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期间有两件大案：年羹尧案、隆科多案。以往有种说法，年羹尧、隆科多都为雍正篡位出了力，所以最后被杀人灭口。这个说法不对。隆科多确实卷入了继位事变，可年羹尧没有。康熙驾崩时，年羹尧正担任川陕总督，并不在北京。当然，他配合皇上接管了允禵的兵权，但这并没牵涉到见不得人的密谋，不存在杀人灭口的动机。
年羹尧确有军事才干。接管西北军权后，他打了一次漂亮的战争，一举平息青海叛乱。雍正给他写的朱批极其肉麻，称他为“恩人”，什么“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让人觉得很失态。清史学家孟森说雍正这么“满嘴胡柴”，必是心里有鬼。其实这倒冤枉雍正了。雍正就是这种古怪性格， 倒不一定是故意灌米汤想害谁。比如雍正夸起鄂尔泰来一样肉麻：我关心你，比关心我的儿子还厉害；你跟我分手的时候，我都哭了。这又如何解释？
雍正重用年羹尧，无非是想通过他掌控军权。雍正刚执政时，官僚系统对他抱有一定敌意，雍正需要突出军队方面的力量。年羹尧平定青海后，雍正更以此武功压制文官系统。年羹尧凯旋回朝时，雍正下令公卿大臣郊迎跪接。这种礼仪太出格了，史家大多认为这是雍正要宠待年羹尧，其实他无非是想借此挫辱官僚系统，以军方压制他们而已。雍正这么做的后遗症很大。他原本以为年羹尧是藩邸旧人，自己可以完全控制。谁料年羹尧在政治上是个粗材，一被捧就忘乎所以，很快就有点尾大不掉的兆头。一开始，雍正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他亲自接待了年羹尧。年羹尧凯旋回朝，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在此之前，几乎可以肯定雍正没有动杀年羹尧的心思，但此后两人却完全决裂。这一个多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史书记载含糊不清，但推测起来，大致是雍正发现了年羹尧难以控制，已经构成了危险。
年羹尧骄横嗜杀，说起来也不算死得太冤枉。但雍正翻脸之快、羞辱对手之毒，也让人有点恐惧。年羹尧临死前写的折子像京巴一样恭顺可怜：“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雍正的回信是让他自裁，还说：你要是有丝毫怨恨之心，就会永堕地狱，万劫不得超生。
隆科多的情形和年羹尧不同。雍正登基后，一嘴一个舅舅，用起好词来叠床架屋买一赠五，“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但没过多久，这个“稀有大臣”就挨了整，被永久拘禁在畅春园附近，最后死于禁所。从史料中隐隐约约能看出，隆科多之死似乎和那天的事变有关。隆科多说自己像诸葛亮，白帝城托孤之日就是死期已至之时；雍正则翻旧账，说他在先帝驾崩之日身上带刀。而且隆科多犯了一个大忌，他拼命劝皇上整死允禩，但同时包庇允禩的党羽，似乎想要借机接管允禩的势力。总体来看，隆科多的倒台还是登基事件的余波。
年、隆两案处理起来很顺利，但是对雍正的精神终究是一次打击。尤其是年羹尧，当年捧得太高，忽然又变得十恶不赦要谋逆，这让皇上的英明神武往哪里搁？雍正自己也说“殊令朕愧见天下臣工”。但是好处也很明显。雍正抬高军事系统以压制官僚系统后，又转而用软弱易控的岳钟琪取代了年羹尧，制服了军事系统。只可惜这个军事系统虽对皇上俯首帖耳，但打仗却变得不太灵光。雍正后期，清朝和准格尔汗国再次爆发战争。一路打下来很不顺利，总体来说胜少败多，最后战争只能不了了之。
离理想越近，离合格的考卷越远
《雍正帝观花行乐图》轴，绢本，设色，纵204.1厘米，横106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有明显的性格缺陷：多疑，偏执，神经质。这些缺陷的背后可能是一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我不太清楚他的不安全感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天生的倾向，而继位那件疑案多半又强化了这种倾向。
雍正非常自负，喜欢长篇大论的教训人，有时候还喜欢把拍马屁的闪在一旁，自己轻装上阵，亲口向臣下解释自己如何英明神武，见解高人一等。而对臣下他显得既刻薄又挑剔。翻看他的朱批，里面到处都是“混账”“尔可谓无耻之极”“尔身果有疯症耶”“仔细头”“防尔之首领”这样羞辱性的文字。有时候上一封信还温言细语，下一封就忽然没来由一通辱骂，说翻脸就翻脸。没有多少官员会喜欢这样的皇上。而且老百姓也不喜欢他。当时民间到处流传着关于他的谣言。越是把他说的不堪，大家越喜欢听。就像雍正晚年得了病，老百姓就传说他纵欲过度，所以腰以下都不能活动了。这个谣言流传甚广，一直传到了朝鲜。
这些谣言当然不可信。但是关于雍正如何勤政俭朴的说法，也不全真。雍正太喜欢作伪，越是知道自己在挨骂，越是渴望留个好名声。他当然不懒，在曾静面前表现得更勤快。但从起居注里看，他也会经常给自己放假，享受一下私生活。至于节俭，他经常装得特别省，连大臣奏章用个绢封，他都要唠叨半天说浪费。但私下里雍正很重视生活享受。圆明园就是在他手里真正建起来的。日常生活用品他也精益求精，桌子椅子怎么做，他都要连篇累牍下指示，务求华美。穿的丝绸衣服有点掉色，他也要追查责任人。当然，身为皇帝，他这些生活享受并不算出格，但确实和他装出来的样子差距甚大。
至于雍正的治功，他在短短十三年里，做了很多事情，多少让清帝国换了一副新貌。他抨击朋党，打击腐败；他剥夺士绅特权，解放贱民；他推行耗羡归公，取缔灰色财政；他建立军机处，绕过内阁号令天下；他大兴文字狱，又禁民间开矿；他逐传教士于澳门，又对海归者严加防范⋯⋯历史学家可以一一拿出来分析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倒退的”，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它们追求的总目标是什么？雍正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如果把这些措施综合起来看，雍正的目标是：大臣不敢拉帮结派，官吏不敢腐败贪污，读书人不敢乱说乱动，异端邪说不敢散布流传，臣民一律平等地服从皇上，财政上没有死角，政令上没有迟滞，整个帝国由皇帝一人如臂使指地操控。也就是说，他的理想是一个安定的、高效的、僵化的、心怀恐惧的农业国家。这种追求不能算错。在古老的中国，这甚至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许多英明帝王追求的也不过如此。放到传统王朝政治的视野里看，雍正的做法让王朝更稳定更坚固，为乾隆盛世打下基础。
但问题是，时代不同了。如果事情发生在几百年前，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评价。可是雍正驾崩的时候是1735年。在那一年，牛顿早已经去世了，瓦特也就要出生了，鸦片战争再过一百来年就要爆发了。整个世界都要面临一个前古未有的变局，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考验，中国也得交上一份自己的考卷。传统标准下得分越高，新标准下得分也许反而更低。换句话说，雍正离自己的理想越近，中国可能就离一份合格的考卷越远。我们不能苛责雍正，他不可能像后人一样明白当时的大变局，而且他只统治了13年，远远没有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所以他的影响终究有限。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无论《雍正王朝》里怎么歌颂这位君王，他都不是希望之所在。他的某些作为可能是好的、是有益的，但他的理念如果全部实现，也许只会让中国的未来更加黯淡。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12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