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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中共有可能克服“历史周期律”吗

2016-10-17 11:23 战略·谋略 ⁄ 共 3788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参加第三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政府上下显示出来的自信。这种自信一是源自中国自身的发展,二是源自西方的混乱,如英国退欧、美国的特朗普现象、欧洲大陆的难民危机、经济危机、欧盟解体危机等等。在重庆,与会各方亲眼见到一个二十年前还不怎么发达的地区,现在却成为中国经济的明珠,再无人能够否认中国模式的成功。

主办方只所以选择重庆,我个人的理解是,重庆是中国的缩影和代表,它呈现给世界的不仅仅是高效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它的韧性。不可否认,多年来重庆面临了种种挑战,却丝毫没有改变高速前行的态势。以重庆为代表的发展有效性和模式的韧性正是中国特色的体现。

对于积极研究中国模式的学者而言,介绍中国发展的实情,展现中国模式活力的历史任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一步应该聚焦在中国也是中国共产党未来最大的挑战上:这种成功模式能否在未来不会退化,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不忘初心。这也是一些外国友人关心的问题。

客观而言,这是一个空前难度的挑战,就是今天的美国同样没有解决。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2014年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一文,提出:“美国有很多政治制度都日渐衰败,它的政治文化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都出了问题。一是司法和立法部门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而受损的是行政部门。二是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增加,这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三是美国的制衡制度变成了否决制”,而这“引发了一场代议制度危机”。

那么被称为“例外的例外”的中国,能否化解这个人类迄今为止无法解决的挑战呢?

未来确实很难预言,但历史可以借鉴。谈到这个话题,很容易令人想起黄炎培定律,即中国的历史周期律:一个朝代刚兴起时充满活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执政者开始退化,社会也随之衰败,直至消亡,周而复始。

严格说来这个定律并不准确,中国部分朝代不是完全亡于衰败退化。比如宋朝虽然有政争有腐败,但在灭亡时仍是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国家,其文明程度远高于周边地区,却亡于蒙古不可阻挡的铁骑。再比如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固然有其自身的问题,但并非昏君,崇祯政权虽然亡于李自成之手,但后金的影响显然不容忽略。至于清朝,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它面对的西方对手不但有野蛮民族的嗜血特性,同时还有更为发达的文明。中华民族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对手,清亡实是历史的必然。

从这个角度讲,今天拥有强大核武器的中国,已经不大可能因为外力因素而衰败下去。

从历史上看,一个朝代的衰败还和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方式有关。一是皇朝血缘世袭,选择面极窄。清朝算是英主辈出的时代,但自乾隆以后才智就迅速下降。甚至连生育能力都空前下滑甚至丧失。咸丰帝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光绪、宣统则均无生育能力。二是皇帝都是终身制,如果遇到一个好皇帝,是国家百姓之幸,但如果是无能或者暴虐的皇帝,也只能等到他自然去世才有改变的可能。三是皇帝不需要任何基层历练,除打江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之外,其他皇帝都是从小生活在封闭的皇宫之中,对世界的了解只是通过后天的培养和教育。而真实世界究竟如何,并不知晓,执政经验更是缺乏。

今天的中国虽然仍然是延续了一个政治中心的传统,但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已是从全国选拔人才,是从十三亿人中选出来的。二是要有长达几十年的基层管理经验和考验。三是有任期制。也就是说一个政治人物成熟之后的黄金时期用于治理整个国家,并在精力衰退之前就由新一代领导人接替。

所以从人才选拔的角度上讲,中国至少可以说找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而且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黄炎培定律还有一个经济因素:即当一个新朝代开始的时候,由于长期战乱,人少地多,政府可以从容地进行分配,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很容易解决。但随着人口的扩张、土地兼并现象的出现以及农业生产率不可能大幅提高的限制,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往往导致矛盾激化,天下大乱。另外,那个时期的世界相比于现在非常封闭,运输手段落后,也不可能通过国际贸易手段解决人与资源的矛盾。

但今天的中国,早已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经济、城市社会,并和世界同步进入信息社会,而且全球化使得资源交换的成本大幅降低,完全可以解决近现代之前相当多无法解决的人与资源的冲突。全球化经济当然有新的挑战,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局限已被打破。

导致中国朝代衰败还有一个原因。即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从上到下层级过多,信息传递过程容易失真,特别是易被地方欺上瞒下,从而导致严重的决策失误。清末慈禧太后就是相信了保守派伪造的西方列强最后通碟,才决定支持义和团并向整个西方宣战,导致庚子祸乱,国家几乎到了崩溃解体的边缘。

可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时代,深度的全球化也已经把世界变成地球村。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不仅高速而且成本极低。这个科技进步,对于小国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于中国这样规模超大的国家却带来难以估量的正面意义。

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体系化、制度化的调研咨询机制。国家的有效治理在技术层面也上了一个台阶。

可以说,虽然挑战永无止境,但中国共产党通过继承、借鉴和创新,已经有可能解决传统的“历史周期律”中诸多棘手的难题。

那么究竟什么因素可能导致中国共产党的退化和中国的衰败呢?

在“走进重庆市委”活动中,市委副书记张国清面对外方重庆如何创造奇迹的提问,有这样的回答:第一是共产党为人民的宗旨和主张。这也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第二,九十五年的奋斗历程使得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任何制度都有自己国家特征的,不可能是外方设计出来的。第三是重视自身建设,与时俱进的引进人才。

在笔者看来,关键的就是第一条和第二条,如果在这两条上犯错、没有坚持住,这些错误就可能成为导致衰败的因素。

第一条就是共产党倡导的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民本政治的现代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动力和源泉。一方面,这个特点在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表现,如韩国有朴正熙,台湾地区有蒋经国,新加坡有李光耀,他们都不计毁誉,艰难、坚韧地带领民众走向现代化。他们为政的动力在西方是无法理解的。可资对比的是,菲律宾和韩国一样是军政权,但却贪污腐化,对人民和国家毫不负责,家族利益高于一切。

另一方面,坚持共产党的宗旨,仅靠民本政治传统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大陆的“为人民服务”与前述的几个儒家文化圈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中国共产党仍然需要考虑如何才能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长期地“不忘初心”。

第二就是发展道路。许多自由派学者甚至到今天,仍旧把西方的制度模式当作解决之道。可是我们看看同文同种的台湾,国民党丢失过政权,按说在野八年应足以反省,可是重新执政后依然故我,八年之后败得更惨,现在几乎到了要亡党的地步。西方的民主并不能解决国民党的退化问题,也不能解决台湾地区的发展问题。

民进党也一样,他们上一次执政天怒人怨,几乎被再度崛起的国民党打废。可是在野八年的民进党重新执政不过五个月,依旧荒腔走板,支持率大跌,满意度仅仅35%,不满意度则高达39%,出现死亡交叉(据TVBS10月最新民调)。民进党的能力不见提高,偏向下层民众的理念也被资本所绑架。这在一例一休案和对待台湾旅游业上得到鲜明的体现。

其实不仅台湾,前文提到的美国不也同样如此吗?西方民主到现在无法避免自己的制度衰败,对于两岸来说都是舶来品的西方药方,怎么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呢?

事实已经证明,台湾简单模仿西方是一种政治创新的懒惰,和大陆虽然艰难但收效巨大的自我创新无法相比。

对于未来的制度创新虽然无法预测,但美国的一个教训非常值得吸取,即要考虑到完整的人性。

美国三权分立的设计确实考虑到人的贪婪本性,是为了避免出现独裁者。但制度设计者恐怕没有想到,权力分立之后的运作也同样需要考虑到人性。贪婪、自私必然使得任何掌有权力的一方都追求自己权力的最大化,从而出现了今天的美国否决体制。各方为反对而反对,宁可政府关门也绝不妥协。

事实上,三权分立要想良好运作,任何一方都必须理性、道德高尚,都不能从一己之私利出发,必须让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高于本部门的利益。但这在强调分立的制度下,几乎是不可能的。笔者之所以认为美国制度未来黯淡、难以寻找解决之道,根源就在这里。它的运作过程尤其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良好的个人关系和必不可少的交易与妥协。成本不仅非常巨大,更对当政者的能力和素质要求极高。但在大众选举的情况下,政治人物的平庸化已是常态。

这样的例子很多,仅举最新的一例。美国国会推出“911”法案,允许遇难者家属起诉沙特政府。沙特对美国至关重要,而且由于阿拉伯之春、也门内战、叙利亚内战和伊朗核协议,双边关系已经相当紧张。所以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奥巴马不得不动用总统否决权,却又被国会投票推翻从而成为法律。

美国“府会之争”大幅升级,牺牲的则是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不仅是与沙特的重要关系;还可能对美国军事、情报和外交政策以及海外服务人员安全带来威胁;甚至导致美国政府某些海外资产被没收。沙特的反应是,指责这项法案将“把国际法变成丛林法则”,并威胁将出售高达75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及其他在美资产,以免这些资产被冻结。

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讲,不走错路只是确保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不会衰败的必要条件,但仅仅这一条并不够,还要全力探索如何做到有效地、长期地捍卫宗旨,不忘初心。学者将用理论,中共将用实践来共同回应这个世界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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