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赶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的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中对这种制度倍加赞扬，把它说成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度。但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下层中产阶级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马克思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关键是谁享用，谁买单。
言归正传。
既然个人能借债，国家当然也能借债了。
表面上看，国家是不需要借钱的。掌握元要素，随时可以暴力征收，有必要借钱吗？“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征了练饷征辽饷，钱不够花征税就是了。但是，有的时候拥有自己需要的东西的人不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能随便剥夺，比如日本大阪堺港的富商，根本不在乎那些闻名日本的大名。当时的日本四分五裂，大名们各管一块。对多数大名来说，自己的实力虽然强大但延伸不到大阪，富商的武器和金银却可以通行天下。富商无求于大名，大名却需要向富商借钱，用来购买武器弹药或者维持正常的财政运转。所以，那些大名要对富商低声下气，大阪富商一怒，天下诸侯惊惧。
国家借债的历史，远远早于银行的历史。公元前256年（就是刘邦出生的那一年），周赧王受了楚国使者的蛊惑，脑子短路，要纠集多国部队一举扫平强秦。此时周天子的领土小得可怜了，国弱民穷，好不容易纠集了六千乌合之众。实在拿不出军费，只好向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后连本带利一举偿还。这时比较早的用于战争的国债。
借钱给国家，暴富的例子古今中外有很多。
濮阳人吕不韦贾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馀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奈何？”吕不韦曰：“子贫，客於此，非有以奉献於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適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在吕不韦的时代，寡人即国家，子楚代表国家。子楚获得秦国，就拥有财政的支配权，可以随便增加税收，只要秦国老百姓能负担得起不造反就可以。这时的财政收入减去秦国必要运转经费是偿还债务的上限，吕不韦自然就能获利无数。
比较近的例子是李嘉图投机英国公债。1815年，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决战拿破仑。虽然当时的拿破仑已经是英雄迟暮，法国也疲敝不堪，但是一代军神毕竟声望犹存。决战前夕，英国人心惶惶。这时，李嘉图大量购买英国公债。不久，英国大胜的消息传来，英国公债暴涨。李嘉图获利丰厚。
当然，这种事情也不是百分之百一本万利的，国家借钱不还的事情是很多的。对元要素来说，还钱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日后还能借债。所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如果预期到自己日后不必借债，自然就考虑赖账了。除了主动赖账，还有些是实在还不上。
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位自称要用周天子的威信消灭秦国的周赧王。各国国君不敢挑战强秦，纷纷首鼠两端，所以约定的出兵日期到了，多国部队却没纠集起来。秦军坐等多国部队，如虎狼等猪羊。可是，多国部队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秦军望眼欲穿，最后实在等得不耐烦了，索性主动出击。秦军打到王城，周赧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新城。于是问题就来了，没消灭掉秦国也就不会有战利品，自己的领土被剥夺了也就没有了臣民，没有了征收税收的依据，战债怎么还啊？众债主一齐赶到新城向赧王讨债，赧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逃债台”。按照汉书的说法就是：“分为二周，有逃债之台。”
再说国外，太阳王路易十四一辈子生活奢侈，一辈子用兵无数，一辈子负债累累。钱不够花了，就找富商去借。不过，国王是国王，不能卑躬屈膝地恳求对方借钱。那么路易十四怎么借钱呢？他请富商参观他的园林，亲切交谈，让富商如沐春风。具体借钱的事情，让财政总监去谈，国王从不亲自张口。富商被国王的恩宠搞得颠三倒四，往往主动张口拿出几百万里佛尔。须知在当时的法国，富商虽然有钱，却属于第三等级，第三等级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额外恩宠。国王这样赏脸，富商自然也不能不识抬举。不过，这些借出去的钱多数都有去无回，有的富商最终破产寻了短见。
贵金属货币国家不能随便印钱，借钱给国家是最赚钱的买卖，只要国家不倒台，而且能用贵金属货币偿还的话。花钱夺天下，用天下的税收偿还债务。不过需要注意两点：把钱借给谁，就是把自己的赌注押在谁的政治命运上。这是第一；自己有足够的能力保证元要素以后还钱，这是第二。如果借钱就是自己阶级的委员会，那么这两个问题就都不存在了。首先，自己的政治命运本身就是和自己阶级捆绑在一起的。其次，这些委员们多数也是债主。投资国债，是资本主义初期许多金融资本家一夜暴富、完成原始积累的途径。
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根本没有统一的财政，不管有没有财政，打仗也需要钱啊。民兵可以只要很少的军饷，但是武器弹药军粮也要花钱买。当时美国政府发行了各种各样的债券。先把仗打赢了再说，至于怎么还钱当时根本没想过。后来战争打赢了，当年欠的债怎么办、还不还、怎么还，就成了问题。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主张全数按票面价值偿还，国会接受了这个建议。由于生活所迫，大多数持有战债的小农、手工业者和退伍兵已经把战债廉价卖了出去，许多有钱人用一点小钱（票面价值的2%、3%）收购了大量的战债。于是，社会顶层的有钱人发了一笔大财。需要注意的是，掌握战债的人和控制国会的人是同一阶级的人，有些国会议员自己就握有大量的战债，所以战债顺利足额偿付。邪恶地揣测一下：如果这些战债不是掌握在社会顶层手中，而是由社会底层持有，那么国会是否还会同意按照票面价值偿付呢？这就不好说了。
随着经济发展和政府权力不断受限，国家的借债行为越来越多，就有了专门负责为国家借债的金融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央行。最早央行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就是英国政府的融资平台，它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英国政府向英格兰银行借债，英格兰银行帮助英国政府向所有愿意愿意借钱给英国政府的人借钱（债主中也包括宿敌荷兰人）。英国海军不断南征北战建立日不落帝国，用战利品偿还英格兰银行的债务。日不落帝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圈，为英国资本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
打仗是挣钱的买卖，如果打赢的话，就由战败国偿还债务了。如果打输了，也无所谓，国家会用税收偿还债务。理论上，只要英国政府不被推翻，就可以不断增加税收，慢慢偿还上债务。所以说，对当时购买英国国债的人来说，这是稳赚不赔的投资。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购买国债的。因为国债有最低发行面额的限制，所以靠工资吃饭的人多数情况下没有那么多闲钱去购买。再说这些人往往现金流不稳定，手里就是有几个闲钱也要应对不时之需。手中拥有大量资金的人，往往是大资本家、大地主或者官僚。购买获利稳定而丰厚的国债成为当时最普遍的原始积累的手段之一。
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此羡慕不已，积极游说国会效法英国：“17世纪90年代开始，大英帝国创建了英格兰银行、税后体系和国债市场。18世纪，英国国债市场迅猛发展。国债市场之急速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英国，反而创造出数之不尽的巨大利益。国债帮助大英帝国缔造了皇家海军，支持大英帝国赢得全球战争，协助大英帝国维持全球商业帝国。与此同时，国债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个人和企业以国债抵押融资，银行以国债为储备扩张信用，外国投资者将英国国债视为最佳投资产品。为了美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从根本上摆脱美国对英国和欧洲资金和资本市场的依赖，美国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国债市场和金融体系。”
这是汉密尔顿的说法，他是代表商业集团、投机者、航运商和银行家利益的极端保守者。很显然，如果美国成立类似英格兰银行那样的央行并发行国债，他和他所代表的阶级将成为获益者。但是事物总是有两面，也应该听听从中没有获得好处的人的说法。
马克思对国债的评价是：“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同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悠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手中……”
对当时的资本家来说，只要能拿出足够的资金借给英格兰银行，用于购买国债，不需劳作也不必承担风险，每年就能稳稳当当地享受8%的利润。需要记住，当时的货币是实实在在的黄金或黄金的等价物，而不是经常贬值动辄负利率的价值符号。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借钱就要还，国家债务也不能回避这一点，如果国家打算以后继续融资的话。不过，国家的收入来自民间的税收或者战利品，所以国家的债务从来不是自己偿还的，国家偿还债务的资金无非来自战利品，或者全部或者一部分人的税收。社会顶层的利润必然对应战败国的财富损失或者本国居民的税负增加。抛开战败国的损失不说，本国居民的税负成为购买国债者的利润。
由于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最终的绝大多数负担必然要由社会的绝大多数承担。于是，
购买国债者只是社会顶层的一小部分，而承担税负的是全体居民。这是一种剥夺全体居民补贴少数人的行为。
羊毛出在谁身上，干什么用，这是问题的关键。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在《元要素》一小节中，我们已经分析过财政行为对社会财产分配的作用。统治阶级控制国家，自然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分配方式。只要条件允许，必然会把收益向自己倾斜，把负担转移给被统治阶级。在阶级社会的绝大多数时期，我们看到的是统治阶级提高被统治阶级的税负，从被统治阶级身上刮钱，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补贴统治阶级。当大多数人因为财产限额等原因被排斥在议会之外没有发言权或者权重很小的时候，他们的要求也自然不会有人关心。由统治阶级委员会决定的开支方向和征收的来源，必然更有利于统治阶级，这是无需证明的。
国债作为一种财政行为，必然有利于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政府以全民的名义向金融资本家借债，购买产业资本家的产品，然后向全民征税还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家利用税收补贴社会顶层资本家的现象：金融资本家获得了利息，产业资本家的产品买了出去，社会底层支付了国家借债的开支，压缩了生活消费。
至于这些国债开支对应的事业所产生的效益，是否能均匀地惠泽全体纳税人，还是只惠泽一小部分，也是值得怀疑的。尽管稳拿经济学一再宣扬“公共”财政的理论，财政就是大家出钱办大家的事情，国家的开支满足“公共”需求。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顶层获利更加丰厚。一般来说，社会底层需要的是衣食住行不发愁，生老病死有依靠。对顶层来说，这些要求早已解决。再说，公租房、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公共福利远远达不到他们要求的档次。一个年入百万美元的人不会住公租房，他们往往有自己专门家庭医生和教师。他们的选择的则往往是宏大的工程或者扩张性的战争，这样才能赚大钱。美国政府可以不惜巨资攻打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国，却吝于出钱解决社会底层的住宅和医疗问题。抛开可以获得市场、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战争不说。各种宏大建设的工程也往往是有利于在议会中有发言权的阶级。
所以，同样是建立央行发行国债这件事情，汉密尔顿和德维特极力赞美，马克思则极力贬斥。双方阶级立场不同，一方是被给予者，一方是被剥夺者，自然对这种“补贴+剥夺”的模式看法尖锐对立。如果双方观点一致，反而不正常了。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流行，国债除了用于战争和建设宏大工程，又多了一个功能，就是由国家消费弥平消费不足的缺口。既然资本家有闲钱不打算消费，工人想消费没有钱。那么由国家出面从有闲钱的人那里借钱，用于消费岂不就能弥补消费不足的缺口吗？
不过，在经济危机时期，通过国家借债刺激经济度过经济危机的做法效果并不理想。
短期看，国内消费水平也许会有一定的上升。但是，从长期看随着国家债务的到期，国家如果不想赖账的话，必然增加税收负担。这时本来已经不足的底层消费被再次压缩。相比之下，社会顶层虽然的收入增加，消费虽然有所上升，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倾向也必然进一步下降。届时，社会必然面临更大消费不足，或者说未来必然面临更大的经济危机。那时怎么办？如果国家能继续借债自然好说，如果不能借债，就难免数罪并罚。
不仅如此，与我们前面看到的工人借贷消费克服消费不足相比，这种“国家替底层消费”的模式对经济作用的效果更糟。
首先，在借贷、开销、征税、还账的过程中，必然有大量的资金被层层剥皮，中饱私囊，成为私人资本而不是用于消费。国家借债一个亿，实际开销七千万，支付利息三千万，从社会底层那里征收一亿四千万是很常见的事情。征收一亿四千万，只有七千万用于刺激经济。这种国家花钱消费的行为，同样的支出总量，与社会底层自身选择消费相比，刺激经济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其次，这种征收补贴的行为必然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酝酿更大的消费不足。在这种“补贴+剥夺”的行为中，官僚、金融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都发了一笔大财，社会底层本来用于消费的钱，成为了他们瓜分的盛宴。征收一亿四千万，有七千万成为私人资本。弥补消费不足的行为，却成了少数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有效形式。
这种靠政府债务弥补消费不足的缺口额度行为，短期内也许可以克服消费不足的导致的经济危机，长期看必然是饮鸩止渴和助纣为虐的。这是很容易看到的事情。
在这个分析中，我们假设税收主要来自生活必须品的课税，或者说是对商品征税。这时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可以增加对顶层的税收而不是底层的税收以偿还国债，比如对社会顶层的财产征税，比如累进的高收入税、资产税和遗产税。如果以这种方式偿还国债，相当于对民间财富进行劫富济贫的再分配，必然可以增加消费总量，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危机。国家向社会顶层借钱，然后增加社会顶层的税收，让社会顶层自己支付自己手中的债权，而不是社会底层支付顶层的债权。既然社会顶层有闲钱，就由国家把这些闲钱拿出来（而不是借出来）满足社会底层有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
但是，很显然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政府与资本家的之间的统一战线的话，就会知道，对社会底层增加税收的法案通过议会的难度，要远远小于对社会顶层增加税收的法案的难度。——资产阶级政府不掏底层的腰包，难道会掏自己的腰包？财政是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所以财政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性质。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财政的分配必然向资产阶级倾斜。不改变国家的性质，必然难以改变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也必然不能削弱经济危机的影响。
明知用国家信用弥补消费不足而不改变分配模式和税收结构，会在未来埋下更大的祸根。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国家乐于采用这样的手段刺激经济呢？难道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是非理性的吗？或者他们的智力低于常人？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多数领导人轮流坐庄，由于任期的限制，并不存在长远考虑。他们不愿意改变税收结构，因为那样会得罪控制国家政治的大资产阶级，也不愿意经济危机在自己的任期内爆发出来，让失业率反应出国内真实的消费水平。
于是，他们往往选择国家信用消费这种鸵鸟战术，把烫手的山芋扔给后任去解决。——我在任的时候当个好好先生，不出问题就可以了，哪怕政府负债累累。我任期届满以后以后怎么办？那是下任总统（首相、总理）的事情了。不必担心没有后来人，即使政府要破产倒闭也有的是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何况，这些领导人本人往往也可以在这种国债造成的虚假繁荣中大捞一把。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用国家债务维持虚假繁荣的作法屡见不鲜。这就如同击鼓传花，在鼓声停止之前，把鲜花传出去。
鼓声最终必然有停止的时候，鲜花迟早会落在某个领导人的手中。这位不走运的领导人就要做前任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时，国家为了偿还国债可以加税，如果不肯加税就需要压缩开支，或者拍卖国有资产（大规模私有化），或者申请国际援助（如果是地方政府的话，可能申请中央政府的援助）。最终的解决方案，往往四者兼而有之。这时，经济萧条，税收增加，一切社会矛盾就要总爆发。这就是没有发钞权的希腊和美国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暂时不考虑通过印钞弥补财政窟窿。）
这种国家债务还有隐形的形式。比如，国家安排某些机构或个人用贷款投资，然后由国家出面用税收弥补银行的损失，把贷款一笔勾销。在某些时候，国家并不直接出面发行公债刺激经济，而是鼓励银行发放商业贷款。在我们前两章的分析之中，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这些贷款环环相扣，最终的环节是社会总消费能力。在一个消费不足的社会中，必然因为产品滞销导致大量的贷款无法收回。这时，国家为了保护经济的运转，往往选择对银行实行救助，由政府出面财政出钱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表面上看，国家并没有给予这个机构或个人任何支持，实际上仍然完成了“补贴+剥夺”的过程。同样，征收行为也不仅仅限于税收。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各种其他各种隐性手段增加收入，但是不论哪种手段，最终的负担的大多数必然由社会大多数承担，大多数人的生活成本必然上升，消费必然被压缩。
国家信用弥补消费不足的缺口，信用的最终环节必然落在国家未来的收入能够偿付这些信用。这与个人消费信用弥补消费缺口信用的最终环节必然落在个人未来的收入能够偿付信用的过程非常相似。一旦个人无法偿付前期消费的产品，社会信用体系就会崩溃。国家无法偿付债务的时候，国内信用体系同样会崩溃。
在国家无权制造货币的条件下，国家可以借新还旧，但是不能无限增加债务。短期内，国家可以通过借债弥补短期内的消费缺口，并且通过不断滚动发行新债，掩盖消费不足导致的经济危机。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家很快负债累累。当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无力承担利息支出的时候，就达到债务的上限。这时，就需要考虑减少债务，否则利滚利越滚越多，国家必然破产。当然，国家也可以不减少债务，而是直接降低利息。对于浮动利率的国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缓兵之计。不过，国家债务迟早还会触及上限，只要利率不是零。一旦国家债务到期，无法展期就是原形毕露的时候。这时，失业率上升，税收增加。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说，这是最难熬的时期。
价值符号取代贵金属以后，国家控制了印钞机。表面上看，事情似乎就简单得多了。
作者：MRand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