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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对中华文明的历史做简单回顾的文章，笔者试图超越左右两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立足于中华文化自身的视野，着眼于人本身，对比西方背景，来看待中华文化的过去和未来。

中华文化的产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既与地理状况匹配，也与人们的主动选择相关。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来自人人平等的时代，具有天然的平民主义特色和反对精英主义的内在根据，所以至今仍然为大陆精英主义者所憎恶，有人宣称“批判中华文化仍然是当务之急”。中华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底定全部轮廓，后世甚少革命性的扩充和创新，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曾经发生非常大幅度的流变。

正是因为中华文化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在世界历史中独树一帜。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当时的思想家正是在道德主义黄金时代“由正而反”过程的基础之上，对人类未来“由反而正”的道路做了通盘思考，其内核精神涉及到全人类的未来和全人类的历史命运，所以中华文化的精神必将烛照人类的未来。

非常有对照意义的是，中华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童年，当时由于人类没有爪牙之利所以生存困难，需要团结奋斗求生存才导致一个道德主义的黄金时代；而今天中华文化的复兴将肇因于技术进步使得对自然的索取无度变得无法容忍，从而需要人们克制自身的欲望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而克制地使用已有的技术手段。而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备社会条件是：要在社会上排除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即排除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适用为前提条件。这是一个人类由技术手段不足到技术手段过度，从团结奋斗以弥补不足到实现共同自觉、协调安排未来而克制自己的欲望的过程。

一、中华文化的产生和确立

中华文化的产生过程非常久远，而中华文化确立的时代则相对晚近，大致是周代。春秋战国时期则是中华文化的定型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些自然和人为的因素，明显对中华文化的特色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决定性影响。

（一）道德主义思想遗产进入中国文化核心源流的过程

1、地域广袤与心胸开阔

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的汾河谷地，渭河平原和黄淮海大平原，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公里。在古代由于人口稀少，所以土地非常宽裕，在农耕时代人地矛盾不突出，无疑为人们和谐相处、互谅互让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和其它主要文明发祥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埃及和巴比伦是狭小的绿洲地域，而希腊则是多山少地的半岛。虽然不能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援用“地理决定论”，但是在人类的童年，人们对自然的依赖和被动适应程度，要远远高于今日。同时每个文明的先民的活动地域又确实非常有限，在技术上几乎没有逃避和克服地域影响的可能，相应地自然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烙印也非常深刻。

由于当时处在农耕社会中，而土地又几乎无限，所以作为劳动力的个人无疑就是第一位的财富，以人为本是中华文化的主要特色。孔子希望通过为政以德，以达到“四方之民负襁褓而至”的效果，所以实际上“仁义道德”还是有现实利害基础的，并非一相情愿的空想。即使是兵家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怀敌附远”为最高境界，实际上也是大政治家的套路。

2、道德选择产生的良性循环

为中华文化形成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周人是主动选择道德主义的。据史书记载，周人居于渭河平原时期，就已经是“耕者让畔、行者让路”，走路的人相互让个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让畔意义十分重大。“让畔”意即种地到地头边界处就不种庄稼了，让给邻人种，邻人也照此办理，所以形成了“畔”---空地，这样的空地自然就是一条天然的利益分界线。

正是这样一条分界线，使得在古代农耕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最主要的利益就清楚地划分出来了，减少了许多无谓的争执，使得道德主义的文化遗产能够为人们所接受所传播，这大概也是孔孟之道，能够中国农耕社会中流传二千多年的主要原因。而在游牧社会和商业社会中，就没有这样一条明确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界限，基于生存的利益争执太多，而且利益之间还普遍存在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所以道德主义的社会风尚无法维持，丛林法则却不可能不因此发挥主导作用。

周人热中于道德主义的观念，也为他们受益于“仁无敌、德有邻”的历史过程所强化。《诗经-商颂》里说“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即从我们这里延伸出去的地盘无边无际，哪里的民众认同我们，我们的疆域就延伸到哪里。据说后来的周文王干戈未动，就已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武王伐纣也是水到渠成，牧野之战纣王部下倒戈以战，武王不费吹灰之力便大功告成。

认同感的产生，主要就是依靠“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这样的道德主义和平等待人的“王道”手段。后来周人意识到这种制造认同感的招法威力无比，比武力还要管用，还产生了极度的乐观主义，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真诚地相信只要是行王道，所有的人都会最终认同他们。

2、道德主义充分发育而制度化---周礼

由于中华民族的先民居住在汾渭谷地和黄淮海平原上，黄土覆盖层非常深厚。据科学家钻探结果，仅第四纪黄土沉积厚度，汾渭谷地就超过了1000米，而黄淮海平原也达到300-500米，所以铁矿不容易找到，铁器在中国相对晚出。铁器对农业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农业生产单位家庭化的决定性工具，是决定私有制充分发展的主要技术因素，所以卢梭说“在诗人看来，使人们进于文明同时也毁了人类的是黄金和白银，在哲学家看来，却是铁和谷物。”

铁器晚出导致中华的先民，在氏族公社中停留了非常长的时间，极大地延缓了氏族社会的解体。由于人口的增加，氏族公社的规模往往达到非常惊人的规模，如诗经里就有“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句子。因为铁器是农业劳动家庭化的决定性工具，没有铁器中华先民只好继续实施“共耕制”或称“耦耕制”，氏族公社规模越庞大，集体劳动就越需要进行组织和约束的制度。

道德发生作用的理想状态是团体中个体数目要少，由于中华先民的氏族公社后来的规模很大，仅仅在田里一齐劳动的人就成千上万，道德主义制度化就非常必须，否则无法在这样大的团体里维持必要的秩序和纪律。道德主义制度化就产生了---周礼。后来的周公作周礼，应该是把周礼进行推广，推广到殷的遗民中去才比较符合逻辑。而且在古代要进行这样的创制性工作，大非易事，这个过程估计延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有许多人参与并接受了很多前人的经验。儒家学者的一贯说法是尧舜禹汤传之文武，文武传之周公，这样的说法比较可信。周公应该是接受前人的许多经验积累，孟子说“周公身兼三王”，孔子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但是到了周代初期周公的手上就比较完善了，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4、王道的衰微与霸道的兴起

周代实行分封制度，国人成群接队离开邦畿地区扩散到中原大地，筑城与野人比邻而居，并与野人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最终在战国时代完全实现了国人与野人的融合，国人和野人的界限趋于消失。疆域的过分扩大已经埋下道德主义黄金时代崩溃的种子，因为道德发生作用的条件极为苛刻。

道德主义要在社会上发挥主导作用，需要个体的深刻自觉，而个体的自觉在丛林群居时代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个体离开群体是无法单独应付猛兽的威胁而生存下去的，所以个体高度依存于群体，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高度一致。从道德的产生过程看，正是老子所称的“失道而后德”的过程，因为个人与群体利益德分化，“道法自然（自然就是不需要作为自己就那样好）”无法维持就需要以“德行”来规约人们德行为。在农业氏族公社阶段，道德发挥作用也还是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因为个人缺乏铁制工具，无法进行有成效的劳动，所以有共耕制的经济合理性在起作用，此时道德的作用已经需要借助外在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周礼的产生就是道德自觉程度下降的标志。

正如老子所言“礼也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周礼已经是道德发生作用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幸的是由于分封制度带来的社区范围的空前扩大，所以利益关联已经大大脱离可以监督的社区范围；由于分工带来利益关系的复杂化，而脱离了舆论常识可以监督的范围；最重要的是工具进步铁器出现，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依存关系根本丧失，所以道德自觉无法维持；由于以上三个主要诱因，道德主义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天下为公”就无可奈何地演变成让孔子感到悲哀的“天下为家”，与此相适应，王道政治淡出而霸道政治（实力政治）开始兴起。因为大同成为不可能，所以孔子决心为实现小康而努力。

（二）主导地位的农耕生产方式的思想烙印和宗教情感主义的形成过程

当时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从事农业劳动，或者在为农业劳动服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适应于农耕社会的思想意识不可能不给中华文化以深刻的烙印。

因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困难，所以农民形成根深蒂固的“低成本运营方式”，在这种运营方式下，所有的开支必须尽量节约，所有的风险必须绝对避免，否则足以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的风险。“低成本运营方式”直到今天还在大陆农村社会流传，如老人普遍仍然把病死在家里---“寿终正寝”作为一种道德性的习惯，实际上如果农民家有10万人民币存款，恐怕就不见得会拒绝死在医院的病房里了。

“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与产生力水平相适应的审慎经济决策方式，是保证简单再生产顺利进行所必不可少的。实际上这是直到今天中华文化被批评为“保守、缺乏进取精神”，拒绝革新的主要依据。

同时低成本运营方式与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互为表里。没有低成本运营方式，道德主义在社会上就会缺乏普遍意义和被广泛援引；在当时如果没有道德主义，低成本运营方式就无法上升到文化高度，从而登上大雅之堂，农家和墨子思想就难以附骥流传下来。

此外，农业社会的收获量受自然的制约很大，水旱虫等灾害对庄稼收成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是当时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有限，能够动用的技术手段欠缺，无法有效抵御和法制防治之。所以产生和信奉一些超自然的主宰力量，并进而把它和人为的德行联系起来的观念，容易产生和流传。其中既有自然知识欠缺的原因，也寄托了人们的一些现实期待，天人感应并不仅仅是一种迷信，而且是道德主义者在泛神论上寄托的理想，而且主要不是统治阶级用来愚弄和欺骗人民的手段，本质上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人生态度体现：一种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从周易到阴阳五行的思想，从祭祀到礼乐仪式，都有淡淡的宗教情感主义因素在起作用，其中无不体现中华先民一分淡淡的对把握自然力量的期待，一分淡淡的无奈，一分淡淡的道德主义情怀。

（三）春秋时代的国家政治格局与社会管理上革命呼唤

在春秋短短的242年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发生这样频繁的政治异动的不是因为阶级矛盾的激化，也不是因为社会进步需要突破原来的制度窠臼，而是因为现实的利益格局已经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可观的差别，而力量格局却不足以保卫国君特殊的利益地位。具体地说就是觊觎国君宝座的人不少，但是国君却缺乏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地位，所以孟子说“春秋无义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老子坚决反对强化力量格局来维护利益格局，要求回归到“自然秩序”时代，主张的是“无成本秩序”；孔孟主张降低利益分化的程度并争取社会认同来保证利益格局得到普遍的承认，而使社会秩序得到大家自觉的维持，因为秩序混乱对所有人造成的损害总和，要远远大于最终的得利者所能够获得的最大利益数量，而秩序、等级和权力三者是相互渗透和包含的，所以三者需要同时得到维护，主张的是“低成本秩序”；墨子也是坚决反对利益格局的扩大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加深，主张的也是“低成本秩序”，不过墨子是从秩序稳定的基础层面来阐述的，而孔孟是从如何实现层面来阐述的；法家则坚定不移地主张强化力量格局，以维护利益格局的稳定性，在极端化的法家思想（如韩非）家那里，强化利益格局的手段也是在“低成本秩序”的基础之上来实现国家总动员，对韩非所处的时代而言，只有实现了国家力量的总动员，才能最好地服务于抵抗强秦的兼并的目标。

春秋时代是中国独特的国家政权形式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确立的过程，因为道德主义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丧失，社会需要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这是客观上产生了诸子蜂起的时代要求。根据《易经》的说法，诸子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要解决的都是同一个社会问题，即如何用新的管理手段去填补，在道德自觉丧失之前的道德所起到的社会整合作用。所以先秦诸子的思想，没有一个不是集中在安邦治国方面。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1、诸子的思想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来自三个源流：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思想遗产、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在一个无法确知的自然界面前所产生的宗教情感主义。这三大思想渊源在四个不同的层面上分别由道家、儒家、法家、墨家所系统表述。

道家不相信有能够取代道德整合作用的手段，所以对社会管理持极度悲观的看法，也因此有强烈的思古情调。根据老子的说法，在古代由于社区关联度小，而且一个团体的数目有限，所以利益关系简单，“结绳记事”的方式就可以应付；后来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圣人只好“易之以书契”；书契也许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利益复杂化就一定会脱离舆论和常识所能够监督的范围，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社区的急剧扩大，正是道德主义崩溃的主要诱因，所以“弃智绝圣”与“小国寡民”也有其深刻的内在合理性，因为这是道德自觉发生作用所必不可少的决定性条件。正是因为后世利益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所以老子主张“贵柔”“守雌”，主张相互让步甚至是单方面让步，所以反复诉求“弱者道之用”“圣人无私乃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儒家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力主以“仁义礼智”在社会上推广道德教化，“大同”既然不可能，那就为实现“小康”而努力。孔子要维护周礼，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它特别值得推崇，而是因为这是道德自觉发挥作用的最后一道防线。说孔子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想开历史倒车更是想当然，据史书记载，孔子的先人是宋国的贵族（宋是殷代遗民微子的封国），那么孔子应该是殷的遗民，他的天堂无论如何不会是周公时代，而应该是纣王以前的时代。

法家痛感社会管理需要强制手段，以弥补社会上个体道德自觉丧失后的种种不足。从管仲经由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所主张的已经不是一般性的国家管理，而是希望实现国家战备动员，以应付在强秦侵削下韩国所面临的覆亡危险。所以韩非不仅希望在现实中走极端，主张“去五蠹之民、养耕战之士”；而且在理论也是走极端，以批驳儒家主张来确立自己的学说，以至于彻底否定道德自觉和个人主动认同的社会作用，希望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际上极端化的法家主张必定在道德极端化，和营造全面目标认同的基础才能实现，否则即使能够成功，其管理成本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西方民族融合的反复失败和社会长期存在的激烈阶级斗争，秦王朝的迅速垮台就是极为重要的佐证。

墨家除了在道德上继承氏族社会的遗产之外，还很好地表述了在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必须“强本节用”以适应自然的思想，很好地总结了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比较系统地表述了“低成本运营方式”的方方面面。

2、诸子思想的内在联系

诸子不仅目标一致，而且其思想实质也高度关联。道家的核心思想与儒家的核心观念“仁”相通，“仁”从人从二，是人与人关系应该把握的尺度。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按照周礼行事才是仁，“仁者爱人”---能够真诚地为别人利益着想才是“仁”，仁的核心内涵包括克制自己和为他人着想两个方面；而道家则是主张以退为进的处世处事方法，最后成为“君人南面之术”和“哀兵而胜”的治国治兵之道。

与儒家所不同的是道家是单纯方法论的平铺直叙，而儒家则从道德关爱的普世情怀出发论证仁的合理性，最后也可以归结到最高利益层面---“仁者无敌”。极端的法家主张必须以极端化的道德主义做基础才能实现，虽然真儒家不见得欣赏法家思想，但是头脑清醒的真法家必定是真儒家。而根据唐代以“卫道者”自居的韩愈的说法“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认定儒家学者讽刺墨家，乃是没有搞清楚问题的本质。

诸子思想有这样的渊源关系其实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是处在同一个氏族解体的时代，所以学者的经历和出发点都没有根本不同，在核心源流上都继承了氏族社会的道德至上的精神，所不同的是看问题的角度和所关注的重点。由于当时社会的阶级分化并不特别深，所以道德主义的理想对他们而言，也不算是特别遥远，不是如今天的人们所持的基本态度那样，认为是一种纯粹的空想和虚伪的说教。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而是应该对诸子的真诚努力保有合理的评价。考虑后来中华民族的独特历史轨迹，那就更加不能说先秦诸子的努力是白费了。

在中华文化中，道家具有提纲挈领的高度，可以用来参照理解其它诸子的思想。儒家代表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兵家较好地结合了道家、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是三家思想的综合应用。法家关注的是社会管理的强制性制度措施的建立，极端化的法家思想如韩非则必须以儒家的道德教化为基础。墨子在留意道德主义之外，则更多更集中地表述了“低成本运营方式”。

二、中华文化的特色

中华文化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产生于农耕方式占主导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技术很不发达，对许多重要自然现象不能科学解释的时代。这决定了中华文化最主要的三个思想基础是：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在温和的现世主义照耀下的宗教情感主义。西方文化的三大渊源：丛林法则、游牧文化（后来是商业文化）和宗教极端主义；与中华文化恰成鲜明的对照。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道德主义，这种区别也常常为先秦诸子所自觉关注和重视，“人禽之辨”“夷夏之辨”和“义利之辨”，就是自觉区别于丛林法则的理论努力。

1、总结性而非创制性

孔子自称是“述而不作”，并不是谦虚，而是真的从氏族主义的道德主义精神遗产出发的总结工作的成果。道德主义和管理问题确实不是单纯的合适的书斋学问，中华文化的主题始终集中人本身和关涉人类的现实道路，在道德主义失落“由正而反”的过程中，揭示了人类未来“由反而正”的终极真理问题，有强烈的现世关怀情结，西方那种纯思辨和纯推理的思想方向，在中国历来都很不受重视。

把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说成是为统治阶级利益的创制性的思想，完全是胡说九道。用来说朱熹的理学还有点谱，朱熹的理学不仅试图把儒学发展成包罗万有的思想体系，而且确实兼容了丛林法则，进而被优势阶级发展成为“吃人的礼教”则是一个现实。

2、以国家管理为中心和悲观底调

由于道德自觉的丧失，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分化，先秦诸子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忧虑非常突出，所以治国安邦理论是所有诸子共同关注的中心主题。同时由于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所以公共目标和共同利益从此就缺乏可靠的力量支持，人们由于没有共同利益的实现，个人利益也将没有保障，特别是大多数人---弱势阶层的利益将十分值得忧虑，正是在这样的忧患意识之下，所以中华文化的底调十分悲观。相应地中华文化“今不如昔”的复古情结很重，几千年来，仁人志士的志向都是要“复三代之盛”。

3、平民主义而非精英主义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度不发达，劳动成果很少，生存是首要问题，有限的劳动成果只有平均分配，才能够保障氏族成员的最低生存需要。孔子明确表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仅是一种分配上的结果平等，同时也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时代的最重要的道德内容。

老子的“贵柔”“守雌”也是自觉让步的另一种表述。孙子要实现上下同欲，其前提条件当然也是当官的自觉放弃特权，以实现“官兵一致”。韩非主张实现国家动员，所有的基本生存以外的需要要全部取消，商人和儒士等被称为“五蠹”---作为社会的蛀虫看待，只有“耕战”之士才是最需要的。墨子和农家的主张就更加极端一些。这所有的主张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必须在社会上“抑高就低”，实现平等，不是现在精英们主张的什么“机会均等”，而是实实在在的结果平等，即平均主义。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精英主义者追求的实现优势地位的一切努力，都不具有合法性。

由于中华文化产生于物质条件非常匮乏的时代，如果真正能够在今天的现实中大范围推行的话，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危机管理和战争动员手段。近代中国能够从百年屈辱中再次站起来，就得益于中华文化的这种精神。同时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大陆因为民生极度困难和外敌的严重威胁，所以国家实际上渐次进入动员状态，当时社会中普遍高扬的道德主义和平均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这一危机管理手段的具体要求，文革中对精英主义思想和特权阶层的深刻追究，则是实现“上下同欲”所不可或缺另一个方面。

4、道德主义而非利己主义

中华文化以道德主义为核心源流，是一种利他主义和利群主义，这种道德主义并非空洞的说教，其根本依据在于个人的生存状态终究无法脱离集体利益的良好实现。这一点在中华文明的演进中得到充分的证明，作为个人受到自然和生理条件的限制是必然灭亡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和相应的民族精神，则可以在种族延续和文化传承中不朽。只有特别注重整体利益的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具有足够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上的“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里把文化成果保存下来，并在强大的外敌面前最终能够团结一致免于被分割的命运，从百年屈辱中重新站起来。

而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必将烛照人类的未来。因为没有共同利益的实现，个人的命运也一样难以把握。没有什么时代比今天看得更清楚：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没有人与人的主动协调，人类的未来将会是黯淡无比。

5、重视继承性而非开创性

中华文化从根本上讲，不是一种哲学，也不是任何一种思辨性的科学理论，而是人们对现实道路所做的一种理智选择。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她在理论上多么精致优雅，而是在现实无法回避的两种选择中，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在社会上尽量规避丛林法则，所能够做的、最终会有利于大家的一种理智选择。

道德是一种深刻的理智的经验，最早来自氏族社会，从此以后由于个人生存不依赖于群体，社会就逐步丧失了广泛的道德自觉。丧失道德自觉的社会纷争无限，最终导致个人命运的悲惨，纷争消耗资源而且损害人们的真诚关怀，不仅人们终究无法享受在现实技术条件下最大福利水平，而且心灵再也没有宁和安逸的时候。道德主义是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协调的主动自觉意识，需要人们能够摆脱最原始的利己欲望，自觉地关注其它人的利益和整体利益。道德不需要创新，而是需要深刻自觉，需要“慎独”，需要“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

6、是服务于现实的人生道路而非服务于主观改造的意识形态

中华文化是基于人类理智与良知的人生道路，而不追求成为“有说服力的说法”---意识形态。换言之，中华文化以营造认同感为中心，实现社会认同的手段是实现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抑制阶层利益的分化，追求“上下同欲”和“上下同乐”的社会效果，其社会效力在于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同；而西方文化从属于丛林法则下的精英主义，服务于精英阶层利益正当性论述的社会功能，需要强大的说服力并通过社会教化方式来推广，最终实现平民阶层主动自觉接受统治和社会利益分化的现实。

没有说服力西方文化就无法实现其社会功用，这样的精神成果当然不可能获取什么社会认同。这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手段方法上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区别，中华文化在获得社会认同的基础上，说服力成为一个次要或者是不太重要的指标。这就是今天精英主义者指责中华文化缺乏科学精神的地方，正是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暴露了精英主义者的目的。

三、思想与现实的互动---中华文明的独特历史轨迹

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进程，不同于欧洲和中近东的诸文明。这不是历史偶然性和地理差异的结果，而是中华文化优越性的自我证明。

1、唯一实现民族大融合的国度

周代的分封制度，近似于一种氏族扩张过程，这与古希腊的殖民制度和奴隶制度相比，具有实现民族融合上的独特优势。

周代分封制度是以“天子共主”的名义正式进行的、是具有长期扎根打算的“上山下乡”、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实现种族融合，借以扩大家族的地盘和影响力。所以在分封制度下，国人没有过分地侵害野人的利益，也没有屠杀野人和捉野人当奴隶，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坚持“以德服人”，最后能够在野人中间产生“心服”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国人和野人的界限趋于消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的原因，最后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四海一家的局面。

古代希腊的殖民制度，是私人在利益驱动下进行的，以尽可能牟取最大利益为目的，缺乏长远打算和坚定的长期目标，所以最后希腊化过程归于失败。特别是为了牟取最大利益，竟然使用奴隶制，这就加深了种族的隔阂和敌视，无法实现“心服”而只能依靠单纯的“力服”，“力服”的结果不仅管理成本很高，而且在没有压倒人力优势的情况下，则始终处于被颠覆的危险之中。但是如果保持奴隶主对奴隶阶层具有人数优势，则在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提供的剩余劳动产品也少，不足以满足奴隶主的贪欲。所以最后奴隶主总会顽固地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把奴隶阶层扩大到奴隶主无力压服的程度。

其实“中国化过程”即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并不十分漫长，从周代的分封制度开始实施，到礼乐崩坏的时代约500年，氏族扩张形式的分封制度就已经走到了尽头。从老子氏族分出儿子氏族，从儿子氏族分出孙子氏族，最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由于道德自觉的丧失，天子仅仅成为名义上的共主。后来战国时代实力政治的强势崛起，列国的纷争需要以战争手段来解决，而战争动员需要建立真正的认同以实现“上下同欲者胜”，这又出人意料地从另一个方面加速了中华民族融合进程。

国人建立的“城”---土围子，早先只是国人的居住地，这时已经主要成为一个军事据点，目标不再是防备野人的侵袭而是对抗敌国的来犯，野人和国人的界限实际上已经完全消失。作为军事据点的土围子，不仅是国人的居住地，也是野人的家园，广大的城郊和野外才是田地，所以这个体制不仅容易实现坚壁清野，而且也很容易实现“方城以为城”的全民抗战和逐次抵抗战略。秦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就是打算用这样的土围子15个交换“和氏璧”，而不是十五座城市。

根据司马迁的说法，“予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故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虽然各地风俗不同，但是大家都认同黄帝、尧舜是共同的祖先。最典型的是在春秋时期被“诸夏”看作是南蛮的楚人，也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屈原作《离骚》的第一句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就是“五帝”中的颛顼帝，是黄帝的五个儿子之一。屈氏是从楚国王族中分立出来的“楚之同姓也”，而根据《国语》记载，楚国的王族姓芈（音mi），本是“祝融八姓”之一应该是祝融的后裔。

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中，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一提：首先是儒家极力倡导的道德主义和平等待人思想；其次是实力政治兴起过程中，国家认同建设的努力，具体可以看作是法家和兵家思想的贡献。在大陆目前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超过7000处，根据考古学上的不同特点，被命名为文化就有数十种，最后他们都认同于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文化，融合于统一的中华民族。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就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形成四海一家的局面。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过程已经完成。

2、唯一从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中保存下来的文明

在中国长城一线以北，一直延伸到西北利亚的广大区域，气候条件只适合游牧民族生存而不适合于定居民族。在这样广大的区域里，历史上曾经有多个游牧民族在这里兴起和强盛，由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也不习惯于主动接受利益界限的约束，不仅游牧部落相互之间攻伐不休，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华定居民族的安全隐患。最为典型的是匈奴的兴起和汉朝发生的持久战，从公元前200年的平城之役开始，到公元91年北匈奴远遁，汉与匈奴的战争历时291年之久。

在古代游牧民族除了全民皆兵之外还始终处于战争动员状态中；而且游牧民族都是“马背上的民族”能够实现迅速机动；“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使得游牧民族在战争时期后勤问题也容易解决得多；由于长期处于不稳定的游牧状态下生活所以民众多数习惯于吃苦耐劳；对定居民族还具有骑兵对步兵的优势；这五个因素使得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拥有一个漫长“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因此在历史上各个主要文明的威胁都曾经是临近的游牧民族，并且历史上游牧民族也作为征服者在各大文明的历史中反复出现。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能够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现代火器在战场占主导之前，在现代交通体系没有形成之前，一直都是游牧民族最有条件称王称霸的时代。具体地说就是直到十九世纪，游牧民族才失去了沿江沿海地域的主动权，在二十世纪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世界各地成为少数民族。

而中华民族则是经受游牧民族威胁最大的，因为在长城一线以北地区有宽广的游牧地带，而且与定居的汉人之间缺乏有效的地理隔离条件。中近东地区气候干旱炎热且植被稀疏，不适合游牧民族大规模活动；早先欧洲北方的游牧民族，基本上已经在欧洲大地上称心如意地做了主人，完成了土地分割并建立起封建制。而中国历史上长城不仅是一条军事防线，同时也是一条文化分界线，即便是游牧民族进入长城以内，也多数汉化（或称定居化）。长城内外在两千多年来，总是处于不同的生存状态之下，所以这个安全威胁长期得不到解决，一直延伸到非常晚近的世代。

由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一直有着这样的长期威胁，所以中国历代王朝不得不把抗击游牧民族的入侵，作为一个首要的公共政策目标。正是这样的自觉努力，加上中华民族在长城以内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已经能够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完成长城这样的有效抵消游牧民族骑兵优势的旷世大工程，得以和游牧民族进行长期的对垒。所以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只有中华民族能够从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中保存自己的文明成果。西方和中近东诸文明尽行失陷于游牧民族的统治，最后都放弃了他们先民本就不多的理性主义和谐精神，今天仍然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极端现世主义盛行的地区，缺乏中华文化中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精神。

3、唯一稳定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法家的思想就深入现实并完全制度化。中国历代王朝政治都以安全和民生问题为两大主要公共政策目标。这与中国北方广大地域不适合农耕而只适合于游牧，无法进行有效控制有关，游牧民族的强大便会带来相当的安全问题；而中国处于季风气候控制之下，水旱灾害严重频繁，又摊上一条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的黄河，为解决民生问题的困难，也需要集中人力物力来建设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适当的粮食储备和救济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两大公共政策目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全民族的利益，自然是能够营造相当程度的国家认同。而且由于治国以道德教化为手段，能够培养人们的克己精神和自觉维护秩序。所以管理国家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成本，最终能够维持一个在比较低和可以接受的水平上，这在古代交通和通信技术不发达，生产效率低下的条件下，是维持大一统国家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大一统国家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王权非常强大，完善的赋税制度和官僚体系，使得皇帝能够集中足够的力量实现个人的意愿。即使皇帝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一样能够动员非常多的社会资源，所以中国历代的改朝换代战争往往非常残酷，而且非到皇帝弄到天怒人怨人心尽失的地步，起义者就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以推翻之。这和西方的历史演进过程形成鲜明的对照，“大家一起哄，国王就下台”就是英国光荣革命的真实写照，而法国的大革命也有点儿戏成功的味道。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封建国王，只是许多封建主中比较大或者是比较有名望的一个，缺乏真正统一的国家体制。最典型的是德国直到十九世纪，还是分裂为许多个独立的邦，普鲁士和奥地利是其中比较大的两个而已。

西方革命容易成功，并非国王乐于妥协，而是国王缺乏相应的手段，可以动员足够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国王和商人合谋，以牺牲封建主的利益为代价，实现有利于商人和国王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国王实现了国家政治统一，商人获得特许权等商业优势地位和获得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机会。这就是西方“经典民主制度”的产生过程，也是英国十三世纪“大宪章”的核心内容。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有组织的少数”阴谋家，战胜了各自为政的封建主，是国王和商人的“官商结合”然后各得其所的皆大欢喜的结局。

直到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国家，仍然在重复这种西方国家古典的民主历程---官商结合，当然必不可少的媒介是权钱交易。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的主要特征，已经不是政治制度表征而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是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获取全世界“剪刀差”，和二十世纪在获取全世界“垄断利润”的支持下，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从金字塔社会的顶尖，在最近两个世纪里向下溢流和覆盖的结果。这种社会变迁的结果却被西方刻意包装成“民主政治结果”，这样的民主成就无疑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无法学习和重复的。目前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复制的是西方早期民主过程中经典的官商结合，包括当前中国的官商结合在内，都是世界民主化大潮---向商人让渡政治影响力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4、终于能够从百年屈辱中站起来的民族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插足中国，除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外，还有与之俱来的“以华制华”的收买、分化和瓦解策略。中国终于免于帝国主义的瓜分，免于帝国主义代理人主导下的四分五裂，能够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是中华文化所激励所烛照下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努力的结果。最明显地体现在共产党的兴起和中国解放的过程中。

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倒是实事求是。但要说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就有些言过其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是提供了一套新的进行民族总动员的语汇，提供了一个社会必然进步的鼓舞人心的信念，最终拯救中华民族出水火的还是老子、孔孟、孙子和韩非子。而且中国革命最终要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土地革命中完成，那并不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更像是古代人们致力于大同世界的努力，这一点在建国以后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了。

中国革命之所以必然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也是因为中国人均资源不足，多数人的生存问题必须列为第一位解决的问题。对地主富农阶层的土地剥夺就是大家一起穷日子穷过，是经典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部分富裕和多数人辗转沟壑间的现实比照下，只要具备一点点道义情怀，就很容易作出判断和抉择。

考虑到季风气候下频繁的水旱灾害，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进行土地公有化，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的人力物力动员困难存而不论，就是移民征地就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没有人民公社就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成就，这实际上与所谓的共产主义有多大关系，我个人持根本怀疑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在老蒋时代，中国无论是国家安全民族尊严，还是基本的民生问题都没有出路的基本原因。

今天那些鼓吹“全盘西化”和热中于在中国实现“精英优先”的中国精英主义者，大概忘记了历史上真有哀鸿遍野和民不聊生的事情，大概忘记了即使是精英阶层也有需要打起旗帜“反饥饿”的时候，大概忘记了如果没有对共同利益的长期共同努力，中华民族是否能够抵御外侮，是否有可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1929年，南京政府成立所谓的“导淮委员会”，开始搜刮民脂民膏声称是要治理淮河水患，忙乎了半天，结果1931年大水冲决洪泽湖大堤，里下河平原一片汪洋，7000多万亩田地被淹，75000人不幸淹死，后来病死饿死在逃荒的路上的更是不计其数。1938年国民党为阻断日军进攻道路炸开黄河花园口，河南安徽44个县淹在水里，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淹死，黄河在此后8年“夺淮入海”，把100多亿吨的泥沙留在淮河干支流河道里，到1949年前后，淮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已经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了。无论是民生问题还是抵御外侮，极端的精英主义者老蒋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这就是中国的解放，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革命的现实基础。中国的解放必须是以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为中心，精英阶层要克制追求特殊和优势的基本愿望，才能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实现“上下同欲”和民族总动员，这照应了久远的中华文化核心源流。而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为了首先落实新精英阶层对旧贵族的优势地位，是丛林法则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