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新概念。但这绝对不是简单地把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应用到中国。这个概念如果要在中国发生有效作用，就必须回答很多与中国经济有关的问题，因为西方供给学派的产生是为了回答西方的问题。从经济政策的角度看，至少需要回到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什么东西供给过度了？什么地方供给不足？什么地方提供了错误的供给？

供给过度的就是这次改革需要对付的三个“去”，即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其中产能和库存实际上是一回事，而杠杆则是制度上的事情。产能和库存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应付的，但“去杠杆”即制度的改造和去除，则是比较长远的事，很难一蹴而就。库存和产能供给过度，这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关。通过“去”来促成产业的调整也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消化库存和产能？是内部消化还是外部消化，或者两者同时。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这方面还没有深刻的研究和考察。

更为严重的是，在强调“去”的同时，更应当考察有没有产生新的过度供给？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中，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政治的“政策风”，即新政策所导致的“跟风效应”，经常迅速导致政策的扭曲。关于这个方面，本栏已经多次讨论过中国近年来的过度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过度金融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正在发生美国2008年之前的情况。2008年以来，美国接受了过度金融化的教训，通过再工业化大力复兴实体经济，使得经济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方向。中国则在走向反面，过度的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急速促成实体经济的衰落。

金融过度更是对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金融国际化有其需要，因为中国已经是资本过剩国家，需要国际化，走向世界。过剩的资本和过程的产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理性，也促成了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在内的经济项目。不过，在金融国际化方面，中国既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也没有足够的操作经验。因此在和国际资本互动的时候，力不从心，处处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因为不重视实体经济，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都看不到经济的潜力，开始资本外逃。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资本外流的速度在加快。

所有这些现象促使人们去思考哪些方面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这里又有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问题。概括地说，简单的扩张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到了建设质量经济的时代，追求一个精致的高附加值经济。人们所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都必须符合这个总体方向。在这个概念构架内，就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几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一带一路”可以帮助消化一些库存和产能，但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促成大规模的库存和产能的内部消化。内部消费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性社会投资和农村现代化而达成。通过增加基础设施进行内部消化产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会产生新的过剩。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仍然很多，尤其是地方层面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的治理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进行新型城市化，提高城市的品质和城市的整体提升。这些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二、三线城市，这些方面仍然很落后。

第二、生产性社会投资更为重要。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社会投资。例如没有这些社会政策，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基础，而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同样重要的是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培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质条件。例如体育设施建设。在新加坡，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游泳池和体育馆，方便的体育设施培养了新加坡人喜好锻炼的生活方式。国民身体健康能大大减少医疗费用，也就是减少了政府的负担。又如停车场的建设，中国私家车在大量增加的同时，停车场没有相应的增加，使得整个城市变成了停车场。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可以消化大量的库存和过剩产能的。较之库存和产能的对外输出，内部消费更具有保障，因为这是中国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发达国家70%的水平，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居住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建设重点在城市，而非农村。农村现代化涉及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里尤其要解决二代农民工问题。二代农民工基本上出生和长大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收他们，他们返乡之后，自然想过城市的生活。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不过，农村并不存在集中的卫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调设施。因此，很多人就设立单独的卫生设施、暖气和空调设施等，根本不顾对环境的影响，结果导致了土地和环境的巨大污染。

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尽管讨论了很多年，但到现在为止连土地的流转问题都没有解决。目前对城镇化仍然有深刻的误解。很多人想通过赶农民进城来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这可以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导致失败甚至是悲剧。这必然导致农民的反抗，因为人们只盯着农民口袋里面的钱。农民进城并非提供住处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整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不仅仅是农民，而必须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因此，土地的流转的重要意义，在于要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农村的现代化搞好了，城市和农村就只是一个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里将是一个双向的选择过程。此外，农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上一届政府已经提出来，但现在不见踪影了。这里有客观的需要，因为农业水利已经年久失修，现在必须把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设内部消费社会。建设消费社会很多年来都是政府的目标，但近年来中国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外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名牌包包服装到技术含量高的马桶盖、电饭煲、安全套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中国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有价格要素的影响，即各类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相差实在过大。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荒唐的情况？这些年，有关部门都在大力抓虚拟经济，搞虚的东西，不仅忘记了实体经济，而且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例如，网购市场大量充斥假货，减低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同时，也把整个正式经济转化成为非正式经济。除了通讯领域，中国很多方面的制造技术都跟不上他国，甚至在退化。在技术创新被忽视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导致了外部消费社会的产生。政府部门不仅没有规制网购市场，更对网购市场做毫无理性的推动，这是要负起责任的。

第六，新技术空间的发掘。以医疗和医药产业为例，最近温州康宁医院在香港上市公司获得巨大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中国首家精神疾病私立专科医院，看中了客观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场。实际上，看看百度的各种“吧”，不难理解中国的各种疾病人数，数量庞大。不同的“吧”就是一个大市场。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因为有多的病例可供医生观察。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城市国家，制药业面向世界从无到有，做起来了。要发展医疗产业，就需要大量的医院。医院建立起来了，但不足病例，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为医生的工具。中国有多的资源，但因为政策不当，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很多都在务虚，搞虚拟经济，没有足够的企业家来寻找新的市场和发掘新的技术。这需要为企业家提供一套新的机制，把他们导入这些领域。（从供给侧的角度如何为企业家提供一系列有效机制，需要另文讨论。）

    总体而言，必须看到尽管中央政府大力提倡创新，但国家的创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实际政策的制约。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就是这里所说的“错误的供给”，包括上面所讨论的过度金融和互联网化。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尤其是错误的供给，弥补供给不足，从而找到新的供给，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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