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是什么性质的崛起？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能够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根源在于其背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
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香火不断的东西，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乃至伟大的智慧。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对待一切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地分析，看看它们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成就与辉煌，看看它们还能给我们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特殊的意义。
依我之见，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中国崛起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中国模式的特点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特点也是我对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过去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着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一种规范：一旦我们不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败。
第一、实践理性
中国模式具有实践理性的哲学观，表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在不断试验的基础上，大胆而又慎重地推动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哲学观和中国人的入世文化有关。中国文化中对人生、对现实、对社会的关注总是第一位的。按照学者赵汀阳的分析，中国人有重视实践的文化传统，他更关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叫“做什么因而是什么”（to do thus to be），也就是以“做”、“干”、“实践”、“试验”为基础的“实践论”。因而，中国改革者不满足于西方话语中对“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应该怎样”、“现代性是什么”、“民主是什么”、“普世价值是什么”等的论述，而是力求通过自己的“做”和“实践”来“格物”，来对现有的各种观念做出自己的独立评判。也就是说，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靠“价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实践真理”置于“价值真理”之上。中国改革者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通过自己的成功实践，颠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谓“价值真理”。中国模式的这种政治文化逻辑使中国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西方式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第二、强势政府
中国有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它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能够制定和执行符合自己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和政策。自秦汉以来，在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里实行的就是大一统体制，地方上搞的就是郡县制，官员由中央通过考试考绩来选拔任命，而不是像欧洲那样的世袭贵族政治。
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历史中形成的政府权威、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政党权威都被用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用来组织落实各种改革措施，用来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协调。在此期间，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但这个过程自然也是矛盾和冲突增加的过程，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使我们成功地防止了不少国家出现的那种社会失控和国家解体，减少了改革中不同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中国今天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这从奥运会、世博会、应对金融海啸的过程中可见一斑。这种能力对于中国最终成为世界一流国家至关重要。当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各级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务也不轻。在如何进一步调整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在如何确保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上，我们还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
第三、稳定优先
我们较好地处理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的国家，这就容易引起围绕资源的竞争，造成不稳定的局面。另外，“百国之和”形成的巨大版图使中国有着比一般国家复杂百倍的地域文化差异和民族文化差异，稍有处理不当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甚至冲突。中国的稳定至今还受到内部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挑衅。多少西方势力都在期盼着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台湾独立、内蒙独立，期盼着中国会像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那样解体。但中国强势政府的传统、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情结以及正在形成的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等因素决定了西方这种企图终会落空。
“文明型国家”的超大型规模也意味着其不稳定因素一定多于一般国家，这种不稳定因素可能造成的破坏性也更大，所以“稳定压倒一切”是改革开放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留给国人的伟大政治遗训。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这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里，没有稳定，什么事都做不成。反过来看，“文明型国家”也展示了这样一种文化传承：只要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并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人民就会丰衣足食，社会就会繁荣富裕。中国文化中把“太平”和“盛世”联系在一起，就点出了这个道理。只要中国稳定了、发展了，很多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逐步解决。当然我们讲稳定优先不是要掩盖或回避矛盾，我们是为了创造条件来更有效地解决矛盾。
第四、民生为大
中国历史上有数千年的民本经济传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过去30多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以民生为大，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当作核心人权来推动，因为贫困，特别是赤贫，损害了人的起码尊严和权利。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中国大力推进民生的改善，特别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西方模式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都被政客用于搞政治，搞互相争权夺利的所谓“民主化”，结果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弄得民不聊生。即使一个国家推动政治改革，也应该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民生的品质，政治改革最终一定要落实到政府能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能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实践证明，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能凝聚社会共识于改善民生，而是把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激进的政治改革，毕其功于一役，其成功概率为零。
第五、渐进改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情况复杂的国家，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信息不足，信息不足也意味着决策风险大，所以中国决策者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倾向于减少风险，使政策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处在可控范围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比较注意发挥条条块块的积极性，比较鼓励各种各样的试验，试验成功了再推广。中国的一些传统智慧，如“摸着石头过河”、“欲速则不达”等，也被用来引导中国的渐进改革。
另外，由于地大人多，即使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也没有形成像苏联东欧那样一种非常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仍然保持着许多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的活动，地区差异和部门差异都很大，随着改革开放放松了控制，市场因素比较容易地自发成长起来。这些情况再通过中央政府的观察和认可，逐步上升到改革开放的战略层次，推向全国，这个过程也是渐进的。
我们不是放弃现有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续渐进，不断纠错，最后通过渐进改革的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
第六、顺序差异
我们确立了比较正确的顺序差异。改革不求一步到位，而是分轻重缓急。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先易后难的清晰格局。我们总体上把改革看作是一个整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先有后，一般的做法是先从成本较低的改革做起，先形成增量，这样阻力比较少而收益面比较大，这一步迈出后，再来处理存量改革。这种顺序差异的背后是中国人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传统。中国人认为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有整体观，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使我们做事情比较有战略眼光，能分轻重缓急。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顺序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绝大多数改革并不谋求一步到位，甚至出现进两步，退一步的情况，但总体上我们保证了改革的持续性，出现的问题得以逐步纠正，最后通过逐步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这种方法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国情。
第七、混合经济
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本质上也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总体上看，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
改革开放30多年中，中央政府发挥着对这个超大型国家提供宏观指导和保证稳定平衡的作用，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土地和政策等资源，吸引投资，推动了地方的收入就业和社会繁荣，最后促进了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可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经济学家史正富认为中国的“三元主体”（中央领袖、部门科层、地方政府）良性互动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只有“二元主体”（中央领袖和部门科层），结果造成了部门科层出于既得利益总是抵制改革，最后改革事业全部半途夭折。相比之下，中国版图如此之大，地方政府成了经济发展的利益主体，从而突破了“二元主体”带来的僵局，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当然“三元主体”也有自己的缺点，特别是如何解决政府“寻租”和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但不容否认，“三元主体”对中国整体进步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其缺陷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实践证明，中国各级政府的作用本质上是中国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作用应该有更为清晰的边界，其存在的缺陷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
第八、对外开放。
邓小平推动的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独具特色：先是沿海开放，后来是沿江开放，沿边开放，然后是整个内地的开放，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冷战时期，美国有意识地把要苏联阵营排除在世界市场之外，而斯大林推行的“两个世界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正中了美国下怀。邓小平认为中国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所以他大力推动中国全方位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并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经验，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这种高度开放政策背后的自信心也来自中国的历史传承：中华文明只要对外开放，就可以焕发活力，推陈出新。历史上是这样的情况，今天还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对外开放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所有要素，使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通过国际互动、借鉴、碰撞、竞争而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外部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使我们确立了更多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觉，中国智慧可以为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
文明型国家：一个新视角
中国这么一个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而迅速崛起，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但作为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国家，这些差异最终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总体上看，中国“文明型国家”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但与此同时，中国模式也使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所有特征，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四大因素”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用西方模式，那么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可能很快就变为我们最大的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和谐的政治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我们“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我们“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我们“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中华民族崛起的梦想将被彻底断送。
“文明型国家”也为我们观察西方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而也能更准确地把握其与生俱来的长处和短处，并可以大大增加走自己道路的自信心。你可以比较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演化的不同历史特征，比较西方崛起模式的路径和代价。比方说，你会发现西方崛起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灭绝、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以强凌弱、从全世界贪婪吸金的过程。你会发现信奉西方政治文明的国家中既有像芬兰这样腐败比较少的北欧国家，也有腐败十分严重的希腊和黑社会势力超强的意大利，更有一大批陷入饥荒战乱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你还可以发现中西文明此长彼消的长期趋势：我们曾领先西方上千年，但从17世纪开始我们又落后于西方，现在我们又开始赶上并在不少方面超越西方。
总之，中国模式是在大规模国际互动与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充满了生命力和竞争力，它背后是中华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底蕴，它只会通过进一步完善而走向更大的辉煌。
（作者系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