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制度对西方质疑的回应
中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成功崛起，对西方最大的威胁不是经济竞争而是政治制度。西方赢得冷战之后，其制度对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垄断达到空前，而这也是西方统治世界的基础。然而，冷战结束二十多年后，一方面是中国成功崛起，另一方面西方却陷入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中。众所周知，政治制度最怕有可替代性。处于危机的西方恰需要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供支持以渡过难关，而中国却在这一点上对西方客观上构成强有力的挑战。于是西方在不得不承认中国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同时，也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制度发难。特别是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制度提出两个尖锐的质疑：中国模式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中国模式无法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的出现。
虽然2003年，中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但从西方政治学思维来讲，这只是唯一的一次，是特例，不具备说服力。在它们看来，就是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衡量其是否成熟的标准也在于是否能够实现两次权力更替。更何况中国这种“第三条道路”。而十八大，中国再度实现了制度性和平权力传承，以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验证了中国制度模式的成功和成熟。
同时，前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等高风亮节、宽阔胸怀，带头完全离开，实现了外界所称的“祼退”，完善、确立了中国的权力交接制度。让西方“中国无法避免出现政治强人”的质疑遁形。
西方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批评，还指向中国独特的制度架构：为什么在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权（国务院）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决策机构——中共的常委制？尽管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人也同样是常委成员。
从今天的世界来看，中国的制度模式确实独特。不过，制度独特非中国所独有。比如瑞士，虽然也被西方称为民主国家，但它却没有反对党，所有的党派都是执政党。每个党每年轮流担任国家领导人，重大事项均通过全民公投。
被称为独特的还有来自伊斯兰社会的伊朗。伊朗一方面接纳西方的多党普选制度，另一方面又在之上建立由伊斯兰教法学家担任的国家最高领袖及宪法监督委员会。最高领袖不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但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是伊朗在宗教上及中央政治的最高领导人及伊朗军队的最高统帅，并终生任职。这种将神权统治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伊斯兰共和国”迄今仍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不过这也是迄今为止伊斯兰世界唯一解决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两者张力的制度模式。另一个被西方捧为榜样的土耳其，自二战后一而再的发生军事政变，到今天，两派的冲突仍然在街头持续。
不过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出发，最为惊异的还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盟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模仿”。
欧盟的行政机构是欧盟委员会（欧盟各成员国各选派一名委员组成），立法机构是欧洲议会（下院，选举产生）和欧盟理事会（上院，由各国的部长组成）。立法机构也被称为欧盟主要的决策机构。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其之上还有一个事实上的最高决策机构，而且这个决策机构还不列入欧盟的机构序列中。这就是由欧盟各成员国首脑或元首组成的欧洲委员会。和中国更为类似的是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的主席、立法机构欧洲议会的议长、欧盟理事会的主席也都是欧洲委员会的成员。
不过和中国不同的是，没有人会指责欧盟的这套制度设计。或许这就是话语权在谁手里的区别。
最后，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有三个重大缺陷：一是由于血缘的局限，执政集团无法总是产生优秀的最高领导人。二是由于终身制，一旦出现不合格的领导人则无法及时更替。三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虽然继承了这个传统，但由于最高领导集体的全国选拔和任期制，前两个问题已彻底解决。不过，有效监督方面，却一直被外界所质疑和批评。
应该说，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也一直是中国历代关注的焦点。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 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据甲骨卜辞记载，商代已有御史一职。战国时期，御史已有监察职能。秦汉时期，御史大夫的职掌为“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主要负责监察。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各设刺史一人，以六条问事，监察地方官员。唐代中央设御史台，下属台院、殿院、察院，专司监理。宋代除了设置御史台来 “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还设有谏院，谏官和御史可“风闻弹奏”。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定期到地方巡回监察，称为“巡按御史”，又新设六科给事中对中央六部对口监督。清代将六科给事中合并于都察院，与御史合称“科道”，专司监察。
到了当代，除了传统的“民本主义”、“天命观”、“绝对权力绝对责任”对执政党的约束和压力，也建立了现代的监督体系。如以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监督；以行政监察监督、行政复议监督和审计监督为核心的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监督为核心的司法监督、以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及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监督为核心的社会监督；以日益开放、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监督。
中共也先后出台《党内监督体系》、《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进一步完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民主生活会、询问和质询等党内监督10项制度。中央和省级党委都建立巡视机构，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监督。政府则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建立了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司法机关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等司法公开制度。
诚然，中国的监督体系仍然处于完善之中，与民众和社会的期待还有距离。然而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来临，则有效弥补了中国现行监督体系的不足。由于冷战后中国成为唯一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并通过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从而令中国成为全球特别是西方特别关注之地。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被过度聚焦和放大。这种过度的“关照”，自然对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压力，起到了相当有效的监督作用。如果把全球看做一国的话，西方实际扮演了反对党的角色。也就是说，中国无需付出西方多党制的代价和避免其弊端，却可享有监督之利。
信息时代的来临，也起到类似的作用。特别是互联网和手机的高度普及——网民数量5.64亿，手机网民突破4亿，以其无所不在的优势和开放性、快捷性、低成本的特点，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监督和表达意见的平台。同时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适应时代建立了网络举报平台，如今全国已有15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相继开通举报网站。2005年底，中央纪委、监察部也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新华社在2009年也通过新华网公布了中央和地方网络举报方式。为了鼓励网上举报，一些地方出台了奖励措施。如北京市检察机关规定，对网上实名举报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犯罪的公民，经查实结案后，最高将可获得10万元的奖励。
网络反腐这种新形式一经推出，立即展现奇效。中央纪委网上举报中心仅开通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月均2700件，其中署名举报、有效举报占多数。而最高检提供的数字显示，全国网上举报案件数量年均达3万多件。
网络时代可以令中国任何一地的问题迅速曝光，高效处理，有效强化了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比如近年网络曝光的“表哥”、“房叔”、“房姐”、“天价烟”官员、雷政富“艳照视频”，2013年网络反腐更将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铁男拉下马、上海多名法官嫖娼劣行曝光于世。这不仅有助于中央对地方的制衡，更有利于问题的迅速解决，也推动着制度的完善。
中国政治权力制约的另一个他国没有的独特因素是一国两制下香港、澳门特区以及尚未统一的台湾存在。由于两岸三地的制度不同，这本身就存在着无形的制度竞争。更重要的是，香港和澳门实施的一国两制是否成功，将对台湾未来的命运、两岸是否能够建立互信和顺利整合起着关键作用。维护国家统一、重建国家统一的历史责任不仅对中国执政党是巨大的压力和监督力量，也是不断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的动力。
如果做一个总结的话，衡量不同制度的标准实际就是三个方面：是否能够产生优秀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充分了解国情（像中国的五年规划）、是否能够排除资本和大众（也包括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党）的制约而做出有效、符合长远利益的决策。从这三方面来讲，中国创造的制度文明要远远优于西方。
对于中国制度的表现，这里不妨引用即将离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底接受法国《快报》（l’expresse）杂志专访时所所评论的：自从邓小平在1979年决定经济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是四十年来在经济领域犯错误最少的国家。拉米解释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建立在孔子的君主理念基础上，主要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四十年大幅减少。
事实上，中国制度的优异表现竟然超出了所有极端乐观主义者的预测。法国资深外交官于贝尔.韦德里纳2006年在其专著《面对超级大国》（由法国外交部和驻华大使馆“傅雷”资助出版计划资助）提出一个当时看来非常乐观和大胆的预测：“如果一切都进展顺利的话，在2020年至2030年间，赶超德国和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结果仅仅一年之后，中国就超越德国，四年之后超过日本！足足提前了10到20年。既然“如果一切都进展顺利的话”，中国才能到2020和2030年间超过德国和日本，那么提前10年到20年，又应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呢？那么超越“一切都进展顺利”的制度又是什么制度呢？
关于制度，中国最早的自由派学者严复（晚年走向保守主义）有过精辟的论述：“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这恐怕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鞋子合不合适，穿了才知道”的含义。
三、西方政治文明衰落与中国制度文明崛起的意义
目前人类三大主要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真正能和中国政治文明并驾齐驱的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西方这种制度发展到今天已弊病丛生，日益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挑战。中华文明将不得不再一次扮演统领世界的角色。
西方近代民主至今不过两百余年历史，可以分为有限选举的精英民主和实行普选的大众民主阶段。这套制度在化解资本主义初期尖锐的劳资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也是居功至伟。但随着大众民主的出现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西方民主遇到前所未有的瓶颈。2007年以来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其弊端的外在显现。截止到2012年，欧元区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90.6%，整个欧盟则高达85.3%。主要国家则分别为：德国81.9%、英国90%，法国90.2%，意大利127%，最高的是希腊156.9%。西方另外两个大国美国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00%，日本则创下世界纪录超过240%！国际通行的标准则是，超过60%即为警戒线，再高就有爆发经济危机的危险。相关研究也表明，当一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超过90%，该国经济增长将陷于迟滞。如果债务占GDP超过100%的话，存量债务的利息支出负担，将使未来削减财政赤字十分困难。枯燥的数据揭示的却是触目惊心的西方困境。
其实美国的次贷危机，早在几年前就被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发现，但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危机爆发后，他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这样辩解：不错，我是几年前就知道次贷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让银行破产、穷人失去住房，国会会批准吗？可谓一语道出天机。美国的次贷危机，以“两房”破产为转折点。但两房的问题二十年前就被美国学者（汤姆·斯坦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看破，在他的努力下，国会甚至举行了听证会。然而，在两房两大巨头的游说下，在听证会上甚至不允许这位学者讲话，后来虽然成立一个委员会，但没有任何权力的委员会根本无法制衡两房。直到2007年，这位学者仍然一再撰文呼吁两房的问题，但最终等来的是危机的全面爆发。
西方目前的民主制度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和日益面临种族与宗教的挑战。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于普通的选民。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对于事关长远、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务并不关心，也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德国选民素质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环保意识。但只要绿党提出增加燃油税，绿党的选票就会大幅减少。另一个有着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法国2005年公投欧盟宪法，尽管是法国人起草的，而且对法国国家利益做了很大关照，但仍被公投拒绝。而实际上，绝大多数选民都没有读过欧盟宪法草案，他们只所以投反对票仅仅是对现政府不满，而不是对欧盟宪法有不同意见。
德国、法国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国家。如果说中国的体制只要决策者想明白就可实行，而在西方国家，至少要全民的多数理解和支持才可行的通。从社会实践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法国二战后对新宪法进行全民公投，戴高乐有如下评论：法国选民的态度是“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听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反对，三分之一的法国人根本不了解”。而国家的命运就交由这样的选民去决定。
一语以蔽之，西方现在的债务危机就是它们的模式下人民当家做主的后果。应该说，注重监督和制衡是西方制度的一大特色，可是又由谁来监督在社会发展扮演极其重要角色的大众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空白，这恐怕又和当今民主制度的一个理论假想密不可分：把政府当作应有之恶，要进行限权，但对人民却又认为是道德完美、能够做到绝对正确。事实上，人民的全体和个体的人民一样，都有先天性的人性缺憾，比如好逸恶劳贪得无厌、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等等。而任何权力包括民权没有限制都会被滥用。于是在西方这种制度模式下，民众可以通过选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并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诉求。今天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债台高筑寅吃卯粮、高福利难以为继却无法改革、民众日益懒惰贪图享乐、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源就在于此。
当前西方声誉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历史学者，被《时代》周刊称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的尼尔‧弗格森，在《金钱与权力》、《文明》后，又推出一本新作：《西方文明的4个黑盒子》，在这本书中，他认为西方衰落的答案就在西方的建制正在退化。代议政体、自由市场、法治、公民社会，曾是西欧、北美社会的四大支柱，但在今天这些建制已败坏变质。根源则在于做为选民的人民变得不负责任，使一代的选民得以在牺牲未来数代人利益下过日子。
所以，面对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庞大人口的压力，西方民主不但束手无策，甚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民众（也是人类）的贪婪本性在民主制度下得到了极大的放大。美国6%的人口却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这在民主制度是根本无法改变的。在地球还拥有充足资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弊端还不明显，也不致命，但到了今天，则到了难以持续的程度。
以权威和严谨著称的《自然》杂志最近刊登了来自国际十多个机构的22名科学家共同撰写的“地球生态变化”报告，认为由于人类对地球的无止境破坏，地球生态终于承受不住，在本世纪末将可能最终覆灭。报告还认为今天地球面临的最大危害是不断膨胀的人口。现在重要和紧急的任务是人类改变生活模式。22位科学家向各国政府提出了紧急行动计划。第一项就是快刀斩乱麻，用极端的方式立即减少人口压力。虽然科学家们没有给出立即地，以极端方式减少人口的办法，但相信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也是唯一拯救人类文明的办法。但计划生育只有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制度模式才可以做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则只能会起相反的作用。
这个中原因不难理解。一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教反对流产，而基督教又被认为是民主制度产生的重要基石（伊斯兰教、印度教也都鼓励生育），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上也要手按《圣经》发誓，美元上也印有“上帝保佑”。二是在民主制度下，无法抗衡这样的民意。人口众多的印度实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国家， 结果引发全国性的骚乱（也有政党腐败、选举争议的原因），以致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实行长达十九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当时的总理甘地夫人也由于采取强硬措施推行节育，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她在之后一年的大选中落败。此后尽管每个印度政党都意识到人口过多的消极影响，但都害怕触犯众怒，在历次的大选中，没有任何政治家敢再提出强制节育的口号。
虽然西方在崛起时，可以通过对外殖民的方式减少人口压力，并且赢得时间成功通过经济发展实现人口出生率的降低。而这些在后起的民主国家都无法再复制。还是那句话，任何制度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旦其存在的土壤改变了或者消失了，这种制度也就走向它的反面。今天，在人类面对资源短缺、人口高速膨胀的艰巨和迫在眉睫的挑战面前，民主制度不但束手无策，无法遏制人类的贪欲，相反还起到加速危机的效果。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只能是中国模式。可以说是时代将令西方的民主模式终结，也是时代需求重新赋予中国文明以历史舞台。
如果说生产资料的绝对公有制（即经济上均贫富）是人类已经证明失败的乌托邦，那么另一大乌托邦即政治权力的绝对平等（一人一票）的失败也正在被历史所验证。
二是西方的政治还受制于财团。西方的选举民主，决定了必须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财团。虽然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开始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那些获得财团青睐的候选人才可能脱颖而出。胜选后，当然必须进行回报。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但高盛集团的政治献金仍然高达数亿美元。由于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臣服，从而使得资本处于无监管状态，不出问题，仍然可以保持繁荣，一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崩溃性的。前几年倒闭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什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参议员、众议员能源委员会的23名委员中的19人接受过安然的资金。就是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总裁的推荐下才获得这个职位的。这样的公司谁还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彻底毁灭为止。同样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多夫居然能够在美国可以多年撑起一个五百亿美元的骗局。他自己在监狱中也一再声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骗这么久。
财团对政党的控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式，危害也各有特色。比如德国经济支柱汽车工业极为强大，于是德国便出台了全球独一无二的规定：高速公路不限速（这和美国持枪自由异曲同工）。而在法国，最触目惊心的则是医药行业的能量。2011年曝光的“美蒂拓（Mediator）减肥药致死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美蒂拓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在业内公认禁用的药品，法国到了2009年才禁售。根据2011年年初法国公共事务监察局发表的调查报告，法国施维雅公司生产的美蒂拓减肥药涉嫌致死500人，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显示，美蒂拓致死人数高达2000人，另有数千人因为服用了这种药而产生心血管并发症，无法正常生活。更为严重的是，该制药企业存在涉嫌故意隐瞒药品的副作用和欺骗消费者行为。
施维雅公司之所以瞒天过海如此之久，根源就在于它是政党资金的主要赞助者。整个法国供职于医药机构的高级专业和核心人员，几乎都被医药集团收入囊中：或雇佣过，或担任其顾问，其中包括国家卫生部官员、部长专业顾问等关键部门的人士。甚至政府卫生部国务秘书、国家医药检验机构长官等官方人物本身也有着为医药集团公司供职领薪的经历，同时也盼着在离开公职后进入医药集团以谋求更高报酬。
施维雅公司创始人、总裁雅克·施维雅曾是法国第九大巨富，是对法国政坛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一个人物，经常组织左、右政治家与财团名流的晚宴。就在丑闻开始出现端倪并被禁用的2009年7月，施维雅居然获得了法国第二等荣誉勋位勋章——“大十字架勋 章”（最高等的领袖勋衔只授予法国国家元首），而且是时任总统萨科齐亲手为他颁章。媒体披露的萨科齐在为其颁章时的一句话足可以总结他们之间多年的关系：“我至今对我们在1983年第一次相逢记忆犹新……你当时已经认为，我将会成为共和国总统……”
面对举国上下的压力，2011年1月，时任法国卫生部长克萨维埃·贝尔特朗宣布，将在年底前对法国药物警戒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从而让制药公司对安全问题担负起举证责任。但是，时至今日，公众关注的这项改革却看不到有根本性的进展。而最为讽刺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最早提出药物警戒体系这一概念的，也正是法国。
众所周知，医疗安全人命关天。但即使在这样的领域，财团依然可以为所欲为，草菅人命，更何况其他行业？
不仅在选举时金钱对政治积极的介入和控制，更重要的是对政治日常运作的渗透和影响。这又以形形色色的游说集团为代表。今年夏天美国最火热的政治书籍是《这座城》（《This Town》）。该书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美国的统治精英，高层互相勾结、口蜜腹剑，媒体则极尽煽动之能事。各种“猛料”背后反映了政治腐败与无能。这本书以详细的资料告诉世人，美国的永久性政府不是政党，也不是某个机关，而是一帮专门守着联邦政府钱袋子的职业操作者。在华盛顿，金钱已经超越权力，成为“终极货币”。 国会议员每五天的工作中，有三天是用来筹钱。他们在国会每次投票都非常注重金主们的利益。此外，游说者们握有参议员和政府员工人人向往的金钥匙：公务员卸任后的就职去处。1974年，只有3%的国会议员卸任后加入游说公司；而现在，众议员卸任后担任游说者的比例是42%，参议员的比例更高，达到50%。其后果就是涉及全国利益的立法便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控制。
现在的立法塞满成千上万条妥协条款。1913年创建美联储的法案只有31页。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案》（银行监管法）共37页。2010年新通过的银行法《多德-弗兰克法案》共849页，外加数千页的补充条款。《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即奥巴马医改的成果）超过2000页。而所谓的补充条款，就是各种条件、例外和豁免权，而掌控这些内容的人恰恰是被监管对象。
这本书得出的冷酷结论是：权钱交易已经彻底地程序化。美国正如罗马帝国崩溃前的末期：制度化的政治腐败，作恶成了惯例，违法成了时髦。
据法国出版的《他们的债务，我们的民主》一书披露，仅2010年美国游说集团投入的资金超过300亿美元，完全由金钱组成的游说集团被称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之后的“第三院”。美国的民主也被冠以“出售的民主”。而这一幕也在欧洲上演。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被称为继华盛顿之后名列第二的“游说者之都”——在欧盟总部方圆四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密布难以计数的游说集团。
三是西方民主制度模式正普遍面临种族和宗教的严重挑战。在南非，自从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实现普选以来，人口占多数的黑人就垄断了权力。几世纪一直统治南非的白人阶层再也无法染指。在这样的种族结构中，民主制度已经没有多少存在的意义：选举结果早已决定。不只是在南非，就是美国这样最强大和富有的民主国家也同样。2012年美国大选，黑人对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支持率是94比0！完全是一边倒。好在美国黑人在美国人口中只占12.85%，否则，南非的现象就照样会在美国重演。但从长远看，非白人裔增长速度远高于白人——2011年非白人出生总数第一次超过传统白人。另外2012年美国白人的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而这种现象在其他族裔并不存在。也就是说种族决定选举结果的那一天恐怕在两代人之后就会浮现。除了黑人之外，说西班牙语的拉丁裔占美国人口22%（美国的人口统计学家不把这些白人西班牙语族裔算在“白人”人口范畴之内），而且还是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群体。结果2012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用拉美西班牙语制作广告的花费是奥巴马的七倍——黑人不管怎么讲没有自己的语言，对美国的文化影响或许有限，但拉丁裔显然不同。
根据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八个都会地区，少数族裔人口在过去十年内已变成了多数。而在美国前一百大都会地区，在多达廿二个都会里，白人已沦为少数族裔。更惊人的是美国3岁以下的少数族裔婴儿首次多于白人婴儿，且为过半多数。而在20年前，3岁以下的白人婴儿占该同年龄层的比率超过60%。年轻的少数族裔将在本世纪中叶成为多数人口。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预测，非拉美裔的白人比例2050年将降至46%。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学者享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忧心重重的论述了大量移民涌入、白人低出生率所导致的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并认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
由于罗姆尼信仰摩门教，所有的摩门教教徒也都不会投票给奥巴马。当然摩门教徒占美国的人口比例只有2%，也不会现在就出现宗教信仰决定选举结果的现象。但同样的，摩门教是传播最快的宗教之一。过去摩门教徒根本不可能出来竞选国家最高领导人，但现在除了罗姆尼还有曾担任过第九任驻华大使的洪博培。从未来看，摩门教赢得大选的这一天恐怕早晚会到来。
欧洲虽然不是移民社会，但二战后为了弥补劳动力短缺和维持高福利制度，引进了大量的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到今天也形成了和美国类似的挑战：伊斯兰社会的迅速扩大。穆斯林一是极难被西方价值观所同化，还规定不许和异教徒结婚，除非对方改变信仰。二是出生率极高。据统计，1990年以来的人口增长中，90%来自穆斯林。比利时统计机构2012年宣布欧洲大陆的穆斯林已达3000万人，其中心负责人苏莱曼·雅辛博士表示，德国、荷兰、法国、英国、西班牙是伊斯兰教传播最快的国家。周五到清真寺参加主麻聚礼拜的穆斯林人数已远远超过了星期天到教堂参加祷告仪式的基督教徒人数。目前在英国1689座清真寺也与1700座的国教徒教堂几乎分庭抗礼。
法国穆斯林家庭生育率是8.1（法国平均生育率只有1.8）。二十岁及以下人口中，30%是穆斯林背景。按照目前发展的速度，三十多年后法国将成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法国最大的港口城市 马赛现在实际上已经穆斯林化了）。在荷兰，50%的新生婴儿来自穆斯林家庭。十五年后，一半荷兰人口将是穆斯林。在比利时，25%的人口已经是穆斯林，50%的新生婴儿来自穆斯林家庭。在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说，到2050年，德国将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可以说欧洲大陆难逃伊斯兰化的命运。极右的布雷维克2011年在号称世界最安全的国家挪威屠杀了77人，制造了二战以来最惨重的悲剧，他自称此举是为了提醒世人伊斯兰社会的迅速扩张。在法国，七十多岁的、著作等身的极右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温纳在游人如织的巴黎圣母院里的圣坛前开枪自杀。他的死，并非仅仅是为了反对同性恋，更有对法兰西文明未来的绝望。2013年法国通过了同性恋婚姻法，一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样写道：“无论如何，当15年后伊斯兰主义者在法国掌权，他们还是会废除这项法律的”。正如法国媒体所评论的：在“接受同性恋婚姻”和“接受伊斯兰统治法国”之间，温纳无路可走，只有在圣母祭坛前，以自己为祭品，来为他心目中纯粹的法兰西文明献祭。如果欧洲伊斯兰化了，西方文明演变成伊斯兰文明，西方的民主还有存身之处吗？
西方的这种危机，早就引起不少学者的警醒。美国学者Mark Steyn在其《孤单的美国（America Alone）》一书中（此书随后在加拿大被禁），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推论：西方文明即将毁灭！ 他认为，人口问题、福利、民主制度是造成西方文明毁灭的关键。 也正是：人是传承文明的唯一载体，有了人，才有一切。没有了人，就什么也没有了。
其实从本质上讲，西方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多少独特之处。正如熊彼特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提出，民主不过是在几个精英集团进行选择的制度安排而已。确实，纵观历史，不管什么制度，最终都是要产生治理国家的精英。人类历史上，不管出现了多少种制度，在精英的产生方式上只有两种：一是精英选择精英，一是大众选择精英。
在西方实现普选之前，包括古希腊民主、罗马的共和、欧洲和中国的封建王权、西方的有限选举，都属于精英选择精英。西方实现普选之后，才创造了一种新的精英产生形式：即大众选择精英。这个模式从产生到现在还不到一个世纪，美国还不到半个世纪。这个模式是否有效，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但此次西方经济危机，应该算是对它的一个重大考验。不过熊彼特的一个观点还是十分有道理的：“这些民主理论不经考察投票人是否具有对投票内容的专业认识便以为多数的意见优于少数的意见 。”“这样的民主学说仅仅是空想，与事实完全脱节。”
中国传统上都是精英选择精英，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唯一的区别在于民众参与的程度越来越大。从根本上说，中国和西方不同的主要因素之一，就在于精英产生的方式不同，而绝非西方宣传的民主和专制的区别。要知道，西方主要国家改变精英的产生方式不过半个世纪，而且已经弊端丛生。很突出的一点，它不仅给追求利润、贪婪压倒恐惧的资本介入和控制政治创造了条件，也为注重眼前利益和福利的民众所绑架。
西方今天在谈到民主制度时，往往要追溯到古希腊。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古希腊的民主不过是历史发展的常态而已——而且是人类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常态。就如同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一样。古希腊民主产生于奴隶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许多文明都是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领袖。这在中国历史上也不鲜见。北宋时期的契丹王朝，它在奴隶社会阶段，各部落每三年选举产生可汗。后来在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实现了从游牧社会到稳定封建王朝的过渡，确立了皇权世袭制。南宋时期出现的蒙古政权，处于奴隶制与封建领主制两种制度并存的过渡时期，仍然处于部落游牧状态。但成吉思汗却颁布了《成吉思汗法典》。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套应用范围最广泛的成文法典，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宪法性文件，以此建立了一套以部落民主为基础的行政权与司法权两权分立的蒙古贵族共和政体制度。行政权及司法权分开，以两权制约的判例制度，比英国19世纪的判例制度早约600年。但是蒙古入主中原后，仍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
可以说，从奴隶社会的民主选举到封建社会的皇权世袭专制是人类的进步而不是倒退。就如同从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到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占有一样，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民主制度虽然是它的前殖民者英国留下的，但它自己却声称源自古印度。
古希腊民主之所以今天拥有如此光辉的形象，则和西方现代的崛起和刻意美化有关。这就如同巴黎公社，在苏联模式盛行的时期也曾被披上耀眼的光环。客观而言，古希腊民主和巴黎公社一样，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但绝没有西方有意拔高后的历史地位。
西方民主的衰落与中国制度文明充满生命力的崛起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最伟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昔日中国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富庶，更重要的是制度文明。今天的中国，在重新走向富强的同时，也将再一次为人类开拓出更高的制度文明。
今天的中国非常类似于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主要制度构架已经建立，无需巨大的颠覆式变革，只需与时俱进的微调。关于中国的未来，从历史和文明发展角度出发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中国尚处于文革时就得出如下结论。在他研究的二十三个文明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传承没有中断的。他在与池田大作的谈话集《展望二十一世纪》里，作出了明确的表述：“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汤恩比还曾预言“人类要想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必须要到中国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汲取智慧”。“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
未来的中国，正如2009年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在向温家宝总理提问时所表达的：“过去，我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中国的发展打了很多问号，但每次这些问号都被你们用漂亮的成绩回答了；这一次，尽管我也有问号，但我不怀疑中国会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而这种判断显然来自对中国政治文明的充分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