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20日（伪民国20年），毛泽东以红军政治部主任名义签署的通令。4月1日，蒋介石调集18个师20万兵力，对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3万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800里战线上，由王金钰、朱绍良、蔡廷锴、孙连仲分兵4路分进合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提出中央红军应该远走四川，并得到王明派出的三人代表支持（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而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谭震林等人支持“诱敌深入”战术。双方一度争执不下，经过反复讨论，才使项英采纳了毛泽东的“诱敌深入”主张。红1方面军以王金钰的五路军为重点攻击目标，实施分割包围，在15天里横扫七百里，连续打了五个大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两万支。5月21日，项英决定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此战使中央苏区范围从江西扩大至福建西部。7月1日，蒋介石亲任总司令，与何应钦坐镇南昌，指挥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的兵力，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由何应钦、陈铭枢编成两个集团军，对红军展开钳形攻势。红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毛泽东指挥下，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展开大范围的运动战，共歼敌17个团，俘18000余人，缴枪1.5万余支、机枪175挺、迫击炮55门、电台6部。此战使中央苏区扩大到21个县，人口2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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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伪民国20年），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会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代理书记)、王稼祥（缺周恩来、曾山、余飞）。其中顾作霖于1925年考入暨南大学，后转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6年入党，1934年在瑞金呕血而死，年仅26岁。邓发出身广东云浮农村，只有小学文化，当过勤杂厨工，1922年后参与工人运动，1925年由苏兆征介绍入党，1926年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清党后参与广州起义，被捕入狱。1931年7月出任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处处长，主管苏区情报保卫除奸工作，11月改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2年春，周恩来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一氓等人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邓发在肃反时存在扩大化的问题。1946年4月，邓发与叶挺、秦邦宪（博古）等人由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因飞机坠毁遇难。【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定都瑞金，制定宪法体系，毛泽东当选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副主席。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率领下，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随后红一方面军发展到拥有一、三、五、七、八、九军团，共十多万人。】
1931年5月31日（伪民国20年），辽宁迫击炮厂在张学良将军的支持下，从美国引进技术，制成我国国产第一辆汽车--民生牌75型2.5吨载货汽车，该车载重量1.82吨，采用六缸水冷汽油发动机，65马力，前后轮距4.7米，最高车速为每小时40公里。在全车666种零件中，有464种是自制的，202种是进口的（主要是发动机、电器件、精密齿轮、轴承等核心部件）。首辆民生牌汽车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然而随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阳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该厂被日军侵占，即将完成的首批40辆汽车及零部件被日军全部拖走，刚刚萌芽的中国民族汽车制造工业就这样被扼杀了。一年后，苏联嘎斯第一辆卡车下线。四年后，日本丰田才造出第一辆卡车。
1931年6月（伪民国20年），流氓大亨杜月笙，在上海浦东耗资100万银元，建成占地50亩的杜氏家祠，蒋介石、汪精卫亲题金匾，筵开200多席，杜家从北京、上海召来戏曲名伶唱堂会，极尽声色之娱。照片前排左起，荀慧生、梅兰芳、王又宸、雪艳舫、雪艳琴、杨小楼、龚云莆、李吉瑞。后排左三起，马富禄、张春彦、张慰如、贯大元、钱新之、徐碧云、杜月笙、黄金荣、王晓籁、虞洽卿、张啸林、叶扶霄。【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1927年青帮协助国民党“清党”之后，蒋介石任命杜月笙和黄金荣为国民革命军“荣誉顾问”，并授予少将军衔。把上海地区的鸦片、赌博、卖淫业交给青帮管理，并安排军警协助保护青帮的鸦片运输。杜月笙在上海周围有10家吗啡工厂，每月可赚600万银元，其中每月需向国民党政府交40万银元的保护费，向法租界孝敬15万银元。1932年底，杜月笙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垄断上海鸦片专卖生意，他愿意每月付给财政部300万元。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把杜月笙营业大本营所在之虹口特别税局，改划归蒋介石的总部管辖。到1933年底，虹口特别税局收到1600万银元的鸦片税，这是蒋介石维持军队的重要经济来源。】
1931年8月（伪民国20年），江淮大水后等待国际红十字会救济的难民。1931年江淮大水，洪灾涉及河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8省，淹没农田1.46亿亩，受灾人口达5127万，占当时8省总人口的25%，死亡人口超过14.5万。逃荒灾民数以百万计，仅江苏一省人口即急剧下降300万人。大量灾民涌入城市，仅1931-32年，南京市容纳的流民就超过百万人。由于匪患激增，全国各省扩充的保卫团丁达542万人，不亚于全国士兵数量。以此推算，全国兵、匪、团丁规模超过1500万人，多为青壮年。水患之后瘟疫横行，江苏高邮等地棺木被抢购一空，死者只能以芦席卷葬了事。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救济水灾委员会，由于国库空虚，只得由财政部出面向美国贷款购买45万短吨小麦，价值9212827美元。美国正好趁机甩掉剩余库存粮食，省了大笔保管费。由于中国没有远洋货轮，救灾会只好又花费125.45万美元，雇佣66艘海轮，将22.5万短吨小麦，和16万短吨面粉运回中国。在长江沿岸镇江-汉口段卸载，分配各省救济。就连这点杯水车薪的救济粮食，基层官吏都敢贪墨，安徽贵池县长王继猛运送赈麦损失2.4万斤，芜湖粮站主任李思义盗卖赈麦490余石，天长官员变卖赈麦，花天酒地。。。。。。官吏勾结减量发放，使灾民领得救济只有十之四五。【资料：1931年安徽水灾状况及救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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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伪民国20年），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派遣中村震太郎大尉（右侧为井衫延太郎），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6月26日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日本陆军总部却避开其特务活动不谈，于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声称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暗中做好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