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第三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政府上下显示出来的自信。这种自信一是源自中国自身的发展，二是源自西方的混乱，如英国退欧、美国的特朗普现象、欧洲大陆的难民危机、经济危机、欧盟解体危机等等。在重庆，与会各方亲眼见到一个二十年前还不怎么发达的地区，现在却成为中国经济的明珠，再无人能够否认中国模式的成功。
主办方只所以选择重庆，我个人的理解是，重庆是中国的缩影和代表，它呈现给世界的不仅仅是高效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它的韧性。不可否认，多年来重庆面临了种种挑战，却丝毫没有改变高速前行的态势。以重庆为代表的发展有效性和模式的韧性正是中国特色的体现。
对于积极研究中国模式的学者而言，介绍中国发展的实情，展现中国模式活力的历史任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一步应该聚焦在中国也是中国共产党未来最大的挑战上：这种成功模式能否在未来不会退化，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不忘初心。这也是一些外国友人关心的问题。
客观而言，这是一个空前难度的挑战，就是今天的美国同样没有解决。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2014年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一文，提出：“美国有很多政治制度都日渐衰败，它的政治文化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都出了问题。一是司法和立法部门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而受损的是行政部门。二是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增加，这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三是美国的制衡制度变成了否决制”，而这“引发了一场代议制度危机”。
那么被称为“例外的例外”的中国，能否化解这个人类迄今为止无法解决的挑战呢？
未来确实很难预言，但历史可以借鉴。谈到这个话题，很容易令人想起黄炎培定律，即中国的历史周期律：一个朝代刚兴起时充满活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执政者开始退化，社会也随之衰败，直至消亡，周而复始。
严格说来这个定律并不准确，中国部分朝代不是完全亡于衰败退化。比如宋朝虽然有政争有腐败，但在灭亡时仍是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国家，其文明程度远高于周边地区，却亡于蒙古不可阻挡的铁骑。再比如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固然有其自身的问题，但并非昏君，崇祯政权虽然亡于李自成之手，但后金的影响显然不容忽略。至于清朝，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它面对的西方对手不但有野蛮民族的嗜血特性，同时还有更为发达的文明。中华民族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对手，清亡实是历史的必然。
从这个角度讲，今天拥有强大核武器的中国，已经不大可能因为外力因素而衰败下去。
从历史上看，一个朝代的衰败还和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方式有关。一是皇朝血缘世袭，选择面极窄。清朝算是英主辈出的时代，但自乾隆以后才智就迅速下降。甚至连生育能力都空前下滑甚至丧失。咸丰帝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光绪、宣统则均无生育能力。二是皇帝都是终身制，如果遇到一个好皇帝，是国家百姓之幸，但如果是无能或者暴虐的皇帝，也只能等到他自然去世才有改变的可能。三是皇帝不需要任何基层历练，除打江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之外，其他皇帝都是从小生活在封闭的皇宫之中，对世界的了解只是通过后天的培养和教育。而真实世界究竟如何，并不知晓，执政经验更是缺乏。
今天的中国虽然仍然是延续了一个政治中心的传统，但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已是从全国选拔人才，是从十三亿人中选出来的。二是要有长达几十年的基层管理经验和考验。三是有任期制。也就是说一个政治人物成熟之后的黄金时期用于治理整个国家，并在精力衰退之前就由新一代领导人接替。
所以从人才选拔的角度上讲，中国至少可以说找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而且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黄炎培定律还有一个经济因素：即当一个新朝代开始的时候，由于长期战乱，人少地多，政府可以从容地进行分配，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很容易解决。但随着人口的扩张、土地兼并现象的出现以及农业生产率不可能大幅提高的限制，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往往导致矛盾激化，天下大乱。另外，那个时期的世界相比于现在非常封闭，运输手段落后，也不可能通过国际贸易手段解决人与资源的矛盾。
但今天的中国，早已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经济、城市社会，并和世界同步进入信息社会，而且全球化使得资源交换的成本大幅降低，完全可以解决近现代之前相当多无法解决的人与资源的冲突。全球化经济当然有新的挑战，但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局限已被打破。
导致中国朝代衰败还有一个原因。即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从上到下层级过多，信息传递过程容易失真，特别是易被地方欺上瞒下，从而导致严重的决策失误。清末慈禧太后就是相信了保守派伪造的西方列强最后通碟，才决定支持义和团并向整个西方宣战，导致庚子祸乱，国家几乎到了崩溃解体的边缘。
可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时代，深度的全球化也已经把世界变成地球村。信息的传递和流通不仅高速而且成本极低。这个科技进步，对于小国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于中国这样规模超大的国家却带来难以估量的正面意义。
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体系化、制度化的调研咨询机制。国家的有效治理在技术层面也上了一个台阶。
可以说，虽然挑战永无止境，但中国共产党通过继承、借鉴和创新，已经有可能解决传统的“历史周期律”中诸多棘手的难题。
那么究竟什么因素可能导致中国共产党的退化和中国的衰败呢？
在“走进重庆市委”活动中，市委副书记张国清面对外方重庆如何创造奇迹的提问，有这样的回答：第一是共产党为人民的宗旨和主张。这也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第二，九十五年的奋斗历程使得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任何制度都有自己国家特征的，不可能是外方设计出来的。第三是重视自身建设，与时俱进的引进人才。
在笔者看来，关键的就是第一条和第二条，如果在这两条上犯错、没有坚持住，这些错误就可能成为导致衰败的因素。
第一条就是共产党倡导的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民本政治的现代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动力和源泉。一方面，这个特点在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表现，如韩国有朴正熙，台湾地区有蒋经国，新加坡有李光耀，他们都不计毁誉，艰难、坚韧地带领民众走向现代化。他们为政的动力在西方是无法理解的。可资对比的是，菲律宾和韩国一样是军政权，但却贪污腐化，对人民和国家毫不负责，家族利益高于一切。
另一方面，坚持共产党的宗旨，仅靠民本政治传统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大陆的“为人民服务”与前述的几个儒家文化圈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中国共产党仍然需要考虑如何才能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长期地“不忘初心”。
第二就是发展道路。许多自由派学者甚至到今天，仍旧把西方的制度模式当作解决之道。可是我们看看同文同种的台湾，国民党丢失过政权，按说在野八年应足以反省，可是重新执政后依然故我，八年之后败得更惨，现在几乎到了要亡党的地步。西方的民主并不能解决国民党的退化问题，也不能解决台湾地区的发展问题。
民进党也一样，他们上一次执政天怒人怨，几乎被再度崛起的国民党打废。可是在野八年的民进党重新执政不过五个月，依旧荒腔走板，支持率大跌，满意度仅仅35%，不满意度则高达39%，出现死亡交叉（据TVBS10月最新民调）。民进党的能力不见提高，偏向下层民众的理念也被资本所绑架。这在一例一休案和对待台湾旅游业上得到鲜明的体现。
其实不仅台湾，前文提到的美国不也同样如此吗？西方民主到现在无法避免自己的制度衰败，对于两岸来说都是舶来品的西方药方，怎么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呢？
事实已经证明，台湾简单模仿西方是一种政治创新的懒惰，和大陆虽然艰难但收效巨大的自我创新无法相比。
对于未来的制度创新虽然无法预测，但美国的一个教训非常值得吸取，即要考虑到完整的人性。
美国三权分立的设计确实考虑到人的贪婪本性，是为了避免出现独裁者。但制度设计者恐怕没有想到，权力分立之后的运作也同样需要考虑到人性。贪婪、自私必然使得任何掌有权力的一方都追求自己权力的最大化，从而出现了今天的美国否决体制。各方为反对而反对，宁可政府关门也绝不妥协。
事实上，三权分立要想良好运作，任何一方都必须理性、道德高尚，都不能从一己之私利出发，必须让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高于本部门的利益。但这在强调分立的制度下，几乎是不可能的。笔者之所以认为美国制度未来黯淡、难以寻找解决之道，根源就在这里。它的运作过程尤其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良好的个人关系和必不可少的交易与妥协。成本不仅非常巨大，更对当政者的能力和素质要求极高。但在大众选举的情况下，政治人物的平庸化已是常态。
这样的例子很多，仅举最新的一例。美国国会推出“911”法案，允许遇难者家属起诉沙特政府。沙特对美国至关重要，而且由于阿拉伯之春、也门内战、叙利亚内战和伊朗核协议，双边关系已经相当紧张。所以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奥巴马不得不动用总统否决权，却又被国会投票推翻从而成为法律。
美国“府会之争”大幅升级，牺牲的则是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不仅是与沙特的重要关系；还可能对美国军事、情报和外交政策以及海外服务人员安全带来威胁；甚至导致美国政府某些海外资产被没收。沙特的反应是，指责这项法案将“把国际法变成丛林法则”，并威胁将出售高达75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及其他在美资产，以免这些资产被冻结。
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讲，不走错路只是确保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不会衰败的必要条件，但仅仅这一条并不够，还要全力探索如何做到有效地、长期地捍卫宗旨，不忘初心。学者将用理论，中共将用实践来共同回应这个世界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