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瑟经济学（3.3）——故事的主角（帕累托最优）：（资产运动的极限状态）
“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恩格斯
下面介绍主角的舞台，市场。
某甲种玉米，某乙种花生。某甲用自己吃不了的玉米，在市场上换某乙吃不了的花生。于是两个人都能吃到玉米和花生，都觉得特幸福。这就是稳拿经济学描绘的市场。对市场中最重要的商品——劳动力，只字不提。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并没成为商品，小农到这样的市场互通有无。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市场也就成为劳动力最主要的集散地，怎么能不提劳动力这种商品呢？
劳动力成为商品，市场就不再是小农彼此之间用吃不了的农产品互通有无，而是一部分人提供劳动力，一部分人控制产。最终社会总产品在劳动力所有者和有产者之间分配。劳动力和产之间的分配比率不仅决定不同社会成员现时的生活水平，而且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命运。因为在私有产权所有制下，产是可以不断自我增殖的。这种增殖可以影响未来的分配关系。换句话说，随着产的增殖，产有自我强化的趋势。这种强化的极限，就是帕累托最优。
稳拿经济学追求帕累托最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资源得到最有效地利用，紧缺资源获得最大价值。稳拿经济学认为，自由的市场，最终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在市场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
自由市场会导致帕累托最优，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帕累托最优，却未必是多数人之福——既不是卢瑟之福，也不是稳拿之福。不断交易的结果可能导致社会产品总量的增加（或缩减），也可能导致社会总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份额的再调整。如果社会总产品的大饼增大，自然容易出现皆大欢喜的局面。如果是社会总产品分配份额的再调整则很容易出现一部分人份额增长，另一部分人份额下降的情况。这时，如果社会总产品的增长没有达到相应的幅度，那么份额下降的那部分人获得的产品总量必然缩减。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这部分人获得的产品总量下降了，还符合帕累托最优？或者说他们的境况还会变好？
这就涉及怎么评价处境，不同的经济理论有不同的标准。或者说，不同经济学的尺子不同。
稳拿经济学提出只要交易就能改善全社会的福利，只要双方是自愿交易就是对双方有利的事情。不然，为什么能成交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两个经济学家吃狗屎的故事。两个经济学家各吃一堆狗屎，于是按照稳拿经济学定义，为全社会增加了一亿元的福利。
卢瑟经济学认为改善福利的过程复杂得多。价值来自生产劳动，市场并不创造价值。个人也许可以通过炒房子炒地皮获得极大的收益，但是社会总体生活不会改善，因为总消费品的量无论是产量，还是销售量并没增加。如果我们把社会总产品看作一块大饼的话，那么全社会多数人能分到的大饼的量更多，可能由于两个原因：第一、大饼更大；第二、多数人有权获得的大饼的比例更高。
稳拿经济学中评价福利的尺度是成交与否，只要成交就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卢瑟经济学中评价福利的尺度则是最终获得的产品总量，某人获得的产品总量减少了，他的福利就下降了。因为稳拿经济学和卢瑟经济学衡量社会福利的尺度是不同的，所以卢瑟经济学描述的某些人获利某些人吃亏的局面，完全可以在稳拿经济学中被描述成皆大欢喜的局面。
亚当斯密提出，个人满足私欲的活动将促进社会福利，只要自由放任，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最终就将实现全社会的富足。科斯提出只要产权明晰，把一切交给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然后就能建立安宁祥和的社会，一切都会万事大吉。
在斯密的时代，正是大饼迅猛变大的时代，自然容易出现皆大欢喜的局面。那时资本主义刚刚登场不久，每一个资本家的资本量都很小，社会中还有大量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正在经历第一次产业革命，从手工作坊向大工厂过渡，劳动者还有当小老板或者当雇佣工人的选择。那时对产来说最有效率的自我增殖的手段是发展生产，资本主义相对封建残余极大推动生产力发展，所以这样说并不为过。经过二百多年以后，到今天还这样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胡说（扯淡）了。
我们在前面一小节分析过，产是极度自私的，对自身的利益看得很清楚，只为自我增殖运动。所以，个人则不在乎大饼是否更大，只要自己能吃到更多就行。与个人分到的大饼份的量更多，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完全可能存在大饼整体萎缩，大家吃得越来越少，某些个体却吃得越来越多的情况。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一点的话，可以参考囤积居奇、倒买倒卖，这种很常见的行为。从个人来讲，创造围城中的面包可以创造最大价值。从全城来讲，这样的行为很显然并不能让多数人吃得更好。事实上，大多数人必然会吃得更糟。
改善所有人的福利并不是市场可以确定效应，市场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效应是马太效应，简单地说，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越有钱的人越容易赚钱，钱具有自我聚集的能力。相比之下，穷人则愈来愈穷，糊口都难。
只要交易就存在马太效应，就能改善稳拿的福利。是否改善全社会的福利，则不得而知。是否改善卢瑟的，更不得而知。 使一方致富未必会使整体致富。实际上，一方的在交易中占便宜之后，必然会收购产权，通过控制产，不断抑制另一方。
如果承认市场是交易，那么就应该知道所谓的自由交易未必平等，就要考虑到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影响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因素，第一是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第二是对成交的渴望程度，第三是替代交易是否可行。一无所有的卢瑟，除了劳动力没有可以卖的东西，竞争者数量众多，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就没有晚饭，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自然不可能有很强的讨教还价的能力。
稳拿的解释是双方信息决定市场价格。双方都认为一支钢笔应该价值10元钱，钢笔就以10元钱成交。问题是，如果两者对同一样商品的评价不同会怎样呢？比如，地主认为农民的劳动就值这点钱，自己的土地更值钱，农民为了糊口只能接受这点钱。虽然农民对自己劳动的主观评价很高，未必能实现交易的价格。农民觉得自己的劳动不止这点钱，可是糊口要紧。反过来，如果地主觉得交易对自己不利，完全可以放弃交易，让农民无地可种。饿死或者接受地主提出的租子，只有两种选择。农民是自愿的，也是无奈的。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想过难关，就要向地主借粮，或者廉价出售自己有限的土地。这个时候，则是眼下的粮食值钱，未来的粮食、土地不值钱了。农民可以觉得自己的土地比地主粮食更值钱，可以不向地主借粮，不过农民肯定比地主先饿死。
主观的估价必然屈从于客观的实力对比。农民不比地主傻，也知道丰年谷贱，灾年地贱，又能怎样？不论哪种情况，只要不想饿死，就要接受地主提供的价格，或者其它极其苛刻的条件。平时提高租子囤积粮食，灾荒时用粮食廉价收购土地，这是中小地主常用的手段。他们拥有的产，给他们躲闪腾挪的空间，而农民则只有接受他们提出的价格。相比地主，农民在丰年收获的粮食越多，在灾年他们的地位越不利。丰收会提高地主的地租水平，也会使地主有更多的粮食收购农民的土地。农民的地位不断下降：丰收时地主租子大幅度增加，农民的生活改善有限；歉收时为了糊口，不得不出售自有田产，或者向地主借高利贷。农民和地主都知道当地主有利，问题是农民当不了地主。用信息不对称掩盖交易的不平等，是稳拿经济学骗人的把戏。
自由的市场最终会造成财产的高度集中，拥有这些产的稳拿对社会总产品有极大的分配权。数量众多的卢瑟，却只有极其有限的分配权。最终的趋势，一面是小地主变中地主，中地主变大地主（小地主遇到比自己更大的地主以前会不断扩张自己的土地，直到遇到比自己更强的大地主，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后面会谈到）；另一面则是自耕农不断丧失土地逐渐变贫农，贫农变佃农、雇农。
这是很典型的马太效应。
交易规则由产制订，劳动力只有接受的自由。产的目标是不断增殖，劳动力不能承受不能成交的结果，那么最终的结果自然是产在自由的交易之中不断增殖。
这是马太效应的原因。
相比农民，工人的处境更加不利。因为农民在正常年景有机会自给自足，避免与地主打交道。只要不与地主打交道，就可以避免对自己不利的交易。工人则不同，他们必须每时每刻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否则随时挨饿。明知交易对自己不利，但是不得不进行交易。
这也是《资本论》想说明的事情之一：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的资产越多，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差距不断拉大，最终成为资本的奴隶：死劳动（工人以前创造的剩余价值）牢牢抓住活劳动（工人）。
掌权的阶级必然会把对自己最有利的经济模式解释为有效率的。稳拿经济学追求的是帕累托最优，其实就是产在社会总产品这块大饼之中获得最大份额。帕累托最优保证的是稀缺资源获得最充分利用，换句话说，就是产在总分配中获得最大价值。这是因为市场中稀缺的永远是产，而不是劳动力。（具体原因，后面会谈。）
从另一个角度看，产和劳动力在市场成为交易中对立的双方，产支付劳动力工资，获得剩余价值。劳动创造的价值分为两部分，劳动力获得工资，产获得剩余价值（或者，地主获得地租，农民获得余下的粮食）。如果劳动创造的价值（也就是社会总大饼）固定，那么产和劳动力之间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意味着，产获得最大幅度的利用的时候，也就是产获得最大收益的时候，稳拿拿得最稳。换句话说，就是工资被压到最低的时候。这时，卢瑟输得一干二净，往往酝酿社会矛盾极度尖锐对立。
一块大饼，在各个阶级之间分割。不伤害某一方，不能改善其他人的境遇，就算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点是图穷匕见的点，农民如果想活命就要铤而走险，彻底否认私有产权以及建立在产权之上的契约关系。在达到这个点之前的每一步，如果按照卢瑟经济学，农民的利益都是被损害的；如果按照稳拿的经济学，都可以看成都是改善的。因为稳拿经济学的价值是建立在主观评价基础上，只要把农民的行为解释为一种利益的评价高于另一种利益的评价就可以。比如，丰年地主提高地租获得丰收的大部分。这可以解释为农民更渴望获得土地承租权，主动放弃增收的大部分。或者说，在农民觉得承租权比占有丰收的粮食更重要。农民如果坚持获得丰收的粮食的大部分，地主就可以选择收回土地。对农民来说，放弃丰收大部分成果，总比没有地可种好。灾年地主廉价收购农民土地，这个可以解释为在农民看来，眼前的粮食比自己土地的所有权更重要。农民如果坚持按照正常年景的价格出售土地，地主就可以不用粮食换土地。对农民来说，有粮食度过青黄不接，总比饿死强。每次交易，只要是自愿的，就是改善生活。交易总是改善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把农民逼上绝路。
所以，每次天下大乱以前，社会都处于或接近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不伤害地主的利益，农民就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就要死于饥寒交迫——这时农民就不再尊重市场交易规则，采用暴力推翻产的权威。
以后，谁再说只要发挥明确产权和自由市场，就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就是全社会之福。大可告诉他，历史上每次农民战争之前，都是帕累托最优。这样的情况在正常的时期也许能维持，但是一旦遭遇天灾人祸，比如明朝末年的满洲入侵和气候异常，农民的份额就不足糊口了。这时就面临三个选择：地主阶级自动牺牲一部分大饼让给农民，农民自己饿死，农民铤而走险。如果地主阶级不能选择第一种的话，往往就要面临第三种结局：不伤害地主阶级，农民活不下去——不会有人选择主动饿死。所以，帕累托最优未必是多数人之福。
从前文产的追求中就可以看出，产为了自我增殖不择手段。所以自由市场下，看不见的手可能提供的东西有很多，能确定的却只有马太效应。而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也是马太效应发挥到极致的状态。这是产不断自我增殖的必然结果。
作者：MRand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