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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多年来少见的“宪政”争论。这场争论已经显示出几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争论从社会群体扩展到体制内群体。反对“宪政”的不仅有社会群体，更有退休和在任官员；同样，支持宪政不仅有社会群体，也有官方群体，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曾经为实现中国宪政而努力而已经退休的官员。

    第二，争论激进化。争论的双方都呈现出高度的意识形态化，甚至呈现原教旨主义色彩。双方不仅有理论争论，也有人身攻击，主要是把自己或者自己阵营道德化，把他人和他人阵营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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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官方本身至今还停留在不作正式表达的“鸵鸟政策”。人们也可以把不做声理解为官方对争论的容忍政策。不过，对类似的争论，官方从前不是这样的。一些争论，一旦官方感觉到对己不利，就会反击，并且是重重地反击。当然，官方正式对“宪政”之争没有公开表达态度，并不是说其没有态度。相反，官方，至少是官方媒体的态度是很鲜明的。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宪政”学者写的文章，只有少数官媒发表了一些支持“宪政”的看法。尽管官媒发表的支持“宪政”的文章较之那些批判“宪政”的文章少得可怜，但外界并不难看出，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一致的意见——如果说不是分歧的话。传统上，官方一直要求所有官方媒体保持一致和思想上的统一。

   这场“宪政”之争的发生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如下几点。

    第一，“宪政”之争传达出了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信号。合法性指的是执政党统治基础的问题。“宪政”之争的发生，倒不如说合法性危机是对所有社会群体而言。实际上，从近年来的各种民意调查来看，执政党仍然享有相当高的社会认同度，因此也是合法性基础。但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至少在一些社会群体的眼中的确是存在的。因为在主张宪政者看来，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必须是宪政。换言之，在这个群体看来，执政党现在的执政基础并非宪政。这一点反对“宪政”的人也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们就直接说，主张宪政的是质疑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反对“宪政”的阵营所担忧的也正是这一点。公平地说，主张“宪政”的群体里面，也没有多少人是要如同反对“宪政”的群体所指控的，要推翻现行执政党的统治。“宪政”派中的大多数人主要关注的，是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转型问题。

    第二，争论表明中国社会的分化和激进化。很显然，争论的双方毫无共识。双方从来就没有直接对话，也拒绝对话，一直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隔空喊话，互相批评甚至攻击，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道德主义化和原教旨主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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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官方话语的衰落。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执政党仍然具有政治重要性，但多年来，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不生产任何新的理论和概念，除了固守传统那些教条外，主要是控制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不过，中国的社会现实一直在快速变化。结果，官方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已经解释不了社会现实，也不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到现在，官方连社会意识形态也控制不了，任凭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竞争。

    第四，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执政党内部对“宪政”没有任何共识。执政党内部有支持“宪政”的，也有反对“宪政”的。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官方就实行一种不情愿的放任自由主义，或者不得不“容忍”社会层面的各种主义之争。

    这种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宪政”之争的恶果是明显的。

    从政治上说，争论双方都在试图重新定义中国政权的本质。但是，双方都没有问他们用来定义中国政治的概念，是否适用中国的现实。很显然，双方所用的都是外来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根本没有能力来规定中国的政权性质。例如，反对“宪政”的群体，把“宪政”视为是资本主义的，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但是，说“宪政”不属于中国，那么中国是什么样的政体？难道无法无天的政体？同样，在支持“宪政”的群体看来，中国如果要实现“宪政”，就要像西方国家那样，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就是说中国必须转型成为西方类型的国家。问题是：中国能够变成西方吗？变成西方会是一种如何的结局？

    这场“宪政”的争论和前几年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是一样的。在“中国模式”的争论中，左派认为，中国模式好得不得了，远较西方的优越，甚至在未来可以取代西方。自由派则相反，认为中国模式根本不存在。如果存在，也要把它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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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实际上，争论的双方都是在神学的抽象意义上讨论宪政，他们都没有直面现实。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在进入近代以后，王权时代逐渐过去，宪政成为不可避免。自从近代“人民主权”理论产生以来，王权很快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更不用说是神权政权了。在实现“宪政”的国家，宪政可以说是各种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绝对的君主主权已经没有合法性，但绝对的人民主权也很难在政治上实现。在两者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就来一个妥协，那就是确定法律，法律之上，保护各方面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的本质就是法治，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难发现，即使那些保留王权的国家，王权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不具有任何具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力。同时，即使是实际上实行专制主义的政权，其理论上也要用宪政来论证自己。没有哪一个专制政权或者独裁，可以公开显示自己可以站在法律之上。

    在人民主权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不管宪政是否真实，至少在理论上各国都要行宪政。不过，也很容易观察到，宪政的制度体现形式在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大多数国家制定宪法，宪法至上。但也有例外。英国就没有成文宪法，但不能说英国不是宪政。当然，西方国家宪政的一个共同体现形式，就是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中国左、右派之间争论的要点就在于此。他们实际上所关切的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政？”这个问题。自由派主张学西方宪政，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左派则视三权分立和多政党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这里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把宪政的形式当做本质，或者说，没有把宪政的本质和形式区分开来。实际上，宪政的本质就是权力的制约。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所以权力需要被制约。但必须看到，制约权力有不同的制度形式。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确是西方制衡权力的制度形式，但这并不是说，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具有普世性，只要实行宪政的国家都要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里，实际上把宪政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同起来。

    这种看法当然过于简单，也不科学。从经验现象看，西方式宪政到了其他国家并不见得有效，甚至可以走向反面。例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曾经被西方所殖民的国家，大都具有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结社、自由媒体等等在西方宪政国家可以看得到的所有制度表现形式。但这些制度形式的存在，并不表明这些国家实现了宪政，因为这些制度形式的存在，同样没有能够使得这些国家避免专制和腐败。这是自由派应当思考的问题。中国的自由派一旦论及宪政或者民主，往往是教科书式的，只看到北美和欧洲那些宪政运作良好的国家，而有意或无意地不去看那些陷入西方式“宪政”陷阱的国家和社会。

    另一方面，左派把“宪政”视为是西方的，同样不符合事实。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政治精英的努力就是为了建立宪政。在其革命早期，孙中山直接搬用西方宪政和议会政治，但很快就失败。失败之后，孙中山就走上了一条探索的道路。这个探索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是一致的。蒋介石即使行专制，但在理论上也没有否认宪政。相反，他所秉持的是孙中山的政治发展三阶段论，即从军政到训政到宪政的道路。台湾后来能够实现民主化，和政治精英对宪政意识形态的坚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代表了政治发展的目标。

    同样，共产党也有其自己的探索宪政的道路。共产党是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主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就是说较之国民党，共产党更迫切需要宪政。1954年，共产党及其政府就制定了宪法，即54宪法。为什么要有宪法？很简单，就是要实行宪政。毛泽东在晚年，自己破坏自己立起来的宪政，这就导致了无穷的恶果。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治无法无天，就连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保护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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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因为人们意识到文革是破坏宪政的结果，因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掀起了一个宪政浪潮。当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有一个公正的评论。在讨论到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的时候，邓小平并没有把重点置于毛泽东本人，而是置于制度层面。在邓小平、陈云和彭真等一代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国重返宪政，1982年制定了新宪法，即82宪法。当然，制定了宪法只表明中国要实行宪政，但并不表明中国已经有了宪政。邓小平之后，中共历届领导层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宪政，尤其是如何把宪法所规定的一切转变成为现实（编者注：前面提到了“文革”--“毛发动文革直接把权力赋予底层人民，结果未能如他所愿”，这里却不提邓的“6-4”。呵呵。。。）。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之后，对中国宪政也有诸多论述。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说得更直接，就是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个“笼子”是什么，就是宪政，是法律、法治。

     就是说，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需要探索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宪政从何而来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宪政的问题。左、右派应当放弃具有神学色彩的宪政讨论，把眼光置于中国的现实和经验，探讨中国自己本身的权力制衡机制，也就是中国本身的宪政，这才是唯一的出路。神学化的讨论，无论是对执政党还是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害的。反对“宪政”的人最终必然挖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他们必须回答，不实行宪政，要实行什么？难道要重新回到神权时代？或者王权时代？这有可能吗？同样，自由派只会提倡西方式“宪政”，不顾中国现实情况，这同样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这两种极端主义都会把中国引向国家悲剧。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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