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商鞅的个人命运，是一个充满谜团与烟雾的历史大悲剧。

关于商鞅的结局，史料有两种记载。《战国策?秦策一》记载的过程是：秦孝公病势沉重之际，“欲传商君，辞不受”——秦惠王“政有顷，商君告归”——其间有人劝说秦惠王除去商君——商君从家乡或封地回来，秦惠王就车裂了商鞅。这里的事件逻辑，很接近于正常状况：秦惠王接受了劝说者的两点理由：其一，商鞅权势太重，对君主构成威胁；其二，秦惠王对商鞅有曾经的政治仇恨，应该“图之”，也就是说，应该复仇。

整个过程4个阶段，简单明白，符合当时政治复仇的残酷现实。结论也很明白：秦惠王杀害功臣。

但是，《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却很是复杂，过程脉络是：秦孝公死——太子立——公子虔集团告发商鞅准备造反——秦惠王下令追捕商鞅——商鞅逃亡到函谷关下——夜晚未能入住旅店——商鞅逃亡到魏国——魏国没有接纳——商鞅逃亡他国——被魏国堵截并强行驱逐回秦——商鞅重新回秦——商鞅进入封地发兵造反——商鞅武装力量北上——商鞅打到了关中东部的郑县——秦惠王发兵攻打商鞅武装——秦惠王在郑县以东的渑池擒获商鞅——秦惠王杀了商鞅——秦惠王再度车裂商鞅尸身——秦惠王灭商鞅之家。

这一记载，前后共19个阶段，颇见曲折。

两则记载的最大差别，是商鞅究竟有没有起兵造反？

在《战国策》的记载中，整个过程未见举兵造反之痕迹，其真实性很容易为人理解。《史记》的记载，则明确了商鞅的造反事实，商鞅的一系列举措，也非常地荒诞离奇。以实践逻辑分析，《史记》关于商鞅结局的记述，疑点非常明显，也很多。让我们进行一番最简单得辨析——其一，商鞅的造反动机是什么？《史记》始终未见表现。重大事件未见动机，这在《史记》中很少见。

其二，公子虔举发商鞅“欲反”，举证事实是什么？也未见记载。

其三，既有先期举发，可见商鞅造反已经先有预谋。果真如此，在已经发兵追捕的情况下，商鞅为何不直接进入封地举兵，却要匆忙逃亡到“关下”？这个关下，就是函谷关下。战国之秦国，不冠名称而只言“关”字，从来都只是函谷关。如同一个“河”字，只能是黄河，而不是其他任何河流。从地理环境说，从咸阳直奔东南方向的商於，比东出函谷关要近便得多。从军事守备说，从蓝田塬下商於，只要不走武关，就没有军事阻拦；而函谷关却是永远重兵把守的要害之地，道路只有一条，逃亡难度极大，赶到函谷关做什么？

其四，既然先行逃亡，说明商鞅原本就没有造反预谋，或者此时已经放弃了造反举兵。在逃亡失败之后，商鞅才进入封地举兵——这是有预谋的造反吗？果真如此，其间转变之突兀，说明商鞅分明是一个愚不可及的人。可是，商鞅是脑袋容易进水的人吗？即或是一个平庸的谋反者，也不会如此笨拙。通晓政治军事的商鞅，能在预谋造反之后，还会如此进退失据仓皇失措吗？

其五，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实行虚封制，封主对封地没有治权，更没有任意组织武装的权力。商鞅住店，都因为没有身份证明而不能入住，为什么一进入商於，就能立即发动“徒属”举兵？这于前述旅店之法治状况，简直是天壤之别，可能吗？

其六，追随商鞅造反的“徒属”，究竟是些什么人？是左右追随者，还是普通民众？如果是忠实于商鞅的左右追随者，商鞅丢下这些人只身逃亡，逃亡失败后再回来，还能发动这些人造反，就是非常荒唐的；以战国之风，这是“负人于前，陷人于后”，是十分恶劣而令人不齿的行为，那些左右还能追随商鞅吗？如果是普通民众，《史记》已经点明秦人“不怜”商鞅，那么，冷漠的民众能不假思索地跟着商鞅造反吗？

其七，商鞅举兵造反，商於郡县两级官府，竟然没有任何动静，这可能吗？商鞅能在商於造反，未遇任何地方官率军阻拦，而能率军直接北上；在法度严明的秦国，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其八，商鞅造反军要进关中，既必须越过武关要塞，又要翻过蓝田高地。武关是极其重要的东南要塞，能放任一支造反武装顺利北上吗？

其九，果真造反，商鞅武装南下进攻秦楚交界的大山地带，不失为当时独立自治的最佳选择。《史记》中的商鞅造反，却直接北上进攻重兵驻守的关中，这几乎是没有任何目标意义的盲目抉择。以商鞅之才，可能失败于强大的军事压力，但绝不可能失败于如此浅显的谋划。这种造反路径，采之于流言编造的可能性极大。

其十，依据《史记正义》注释，当时的郑县，距当时的渑池三百余华里。郑县，就是今日的陕西渭南地带；渑池，是今日河南省三门峡市以东，两地之间的实际距离至少在500余华里，东端已经深入当时的魏国境内了。那么，商鞅究竟有多大的兵力，能在战败之后，逃至渑池被杀？既会在战场失败，说明商鞅兵力不多，只能逃亡，不能对抗；既会在战场被杀，说明商鞅拒绝投降。果真兵力不多，商鞅造反军如何能突破函谷关要塞而东逃渑池？函谷关守军通同造反，可能吗？

其十一，商鞅一人入魏，魏国尚且拒绝；商鞅造反军深入河内腹地数百里，已经接近大梁了，魏国如何没有动静？魏国即或怨恨商鞅，即或配合秦国追捕商鞅，可是能听任秦国大军深入魏国都城地带追杀商鞅造反军吗？以战国邦交传统，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其十二，商鞅能突破函谷关深入魏国，最好的逃亡或继续造反的路线，也应该是东南便于隐蔽的崤山地带；不走山地而直入一马平川的魏国都城地区，不是完全地飞蛾扑火吗？对于极其熟悉秦魏两国地理军事的商鞅来说，这可能吗？

其十三，关于商君最终刑罚，《史记》的说法是：“杀之于渑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循，曰：莫如商君反者！”这个“循”字，是泄私愤的意思，而不是可以通假的殉葬的“殉”；因为，秦惠王不可能让商鞅为自己殉葬。既然是镇压造反者，刑罚再重，似乎其动机也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泄私愤。《史记》用的这个“循”字，究竟是主观概括，还是客观事实，实在令人可疑。

其十四，既然商鞅造反是最极端的罪行——莫如商君反者！可是，秦惠王却没有对商君处以族刑，也就是灭三族；而仅仅是“灭商君之家”，这可能吗？请注意，在各种史料中，灭家和灭族，是明确的两种刑罚，两种杀戮范围。这里，只灭家而不灭族，与关于政治仇恨的记载，又是有巨大矛盾的。

总体上说，《史记》关于商君造反的记载，太过离奇，太过荒诞，充满了不真实性。

对于任何一个有着基本历史知识与政治常识、军事常识、地理常识的人，这都是一个非常蹩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