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经过多年的探索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发展就意味着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社会的发展，就意味着一个大国的崛起。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
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崛起有诸多的担忧。这种担忧是多种多样的：对地缘政治方面变化的担忧，对权力政治的担忧，对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担忧……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就是这种担忧的集中体现。对此，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为什么要走和平崛起发展之路？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国家及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本文认为，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既取决于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取决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承认与接受程度，而这一对复杂关系是可以相互建构的。
一、和平崛起：不能回避的话题
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崛起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昭示了中华民族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战略筹划和选择。考察中国的崛起，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中国被视为一个“后来者”，发展道路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直面业已存在的政治、经济、安全格局。作为后来者，特别是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而且具有巨大潜能的力量，中国的崛起难免会给人一个要打破现状的感觉。
国际舆论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关注与日俱增，关于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还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的争论不绝于耳。[2]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要恢复过去的“华夷秩序”，重新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格局。也有舆论认为，伟大现在降临到中国头上，认为中国的崛起可与美国当初登上世界舞台时相媲美。如果中国要领导世界经济的发展，那么它必须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时代的当务之急。[3]在诸多西方式的语境下，中国的崛起只能被解读为新一轮的霸权争夺的开始。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这里指的“和平”是不发生体系性战争，是一个“大和平”的概念。“和平”既是过程，也是目的，两者缺一不可。这里讲的“和平崛起”是“特指从1978年底中共11届3中全会开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通过改革开放，在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中，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及其他所坚持的发展道路。”[4]中国的和平崛起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崛起的过程将是和平地进行的，或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崛起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给周边国家带来什么？是带来威胁还是带来好处？是以邻为壑，还是以邻为伴？从过去20多年的发展来看，中国走的是一条“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道路，这表明中国的崛起将是与周边地区的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是中国的崛起与霸权国的关系。近代国际关系历史表明：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转换，利益重新分配，以至于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引发与原有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甚至引发大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兴大国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这样的道路，必然伴随着战争与流血，最终走向失败。中国的崛起不是要挑战或者取代世界霸权强国，而是争取应有的平等的大国地位，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
如何看待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背景？中国今天的崛起与过去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至少有两方面的明显不同：一是所处的时代不同；二是面对着相当完善的国际规制。
从时代背景看，中国的崛起是与全球化紧密相联的。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全球范围内经济关系相互依存度加深，促进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合作的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重大机遇，如果能及时地调整步骤与政策，就能赶上全球化的快车，趋利避害。中国正是在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发展方略，努力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并受惠于此。
同时要看到，自二战以来，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相当成熟，这种不断完善的国际机制和制度对大国行为的约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崛起过程必将受到这些国际机制和制度的制约和规范，这也是以前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时所未曾遇见过的。当然在受到制约的同时，中国也在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建设者。
冷战的结束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对立面，虽然局部战争仍然存在并不可避免，但是发生全球性体系战争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中国卷入大战的危险相应地缩小。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既包括安全，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安全；又包括发展，即保障中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中国在发展与周边国家、世界主要大国关系两个层面均取得突破，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外交思维中的开放性、参与性和创造性。中国新领导人更趋广阔、更加灵活、更加务实的外交思路，正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打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平台。
二、与周边振兴互为战略依托
中国崛起对于周边秩序究竟有什么影响？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海岸线18000多公里，周边国家多达29个，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不能走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的老路，这无疑是在画地为牢。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走的均是一条与周边国家争霸的道路。这在欧洲的历史上表现得最为充分，欧洲近代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欧洲大国的争霸史。[5]周边国家将是中国外交布局的首选。中国和平崛起是周边地区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能否和平崛起首先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中国周边国家大小、强弱、贫富不一，但它们都从未像今天这样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这种关注和它们对自身命运与前途的思考密切相关。这为中国推进睦邻友好的大周边外交提供了良机。中国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和推进、铺垫工作，正在以成果的形式渐渐呈现。
中国的发展将有助于推动东亚一体化。东亚是中国最为关键的周边板块之一。该地区既是中、美、俄、日等几大国的利益汇聚之地，也是东盟作为一个新兴地区力量的成长之区。如何处理好中国和平崛起与东亚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抓住并延长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其次，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东亚地区首当其冲。因此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周边地区来说，这一主题都是举足轻重的。
从中国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史来看，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份量越来越重。中国的经济外交十分活跃，在亚洲多边合作中表现得抢眼。一方面，中国积极为东亚地区更紧密的区域合作献计献策。另一方面，中国采取切实步骤，强化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实力的扩大，凸显了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中国给东亚提供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在东亚合作中首先起到了稳定大局和凝聚人心的作用。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正是东亚合作近几年开展得如火如荼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近几年的东亚领导人的有关会议上，中国提出了20多项关于加强东亚合作的建议。正是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在朝建立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协议加强落实，温家宝总理2003年11月初在中国与东盟峰会上说，中国计划在2005年把中国和东盟的全年双边贸易额，从目前的7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2003年10月初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就今后三国的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中国开始实施的“振兴东北”战略将为三国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日韩三国的携手，预示着东北亚合作进程即将启动，将对促进该地区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有利于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中国处于从欧亚大陆到东北亚的“动荡弧线”的结合部，中国周边是世界各主要大国利益交汇之地，也是“热点”相对集中的高危地带。中国的发展有利于增强中国调节这些冲突的力度，寻求更多的合作。
在北部，中国主要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与俄罗斯及其他中亚国家加强了相互信任。“上海合作组织”从初创阶段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影响逐渐扩大。在南部，中国通过10＋3和10＋1的合作增进与东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10月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东亚系列首脑会议期间，中国作为第一个非东南亚大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的宗旨是“促进该地区各国人民间的永久和平、友好和合作，以加强他们的实力、团结和密切关系”。这是中国与东盟增强政治互信的一个重要举措。中印关系取得突破。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这是自1993年以来第一位访华的印度总理。两国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不仅确立了中印关系的发展目标和指导原则，也是中印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邓小平曾说过，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会有亚洲世纪。
展望未来，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面对的外交大课题是如何让世界接受自己，这首先是如何让周边国家接受自己。周边国家如何看待综合国力上升的中国？中国将怎样应对这一变化？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不是以牺牲周边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是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共同获益。“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中国还愿“强邻”，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繁荣。周边将是中国崛起的宽广平台。周边环境也并未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恶化，相反中国的发展使周边国家感到更稳定的因素在增加。中国这种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是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之路大相径庭的。
三、构筑和平共处的大国关系
战争之所以发生，除了新兴大国的挑战之外，霸权国的打压也是导致战争的重要根源。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只靠自身的“善意”并不能确保中国的和平崛起，还取决于其他大国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和战略。鉴于大战的高昂成本，一个正处于权力上升期的大国，是不会贸然挑起争端的，而只有一个面临衰落威胁或正在衰落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军事强国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在西方较流行的“力量转移”国际关系理论看来，权力转移就是大国冲突的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包括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权力的相对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国角逐。冷战后的时期就是一个权力迅速发生转移的时期。
尽管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距今已经2500多年了，但是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大国之间的关系仍不过是雅典与斯巴达关系的某种延续，这正是所谓“大国政治的悲剧”的内在逻辑。“过去5个世纪的国际事务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或至少是一部备战史。”[6]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国政治总是处于一种悲剧状态，因为大国安全竞争是零和博弈。“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即体系中惟一的大国。”[7]
大国的进攻性企图和权力与生存的不恰当紧密结合导致悲剧的恒久性：“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权。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大国关系本质上处于进攻状态：整个世界是一个“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的世界：如果国家能获得超过对手的优势，它们就不惜撒谎、欺诈甚至动用粗暴的武力。人们不可能看到宁静及彼此和睦相处的状态。”[8]
西方的权力转移理论还认为，国际体系是否稳定主要取决于权力与满意度之间的平衡。但应当指出的是，当前对于国际秩序或机制的改变的主要动力不是来自上升的国家力量，而恰恰是现存的大国。作为“既强大又不满意的国家”，美国对于现行国际机制和条约所采取的否定的态度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美国认为，当前的不少国际条约和机制安排都限制了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行动主权。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可供霸权国的选择有：一是战争阻止，由于担心新兴国家会挑战自身利益甚至取代自身的霸权地位而“先发制人”，对新兴国采取高压或战争的方式遏制其成长、壮大。二是和平过渡。霸权国在不能阻遏对方的成长时，基于“相对收益”的判断，采取避其锋芒的怀柔策略，避免摊牌。第三是和平共处。霸权国出于对成本的考虑，承认新兴大国追求更大利益的必然诉求，但看到这并不一定是牺牲霸权国的利益，相反可能会与新兴国找到更多的可以分享的利益。中国的崛起绝不是以挑战世界头号大国为目的的。一个严峻的问题不是中国不愿意与美国和平共处，求同存异，而是美国愿意不愿意同中国求同存异？这在美国面临另一个重大威胁的时候，如冷战时的苏联威胁，现在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时，这种矛盾均表现得不那么突出，因为美国还需要中国的合作。但是当这种威胁淡化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就会增大。对中国来说，只要美国不损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只要美国愿意保持作一个“善良的霸权”，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和主导地位，何况，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里也没有这个能力。
中美关系绝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双方存在诸多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在新形势下还在扩大。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大大拓展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增强中美之间的合作范围，这对亚洲各国以及世界都是有利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国之间也存在巨大分歧，有些还是根本性分歧。换言之，美国的利益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在寻求与美国合作、共处时，并不是要无条件地顺从美国的意志。中国要发挥大国作用，就要在国际上主持正义，反对单边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四、国际秩序的建设者
未来的国际秩序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它对现存大国和新兴大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关系到国家之间如何加强合作与避免冲突等重大课题。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一个缺失是忽视对他国战略意图的考察，而过分强调国际关系结构的作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但它不能给我们提供完整的答案。”[9]实际上，国家关系中，特别是大国之间，一国对另一个国家的意图至关重要，而这个意图是可以通过合作或交流来相互影响和建构的。
国家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是合作还是冲突往往取决于国家之间是否能够建立起信任关系，信任的建立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大国的意图是什么？这可以从它对国际秩序的视角来分析。国际秩序主要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国际力量在一定的规范或机制下形成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或安排。它既包含力量对比的客观要素，与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有关；同时又包括为某种目标和行为模式而进行构建的主观要素。中国如何面对现行的国际秩序是中国崛起时必须认真思考的严峻问题。
不可否认，当今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主要是由西方主导建立的，在此体系中西方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如何面对这个国际体系，是颠覆者还是建设者？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是中国如何看待自身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利益的关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利益日益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中国自身利益的实现也越来越需要通过国际社会或国际机制来实现。第二，从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与成果看，中国在努力融入国际体系，而不是相反。因此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判断：虽然当前的国际秩序并不完善，但同时，中国又是当前秩序的受益者，中国并不试图以革命性的方式来对待现行的国际秩序，而是参与其中发挥影响，对国际秩序中的缺失进行必要的改良、补充或完善。这从本质上说，也是符合国际秩序的发展规律的，国际秩序自身也要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更新、完善。中国将在今后更多的以国际秩序的积极建设者的面貌出现。
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新的国际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扩大合作的“外溢”效应。当前中国已基本完成从机制外向机制内的角色转换。中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今后中国的建设性作用不再只是国际机制参与者，而是“制定者”和“实践者”。朝核问题再次激化后，中国领导人认真分析形势，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维护中国发展战略环境的大局出发，主动牵头，积极斡旋，努力推动和平解决，经中国努力，朝核问题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先后在北京举行。朝核会谈启动了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中国的发展将有利于增强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又是发展中大国，无论是增强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还是促进共同发展方面，都自然占据独特的地位。中国的发展还将为中国在应对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提供更多发挥影响的机会。
中国的崛起应当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张扬的过程。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克服在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张力，特别是要充分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对世界治理的理念、中国的“和”文化、中国的“和谐”文化等需要大力展示，构建中国的“软实力”。这种和文化在安全领域的体现就是“新安全观”，即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的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观，而不是追求单方面的安全。当前，中国外交更趋积极务实，有利于加深中国同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了解，展示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致力于国内建设的和平形象，并使国际主流舆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发展史上少有的和平的崛起。
五、塑造理性的舆论环境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由一个“索取者”向“提供者”的角色转变，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日益表现在政治上和安全上。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新的“公共产品”，如经济的繁荣、政治上的互信、安全上的互利和文化上的互补。这种“公共产品”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同时也有助于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中国的强劲发展也向世界提出一个重要课题：如何适应一个变化中的中国？一定意义上，世界可能更适应过去100多年中那个贫穷、落后的中国，而对如今日新月异的新中国的了解不是太多，更何况适应。中国崛起的过程就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新型大国追求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过程，一个让世界重新接受中国的过程。
当然，中国的崛起将是一个长期、甚至是复杂的过程，在此进程中也会面临或带来诸多挑战与问题：如中国是否能保持长期稳定的协调发展？如何面对“台独”势力的挑战？是否会导致世界资源的枯竭？中国是一个资源短缺而资源消耗量巨大的国家。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仅仅是世界平均值的二分之一。2003年我国消费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40％，多种资源不得不依赖大量进口，同时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10]因此倡导科学的发展观十分及时和迫切，这就是说，中国必须要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经济手段或市场手段获得所需要的资源。
为此，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同邻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东亚国家建立“认同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将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它已经上升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历史上中国强盛时，东亚的秩序就稳定；反之东亚秩序就陷入混乱与分裂。中国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亚洲邻国的理解、支持与依托，绝不能走“脱亚”之路。其次，进一步加强机制建设。这不仅指同邻国之间，也包括同区域外的大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机制建设日益重要。将中国的利益的实现与机制建设联系在一起。中国越发展，就越要强化机制建设。第三，一个大国的兴起必然伴随着民族情绪的波动，特别是要防止由于自身发展而引起的自高自大和骄傲情绪的膨胀。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受屈辱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中国一直是“受害者”，那么，中国在迅速发展之时如何能克服这种“受害者心理”，而成为新世界的积极建设者？特别是如何正确引导伴随着国家发展而出现的民众情绪的变化，塑造理性的民族情绪，这也是中国的崛起过程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当前，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走向多元化，公民社会的意识在成长，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将关系到能否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国内舆论和民族情绪环境。
注 释：
[1]本文是笔者在2004年4月24—25日亚洲博鳌论坛举行的“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圆桌会上发言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2]江忆恩：“中国是一个保持现状的国家吗？”，美国《国际安全》季刊，2003年春季号。
[3]Martin Wolf, China must adapt if it is to lead the World economy, The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9, 2003.
[4]见郑必坚在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和平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圆桌会上的发言，“中国和平崛起与亚太地区的机遇”。
[5]参见[英]AJ泰勒著：《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918—1948》，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6][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6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