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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亚洲的近代民主体制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从西方输入的。历史地看，亚洲民主政体的产生主要有几种途径。

第一、殖民地的遗产。很多亚洲国家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在殖民地期间，亚洲没有一个地方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殖民地关心的仅仅是殖民者的利益。（香港的民主也只有在香港要回归中国之前，英国人才引入了英国人所界定的“民主”。）在殖民地结束后，殖民者留下了一些日后导致民主发生的政治因素，例如多党制、选举等有利于民主产生的因素。对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些不是本土的制度因素。

第二、西方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占领”。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占领期间，美国帮助日本发展出了日本形式的民主体制。当然，这里也不能忽视日本本土的一些有利因素。日本明治维新后，经过很多内部改革，已经开始发展出一些民主要素。但美国的“占领”的确使得日本在短时期内确立了民主。不过，这种通过他国“占领”而快速催生的民主，也给日本留下了无穷的问题。日本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无疑是要修正美国“占领”之下所确立的宪政政治体制。

第三，在外压下的内部民主化。内部民主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治动力结合的产物。这里的民主化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统治阶层之所以要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要是迫于外部地缘政治压力，通过民主化来继续求助西方和美国的支持。但同时，统治者也面临内部的民主化压力。一般的情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部中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产生参与政治的压力。韩国和台湾是典型的例子。

第四，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化大多是一些政治理想主义组织的民主追求，香港正在发生的就属于这种类型。参与民主运动的群体很复杂，但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或者政治功利主义者（需要另文讨论）动员起来的对现状不满的各个社会群体。

无论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还是作为一种体现政治价值的制度安排，民主历来就是一种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体制安排。在西方也是如此。说它具有生命力，是因为民主可能是最能体现政治本质的政治活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而民主政治是一种比较文明（就是说公开的政治斗争）的政治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为人们所追求。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表现为妥协的产物。民主尽管表现为斗争和冲突，但其主体是妥协。有斗争，但必须达到合作；否则，民主就无法运作。竞争和妥协是西方民主的本质性东西。

西方长期实行精英民主，为妥协提供了数量条件，因为精英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民主竞争的可行性。当然，西方民主能够运作，不仅仅是因为民主的精英性，更是因为民主的有限性。西方提倡有限政府，体现在民主上，更是有限民主。民主是有限的，只限于那些政治人物的选举。民主不仅和官僚体制没有关系，和其他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领域也没有必然的关联。这些非政治领域是否民主化，不是国家政治问题。

同时，民主经常表现为非常脆弱。一旦精英之间无法达成妥协，民主很容易出现问题，甚至解体。这样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妥协的政治文化是民主生存的前提条件。在妥协的条件下，民主是一场双赢游戏。

西方民主的这种妥协性，在大众民主到来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与政治的社会群体剧增，使得民主的机制不堪重负（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过度民主参与”理论所关切的问题）。同时因为社会往往被整体动员起来，各政党都能得到相当规模的支持者，多党政治演变往往成为互相否定的“否决政治”。互相否决的出现，使得传统精英民主的“双赢游戏”演变成为今天的“零和游戏”。大众民主使得政府无法有效运作，什么也做不了，最后谁都会成为牺牲品。西方民主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亚洲的情况更为糟糕。亚洲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妥协文化”。亚洲盛行的历来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不妥协文化”。传统上，革命很简单，只是意味着政权更替。这种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否已经转型？经验地看，没有。结果，在没有妥协文化的情况下，民主出现“吊诡”，民主的结果往往是“反民主”。

“反民主”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方式来追求民主；另一方面是追求民主的结果，使得民主本身所包括的价值流失。

就追求民主的方式来说，政治斗争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民主本来就是一种斗争形式。但如果只有斗争，没有妥协，民主就会体现为“反民主”，也就是持续的斗争。在亚洲，民主往往处于不间断的全天候的政治动员过程中，并且政治动员往往求助于阶级、种族、民族、宗教等一切可能的因素。即使社会不存在这些因素，政治人物和激进知识分子也会把这些因素创造出来。这样，民主化的过程演变成为泛政治动员。更危险的是，这种过度的政治动员往往把对抗“外敌”的方式（例如民族主义），用于对付其他社会群体（例如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香港的“香港人”和“大陆人”的认同政治）。当然，在民主产生之后，这种现象同样会继续存在下去，出现“泛民主现象”。社会往往被高度政治化，政治没有限度，民主没有限度，可以进入任何社会领域。

在社交媒体时代，过度的动员已经变得司空见惯。社交媒体拥有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起足够的政治支持者、参与者和同情者。这很容易造成不尊重少数人、甚至不尊重大多数人的局面。“唯我独尊”是社交媒体的主要特征。社交媒体本应让人们更具包容性，因为人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但实际上刚好相反。社交媒体使得人们只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而不会去理会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这样，对民主追求者来说，民主不是众多利益和价值的妥协，而是“我的价值的实现”。在这个过程，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无限道德化，而把别人的价值妖魔化，造成了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局面。当然，民主的反对方也趋向于这么做。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双方的公开冲突，甚至暴力。历史上，民主已经制造了无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甚至烈士。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在继续，社会媒体以其特有的速度和方式塑造着民主英雄。

如果民主是通过“反民主”的方式争取而来，所产生的民主体制也必然包含“反民主”的因素。为了反对而反对，已经成为亚洲民主的最主要特点。例如，亚洲民主制度设计的一大特点，就是无限度地限制掌权者的权力。这本身没有错，因为无限的权力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亚洲的问题在于度。不难发现，亚洲民主往往体现为没有人负责的政治治理结构。

民主走向了反民主也表现在民主化之后，原来所追求的民主价值的消失。如前面所说，在亚洲，民主的过程往往也是把其他一切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民主化”的过程，造成了泛政治化。在一些地方，民主成为社会沉沦的根源，而非向上进步的动力。一些地方，民主的确是“典范”，但除了民主之外，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被虚无化。

反民主在经济上表现得最为显然。对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讨一个生活”是最为重要的。在民主化来临的时候，很多人会成为支持者、参与者或者同情者，他们相信民主能够为他们带来这样那样的经济好处。但结果往往不是这样的。如果民主造成了经济上的不进步，甚至恶化。人们最后必然对民主失望。

在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在很长时间里，民主和资本主义同时进步。一方面，民主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资本主义的进步，例如法治的实施、社会的稳定、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社会政策的确立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和维持庞大的中产阶级，帮助民主的可持续发展。西方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后来的福利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并非资本本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包括民主化在内的政治改革的结果——民主使得资本主义“变好”。

但在亚洲，民主搞得不好，就走向了反面。民主造成了社会的过度政治化，商业投资环境的恶化。很多附加值高的资本流出本土，去寻找投资环境较好的地方。民主一方面大大提高了资本的成本，另一方面并没有为资本提供更好的政治环境。因此，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往往走向廉价资本主义，也就是产业往附加值低的方向发展。

资本历来不想被政治控制。在全球化状态下，政治也控制不了资本。一旦民主化影响了资本的运作，高质量的资本便会寻找海外市场，而低质量的资本无处可去，只能在内部发展。如果说在西方，民主提升了资本主义，造就了好的资本主义；在亚洲，民主在导致资本主义的沉沦，向“坏”的方向发展。最近台湾频发的食品危机（例如地沟油等），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变迁背景的。

亚洲民主运动的“反民主”性，也表现在人们所追求的民主价值观，反而随着民主化的到来而消失。民主不仅仅是动员和选举。动员和选举只是民主的工具，而非民主的价值。当民主使得社会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民主所包括的价值也会荡然无存。这对中产阶级来说尤其如此。在很多社会，中产阶级往往是追求民主的主体，但中产阶级所追求的价值，往往消失在民主化过程之中。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欧洲的民主有深刻的反思（见前一周本栏文章）。他讨论的是欧洲，但亚洲社会更是如此。

这里，最近德国的畅销小说《看谁回来了》（Look Who’s Back）（台湾翻译成《希特勒回来了》）值得人们阅读和思考。这本书自2012年出版以来，已经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为畅销的小说之一。希特勒是德国民主的产物，是被人民选举上来的。为什么希特勒被选举上来？因为当时德国民主失败，无法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希特勒几乎成为当时德国社会很多阶层的“救世主”。但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马上就演变成为专制。今天，那么多德国人开始“怀念”希特勒，和现在德国与欧洲经济状况的恶化有关，人们同样希望“救世主”的出现。当经济状况恶化的时候，民粹主义式的民主的机会就来了，因为很多社会群体，包括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失业者、学生、穷人，都会支持具有无限魅力的“救世主”的出现。《看谁回来了》描述的就是社交媒体是如何动员这些社会不满要素的。不过，一旦“穷人”当道，民主必然走向专制。

实际上，今天出现在很多亚洲社会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民主（化），也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除了绝少数抱有政治理想主义的人物外，大多数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同样也是对经济状况不满和对自己前途感到渺茫，幻想着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改变这种情况而已。

对这些社会的当权者来说，也可以看看当时的欧洲，是如何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回归正常民主的。这里，不得不惊叹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伟大。是马歇尔计划重振了欧洲经济，为欧洲重新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一个贫穷的西欧有可能倒向当时的苏联集团。不管怎样，当时的苏联是以“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出现的，也受当时很多西欧国家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的支持。

寻求质量民主仍然是亚洲最为艰巨的任务。如果找不到，民主永远会成为政治麻烦的根源。一旦民主促成了经济的沦落，本来已经是越来越小的中产阶级，必然成为牺牲品。一旦穷人再次占据多数，民主也必然演变成为专制。这是历史的铁律，亚洲社会也很难逃避。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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