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两会，最大焦点就是反腐，这也是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大手笔之作。
不过正当中共前所未有的反腐败浪潮席卷中国之时，海外既有击节叫好之声，也有质疑的声浪：一党执政下的国家，没有外部有效监督，能真正有效的遏制腐败吗？
仿佛是对这种质疑的回应，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出席纪检监察系统老干部新春团拜会时，即兴发表了15分钟的讲话，对反腐败引用了习近平主席的一句话：“有人说一党执政解决不了腐败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就不信这个邪’”。
中共敢如此表态，自然有它历史与现实的底气。1949年中共成为执政党，西方就断言新政府难以存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就预判面对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全力治理战争创伤的中共不可能出兵。就是出兵，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力。毕竟一百多年来，中国军队素以善打败战而著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西方断言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是不可能转型为市场经济的。政治学者更是普遍认为一党体制下是无法建立市场经济的。1989年之后，西方更是武断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无法再持续下去，政府的寿命将以月计。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一直到今天，西方最流行的还是中国崩溃论。大家可能还记得，2002年6月，《经济学人》专门出了个关于中国的副刊“底气不足的中国龙”。它对中国的分析如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依赖着国内引擎的拉动，而这已经力不从心了。过去5年里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于政府的巨额支出。因此，政府的债务飞速上升。再加上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国家巨大的养老金债务，一场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中。”它的结论是：“看来，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必将产生动荡了。”实际上，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国不但没有被卷入危机，还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到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国。
尽管如此，西方依然如故。就是当下，2015年3月2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题为《世界末日：为中国的崩溃做好准备》（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的分析文章，罗列了为应对中国崩溃美国政府应当采取的措施。
在西方，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论断：共产党国家不可能解决权力的制度性交接。结果，中国再一次令它们失望了。
至少到目前，西方每一次的预言都被不信邪的中国共产党证伪了。至于最新的反腐败这个预言虽然需要历史来验证，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这一次中共依然是赢家。
首先，腐败的产生和制度无关，而是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从历史上看，西方各国在工业化时期都出现过大规模的腐败。仅以美国为例，十九世纪下半页黄金起飞时期的美国也被称为“盗窃横行的时代”，政治体制充斥着唯利是图的企业主和政客。参选各方都需要依赖街头恶棍威胁选民、贿赂、舞弊。政治人物胜选后，立即给予回报。甚至总统的名字也可以借给商人为公司起名，进而诈骗。
这种共同的历史现象并不难理解，转型期缺乏规则，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财富也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腐败的成本增加，同时再加上法律的完善，腐败终于被控制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令腐败绝迹。
从现实中看，许多民主国家都是严重腐败的国家，其腐败程度都远超中国。这一点可从德国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全球廉洁排名中得到验证。比如印度、俄罗斯、菲律宾、印尼等都是如此，至于非洲的民主国家更是腐败排名垫底。
根据“透明国际”的排名，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国家越贫穷就越腐败，廉洁国家都是富裕国家，这和制度无关。不管是廉洁还是腐败国家的行列中，什么制度的国家都存在。其结论自然是：腐败的根源在贫困。印度圣雄甘地说过一句名言：“贫穷是最大的暴力”。事实上，贫穷才真的是万恶之源。中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消除贫困奇迹，这不仅是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也是在消除一切恶的本源。这也是中国能够解决腐败的真正底气所在。
其次，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社会，都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在没有西方民主的条件下，成为全球最廉洁的范例。这就是新加坡和香港。
新加坡建国以来就是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华人社会的廉洁奇迹：全球排名第五，亚洲排名第一。远超英法德美日意所谓西方先进国家。
如果说廉洁新加坡是在一党执政下实现的，香港则更是在殖民体制下创造的。目前，香港也是亚洲最廉洁的地区。比较奇特的是，在综合条件相似、具有可比性的亚洲四小龙中，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洁程度却远远超过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韩国和台湾。特别是台湾要说一说，在蒋经国时代，台湾是非常廉洁的。反而是民主化之后，台湾的腐败迅速恶化。从李登辉开始搞黑金，到陈水扁家族亲信塌方式腐败，现在的马英九虽然个人很廉洁，但亲信、官员的腐败却屡屡发生。我们是不是要问：何以蒋经国强人政治时期可以做到廉洁，到了民主化时代反而恶化了呢？
对中国而言，出现腐败，只不过是西方昔日发展规律的再现而已。而和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情况下，则有新加坡和香港这样成功治理腐败的范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国怎么能信西方的邪呢？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的反腐败可以轻而易举，相反由于文化和规模的原因，中国的腐败更为复杂，治理难度更高。
看一下德国透明国际的排名，就会发现，富裕国家（地区）中，国家（地区）规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麦、芬兰、新西兰、瑞典、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荷兰、冰岛、卢森堡、德国、香港、巴巴多斯。这些国家（地区）人口要么只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过千万的只有德国和加拿大。
之所以如此，就是规模越大，治理腐败的成本和难度越高。中国是拥有十三亿人的超大型国家，而且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所以中国出现大量的腐败，并不令人意外。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透明国际”排名中是最廉洁的国家，仅次于巴西。从中也可见中国反腐败的有效性和打击的力度。
文化上的原因则要归于人情社会。人情社会不仅放大了腐败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许多贪官在自诉中都提到迫于人情而不得不受贿的心态。这一点，如果观察一下台湾这个号称唯一一个华人民主社会的地方，或许有更清楚的认识。根据西方的理论，贿选一般都发生在贫穷国家或地区。但台湾却是一个例外：即使台湾早已是发达经济体，但贿选却仍然十分普遍和严重。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会这一文化因素导致的。
发展阶段、超大规模以及人情社会，加大了中国的腐败程度和治理的难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最终有效治理腐败的时候，确实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我们不得不说的是，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不仅未来中国的反腐败会挑战西方的论断，就是今天中国的腐败，也挑战了西方的理论。西方一向认为，腐败会扭曲市场信号，错置资源和损害公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可是中国三十多年来，腐败一直很严重，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一直很高速。尤其特别的是，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腐败越是严重，查处的官员越是众多。以至于美国学者魏德安写了本专著《双重悖论》，来解读中国特殊的现象。他的结论也很有趣，中国的腐败属于发展性腐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日益商业化，这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国家则是掠夺性腐败，蚕食了国民经济。不过魏德安的另一个结论也很重要：由于中国政府的反腐措施已发挥一定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这不由令人想起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支持西方的学者们不断向世人重复一个词：创造性破坏。这大概和发展性腐败有一拼吧。
最后要说的是，中共究竟凭借什么来有效的遏制腐败。
首要的自然是经济发展。中国今天人均GDP已经达到7300美元，距人均1万美元不过2300美元的差距。而1万美元是公认的成为发达国家的门槛。依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最多三年中国就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这是中国成功遏制腐败的物质基础。
其次，中共是一个继承中国政治优良传统的政党。中国政治传统从精神和价值上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与“民本”相紧密联系的是则“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为人民服务”就是古代“民本主义”在今天的现代化表述。所以中共有铲除腐败的自觉和道德压力。美国学者社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对比过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的不同：“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的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象仍在为已着想”。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治传统的本质。
当然这种压力除了传统和道德，也和网络时代、智能手机时代、全球化时代，国内外可以有效监督中共息息相关。
其次，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反腐败体制：中纪委。每个国家和地区反腐败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香港是直属特首的廉政公署，而中国则是中纪委。虽然按西方的标准看，中纪委的角色作用超越司法部门，但从另一个角度则是中纪委加司法部门联手打击腐败。这完全取决于从什么立场来解读。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结果。只要最终中国有效的遏制腐败，这套独特的体制就会被全球所认可，并出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
最后自然是如同西方一样完善法治。2014年，四中全会，依法治国首度成为中共全会的主题。2015年，“四个全面”成为中共的理论创新，其中有两个全面就和反腐败有关：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共领导人谈到反腐，都强调以治标赢得制度建立这一治本的时间，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转变。
如果预估一下中国的反腐前景，五到七年左右，就是按汇率法，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更加完善，世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任期内，中国不仅经济上重返世界巅峰，社会发展包括廉洁都将成为世界的标杆。
本文结束之际，还想再反驳一个在台湾、在海外颇为流行的贬低中国发展的观点：中国大陆13亿人，发展起来是很正常的，成为全球第二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是这个说法完全违背事实。在今天的世界上，能发展起来的绝大多数都是小国。人口过亿而成为发达国家的只有两个，一个美国，一个日本。在全球人均GDP（衡量个人财富的指标）排名中，美国仅仅17位，日本更是28位。美国人均GDP仅仅是排名第一摩纳哥的四分之一，日本连四分之一都不到（中国则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可知日本和摩洛哥的差距有多么大）。事实是越是人口大国，其发展难度越高。所以，中国能够发展到今天，不但不是正常的现象，相反是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现象。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得不惊叹中华文明的伟大。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有这么多人口，竟然能迅速发展起来，真是太了不起了。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其实，要识破海内外那些针对中国的奇谈怪论并不难，只要和现实对照就足已，就会和共产党一样不信邪！
