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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改革。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发现，改革越来越困难。尽管从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来看，改革显得越来越迫切，改革则越来越困难。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要把改革进行下去，人们首先需要对中国的改革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有足够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找到克服改革困难的途径和突破口。这就要求人们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改革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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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这三十多年“从何而来？”的历史说明了几个重大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是可能的。过去的改革，并不是说每一次重大的改革没有经历任何困难，一帆风顺。恰恰相反，每一次改革都面临巨大的困难。但改革已经走过来了，证明无论怎样的困难，只要改革的策略得当，都是可以克服的。

    其次，改革要确立一个方向。就未来来说，改革就是要回答“到何处去？”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中国动员型的政治体制的特性就决定了这个方向的重要性。一旦大方向确立，那么体制就可以动员起来，来达到既定的目标。如果没有大方向，或者大方向不明确，那么不仅体制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反而会出现体制固有的巨大惰性，演变成既得利益，阻碍改革和变革。

    再次，改革要找到突破口。改革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所需要改革的各方面同时推进，达到平衡的发展。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仅仅是个理想。任何改革都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也就是说，改革是在不平衡中进行的。实际上，各方面不均衡的发展本身就是改革的动力。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改革者推进改革的主要策略是“先易后难”。“先易后难”就是找改革的突破口。不过，要意识到的是“易”并不是说不存在困难，“难”也不是说不存在克服困难的手段。

    可以把“先易后难”这一改革的经验现象转化成为一个简单的论题：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任何改革所遇到的困难都和既得利益有关。如果改革要直接克服既得利益，那么改革失败的可能性就会大于成功的可能性。一旦触动到庞大的既得利益，它们必然做最大努力的抵抗。所以，可以把“既得利益”定义为改革中的“难”。那么，改革中的“易”是什么呢？可以把“新利益”定义为“易”。“先易后难”就是说，要改革，首先就要培养新利益，等新利益产生和成长起来之后（？？？），再去克服“难”，也就是老的既得利益。用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从而推进改革，这不仅是中国本身改革的经验，也是大多数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

    从利益的逻辑来看改革，这并不难理解。从利益的角度看，有几点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如果改革意味着触动既得利益，既得利益的反抗和抵制是正常的。没有人或者组织不会竭尽全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其次，没有足够的压力或者动机，没有人或者组织会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压力还是动机，都不会产生于既得利益的内部，而只能来自外部。其三，要从既得利益的外部来寻找改革的动力。新利益就是这个外部动力。只有当新利益成长起来之后，才能对既得利益构成有效的外在压力，促成其改革。第四，对政府来说，改革任何既得利益是需要有代价和成本的。谁来承担这个成本和代价？除了政府本身，新利益是最大的代价和成本承担者。更具体一点地说，政府推动改革所承担的是政治成本，改革成功之后所收获的也是政治利益；新利益要承担的是改革的物质利益成本，改革成功之后所收获的也是物质利益。

     从利益逻辑来理解，很容易理解中国目前的改革困局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可以和前面十年的局势做一个比较。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目标是改革、发展、稳定，就是通过体制改革来得到发展，通过发展来实现社会稳定。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也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但最近十年的情况可以概括成“改革缓慢、发展迅速、社会不稳”。从改革来说，各方面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也进行了一些，尽管很努力，但始终没有找到突破口。改革的最大亮点在于逐渐赋予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改变了90年代以来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的主导局面。尽管政府仍然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但纠正了只重视经济、不重视社会的单向面发展政策。中共十七大正式提出了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努力把发展回归到包容性模式，就是使得社会的大多数能够享受发展成果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不过，尽管政府确立了这种被视为是科学的新发展政策话语，但在把科学发展政策话语转化成为切实可行的政策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努力，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使得社会政策仍然停留在非常低下的水平。

    从经济发展层面，因为有前面的激进的改革，包括内部体制改革和外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发展维持在一个很高的速度，多年达到了两位数的高增速。即使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并没有对中国经济产生致命的影响。应当强调的是，前面十年的高经济增长主要是前面十年改革的红利收获，而不是通过新的经济体制改革。更应当指出的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更是走上了通过国家动员方式来应付危机、维持经济增长的道路。当时的4万亿（人民币）经济救助计划大多流向了国有企业——政府应付危机的主要手段。尽管政府有效应付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但也产生了诸多非常负面的后果，主要是内部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和社会领域遭致进一步的破坏。因为4万亿流入了国有企业，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大举扩张，大大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导致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严重失衡。同时，国有企业大举进入房地产领域，把房地产这个重要的社会领域演变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柱产业。中国的一些主要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已经在90年代中期之后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入侵而遭到严重破坏。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为了保障高经济增长，房地产这个领域也被新自由主义所攻克。

    理解了社会政策改革缺少突破口和经济增长的来源，就比较容易理解前面十年中国社会的普遍不稳定情形。社会改革没有突破口，表明基本社会制度建立不起来。社会制度不能得到确立进而表明社会难以消化和应付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继续入侵社会领域更是进一步破坏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样一来，社会就出现大面积的不稳定现象。原来所积累起来问题得不到解决，新的问题又继续出现。社会到了难以承担的程度，社会矛盾就暴露出来，社会抗议运动成为必然。不能通过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政府只好求助于暴力机器来维持稳定，就是“维稳”。不过，在维稳政策指导下，中国社会稳定进一步恶化，出现了越维稳越不稳的局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十八大产生的新一届领导人又开始强调改革的原因。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前面十年留下了的严重问题，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找到新的增长和发展动力。那么，目前的局势又是怎样呢？

    各方面的形势不容乐观，改革的大小环境面临着比前面十年更为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大环境看，前面十年至少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国际形势对中国十分有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的外在红利。中国外向型经济就是在这个期间提速的。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是有利于中国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和东盟（亚细安）自由贸易区开始运作。但现在这种有利的情形已经不再存在。国际经济大环境方面，世界经济结构仍然严重失衡，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和欧洲仍然深陷经济危机。虽然最近美国有复苏的迹象，但其复苏的基础并不牢靠，因为美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失衡依然存在。尽管从长远看，美国的体制可以通过创新来找到新的发展路径，但需要很长时间。欧洲的情况更为糟糕。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创新能力，欧洲远比美国的能力低下。这就是说，欧洲脱离危机需要更长的时间。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形势正在迅速恶化。从朝鲜半岛到东海到南海，中国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从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来看，中国经济也已经处于一个大转型阶段，即从前面的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随着经济体的扩大，经济增长必然缓慢下来，不管有无其他因素（例如危机）的干预。从高增长过渡到中等增长是必然的。从各国经验来看，这个过渡处理得好不好决定了中国经济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对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关键的。从经济上说，它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有关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所能带来的恶果，中国各方面这些年已经有很多讨论了很久了。需要指出的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唯一能够防止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手段。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的15到20来年间实现中等经济增长，那么中国就会进入高收入社会。从社会发展来说，中等经济增长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维持劳动者收入的可持续增加，从而促成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或者中产阶级社会。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最有效的保障。简单地说，如果过渡得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就会走上从前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道路；但如果过渡得不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就会演变成为另外一个菲律宾或者泰国。

    随着促成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的消失，通过体制改革而促成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成为唯一的道路。因此，中国新领导层提出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的概念。这里的改革指的是体制改革。但正是在体制改革方面，改革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主要是庞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既得利益都是以往改革的产物，但一旦成长起来，政府就很难找到克服这些既得利益的有效手段。“只有通过克服既得利益，中国才能将改革进行下去”，这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现在的情形是：既得利益不会自我改革，政府和民众没有能力来克服既得利益。这种情形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问：中国的改革还有前途吗？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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