉捕行动的勋章上镌刻着群体的名字：云南省委、公安部的高瞻远瞩，调动了大量资源保障追捕行动；发现犯罪线索的检察官——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40多人参与查办“胡案”，他们的出色工作为缉捕胡星打下了基础；先后参加追捕组的警官、检察官优秀的敬业精神、职业素质和团队合作意识铸成了锋利的“追捕之剑”；后方，云南省纪委，云南省公安厅刑侦、经侦、边防、出入境管理、法制等部门协力提供了及时而强大的支持；广东省公安厅、港澳警方的协查配合也对追缉必不可少，而新加坡警方在他们的法律范围内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专案组组长郭永东感受深刻地说，“云南省委高度重视，李汉柏、孟苏铁两位常委直接领导、亲自坐阵指挥。这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作出重要批示：“云南省委、省纪委工作得力，公安部门的同志有功，应予以有关同志表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批示：“这是一次成功的跨国追捕。”
胡星归案了。据这名目前被拘押在看守所的外逃高官供述，在担任昆明市副市长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为家人牟取利益，其弟胡波和胡彬先后在昆明开发多个楼盘，获利甚巨；他向省内多家房地产企业及来滇投资的省外企业索要、收受贿赂高达数千万元。
4月27日，云南省纪委研究并报省委决定，给予胡星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等待胡星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