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变，最擅长者恐怕要数《西游记》中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不过，这里七十二变指的不是简单地变成七十二种事物，而是包括担山、禁水、借风、布雾等在内的七十二地煞术变化。孙悟空各种神通广大的技能——腾云驾雾、可大可小、召唤土地等，都是七十二变的一种。
变，《说文解字》解释为：“变，更也”，《小尔雅》中说“变，易也”，变的本义为变化、改变。变易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古语云：“天地动而万物变化”，天地自然的变化，在天成就了日月星辰昼夜晦暝，在地成就了春夏秋冬四时景象，从而养育了万物。
通变的智慧在诸子百家学说中均有所体现。如《诗经》歌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朝虽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于革新；《论语》中有“智者乐水”，以不停流动的水来比拟智者；《吕氏春秋》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告诉我们求变是永葆旺盛生机的根本途径；清代诗人赵翼则以一首七绝热情地咏赞了变中的生机：“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这之中最为经典者当属《周易》。它是一部讲述变化之道的书，其卦爻千变万化，无论翻到哪一卦，都会看到卦象中那周流不息、运动不止的动态感，即使是周行到了状态最差的“否”卦，也有着“否极泰来”的变易性存乎其中。书中的阴阳、刚柔、乾坤等，都是古人为描摹、探索宇宙、自然、社会等运行、变化规律所创立的概念。
变是从穷到通的关键，“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种智慧从《周易》等经典中流淌出来，融入古代社会生活。为什么古人如此强调变的观念？为什么认识变化的规律这么重要？
对于个人来说，“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只有具备通变的智慧，才能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孔子就是注重通变的典范。《盐铁论》记载：“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故圣人上贤不离古，顺俗而不偏宜。”孔子认为用麻织礼帽，是合乎礼制的；现在人们改用丝帛，说这样节俭，所以也赞成大家的作法。孟子曾评价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所谓“圣之时者”，就是能正确认识并把握历史变化的人，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我们更需要于时代大势中去认识把握变化的规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写史的目的，也是他的历史观。为了“通古今之变”，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通史体裁，把自黄帝到汉武帝以来数千年的人类历史活动过程全部贯通，使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及礼法制度的沿革与变化，在历史长河中一目了然。通过梳理从过去到现在的演变，我们能够从古往今来历史事实的变化和相互联系中，找出一些因果关系作为今天的借鉴，这正是古人孜孜不倦去追求把握历史变化规律的目的。
当然，《周易》中说“易”有简易、变易和不易三义，即万事万物虽然时时在变易之中，但又保持一种恒常——变同样伴随着不变。例如，古代中国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线。包括社会制度在内的具体礼制之所以要因革损益、不断变化，正是为了在适应时代发展的同时，维持仁道这一基本价值追求的稳定性。因此，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我适应、自我调整、自我反省，以及一边适应、一边变化又一边坚持的轨迹。
中国传统文化，是通变的文化，是富有弹性和张力的文化。穷则思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这是中国先哲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深刻总结，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现实写照。回望过去几十年的改革，我们不断突破思想和体制束缚，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使中华民族的命运被深刻改写。今天的中国，正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正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带给世界的重要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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