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汉书•王莽传》
“德璟言：‘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明史•蒋德璟传》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也能出货币。当然，这种货币不是真金白银，而是价值符号。
暴力介入货币流通以前，人类的货币是混乱的。暴力介入货币流通以后，货币流通流通依然混乱。
金银作为货币有天生的优越性。金银是同质的，可以无限分割，分而复合，其他商品绝大多数都不具备这样的潜质。以白银为例，用二两银子买五头猪。每头猪卖四钱银子。一次买五头猪，给二两银子就可以，一次买一头猪，给四钱银子。如果只卖一条猪腿或者一个猪头，甚至再少一些，也都有对应的价格。理论上白银无限可分，可以分割到最小的原子。如果用其他实物做货币就很麻烦，五头猪对应两匹马，如果只想要一条猪腿怎么办呢？显然不能把马肢解了——大多数马的使用价值不是用来吃肉的。如果一头猪对应八双靴子，那么有马的人怎么买靴子呢？有马的人出售一匹马可以换得很多商品，但是这些商品未必是他现在就需要的，这些零碎商品怎么保存？他一次只能出售一整匹马，不能出售半匹马。此外，碎银子只要稍微熔炼，就可以变成整银，而且价值不变，也不影响使用价值。五十块一两碎银的价值基本等于一块五十两元宝的价值。相比之下，钻石价值超过金银，但是切割之后的价值小于原先未分割时的价值。两粒五克拉的钻石的价格，远远小于同样品质的十克拉的钻石。此外，每块钻石纯度、色泽都不完全相同，价值与重量没有绝对正相关联系。
贵金属易于长久保存，重量小价值高，而且价值稳定。谷物容易腐烂，牲畜会死亡，钢铁会锈蚀，但是金银是很容易保存的。今天考古（盗墓）发现的元宝，仍然与当年无异。埃及法老王的用具用黄金制造，经过几千年仍然璀璨。生产一两白银需要的劳动与生产几十斤铁相当，白银的价值相当于铁的几百倍。显然白银更易于携带。去市场购买价值一两银子的商品，如果用银子的话，只要装在口袋里就可以了，而铁要挑着走。如果是黄金的话，一盎司黄金的价值接近几百公斤甚至上千公斤铁，两者便携性就更是悬殊了。由于地壳中银元素的稀有，获得白银的劳动从未像获得铜、铁、铝的劳动那样大幅度减少。地壳中的铁元素相对丰富，但是局限于科技水平很难开发，铁器的价格曾经与黄金相当。后来进入封建社会，科技水平大幅度跃升，冶铁成为普及的技术，铁器的价格便一落千丈了。相比之下，黄金是人类发现的最早的金属，价值却一直没有降下来——自然界中天然就存在不需冶炼即存在的高纯度金粒，但是不论冶炼技术怎么增长，开采黄金的劳动都是很艰难的。
金银是理想的货币材质，但并不是理想的货币。在所有的商品中，金银最适合成为货币，但是这是理想中的金银，而不是现实中的金银。什么事情一旦联系现实，便有无限的麻烦，许多细节成为魔鬼。贵金属有成为货币的潜质，但是仍然有难以克服的缺陷。
具体到金银，它们作为货币最大的麻烦就是价值的不确定。黄金的成色是很难通过肉眼观察判断的，否则就不会有阿基米德测量皇冠的故事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含金90%和含金91%的两块金条，是很难用简便的手段判断出来的。但是两者的价值却相差超过1%。此外，质量也很难准确测量，尤其是测量技术相对落后的条件下，究竟用谁的天平为准就是很值得争执的事情。这种情况下，买卖双方必然为了成色和质量争吵不休。买方说是一块一盎司24开的金块，卖方则可能认为是一块0.99盎司23开的金块。如果买卖双方没有公平交易的尺度，贵金属成为货币依然困难。
这时候，就需要出现一个权威，为每一块金属规定成色和重量，然后打上自己的印记。这个权威可以是民间的，也可以是官方的。常见的就是官方的。
比如秦半两、刀币、布币、蚁鼻钱之类，都是官方出产的规定成色重量的铜块。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天下，统一文字、度量衡，还有货币。没有统一的货币，怎么征收货币租税呢？为了征税也有必要统一货币。于是，以秦半两为原型的环形币一直使用到清朝。
有了官方认可的铜钱，做生意就方便多了。一石米三十钱，十石三百钱，大家做生意不必随身带天平了。
有时官方也不管，允许民间自己来。汉高祖就允许民间自己铸币。刘邦穷棒子出身，常年生活的在社会底层，平时买点零零碎碎的日用百货，有机会和大钞打交道的机会不多。秦半两对他这样的人来说，价值太高。实在不方便。于是，他一上台就允许大家随便铸钱。当然，不管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刘邦的时代官方铸钱的利润远没有后世那么高。结果，各地熔炉四起，大家都忙着铸钱不从事农业生产。今天，我们看到出土汉代的钱多，品相差，也不值钱。
这是为什么呢？
官方给金属块一个印记，证明这个金属块的成色和重量。反过来，只要有这个印记，不论究竟含有多少金属，都可以按照印记所规定的金属量交易。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用秦半两来说吧，理论上秦半两都应该是十二铢，大约8.4克。就算秦代工艺水平不高，出土的秦半两应该是重量相仿，实际上出土的秦半两最轻的6克多，最重的20克以上，多数在8到15克之间。最重与最轻的重量几乎相差3倍，但是不妨碍彼此按照同一价值交易。
如果张三获得了重量大的秦半两，那么对他来说最有利的事情是做什么呢？比如，他获得了100枚12克的秦半两，那么对他来说，把这些秦半两重新熔铸成150枚8克的秦半两是轻而易举的暴利的事情。反正都一样使用，100钱转手变成150钱。但是这种事情在秦代时是有风险的，秦始皇那样的人对读书人、商人都不能容忍，何况私铸钱币的人。再说，在秦朝严密的地保制度统治下，有族诛和同坐制度。某人作奸犯科，族人和邻居知而不举，与其同罪。个人想干点邪门歪道是很难的。当然，并不排除有人在偷偷摸摸地干这种事情。
天下苦秦久矣，大家都盼望一个小政府。刘邦信奉不干预政策，相信充分竞争获得最好结果。到了他做皇帝的时候，允许老百姓铸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干这个营生。社会上流通的钱的孔越来越大，越来越轻，越来越薄。比较厚重的钱要么被窖藏起来，要么被毁掉熔铸小钱。这时，民间流通的钱名义上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成色重量相差悬殊，最轻的不到一铢（0.7克左右）。社会上存量铜加每年新开采的铜量，远远赶不上货币增加的数量，货币成色和重量日益下降。以货币计的GDP日新月异，物价腾贵，经济生活混乱。卖东西的人为了自保，不得不出对策。客官可以用新钱买东西，但是新钱要比旧钱多支付若干枚。实际上，这时又回到了以金属重量决定价值的时代。
有许多钱虽然没有被熔毁，但是被动了外科手术。在重量的误差超过10%仍然不妨碍流通的情况下，用10枚比较重的货币就可以做出1枚新的货币。把比较重的货币集中起来锉一锉，就可以得到10枚货币外加足够制造1枚新货币的铜粉。这种事情不仅中国有人干，国外也有人干。到马克思的时代，仍然有人在干。他们把造币厂新出厂的新英镑集中起来，打磨掉一部分，然后获得一些并不影响流通的比较旧的货币和若干金粉。金属货币只要流通就无法禁止被人动手术。金属货币流通本身就会有磨损，搞邪门歪道的人不过是加速这种磨损。
还有人向铜钱里掺杂其他更便宜的金属（比如铁锡铅），或者在金币里面掺银铜铁锡铅。在贵金属里面掺入便宜的金属——没有人向铜钱里面掺黄金白银，向金币里面掺白金（铂）的。用贵金属做货币，可以掺入比较便宜的金属；用比较便宜的金属做货币，可以掺入更便宜的金属。除非用最便宜的金属做货币，否则总是有可掺的金属。何况即使用最便宜的金属，还可以采用降低冶炼水平的方式减少铸钱成本。
总之，政府规定了货币的重量和成色，是一种承诺。于是许多人就开始琢磨怎么在不影响流通的前提下，减少重量和成色。法定了重量，就比法定的重量轻一些。规定了成色，就比规定的成色差一些。官铸货币成色好、分量足，就有人给它们动外科手术；官铸货币成色不好，分量不足，还会有人打他们的主意。如果听之任之，那么很快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就会面目全非，重量越来越轻，成色越来越差。
这时如果允许私铸，那么社会上流行的货币就会越来越多，以货币计价的物价会突飞猛进，远远超过以金属重量计价的物价的涨幅。到高祖末年，不得不禁止私铸。
不过，虽然国家明令禁止，但是民间私铸仍然屡禁不止。暴利当前，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住。贾谊提出由国家垄断铜，但是在铜是是重要的制造生产生活用品原料的时代，垄断铜必然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方式。别的不说，起码没有镜子用了。
想维持金属货币材质和重量的稳定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必须有精密的仪器，随时检查每一块硬币的重量和成色，不断熔铸不合格的旧币，制造新币。
按照马克思时代的英国法律，1200盎司22开黄金等于4672斯特灵10先令，一盎司黄金合3镑17先令10.5便士。英国的造币厂不断强行销毁不足两的英镑金币，熔铸新英镑。英镑的分量低于一定的法定幅度，就不能作为法定货币，只能作为金块使用。这些作废的英镑金币和其他类型的金块一样，可以按照每盎司黄金3镑17先令10.5便士的比价去英国铸币厂换取崭新的英镑金币。一定数量的英镑等于一定数量的黄金，一定数量的黄金等于一定数量的英镑。普通人有金可以换成镑，有镑也可以换成金。与金相比，镑质量稳定，成色稳定，规格整齐划一，便于计数，大家自然倾向于镑。
如果政府不允许英镑和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会如何呢？那就意味着不能维持英镑和黄金之间稳定的关系。在人们可以选择用黄金或英镑交易的年代，很显然这会破坏英镑的信誉：由于造币厂拒收黄金，磨损的不足额的旧镑，不会被熔铸掉，除了继续流通没有任何用处——因为熔铸以后的旧镑不能达到规定的含金量。如此一来，大家必然囤积新镑，使用旧镑。市面上流通的旧镑质量越来越次，增加的新镑则不断被囤积。如果旧镑的购买力不变，就会不断有人在旧镑上揩油；如果旧镑购买力下降，最终英镑就要按照重量交易。实际上，越来越轻的旧镑，也只能按照重量交易。这是极不利于商业发展的。
与英国相比，中国古代的铜钱即处于不可自由兑换状态，所以很难保障铜钱的质量。另外，两千年前的农业社会的度量和铸造水平显然不能和两百年前工业社会相比。
为了达到镑等于金的目的，英国政府必须没完没了地不断熔铸金块，制造黄金。
如果暴力不介入，事情会更糟。某些金铺给自己的金条打上印记，以信誉取胜。其他不规矩的人完全可以模仿这个金铺的印记。对法定货币的手段完全可以用在对待民间货币上。不仅如此，私人金铺并不拥有暴力，所以伪钞制造者还不必担心暴力的惩罚。
货币重熔是暴利的行业，在金属货币时代是难以禁绝的。既然不能禁止，某些统治者就动了歪脑子：与其便宜别人不如便宜我。既然民间一直在铸造不合格的货币谋求暴利，我是天子自然也能干。最早的是汉武帝，搞得最大的是王莽。
汉武帝穷兵黩武，弄得国库空虚，于是开始琢磨怎么搞钱。除了盐铁专卖，他还搞出了皮币和银币。皮币就是一块皇家御苑特产的白鹿皮，标价四十万钱。按照规定，诸侯进贡的给汉武帝的玉璧必须放在白鹿皮上。一块玉璧不过几千钱，一块鹿皮要价四十万。一块鹿皮怎么能值这么多钱呢，这是彻头彻尾的敲诈。不过，当时汉武帝连年用兵，手下一批能征善战的老兵油子，诸侯王谁也不敢乱来，再说前面还有七国之乱被敉平的教训。诸侯明知是皇帝耍赖，也不敢不从。不过，皮币从汉武帝左手卖给诸侯，右手又收回来，并不进入流通。
汉武帝搞的白金币就是另一回事情了。当时的白金币叫白金三品，说是白金其实是银锡合金。银币一共三种：大的重八两，龙纹，合3000钱；中等的马纹，合500钱；最小的龟纹，合300钱。汉武帝的目的是敛财，所以毫无疑问这些银币的价格远远超过它们包含的金属的价值，虽然名义上是白金币但是估计含锡量颇高。既然皇帝老子能点锡成金，民间自然也依葫芦画瓢，大量私造，屡禁不止。不过，老百姓也不傻，干脆直接拒收。于是，这些花不出去白金币大多数都被销毁了，传世极少。
王莽的新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大的荒诞喜剧。汉武帝玩弄货币敛财的手法，被他学会了。不过，青出于蓝胜于蓝。他把不足额的金属货币和暴力结合了起来，至此价值符号彻底诞生了。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采用价值符号替代金属货币的统治者，属于前无古人后面有的是来者——用价值符号洗劫老百姓真是太爽了。
王莽打着复古的名义推行新货币，一共搞了四次。
王莽搞第一次币制改革的时候，还没篡权。第一次改革的内容是模仿汉武帝搞白金三品，搞出来金错刀、契刀和一种名叫大泉的大钱。金错刀的形状类似一把钥匙，刀身上有错金字“一刀平5000”。一枚金错刀，相当于5000枚西汉五铢钱。金错刀主要是针搜刮大商人的，用一枚20-40克的金错刀，就可以收到5000枚3.5克的西汉的铜钱（五铢钱）。尽管汉代铜钱经常质量不足，但是平均2.5克总是有的。5000枚就是12.5公斤。换句话说，王莽把自己手中的铜的价格放大了300-600倍，铜的价格偏离本身的价值300-600倍。不过，金错刀虽然放大倍率高，但是民间流通范围小，搜刮范围有限。除了大商人很少有人一次用5000枚五铢钱作交易。许多小生意人所有的商货也不值5000钱，用金错刀去向这样的商贩买东西，显然不适合。当时与金错刀一切出现的还有契刀和大泉，一枚契刀可兑换500枚五铢钱，一枚大泉兑换50枚五铢钱。这是针对中产和卢瑟的。王莽给各个阶层都量身定做了搜刮用具，实行定向宽松。
王莽觉得自己天下第一，说句话大家就会仰慕他的德行，按照他的指挥棒转。实际上，民间根本不买金错刀、契刀和大泉的帐。不论怎么私铸货币，五铢钱的价格与等量的铜的价格基本持平，因为两者内在价值相同。相反，王莽的大泉彻底破坏了这种关系。100枚五铢钱买一石米，现在有人要用两枚大钱买一石米。100枚五铢钱大约重量200-350克，两枚大泉肯定远远不到这个重量。所以，卖米的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方在开玩笑，第二个反应就是婉拒：“客官，本店小本经营，用不了这么大额的货币，所以只收五铢钱，您用的大泉最好换成五铢钱……。”不仅如此，民间还有很多人私铸。
王莽第一次货币改革并没有禁用五铢钱，也没有采用严刑峻法，这是他大大的失策。王莽第一次货币改革搜刮效果并不好。当然，如果达到他的预期的搜刮效果的话，他恐怕就当不上皇帝了。
第二次币制改革内容更混乱，一共5种材质，6种货币，28种单位。除了金银铜，贝壳和龟甲也都成了货币。当然，对老百姓来说，用得最多的还是铜钱。王莽的铜钱主要两种，小泉和大泉。小泉重一铢，当西汉五铢钱一枚。大泉就是前面提到的大钱，重十二铢，当西汉五铢钱50枚。换句话说，如果以钱计算价格，小泉通货膨胀500%，大泉通货膨胀2083%。王莽收回一枚五铢钱，熔炼重铸就变成五枚小泉。就是不足额的五铢钱，也能变成三四枚小泉。至于大泉就更厉害了，熔毁两三枚五铢钱，就制造一枚价值五十枚五铢钱的大泉。五铢钱与铜的价格基本是持平的。王莽的大泉，一下子让自己手中掌握的铜的价格翻了21倍。与上次不同，这次币值改革明确取缔五铢钱。
很显然，这样的玩法，没有暴力支持是玩不转的。同样的铜，流通在市面上和成为五铢钱基本相同，到王莽的手里身价暴涨21倍，这就是点铜成金。大泉的价值之中只有5%来自材料本身，剩下的全部靠暴力支持。
有上次币值改革的经验，民间并不欢迎所谓的小泉、大泉。于是，王莽大怒：“谁敢只要五铢钱，不收大钱，说大钱不好的，一律发配边疆！”货币价值不足没关系，只要有暴力就能推行。于是大泉、小泉替代了五铢钱，那些规规矩矩的人纷纷破产，有人甚至在市场上大路上失声痛哭。
如果允许私铸，那么社会上马上就会充满大泉。如果不允许私铸，那么社会上也会充满大泉。两者的区别就是这些大泉来自哪里，是民间还是王莽。这些大泉由谁铸造，谁就获得好处。所以，王莽也担心有人私铸。两三枚五铢钱即可铸成一枚大泉，然后就一当五十，这样的一本万利的生意，谁不干啊。为了绝禁私铸，严查民间的铜炭。民间谁家有铜有炭，谁家就是私铸犯。不仅如此，一家出事，五家同坐。于是，正犯全家和街坊四邻全部流放去边疆劳动改造。尽管有严刑峻法，但是仍然屡禁不止，犯罪受罚的人数不清。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比如王莽之流，如同一个刺满纹身的流氓头子，纹身的字样是“正大光明”、“以德服人”、“温良恭俭让”之类。平时鲜衣怒马，穿得衣冠楚楚，一遇到争执就把会上衣脱下来，让对方看看他的一身横肉和刀疤，还有斑斓的纹身。然后把衣服穿上，一边瞪着对方，一边温和地说：“当年前朝的统治者抢男霸女，横行乡里，我为你们赶走了他。你们看，这是我赶走他时留下的伤疤。后来有人要造反，要危害你们的和谐生活，我为你们消灭了他。你们看，这时消灭反贼留下的伤疤。你们看这是我的座右铭，以德服人。你们看到了吧，我是讲道理的人，一切不讲道理的人我都不能容忍，要斩草除根。怎么样，我的金错刀和大泉，你们是不是很愿意使用啊。……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听不清！！！！！……你们愿意用了是吧。我就知道你们都是知恩图报的人，也是讲道理的人。”
这种做法，理论上可以无限放大统治者手中铜的价格。只要愿意，可以一枚大泉当50，也可以一刀平五千，甚至可以造个什么钱一个等于一亿。这种价值符号，其实就是抢劫不过相对隐形而已。——“谁说我抢劫了你五千钱？我是讲道理的人，你看我不是给你一枚金错刀了吗？你不要乱讲话，否则小心我手中公正无私的国法。”
王莽不会说自己这次改制是为了更有效地搜刮，他的理由是金错刀的含有“金”字、“刀”字，汉王室的“刘”字也叫“卯金刀”，这是大大的忌讳。五铢钱让人们思念汉王朝，也是不能留的。当然，王莽本人靠演戏、捣鬼和玩弄权术起家，有可能确实很忌讳任何与“刘”有关的事情。不论他的本意究竟是什么，他搜刮的目的达到了。
但是这种价格并不可能长期维持。五铢钱消亡了，大泉的价值也就快到头了。大泉能维持比较高的价值，无非是因为一枚大泉可以换50枚五铢钱。王莽依靠暴力用大泉强行回收了所有的五铢钱，然后这些五铢钱陆续重新熔毁制造新钱——王莽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刮货币的人，获得了名义上价格不变的货币和额外的铜。不过，当五铢钱消亡以后，如果王莽继续无限造币的话，市面上就很快只剩下大泉。这时商品就会重新订价，大泉的价格很快就会跌到铜的价格。换句话说，一枚大泉相当于两三枚五铢钱。不过，大泉的价格不会一直下跌。大泉的价格不会低于铜，否则，大家就会熔毁大泉取铜了。金属价值符号的价格下限是内部所含金属的价值。
这时如果想继续用这种方式搜刮，只能发行新币，制造价格比大泉更高的货币。于是，王莽又说话了：“如果货币是贵重的，那么小使用就不方便；如果都是轻小的，那么运输装载就不方便。货币必须有轻有重，有大有小，这样使用方便了，人民就欢迎了。” 于是又发行新货币五种。为了推行新钱，王莽要求人人身上带有新钱，没有的不能在旅店开房，不能通过关口和渡口，公卿大臣也要带着新钱才能上朝，比今天的身份证还重要。即使如此，强制推行的效果也差强人意。
这时大小泉已经贬值到接近实际价值。所以，人民愿意使用大小泉，不原意采用新货币。这时，大小泉如同当年的五铢钱，成为新一轮货币改制的障碍。公元20年，王莽又搞了第四次改制，废除大小泉，采用泉布和泉货。不久，新朝就灭亡了。
王莽治国无方，敛财有术。他频繁地更改币制，每次都是以小换大，以轻换重，钱越改越小，价越作越大，无形之中榨干老百姓。
王莽的价值符号是不足额的金属货币。后来的统治者，连金属也不用了。用金属做价值符号，还要反复销毁重新熔铸，太麻烦了。直接用张纸，写个数字就是钱了。换新钞也不必销毁重融，直接在新纸片上加一个零就可以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封建帝王签字就可以无限征收，何况发点货币呢？有本国君主的背书，在本国保皇的军队能控制的区域内，谁也不敢不用，除非是其他国家的君主或者本国的反贼。流通中的价值符号，其实就是一张张流通的暴力宣言书。谁敢不用，我就敢灭谁，说到做到，言而有信，童叟无欺。时代发展到今天，暴力往往不局限于本国疆界。美元流通世界，萨达姆敢不用，小布什就说到做到。什么叫美国的国家信用？这就叫做美国的国家信用。
使用价值符号必须有可靠的暴力为支撑。比如王莽的大泉，如果没有暴力，是很难流通下去的。所以，当政者使用暴力符号，必须要有稳固而隔绝的统治区域。中国早早就实现了大一统，而且四周隔绝：北面是极北苦寒之地住着杀人不眨眼的游牧民族，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青藏高原和戈壁，南面是毒瘴蛮荒之地。适于中原人居住的地区，都被单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牢牢控制着。中国老百姓既不能随便转移财产，也不能随便移民。，所以，中国的君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使用价值符号。货币改制方面的历史，如果不比其他国家更丰富的话，至少不亚于其他国家。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很惊讶地发现，中国居然在用纸币。他来自四分五裂的欧洲，当然不能理解大一统的中国特色。
相比之下，欧洲的君主就不这么幸运了。欧洲国家四分五裂，彼此之间没有地理障碍，君王上面还有教皇和教会的势力。君王的暴力受到制衡，从来没有发挥到极限。欧洲的封建君主，虽然骨子里面也是王莽那样的大流氓，但是不敢随便把街坊四邻集中起来敲诈勒索。万一勒索急了，自己的子民就可能移民到其他的大流氓的辖区去了，说不定还会被梵蒂冈的太上皇申斥、敲诈，没抓住狐狸弄得自己一身臊。
不过，欧洲的君王也有自己的对策，他们和中国君主一样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更隐蔽、更阴柔，更缓慢。与中国不断废旧铸新相比，欧洲是在不断地铸新钱。罗马的阿斯，法国的里弗尔，英国的镑，俄国的卢布，都在不断缓慢贬值。在共和国时期，一枚罗马的德纳留斯的重量是4.55克，后来逐渐减少到4克，尼禄时代减轻到3.45克，成色由99%下降到80%。到公元三世纪，含银量只有2%。1066年，英国的便士重1.4克，到十七世纪只有0.49克，后来变成铜币，由1797年的26克减少到1806年的19克，到1860年，只有9克多。法国的里弗尔的实际价值一直在发生变化，以平均每年0.88%的速度贬值，所含贵金属不断减少（最初1磅白银铸造20索尔，后来演变为铸造66索尔）。各国政府一直在偷偷地做着和货币伪造者一样的事情。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们是合法的。
欧洲是偷着干，中国是明着来。与欧洲相比，中国历史上，政府可以随便使用价值符号，所以债务问题一直不是很严重的，但是币制的变化是非常壮观的。欧洲在几百年中干一回的事情，王莽在十五年中可以干四回。中国历代政府为了搜刮，使用的货币贬值的办法五花八门。不过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先是用各种理由减轻货币重量制造小钱，再用变相减重的方法制造大钱，最后用纸币来膨胀。反正我怎么折腾，你也跑不了，除非你造反。当然，难免有搞大了的时候。如果玩大了，就可能出现王莽的结果。于是，新王朝登场，新统治者汲取前朝的教训，整理货币，重铸新钱，重新开始新一轮货币贬值的游戏。
货币一旦进入价值符号的时代，价格就发生了变化。
由于金属货币随时处于销毁和重熔的过程中，所以货币的价值从来不能长期脱离金属价值稳定存在。虽然中国历史曾经多次发生一石米几万钱的事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往往出现严重的饥荒、兵败围城和滥造货币的现象，而且往往是祸不单行。每当货币过多，单位重量的货币的价格低于同等重量的金属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货币成为金属。反之，当货币过少，单位重量的货币价格高于同等重量的金属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金属被铸成货币。所以，流通中的金属货币总量，会随着流通需要的货币总价值量不断进行微妙的自发的调节。而价值符号显然就没有这的功能。即使大泉随着王莽的增发在不断贬值，但是在达到单位重量大泉价格与单位重量铜基本持平以前，不会有人熔毁大泉取铜。这时，只有单向的熔毁铜器，私铸大泉的行为。赔本的生意没人做，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当大泉的数量达到一定幅度以后，大泉由价值符号重新变为金属货币，这时大泉才具有自动调节的功能。不过，此时王莽又在琢磨发行新价值符号了。
以纸为材质的货币符号出现以后，这样的行为几乎更不可能出现了。提高货币的价格只要在货币表面上印刷更大的数字就可以了，绝大多数情况下，纸浆的价格远远低于货币的价格。不过，纸质价值符号的价值下限很低，但也不是没有触及下限的时候。解放前发生过用纸币糊房间的事情。当时，有人想粉刷房间，可是物价飞涨，用一麻袋钞票只能买小半袋的石灰，根本不够用。于是，此人索性把这些钞票直接贴在墙上，整个房间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钞票世界。通胀早期的钞票在市面上流行的价值，相当于票面价值乘以货币单位的价值，如果两者都很低的话，出现钞票不如废纸的事情并不稀奇。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把法币当冥币或者手纸，估计是有的，不过偷偷摸摸，不敢明目张胆而已。
在价值符号的时代，政府可以轻易消除债务，却注定要牺牲币值。
于是，按下葫芦瓢起来。
作者：MRand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