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永年
在五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提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的问题。这两个“意识”当然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但如果把它们放在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大变局中，再也确切不过了。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外交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大变局。在经济上，就GDP总量来看，中国前不久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中国人均GDP仍然很低，人们不认为这一变化对自己有什么具体的影响。但在海外，中国超越日本的事实则是意义非凡。再者，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是开放状态下取得的，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的内在一部分。正因为如此，中国也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力。当发达国家都在推行各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作为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则在全力推动贸易自由主义。
中国经济的外在影响，也必然反映在世界权力分配上。中国进入世界体系之后，在体系内部一步步稳定地往上升。尽管诸多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都是西方建立的，但中国在这些组织中间的地位则在快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经济领域开始和其他大国一起“掌管”世界经济秩序。中国早已经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过，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角色，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开始有能力“掌管”世界经济秩序，为中国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这是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交局面，表现在方方面面。在经济上，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被认为是应当为全球经济失衡负责。在这一认知下，美国（和西方）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被认为是和其它国家竞争资源。而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气候和环保问题，也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一环。更典型的是在战略方面，中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不仅表现在大国关系，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上。
进入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中韩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和东盟（亚细安）的关系都在发生巨变。在所有这些关系里，美国等国家和中国的互动方式令人担忧。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大国。因为美国在经济方面的力量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使得美国更加偏向注重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美国不断和中国周边国家在中国近海搞军事演习，而中国也不甘示弱。双方强硬的军事声音，似乎大于理性的外交声音。
中国的抉择决定世界未来格局
很显然，中国面临“机遇”，也面临“忧患”。“机遇”和“忧患”，说穿了就是两种互为矛盾的力量。人们既可以利用“机遇”来克服“忧患”，但也有可能因为防范“忧患”而忽视或者放弃“机遇”。抓住了“机遇”，“忧患”就不成为“忧患”，单纯地防范“忧患”，“忧患”则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深刻。因此，这里就面临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如何抓住“机遇”？如何防范“忧患”？实际上，中国的选择不仅会决定中国自身的未来，而且也决定世界权力格局的未来。
中国现在的选择决定未来，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证明了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尽管世界还处于美苏冷战时期，但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国的机遇，毅然作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选择。中国的这一选择既改变了中国自身，也改变了日后的世界。当时贫穷的中国，要发展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这样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为此，中国放弃了从前的封闭政策，打开国门，改革自己，和世界接轨。在没有多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了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当时邓小平的理性选择，很难想象中国今天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中国的选择也改变了世界。最直接的就是给当时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阵营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引诱出日后的巨变。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就决定了柏林墙要最终倒塌，这不无道理。
今天，中国面临新的国际局势和权力分配，再次面临选择。但中国的选择并非是自由选择，而是取决于国际权力格局。理性的选择，取决于中国能否准确认识自己在国际权力格局中所处的位置。
从结构因素看，现在面临一个实际上的G2结构：中美两国同处一个国际结构，并且两国都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两国的互动因此极为关键。所谓的互动，就是一方的行为影响着另一方。
美国是这个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而中国是后来者。美国的行为深刻影响着中国，中国如何回应美国的行为，又决定着美国日后如何行为。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越来越突显其军事力量。自冷战时期以来，在很长时间里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三权合一”，即在政治（民主、自由和人权）、军事和经济方面，美国的力量都是无以伦比的。美国“三权合一”的优势在冷战之后达到了顶峰。但是，好景不长。美国滥用权力，要以民主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来“终结”世界历史。结果，在推行民主方面连连受挫，而经济上毫无约束的新自由主义，更是导致了国内深刻的经济危机。近年来，受金融危机极度影响的美国经济，似乎没有能力得到快速的恢复。可以想见，在美国全面恢复其经济和政治信心之前，军事力量很容易走上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前台；在一些时候，军事力量的使用甚至变得不可避免。
经济依赖不是和平的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反应成为关键。中国如果如苏联那样，同样使用军事力量来反制美国，那么就很有可能再次把世界体系一分为二。这种“以牙还牙”方式是西方盛行多年的所谓的现实主义的逻辑。有人认为，因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互相依赖程度，不可能想象世界秩序还会一分为二。不过，相互依赖只是增加了美国或者中国退出这个体系的成本和代价，而不能从制度上阻止任何一个国家的退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也是这样。当时欧洲各国经济贸易往来频繁，形成了一波早期全球化浪潮，一些人认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不顾其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和他国发生战争，他们因此预言欧洲的永久和平与发展。但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终究没有能够阻止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此后，西方社会一直在寻找什么样的机制能够阻止国家间战争的爆发，包括权力平衡和制衡理论、霸权理论、民主政体等等。）
中国会不会步西方帝国（包括苏联）的军事逻辑？面对外在的巨大压力，中国必然会、也必须要加速其军事现代化来加强其国防。没有一个国家会陷入没有军事力量，其国家利益会得到有效保护的迷思。同时，因为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无论进出口还是投资，其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的相关性会继续强化，这也要求中国发展军事力量来保障其海上航道的安全。实际上，保障海上航道的安全不仅仅是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切，更是中国的关切。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中国能够保障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地位也要求其有能力来为维持世界秩序做些事情，就是说，中国要发展出自己承担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强调的）一直是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无论是自身经济安全的需要还是履行国际责任，中国本身必须具备能力，“搭便车”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必然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帝国。中国可以做这个选择，但从历史经验看，中国更可能选择继续目前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就是说，中国会继续是一个经济大国，而军事的现代化会继续处于次要位置，仅仅是为了上述各种需要：自我防卫、经济安全和履行国际责任。
自近代以来，中国今天第一次开始真正发挥具有实质性的外交影响力。尽管各种内部制度因素继续制约着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但外在世界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日益高升的外交影响力。很显然，这种影响力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而非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这次和日本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上的较量，已经充分显示出中国经济的能量。从前总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但中国现在也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和人民币币值的关切，也是中国经济能力的反映。这方面的能力必然会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持续得到加强。
中国的选择
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国的理性选择或者不选择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不可选择（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退出现行国际体系。这里会有两种情形。一是当中国感到外在世界太麻烦了，就选择孤立，自我封闭起来。二是另组一个国际舞台，如同苏联一样。在当今世界，也的确有些国家（尤其是那些被西方视为“敌人”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站出来和西方美国对立。孤立主义显然行不通。封闭就要挨打，这是近代历史给中国最惨痛的教训。而一旦选择另组体系，中国必然面临一个规模和能量无比的对立面体系。
第二，中国不可选择走军事国家道路，包括德国、日本和苏联。中国要进行军事现代化，但军事现代化要最大限度限制在防御政策界内。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否可以持续，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经济实力。单纯的军事现代化不足以成为一个大国，并且一旦走上军事道路，经济就会变得不可持续。和前一种情形一样，一旦中国选择军事国家道路，就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即另外一个视中国为威胁的军事国家或者集团。
第三，中国不可选择美国的道路，到处扩张，并且动不动就使用军事力量。今天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动用军事力量的结果。当然，动用军事力量也已经给美国造就了巨大的负担。美国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远不及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
第四，中国应当继续选择做经济大国。历史上，中国成为亚洲大国是因为其经济力量及其和经济力量相关的文化崛起。同样，中国用来维持亚洲国际体系的也是经济力量，即“朝贡制度”（贸易安排），而非军事力量。在所有这些方面，今天也不例外。中国的选择也会制约着美国往军事国家方向发展。就是说，中国经济能力增加这个事实，本身可以促使美国走向同一“跑道”，即经济竞争。中美两国经济上的竞争要好于军事竞争。
第五，中国要选择在和其它国家互动过程中，来确立和培养自己的国际责任感，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简单地把自己界定的“国际责任”强加给他国之上。当然，中国也必须发展其承担和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
不管怎样，人们希望看到的中国并不是另外一个西方式帝国，而是另一类型大国。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和文化信心的回归，中国必然也必须作此选择。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