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主要是关键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我们走对了。何以为证？我想横向比较一下其它的选择及其结果。改革开放从1978年底开始，回头看来，如果不是邓小平这位强势领导人的主张和坚持，中国本来也可能选择不同的路径。我想到了以下四种选择：不改革开放的“极左模式”、全盘西化的“极右模式”、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仅结合我走访100多个国家的经历，讨论一下“极右”和“激进改革”两种选择。
像菲律宾那样的“极右模式”，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严重脱节，人民迟迟摆脱不了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
“极右模式”指的是走一条全盘西化、用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在大学里演讲，总是赢得一片喝彩。“中国最需要的是进口一个总理”，下面一片掌声。连“最好让西方把中国殖民一段时间”的观点，支持者也不少。其实，在发展中国家，苏联的集权模式没有成功，西方的民主模式也没有成功，这是我走访百国后得出的一个结论（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
以菲律宾为例，大概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西化能比菲律宾更彻底了：菲律宾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们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后来又是美国的殖民地，很长时间内被视为亚洲的“民主橱窗”。其政治体系和制度照搬美国，三权分立、政教分离，至今民主制度已确立了一个世纪之久，虽然其间有日本侵略和10来年的马科斯政权独裁，但1986年一场“人民力量”推翻了独裁政权。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赶走了埃斯特拉达总统。但这个国家却长期陷于政治动荡，一个在东亚经济曾仅次于日本的强国，一个“民主的橱窗”，却由盛转衰，远远落后于“四小龙”，又很快地被中国超过。
我是前年夏天访问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贫民窟。菲律宾全国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个美元。现在每十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在海外打工，总计约800万人，使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菲佣的汇款也成了菲律宾外汇来源的主要渠道。菲律宾机场都设有为劳务输出人员开辟的专门通道。
因为我1983年底曾在北京参加接待过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问马尼拉大学的一位教授，现在的菲律宾和马科斯的时候比怎么样？她坦率地说，“现在更糟。什么‘人民力量’，都改变不了菲律宾少数声名显赫的家族控制菲律宾政治的现实，他们是既得利益者，通过自己的财力和人脉，影响菲律宾的各级政治。”她还谈了这样一个观点：“过去是马科斯家族和他的亲信腐败，他们贪够了之后，倒也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现在是换一个政府，就是新一轮贪污的开始。你怎么办？老百姓怎么能富裕起来？”
菲律宾很多人现在说，菲律宾民主最后归结为3G，也就是枪支（Gun）、金钱(Gold)、暴徒(Goons)。我的导游对我说：“过去马科斯当政的时候，只有马科斯和他的亲信可以这样，现在谁都可以做这些事情。马科斯一倒台，表面上看是民主胜利了，实际上，这三个g开始普及了。”我问他为什么菲律宾自2001年以来已经发生了数百起政治谋杀，他回答，“政治职位是政界人物的财源所在”，所以，政客经常不惜铤而走险，雇用杀手，谋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政府连枪支都管不住，现在有40多万枪支散落在民间。”
类似菲律宾这样的模式，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前现代的，上层建筑是后现代化的，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严重脱节，人民迟迟摆脱不了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老百姓为基本生存而挣扎，犯罪率直线上升，但国会里面却在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菲律宾也是在2006年废除了死刑。
苏联“激进改革”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至于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的是激进改革的道路，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上世纪80年代，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一时还引来一些国人的羡慕和赞扬。
如果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十倍于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大部分人对国家前途持乐观态度。
戈尔巴乔夫是政治改革为主，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民主化这个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
我是1990年6月访问苏联的，当时就感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方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首先是苏联经济非常困难，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Gum，漂亮的俄罗斯传统拱顶商厦内，买什么都要排长队，在皮鞋和大衣的柜台，只有一两种式样，排队总有1百来人，而且需要护照才能买。莫斯科的天气比我预期的要冷，我想买一件风衣，便开始体验苏联式排队。一个小时后轮到了我，一个服务态度非常粗鲁的女营业员告诉我仅有护照不行，还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证明，我只能作罢。中午又步行了一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餐馆少，都排着长队，营业时间又短。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乐。我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里面都是俄罗斯自己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我好奇地进去望望，陪我的苏联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为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的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接着，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当笑料。
我记得1993年“休克疗法”的作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曾来瑞士日内瓦大学做讲座。在场的一位俄罗斯知名学者、原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巴托夫，突然站起来提问。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质问萨克斯，“我的祖国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立即退场。萨克斯一脸错愕。阿巴托夫退场后，萨克斯说：“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好，而就是刚才提问的那么一批共产党的老朽在阻碍我们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改革方案受挫”。
但是，人们更要问的是：改革方案的设计怎么能不考虑到各种反对因素呢？实际上关键还是这些美国学者不了解俄罗斯的国情，乱开药方，而当时又迷信西方、迷信美国，结果导致国家解体的悲剧。
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其他模式好。不管今天中国社会有多少问题，中国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以来最好的时候。
总之，比较中国过去三十年中曾经出现过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通过不到30年的奋斗，经济规模增长了十倍以上，近3亿人脱贫，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指责，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认中国这些成就的已经大大减少了。如果说我们大约300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现在我们是真正地赶上来了。我们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9年的140年间，持续的太平时间最长没有超过八、九年，我们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乱。但从1979年开始，我们第一次保持了近三十年的持续发展。不管今天中国社会有多少问题，中国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以来最好的时候，解决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也是前所未有的。绝大多数的国人也都为此成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甚至牺牲。
我今年8月在香港《领导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回忆邓小平的文章，后来网上转载，我看到一个帖子，只有一句话，却使我很感动。帖子是这样写的：“邓小平有功，虽然我下岗了”。没有下岗工人所做出的牺牲，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这个关，闯不过去。我们应该通过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个为民族复兴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劳动者，包括现在的弱势群体，并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也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大变革的社会里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可以化解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的心态也会更平和，生活也会更温馨。中国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们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种外部力量能阻碍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是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本文选自2007-10-29《环球时报》11版【国际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